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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宁的小说以县城为背景，以“局外人”形象为焦点，叙述他们的生存状态。其小说常描绘两种对立的状态，但其目的却不在于消解这种对立的紧张关系。小说中总是穿插的回忆打乱了小说原本的线性时间叙述，而这种做法其实也为人跳脱出自身的异化及充满束缚的处境带来了启发。
一、“局外人”的焦虑
在马雪宁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局外人”的形象。所谓的“局外人”指的是自身的意识与处境不相匹配，从而使得自身归属感的彻底丧失。就小说中的“局外人”而言，他们有着不同的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在《今生已是海底看雨》中，刘宇航、学生父亲就是一种在“城市”和“县城”冲突之间出现的“局外人”的形象。刘宇航是一个从“城市”回到“县城”的大学生，他身上所具有的是跳脱出“县城”而被“城市”所塑造的文化意识。刘宇航是作为一个有着“城市”印记的人出现的，当他回到县城的时候，他所体会到的是格格不入。他发现在小县城中没人对话剧有兴趣，所出演的话剧也宛如闹剧，当他的母亲提到回县城做一个公务员时，他只能选择转移话题，当他骑着车走在自己生长的故乡时，他只能感到“老家变了”。对于刘宇航而言，他回到县城所能体味到的并不是归乡般的安心，他更多的是一种自身已经被塑造的文化意识与处境之间不融洽的焦虑。同样的，那位学生父亲也处在一种“局外人”的焦虑之中。学生父亲是一个诗人，但始终不能与县城中的其他诗人对话，原因就在于县城中的诗人只聊李白和杜甫，而这对于学生父亲而言远远不够。在这里，学生父亲对于诗歌所抱有的是更加广大的视野，他的诗歌观所象征的就是比“县城”更加先进的“城市”，但这种诗歌观所要求进入的确实“县城”的圈子。所以对于学生父亲而言，他所能体味到的同样是一种无法进入的焦虑，正如他对自己的描述一般，他是一个“一墙之隔的我”。到了《山神》中，王路同样也是这种“局外人”的形象。王路是一个在“城市”读完大学之后无法留在“城市”而回到“县城”的人。她同样经历着一种处在边缘的焦虑感，真以为这样，所以她才会担心昔日的玩伴严梅会对她的回来而担心。王路对于自身回到“县城”始终是一种不认可的状态，而这种不认可归根结底就在于王路自身的“城市”意识与所处的“县城”处境之间的冲突。正是如此，王路才会对严梅的弟弟说出去了就别再回来，这其实并不是倾向于更为广阔的世界，她所在意的只是要避免这样一种无所归依的焦虑。
在小说《亮亮》中，马雪宁将这样一种“局外人”的焦虑感更加扩大化。在《亮亮》中，小说没有明显的“城市”和“县城”之间的冲突，但是却在这两极之上提出了更为本原的冲突。小说以王路养鱼为线索，王路是一个孩子，小说给了王路一条鱼，其实这意味着是让一个还未被规训成型的生命去见证一个纯粹的生命。在小说中，鱼所象征的是一种充满灵性的本真生命状态，由于这条鱼的出现，王路开始从一个安于规训的生命逐渐觉醒，她在一种被规训的生命與本真生命之间不断徘徊，从而逐渐成为了没有归依的“局外人”。正如小说中所说：“不知为什么，随着鱼越来越大，她心中也有了不同于往日的勇气和能力。”王路的不同以往的勇气和能力来自于一种本真生命的逐渐成长。王路在成为“局外人”之后所体现出的孤独和焦虑是漫溢在字里行间的。王路为鱼取了个“亮亮”的名字，王路在某一天的下午大叫了一声“亮亮”之后，她忽然感到了害怕，她的害怕并不是来自于意识到了她和父母却没有坐在一起吃晚饭，而是来自于她为鱼戴上了姓名的枷锁，给予了本真生命以束缚，但鱼没有给她任何的回应，她意识到她和本真生命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她见证了鱼的成长，但她自己却始终处在规训之中，正如小说最后王路看着新年伊始所有人的情态，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同每一个人一样依旧在重复地在规训之中越走越深，本真的生命越发衰弱。王路所体会到的害怕是处在规训与本真之间作为“局外人”的焦虑与孤独，她在二者之间撕扯，只能大哭。
在马雪宁的小说中时刻都充溢着“局外人”由于无法确认自身而产生的焦虑，但是小说又不仅仅局限在表现这种焦虑情绪上。小说为“局外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从而使得“局外人”有了一种回归的可能。
二、回溯的时间
马雪宁在自己的创作谈中曾提到在如今的现实之中，“县城”和“城市”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按照人口和地域进行的地区划分，它们被更多地赋予了文化意义。甚至在经济的驱动之下，所谓“县城”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而“城市”则代表的“先进”。这是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原本是以空间划分的“县城”和“城市”成为了一种时间意义上的描述方法。这种吊诡现象的出现，其背后其实是一种单向线性时间观的逻辑。由于单向线性时间观的存在，时间被赋予了价值评判的权力，越往后的时间代表越先进，越往前则代表越落后。时间成为了不可逃脱的价值标准，而当它被用来代替空间之后，“城市”和“县城”就成为了一种价值评判的标准。
小说中的“局外人”形象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两种价值观之间的不相融，即塑造人的价值观与人的处境所代表的价值观的不相融。而无论是刘宇航、学生父亲还是王路，他们作为“局外人”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单向的线性时间观所带来的价值标准的划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自身的焦虑。因此，小说中总会产生一些带有回忆性的文字，这种回忆性文字的出现其实是对单向线性时间观的无声反抗。在《今生已是海底看雨》中，刘宇航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骑上自行车，就会到了原来的那座城市。只要还是原来的视角，一些街道改了名字，一些建筑拆了，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刘宇航而言，他从公交车的视角转换到自行车的视角之时，他就能回到原来的城市。这种回溯，其实就是对于当前所谓的“先进”的反叛，是对单向线性时间的一种打乱。对于刘宇航而言，他想要回去的，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局外人”，能够使他产生归属感的是一种过去的“县城”。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有多好，只是这种回溯使得他能够暂时脱开单向线性时间所带来的价值观的钳制。在《山神》中，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明显。王路在回到县城之后有着大量的回忆性文字，这些回忆一方面在于交代故事情节，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出王路对于过去时间的回归，王路试图在回溯的时间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在小说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王路和严梅的弟弟发生关系之后，严梅的弟弟叫王路时用的不是她的名字，而是用的“护士姐姐”，这是一种时间本身的短暂错回，而这种错回正是王路对于自身寻找归依的结果。在《亮亮》中，时间的这种单向线性前进被直接赋予了讽刺。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反复点明“又长大了一岁”“大过年”，这种时间的前进所带来的并不是本真生命的成长，恰恰相反，是在规训的岁月里更进一步。同时，小说在开头描写母亲捉鱼，实际上也是一种时间的回溯，通过捉鱼这样一个小孩行径，让母亲暂时摆脱规训，重回本真。 小说通过穿插回忆性的文字，回溯时间，通过这种回溯让时间摆脱单向线性的束缚。这就为“局外人”找到归依的处所提供了可能的时空环境，同时摆脱单向的线性时间的规约，实际上是对一种既定单一价值观的反叛。而这种反叛为“局外人”提供了一种找到归依，回到本原存在的可能性。
三、“局外人”的归依尝试
小说以“局外人”为叙述焦点，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叙述“局外人”的处境。文学本身作为一种“虚构”而存在着，它象征着一种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这意味着对于既定现实逻辑的改写，因此文学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它能带给人以启示和思考。就马雪宁的小说而言，它在描述“局外人”的生存处境的同时也尝试让“局外人”找到自身生命的归依。根据前文论述，“局外人”的焦虑来自于自身价值观与自身处境所代表的价值观之间的不可调和冲突，这种冲突使得“局外人”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焦虑与孤独中。但是这些“局外人”打破自身单向线性时间的规约，通过回溯时间的方法为自身找到了一个回归人本身的时空环境，因此，在小说中，这些“局外人”实际上做了许多的归依尝试。
如《今生已是海底看雨》中诗歌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学生父亲是一个诗人，并且他对于诗歌的态度并非将其作为名利的敲门砖而是真正地将其作为诗歌，“我”和刘宇航对于写诗的人以及诗集都有莫名的好感。诗歌对于小说中的“局外人”而言是在裂层中得到归属的可能性。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是人类思考的领地，是可以使人趋向存在的栖息地。诗的隐喻性、模糊性、偶然性诗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缝隙得以弥合，从而“澄清”人本身的遮蔽状态，而达到一个“去蔽”的状态。在小说中，“局外人”处在一种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状态使得“局外人”丧失了归所，他们无法选择自身的去向。但是实际上，这也成为了局外人能够真正归依的契机。在这样的一种中间状态，对于“局外人”而言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状态，而这种无法选择使得他们能够借此看到世界更为本质的全貌，原先丧失的意义在这种中间状态被进一步浮现。而诗歌就表现了这样的一种尝试，对于诗歌而言，它的模糊性决定了它本身并不趋向于哪一种选择，而这种状态又恰好使得它得以呈现整个世界意义的全貌。对于刘宇航、“我”、学生父亲而言，诗歌就是他们从“局外人”回归的最好尝试，这种回归并不是选择裂层的哪一边，而是在这种中间状态下回到生命的意义全部。在《山神》中，王路和严梅弟弟发生关系的这个行为是一种无端的行为。小说中：“她不想听表白或承诺，抱歉或感激”，王路的这个行为的发生并不是出于爱或者欲望，而是由于严梅弟弟身份的特殊。严梅弟弟是一个即将走出“县城”而去往“城市”的人，也就是说，严梅弟弟就处在了一种中间状态之中，即他已经脱离了“县城”，但还没有进入“城市”。这种中间状态给了王路归依的可能，她和严梅弟弟的这种做爱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这样一种中间状态的认可，或者说她通过做爱这种行为让自身进入到中间状态之中，从而回归到一种“尚未”的状态而回归全部的生命。《亮亮》这篇小说是比较特殊的，它所描写的是王路逐渐认识生命被规训的一个过程。王路在两种生命状态中徘徊，她的这种徘徊本身就意味着她对于规训的逐渐叛离，对于生命意义失落的逐渐清醒，进而也就使得她向全部生命意义的回归。
对于“局外人”而言，他们在小说中的回归尝试，并不是选择某一方来归依，而是在这种不想调和的中间地带找到自身回归的可能性，从而归依到超越于两极之外的生命的本真之中。“局外人”由于这种裂层，使得自身的身份无法得到确认而产生了焦虑，但是这种焦虑又恰恰使他们能够脱离出自身被钳制和束缚的状态，转而在“尚未”中进入到作为人而言应该所有的“澄清”轉态。
参考文献：
[1]马雪宁.今生已是海底看雨[M].
[2]马雪宁.山神[M].
[3]马雪宁.亮亮[M].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5]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
[6]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M].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7]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8]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M].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俞炜涛（1994—），浙江绍兴，西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一、“局外人”的焦虑
在马雪宁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局外人”的形象。所谓的“局外人”指的是自身的意识与处境不相匹配，从而使得自身归属感的彻底丧失。就小说中的“局外人”而言，他们有着不同的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在《今生已是海底看雨》中，刘宇航、学生父亲就是一种在“城市”和“县城”冲突之间出现的“局外人”的形象。刘宇航是一个从“城市”回到“县城”的大学生，他身上所具有的是跳脱出“县城”而被“城市”所塑造的文化意识。刘宇航是作为一个有着“城市”印记的人出现的，当他回到县城的时候，他所体会到的是格格不入。他发现在小县城中没人对话剧有兴趣，所出演的话剧也宛如闹剧，当他的母亲提到回县城做一个公务员时，他只能选择转移话题，当他骑着车走在自己生长的故乡时，他只能感到“老家变了”。对于刘宇航而言，他回到县城所能体味到的并不是归乡般的安心，他更多的是一种自身已经被塑造的文化意识与处境之间不融洽的焦虑。同样的，那位学生父亲也处在一种“局外人”的焦虑之中。学生父亲是一个诗人，但始终不能与县城中的其他诗人对话，原因就在于县城中的诗人只聊李白和杜甫，而这对于学生父亲而言远远不够。在这里，学生父亲对于诗歌所抱有的是更加广大的视野，他的诗歌观所象征的就是比“县城”更加先进的“城市”，但这种诗歌观所要求进入的确实“县城”的圈子。所以对于学生父亲而言，他所能体味到的同样是一种无法进入的焦虑，正如他对自己的描述一般，他是一个“一墙之隔的我”。到了《山神》中，王路同样也是这种“局外人”的形象。王路是一个在“城市”读完大学之后无法留在“城市”而回到“县城”的人。她同样经历着一种处在边缘的焦虑感，真以为这样，所以她才会担心昔日的玩伴严梅会对她的回来而担心。王路对于自身回到“县城”始终是一种不认可的状态，而这种不认可归根结底就在于王路自身的“城市”意识与所处的“县城”处境之间的冲突。正是如此，王路才会对严梅的弟弟说出去了就别再回来，这其实并不是倾向于更为广阔的世界，她所在意的只是要避免这样一种无所归依的焦虑。
在小说《亮亮》中，马雪宁将这样一种“局外人”的焦虑感更加扩大化。在《亮亮》中，小说没有明显的“城市”和“县城”之间的冲突，但是却在这两极之上提出了更为本原的冲突。小说以王路养鱼为线索，王路是一个孩子，小说给了王路一条鱼，其实这意味着是让一个还未被规训成型的生命去见证一个纯粹的生命。在小说中，鱼所象征的是一种充满灵性的本真生命状态，由于这条鱼的出现，王路开始从一个安于规训的生命逐渐觉醒，她在一种被规训的生命與本真生命之间不断徘徊，从而逐渐成为了没有归依的“局外人”。正如小说中所说：“不知为什么，随着鱼越来越大，她心中也有了不同于往日的勇气和能力。”王路的不同以往的勇气和能力来自于一种本真生命的逐渐成长。王路在成为“局外人”之后所体现出的孤独和焦虑是漫溢在字里行间的。王路为鱼取了个“亮亮”的名字，王路在某一天的下午大叫了一声“亮亮”之后，她忽然感到了害怕，她的害怕并不是来自于意识到了她和父母却没有坐在一起吃晚饭，而是来自于她为鱼戴上了姓名的枷锁，给予了本真生命以束缚，但鱼没有给她任何的回应，她意识到她和本真生命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她见证了鱼的成长，但她自己却始终处在规训之中，正如小说最后王路看着新年伊始所有人的情态，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同每一个人一样依旧在重复地在规训之中越走越深，本真的生命越发衰弱。王路所体会到的害怕是处在规训与本真之间作为“局外人”的焦虑与孤独，她在二者之间撕扯，只能大哭。
在马雪宁的小说中时刻都充溢着“局外人”由于无法确认自身而产生的焦虑，但是小说又不仅仅局限在表现这种焦虑情绪上。小说为“局外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从而使得“局外人”有了一种回归的可能。
二、回溯的时间
马雪宁在自己的创作谈中曾提到在如今的现实之中，“县城”和“城市”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按照人口和地域进行的地区划分，它们被更多地赋予了文化意义。甚至在经济的驱动之下，所谓“县城”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而“城市”则代表的“先进”。这是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原本是以空间划分的“县城”和“城市”成为了一种时间意义上的描述方法。这种吊诡现象的出现，其背后其实是一种单向线性时间观的逻辑。由于单向线性时间观的存在，时间被赋予了价值评判的权力，越往后的时间代表越先进，越往前则代表越落后。时间成为了不可逃脱的价值标准，而当它被用来代替空间之后，“城市”和“县城”就成为了一种价值评判的标准。
小说中的“局外人”形象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两种价值观之间的不相融，即塑造人的价值观与人的处境所代表的价值观的不相融。而无论是刘宇航、学生父亲还是王路，他们作为“局外人”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单向的线性时间观所带来的价值标准的划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自身的焦虑。因此，小说中总会产生一些带有回忆性的文字，这种回忆性文字的出现其实是对单向线性时间观的无声反抗。在《今生已是海底看雨》中，刘宇航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骑上自行车，就会到了原来的那座城市。只要还是原来的视角，一些街道改了名字，一些建筑拆了，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刘宇航而言，他从公交车的视角转换到自行车的视角之时，他就能回到原来的城市。这种回溯，其实就是对于当前所谓的“先进”的反叛，是对单向线性时间的一种打乱。对于刘宇航而言，他想要回去的，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局外人”，能够使他产生归属感的是一种过去的“县城”。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有多好，只是这种回溯使得他能够暂时脱开单向线性时间所带来的价值观的钳制。在《山神》中，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明显。王路在回到县城之后有着大量的回忆性文字，这些回忆一方面在于交代故事情节，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出王路对于过去时间的回归，王路试图在回溯的时间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在小说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王路和严梅的弟弟发生关系之后，严梅的弟弟叫王路时用的不是她的名字，而是用的“护士姐姐”，这是一种时间本身的短暂错回，而这种错回正是王路对于自身寻找归依的结果。在《亮亮》中，时间的这种单向线性前进被直接赋予了讽刺。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反复点明“又长大了一岁”“大过年”，这种时间的前进所带来的并不是本真生命的成长，恰恰相反，是在规训的岁月里更进一步。同时，小说在开头描写母亲捉鱼，实际上也是一种时间的回溯，通过捉鱼这样一个小孩行径，让母亲暂时摆脱规训，重回本真。 小说通过穿插回忆性的文字，回溯时间，通过这种回溯让时间摆脱单向线性的束缚。这就为“局外人”找到归依的处所提供了可能的时空环境，同时摆脱单向的线性时间的规约，实际上是对一种既定单一价值观的反叛。而这种反叛为“局外人”提供了一种找到归依，回到本原存在的可能性。
三、“局外人”的归依尝试
小说以“局外人”为叙述焦点，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叙述“局外人”的处境。文学本身作为一种“虚构”而存在着，它象征着一种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这意味着对于既定现实逻辑的改写，因此文学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它能带给人以启示和思考。就马雪宁的小说而言，它在描述“局外人”的生存处境的同时也尝试让“局外人”找到自身生命的归依。根据前文论述，“局外人”的焦虑来自于自身价值观与自身处境所代表的价值观之间的不可调和冲突，这种冲突使得“局外人”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焦虑与孤独中。但是这些“局外人”打破自身单向线性时间的规约，通过回溯时间的方法为自身找到了一个回归人本身的时空环境，因此，在小说中，这些“局外人”实际上做了许多的归依尝试。
如《今生已是海底看雨》中诗歌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学生父亲是一个诗人，并且他对于诗歌的态度并非将其作为名利的敲门砖而是真正地将其作为诗歌，“我”和刘宇航对于写诗的人以及诗集都有莫名的好感。诗歌对于小说中的“局外人”而言是在裂层中得到归属的可能性。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是人类思考的领地，是可以使人趋向存在的栖息地。诗的隐喻性、模糊性、偶然性诗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缝隙得以弥合，从而“澄清”人本身的遮蔽状态，而达到一个“去蔽”的状态。在小说中，“局外人”处在一种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状态使得“局外人”丧失了归所，他们无法选择自身的去向。但是实际上，这也成为了局外人能够真正归依的契机。在这样的一种中间状态，对于“局外人”而言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状态，而这种无法选择使得他们能够借此看到世界更为本质的全貌，原先丧失的意义在这种中间状态被进一步浮现。而诗歌就表现了这样的一种尝试，对于诗歌而言，它的模糊性决定了它本身并不趋向于哪一种选择，而这种状态又恰好使得它得以呈现整个世界意义的全貌。对于刘宇航、“我”、学生父亲而言，诗歌就是他们从“局外人”回归的最好尝试，这种回归并不是选择裂层的哪一边，而是在这种中间状态下回到生命的意义全部。在《山神》中，王路和严梅弟弟发生关系的这个行为是一种无端的行为。小说中：“她不想听表白或承诺，抱歉或感激”，王路的这个行为的发生并不是出于爱或者欲望，而是由于严梅弟弟身份的特殊。严梅弟弟是一个即将走出“县城”而去往“城市”的人，也就是说，严梅弟弟就处在了一种中间状态之中，即他已经脱离了“县城”，但还没有进入“城市”。这种中间状态给了王路归依的可能，她和严梅弟弟的这种做爱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这样一种中间状态的认可，或者说她通过做爱这种行为让自身进入到中间状态之中，从而回归到一种“尚未”的状态而回归全部的生命。《亮亮》这篇小说是比较特殊的，它所描写的是王路逐渐认识生命被规训的一个过程。王路在两种生命状态中徘徊，她的这种徘徊本身就意味着她对于规训的逐渐叛离，对于生命意义失落的逐渐清醒，进而也就使得她向全部生命意义的回归。
对于“局外人”而言，他们在小说中的回归尝试，并不是选择某一方来归依，而是在这种不想调和的中间地带找到自身回归的可能性，从而归依到超越于两极之外的生命的本真之中。“局外人”由于这种裂层，使得自身的身份无法得到确认而产生了焦虑，但是这种焦虑又恰恰使他们能够脱离出自身被钳制和束缚的状态，转而在“尚未”中进入到作为人而言应该所有的“澄清”轉态。
参考文献：
[1]马雪宁.今生已是海底看雨[M].
[2]马雪宁.山神[M].
[3]马雪宁.亮亮[M].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5]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
[6]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M].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7]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8]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M].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俞炜涛（1994—），浙江绍兴，西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