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海洋世界方面，中国古代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新唐书》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远至非洲。当然，最有名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其中明确标明了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郑和之前，元代还有个叫汪大渊的航海家，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岛夷志略》，记载了他海外游历的见闻，其中就包括菲律宾，也包括现在的澳大利亚。
　　汪大渊，字焕章———这是一组从字面到内涵上都足够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焕章”二字或许取自《论语·泰伯》中“焕乎其有文章”一语。遗憾的是，名字虽然流传下来，但名字的主人却生平事迹不详，甚至连确凿的生卒年月、出生地也无从得知，后人考证其出生于1304年。虽然号称“西江”“豫章”人，但各个版本的南昌方志中，仍旧找不到他的名字、事迹或诗文。究其原因，可能汪大渊作为民间航海家，其个人的经历难入古代官史。不过，但他的《岛夷志略》被《四库全书》收录，这给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汪大渊的海上旅程，或许和同时代千百位在海浪中谋生的人没什么本质区别。不同的是，汪大渊怀着不同寻常的好奇心，用文字记录下各种诡异。于是，他的《岛夷志略》充满了“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汪大渊自称这些事情：“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身世不明的小人物
　　汪大渊名列中国航海史、中西交通史等领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不得不说的地理学家兼航海家。
　　但是，关于汪大渊的生平事迹，只是隐约见于《岛夷志略》的序跋和正文片段中。汪大渊是小人物，明代官修《元史》中没有传记，甚至不愿意在他的名字上浪费笔墨。在修撰正史的这帮笔杆子看来，汪大渊和身边的阿猫阿狗一样，都是不值得书写的小人物。
　　因为是小人物，所以汪大渊以与大人物交往为荣，未免要借大人物的名气抬高自己。汪大渊《岛夷志略》提到的大人物有两个。一个是给他作序的张翥（1287年—1368年），另一个是名列元代“儒林四杰”及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虞集（1272年—1348年）。
　　张翥的学术、诗文，在元代算得上一流，官也当得足够大，给汪大渊作序时还是翰林修撰，后来则官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张翥在《岛夷志略》序言中说“焕章将归，复刊诸西江，以广其传，故予序之”，这里的“西江”是南昌的别称。也就是说，汪大渊想在自己的老家重新刊刻《岛夷志略》，为了扩大影响，所以请张翥作序加以宣扬。
　　虞集在元代文坛上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张翥。汪大渊虽然没有能请他作序抬高身价，但在书中“大佛山”一节提到了他与虞集的交往。不过，虞集似乎并不把汪大渊不辞辛苦带回的珊瑚树当回事。虞集有数部诗文集传世，今人辑有《虞集全集》，收录诗文过万首，其中充斥唱酬应和之作，但是也找不到汪大渊的名字，更没有提汪大渊不辞辛劳带来的奇珍异宝。


　　至于汪大渊的身份，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也有人说他“为船主或客商担任文墨工作”。如果回到历史场景，元代外贸船队的人员一般包括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梢工、碇手等。在这些名头中，肯定有一个适合汪大渊。至于航海家、旅行家等名号，不过是今人毫不吝啬的馈赠。
　　据史料记载，汪大渊的家乡自唐代以来，便是造船基地和水上交通良港。唐贞观时期，朝廷命洪州（南昌）造海船，这种船可载六七百人或500吨货物。到了南宋，所造的“杨么车船”则可载上千人。明永乐年间，江西工匠也到南京参加郑和“大宝船”的建造。可以说，家乡航运业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汪大渊的奇幻漂流之旅。
　　漂洋在岛夷世界
　　“泉州”这个城市和汪大渊有着解不开的渊源。元代的泉州，绝非今天这座屈居于福州、厦门之下的闽东南城市可比。泉州在元代港口中的地位首屈一指，用元代人吴澄的话说就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等西方来华游历者，均对泉州大加颂扬。
　　作为最大的外贸港口，元朝在这里设置市舶提举司。伊本·拔图塔说规模最大的中国船只“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建造”，可见泉州是当时的造船业中心。既有专门行政机构，又有高水平造船工业，泉州当然是理想的外贸港口。
　　传统时代的外貿商船，没有发动机，人力也无法驾驭硕大的船体，凭借的唯一动力就是风。风有周期性，盛行风向随季节变化，也就是季风。于是，“诸处舶商，每遇冬汛北风发船……至次年夏汛南风回帆。”可以想象，元代某个冬天的泉州港码头上，在挂满帆、拉起锚的商船上，人头攒动中就有汪大渊的身影。
　　从泉州南下，顺风顺水两昼夜就可达到澎湖列岛，下一站就是琉球（今台湾）。《岛夷志略》全书分节记录了南洋诸岛及印度洋沿岸的99个地区或国家。此外，《岛夷志略》还附带提及若干邻近地区。两者合计，全书记录的地区或国家名称超过220个。这些地区或国家，东起菲律宾，西至非洲桑给巴尔岛。学者王成组先生对这99个地名的分布进行了分类统计，就范围之广、路程之远、记录之详而言，汪大渊《岛夷志略》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在正统的地理学史研究中，《岛夷志略》被赋予两项发明权：其一，古代中国人对桑给巴尔地理的详细认识首推汪大渊；其二，最早使用“东洋”、“西洋”地域概念的也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汪大渊给我们呈现出的奇幻岛夷世界，是由99个区域构成的。在王成组看来，这些区域有一些是具备通航条件的港口，剩下的似乎只是避风港，还有极少数是大小不一的岛屿。那么，在这港口、避风港、岛屿密布的海上，哪些岛夷才有资格写进志略呢？其实，汪大渊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只有出产“异产”，具有经济价值，足以建立买卖关系的地方才值得写。《岛夷志略》提到的众多地名，之所以仅仅罗列名称，原因无外乎“无所产，舶亦不至”。有些地方，显然是是非之地，动辄有性命之忧。但因为既有物产可以购买，又需要从舶商那里采购商品，所以商船不得不去，汪大渊也就不得不记录在案。


　　这些高风险地区颇有几个。例如，占城（今越南中部）“俗喜侵略。岁以上下元日纵诸人采生人胆，以鬻官家”；暹（罗），“俗尚侵掠”；重迦罗，“不事耕种，专尚寇掠”；毗舍耶，“俗尚虏掠”；龙牙门，“俗好劫掠”；昆仑，“舶贩西洋者，必掠之”；喃巫哩，“俗尚劫掠”。今天活跃在亚丁湾的索马里海盗如果读到《岛夷志略》，一定会热泪盈眶对着镜头说：“原来我的前辈、我的知音都在这本书里啊！”这99个地区或国家的大名单确定后，接下来就要进入细节，描摹每一块土地的个性。否则，《岛夷志略》就成了干巴巴的《岛夷地名录》。
　　两次远航历时七年
　　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淵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年）返回泉州。
　　在宋朝，商航分开经营。古代的航海贸易中，船家也是货主，到一个港口之后边卖边买，到下一港继续这样的营运方式，如此一来拉长了在港口时间。一个贸易周期要1至2年的时间。在宋朝，海外港口出现了驻港中国商人，他们在大食的首都巴格达开辟了中国商品市场，在阿曼湾的没翼（苏哈尔港）设立了储运货栈，在朝鲜、交趾都有中国商人驻港贸易。在泉州、广州等港也聚集着不少番商，这些人从航海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纯经营进出口买卖的商人。
　　宋朝也出现所谓的“番船主”也就是专门从事经营船舶远洋运输的经营人。他们替贸易商运载货物到指定的港口，收取运费作为报酬（少部分船主也会做些买卖赚取外快）。而元朝的汪大渊属于哪类人？我们不得而知。
　　在《岛夷志略》中，汪大渊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不过，《岛夷志略》所载内容，有些估计并非汪大渊亲身经历，而属于传闻。因为有的记载，即使是在玄幻小说盛行的今天，也是让人无法相信的。
　　汪大渊《岛夷志略》的价值，在于为我们解读元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标本。对《岛夷志略》的解读，无疑细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我们从汪大渊的记载里看到了这样一个贸易实况以及浩浩荡荡地在海上航行、在“岛夷”世界穿梭开拓的中国古人形象。这个元代版的海上商路，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地理视野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