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这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演进逻辑发生了巨变。这是一个充斥着承接与断裂、失序与控制、震荡与收缩等诸多矛盾面向的时代，其间的复杂与多变不言而喻。这一饱受政治大潮冲击而起落跌宕的时代断面曾受广泛关注，是一个言说未尽的重要学术议题。李秉奎副教授的《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以下简称《狂澜》）带领我们领略了一次独特的考察之旅。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在家国同构的框架里，在城乡兼顾的视野内，在“鸟瞰”与“解剖”等方法的共同运用下，这10年间青年性恋与婚姻问题中的许多独特之处被呈现出来，李秉奎致力于“言人所未言”的努力，使得这部作品在征诸史实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思辨色彩，体现出了深沉的史学魅力。
　　“文革”社会史的经线与纬线
　　诚如作者所言，“‘文革’时期出现的问题其实渊源并不仅仅局限于‘文革’……正如研究‘文革’不应将视线单纯局限于‘文革’本身一样，研究‘文革’时期青年的婚姻、恋爱问题如果只是‘画地为牢’、就事论事，恐怕难以追本溯源。”（《狂澜》，第19页）正因为如此，《狂澜》一书用相当篇幅梳理了“文革”前史，重点关注了青年恋爱、婚姻演进过程中的前后相承之处，在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中把握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读者认识以恋爱、婚姻为核心的“文革”社会史勾画了清晰的经度及纬度。
　　为了更好地探析青年群体在“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之间角色的转换，作者将“文革”区分为可发动的“文革”与可发生的“文革”，并指出在坚持一个“文革”的前提下，“研究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革’的发动者、利用者与‘文革’的参与者、反对者，在动机与行为上具有相当不同的差别，这种差别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作者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着眼于党、政、军上层的宏观政治，而不在于群众参与的可发生的‘文革’”（第16页），因此“其核心在于强调‘领导者’扮演的‘发动者’角色，并进一步强调‘反革命集团’扮演的‘祸源’角色，而‘党、国家和各族人民’更多地只是充当被动承受者的角色”。而对于“文革”社会史要想进行更有力的探讨，真正做到“观水于澜”的话，必须要在“决议”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将社会史放在与政治史同等重要的层面加以展开。同时，《狂澜》一书较全面地梳理了“文革”时期婚恋问题的研究成果（包括性与恋爱、婚姻自由、择偶标准、婚龄、婚姻支付、生育行为等）。在梳理过程中，作者对于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评析。如对CarlDjerassi关于上海某地区生育率在“文革”初期呈“马鞍形”变化这一问题，作者不同意其所主张的生育率短期上升与红卫兵串联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观点。通过使用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各类史料，作者出色地完成了相关的考证与论述。（《狂澜》，第88页）
　　正是基于整体把握的意识与能力，《狂澜》一书并未将“文革”视为“从一而终”的固态历史阶段，未曾放弃从流动的时间维度对“文革”进行阶段性把握。在论述“从‘拍婆子’到‘恋爱潮’”这一问题时，作者聚焦于大规模武斗之后、“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开启之前的北京。1967年年底，各中学在搞各派“大联合”及“复课闹革命”。“此时的青年学生，已经和‘文革’初期有所不同。他们经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却被边缘化，不少青年学生对这种大涨大落、大起大伏不能理解”，“拍婆子”现象从此在少数青年中开始流行。作者主要运用回忆、访谈等资料，以细腻的笔触分析了这一现象从产生到退潮的前因后果及主要特点。当然，作者的视野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北京，而是将视野尽量打开，也论述了同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成都、长沙等多地的“恋爱潮”，集中展示了老红卫兵、造反派及部分“有家无长”年轻人的生活、情感状态。这些“生理已发育成熟，理性却漫无方向”（《狂澜》，第110页）的年轻人对于政治运动的疏离乃至抵抗，明显地反映出政治运动的诡秘与限度。其间“部分青年因转入读书运动而被称为‘思考的一代’‘行动的一代’，而甘愿在‘拍婆子’‘恋爱潮’中堕落的则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后者的悲剧命运也成为“文革”时期部分青年命运走向的缩影。（《狂澜》，第113页）
　　总之，《狂澜》一书并没有将“文革”孤立看待，而是将之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逻辑中加以考察，并注意其间相互矛盾的诸多面相，为读者提供了有益的认识坐标。
　　革命伦理与家国意志
　　从恩格斯到费孝通，婚姻家庭与公共政治生活间的同构关系一直得到密切关注。在论述城乡青年的择偶观念与行为时，李秉奎敏锐地指出了这种家国意志的一致性：
　　從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阶级成分与家庭出身是识别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重要标志。以此为标准形成的级差序列，是确立整个社会敌、我、友关系的基础。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待遇的差别，而且体现在产品分配、医疗保障、粮油供应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在“文革”时期得到空前强化，并对青年人的择偶行为形成深刻的影响。（《狂澜》，第116页）
　　国家意志全面落实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在通过婚姻组建家庭时往往依循与之相适应的选择标准。对于“文革”时期社会身份的界定与划分影响最大的是血统论思想，按照这一原则，“父母的阶级成分、政治身份决定了子女的政治忠诚度，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应有的政治待遇”。“在1968年至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大批参加‘造反’的非‘红五类’青年，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惩处。同时，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等，多数遭受教育、审查、遣返原籍、关押等惩罚性处理”。这种“阶级成分、家庭出身得到强化的社会背景，直接导致青年的择偶行为体现出‘红’与‘黑’界限分明的特征，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等‘红五类’的子女成为青年择偶时的选项”。（《狂澜》，第120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军人、工人成了中国青年理想的婚配对象。首先，“长期的拥军优属传统使得现役、复转军人及其家属在就业、领取救助等方面享有绝对的优先权，这些自然为他们的家庭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可靠性”是“女方及其家庭规避政治风险的基本保证”。而工人的优势一方面来自“中共长期坚持的阶级斗争理论及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另一方面“还和‘文革’政治运动的起伏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工人所能享受的“困难补助、劳保福利、医疗保障等待遇”有密切关系。（《狂澜》，第134—139页）择偶偏好与职业有密切关系并非“文革”特色，但政治条件对择偶标准产生如此直接且偏离正常伦理的影响，是较为突出的时代特色。 　　与此相类似，“老红卫兵”的性恋观念也是政治意志的明显体现：“被视为‘崇高’的革命理想与被视为‘下流’的生理欲念寄存在同一个身体上”，“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对以‘革命’与领袖为代表的‘公’领域表达忠心的同时，却将他人和自身的欲念为象征的‘私’领域置于从属与服从的地位，由此体现出的性别淡化、欲念禁抑成为‘文革’初期一道独特的历史景象”。（《狂澜》，第76页）红卫兵的这种“去性别化”及女性的“男性化”倾向，都是在“大我”战胜“小我”的氛围中，恋爱被“革命”排挤的表现。但尽管如此，这种政治运动强力挤压日常伦理的情况并不是“文革”时期公私关系的全部内容，尽管“文革”被涂抹上了强烈的“禁欲主义”色彩，以至于“‘禁欲主义’的‘文革’几乎成为人所共知的谈资”（《狂澜》，第55页），《狂澜》一书却着力展示了禁欲主义的有限与有时，提醒读者不断反思有关“文革”的诸多定论是否可靠。
　　政治狂澜中的私欲之惑
　　实际上，在整个“文革”期间，公私之间的“攻守进退”一直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很多时候，个人的私欲常以政治为出口。在分析“文革”武斗事件中的性暴力问题时，作者指出：“为表示加入一个组织的决心或向该组织表达忠诚，那么对待敌对派系的仇恨态度则是关键。而攻击、侮辱敌对派系中的弱势女性，是风险较低、收益较大的‘示忠’行为。”这种行为往往能收到不同寻常的正面效果：“一方面使施害者获得某种性欲方面的满足感却有可能逃脱罪责的处罚；另一方面不仅损害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同时还毁坏受害者的名誉，以此显示他们在身体与精神方面占据优势，而敌对派系只能接受身心与名誉上的多重屈辱。”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私人的欲望、利益与政治、道德紧密交缠在一起，对于女性的性暴力行为已经成为武器，既可以宣泄长期受压抑的性欲，又吊诡地成了“占领道德高地的有效‘撒手锏’”。（《狂澜》，第96—100页）
　　很多时候，私人诉求与政治诉求即使在手段上也难以达成一致。如在择偶标准问题上，《广州市居民婚姻家庭状况调查报告》及徐安琪等学者的相关研究都反映出即使在“文革”时期，政治面目、家庭背景并非绝对的排他性标准，而身体健康、人品、性格、志趣相投有时仍为首要考虑条件。虽然在“文革”时期择偶标准的问题上，刘小萌等学者对这类数据及结论持怀疑态度，但作者在综合考虑两类意见的基础上指出：“择偶时很少有人只关注对方某一条件而忽略其他。这一点提醒研究者注意，成分与出身虽然对‘文革’时期青年择偶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他们择偶时考虑的唯一标准。”（《狂澜》，第125—127页）
　　正是在这种细致的梳理与论证中，政治与私欲的紧密联系被层层揭开，许多埋藏的真相得以展露。“从在武斗中女性普遍遭受性侵害或虐待这一现象来看，强调男女平等的‘文革’仍然是男性占据主角的‘勇敢者的游戏’”，“女性在政治运动中仍是从属性的，她们只是政治冒险过程中的附属品”（《狂澜》，第98页），更不用说掩盖在“男女平等”之名下的女性在参军、招工、当干部等各类问题上的弱势地位。
　　在一场不断以创造“美丽新世界”为追求、持续了10年的政治运动中，私人欲望，不论是正常的，还是非常的，都不得不以政治为其外衣、为其名号，这已成为“文革”悲剧的重要特征之一。《狂澜》一书把握住政治与私欲相互依附的复杂关系，成为探查众多“文革”迷思的有力抓手。
　　史料之困与求解之憾
　　作者通篇都在努力“通过一种新的尝试，来弥补以往研究‘文革’青年群体过于偏重其‘政治人’的缺憾，同时试着揭开该群体与‘文革’政治运动的离合与迎拒，甚至于他们在政治运动转换关头的思想轨迹”。（《狂澜》，第8页）作为一个敏感选题的涉猎者，不止步于“将‘文革’的历史及其中的丑恶、黑暗展示出来”，还争取“有力地说明‘文革’为何出现、最终却走上了绝路”（《狂澜》，第23页），作者在政治正确与学术求真之间小心把握，充分展示了其在视野、深度等方面的过人之处。
　　当然，《狂澜》一书也还留有一些遗憾，遗憾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史料的不足。尽管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的足迹已经遍布北京、上海、石家庄、邯郸、广州、香港等地，仅档案就包括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妇联、共青团委等系统，在有鉴别地使用各类文献资料的同時，还“有意识地对‘文革’时期结婚的部分农民、工人进行访谈”，以补充“没有文字发言权者”的声音。（《狂澜》，第51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于网络资料进行了有鉴别地使用，对于许多视频资料，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正如作者所说，研究工作仍因“缺乏能够进入眼界的史料而举步难行”，所以，不得不在探讨性恋问题时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青年为中心，其中又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后的留城青年群体为重点”。（《狂澜》，第56页）这就直接导致了该研究的一个重大瓶颈，即如何界定，并在哪个层面上探查“青年”这一研究对象。现身于该著作的青年主要包括“红卫兵”“造反派”“知识青年”及“农村青年”等群体，但对于每个群体内部的复杂情况，作者则鲜有提及。实际上，每个群体内部都拥有较为复杂的年龄、出身、地域等差异，很有必要进行细化分析。囿于史料的不足，相关论述展开得不够充分，特别是缺乏对于农村问题的探讨，其中不少篇幅实际上仍是以城市为核心的。作者虽有专章谈论农村青年的彩礼与婚礼，但这一问题并不太具有置于“文革”这场政治运动情况中的典型意义。如果从“狂澜与潜流”的写作初衷来看，有避重就轻之感。
　　除此之外，在对部分“文革”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时，有些结论稍显武断。如开篇时作者认为“学术界往往将着眼点聚焦于政治运动的涨落起伏及其带来的‘上台/下台’‘得势/失势’连带效应”（《狂澜》，第1页），这种概括无疑有些轻慢“文革”社会史研究渐渐展开的基本态势。
　　瑕不掩瑜，《狂澜》一书无疑是近年来“文革”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本上乘之作。作者曾经说过：如果真的期待“文革”史的研究出现陈寅恪先生所说“学术之新潮流”的话，“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不断有大批新材料面世，二是学术界不断提出新的‘问题’”。（《狂澜》，第49页）该书在这两点之上都有不少出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