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因为只有小学学历，久在大学教书的金克木早就被传为无师而通、自学成才的典范，是否可以就此说老先生没有师从呢？起码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在一本书的后记中，金木婴写到过父亲对此事的态度，“他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才，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未知的宇宙—写在〈金克木人生漫笔〉后面》）。那么，金克木曾经遇到过哪些老师，又给了他怎样的指点呢？
　　金克木的启蒙老师是大嫂和三哥，教他读书识字，三哥还教了简单的英文。这段学习经历富有当年新旧交替的特征，另文再议。金克木八周岁的时候，三哥至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教书，他也跟着去上小学。校长听三哥简单介绍了他的情况，便说：“论国文程度可以上四年级，算数只能上一年级。好吧，上二年级。晚上补习一年级算数，一两星期跟上班。”（《小学校长》，见《金克木集》，下同）当晚，哥哥便用石板笔教金克木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及等号。
　　金克木上小学是一九二○年，那时的县城甚至乡村跟大城市相比，人才差别还不像后来那么巨大，小地方也有诸多有志之士。上面说到的校长，就是其中一位。校长姓陈，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去日本考察。他对于日本能成为东亚强国非常佩服，去日本领会到的主要一条是“日本之强，强在小学”。回国后，他在几个大城市走了一趟，没有去钻营差使，回乡来当小学校长。他确立的校训是“勤俭”。开学第一天对全体师生讲话，陈校长特意解释了校训：“勤就是不懒惰，应该做的事情马上就做;俭就是不浪费，不毁坏有用的东西。要从小养成习惯，长大再学就来不及了。中国大人有贪图省事和糟蹋东西的坏习惯，所以受外国人欺负，被外国人看不起。一定要从小学生改起，革除坏习惯。”（《小学校长》）
　　当时“修身”课改为“公民”课，各年级都有，都是校长亲自教。有次讲课，陈校长提到“国耻”，再次强调了办小学的重要。“什么是国耻？就是日本逼我们承认二十一条，要我们亡国。为什么日本敢逼迫我们，侮辱我们？因为日本比中国强。日本地比中国小，人比中国少，为什么能比中国强？因为日本的小学生比中国的小学生强。我在日本看见到处都是小学。小孩子个个上学，不上学就罚家长。小学生的一切费用都是政府管。谁伤损了小学老师和学生就是犯法，要抓进监狱关起来。那时中国还没有小学。日本办小学不到二十年，小学生长大了，成了好公民。政府用他们打中国。中国就打不过了。这时才办小学，已经迟了。还不快办，多办，好好办，让所有的小孩子都识字，照这样拖下去，十年二十年以后还是没有好公民，还得挨日本打，还会亡国。”（《小学校长》）
　　一个对自己所做之事如此清醒的人，当然明白教师对学校的重要性。“一个学校，房子再大，再好，桌椅再新，再全，若没有合格的教员，就不能算学校。……日本的小学教员都是全才。在日本教小学同教大学一样地位高。我聘请的教员也必须是全才，还要有专长，要比上日本。小学比不上日本，中国就没有希望。上大学可以去外国留学，上小学不能留学，必须自己办好。小学生比不上日本，别的就不用比了，都是空的。教好学生只有靠教员。没有好教员，我这个校长也是空的。”（金克木《旧巢痕》）现在，距离陈校长说上面这些话，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时移世易，“说话的人早已化为尘土了”。
　　强将无弱兵，这所学校的教师，也果然有令人心仪的开明态度。“教‘手工’‘图画’‘书法’三门课的傅先生会写一笔《灵飞经》体小楷，会画扇面，会做小泥人、剪纸等玩艺儿……还上‘园艺’课，种粮、种菜、种花;有时还在野地里上‘自然’课。每年‘植树节’都要植树。‘音乐’课教简谱和五线谱甚至告诉‘工尺上四合’中国乐谱;教弹风琴，吹笛子。……‘体育’课有哑铃操和踢足球，还教排队、吹‘洋号’、打‘洋鼓’、学进行曲（当时谱子是从日本来的，译名‘大马司’等）。小学也有‘英文’课，不讲文法，只教读书识字，同教中国语文几乎一样。第一课教三个字母，拼成一个字‘太阳’。后来还教‘国际音标’。‘算术’虽有课本，老师也不照教，从《笔算数学》等书里找许多‘四则’难题给我们作，毕业前竟然把代数、几何的起码常识也讲了。老师们都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全填塞给我们。‘历史’课有‘自习书’;‘地理’课要填‘暗射地图’。……在一个到现在也还不通火车的县城里，那时全城也没有多少人订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但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和《小说世界》等，甚至旧书如康有为编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还有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等的散本，却都可以见到，总有人把这些书传来传去。这小县城的一所小学成了新旧中外文化冲激出来的一个漩涡。年轻的教员都没有上过大学，但对新事物的反应很快，甚至还在我们班上试行过几天‘道爾顿制’（一种外国传来的学生自学教员辅导的上课方式）。”（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自序）
　　教国文的老师，更显现出新旧之间的卓立之姿。“五六年级的教师每星期另发油印的课文，实际上代替了教科书。他的教法很简单，不逐字逐句讲解，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只提问，试试懂不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他纠正或提问。轮流读，他插在中间讲解难点。”这些油印课文是国文老师自己选的，“古今文白全有……这些文后来都进入了中学大学的读本。那时教小学的教员能独自看上这些诗文，选出来并能加上自己的见解讲课，不是容易的事”。选出的课文，有《史记》的“鸿门宴”，《老残游记》大明湖一段，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老师都一一点出其中关键。即如《洪水与猛兽》开头，“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改掉了两千年来对孟子的尊称。老师讲，看起来一个称呼的改变，却“表示圣贤也是平常人，大家平等。这就引出了文中的议论”。（《国文教员》，见《金克木集》）

二

　　一九二五年小学毕业之后，金克木没有继续在新式学校读书，而是从私塾陈夫子受了两年传统训练。乍看到这说法的时候，我想当然地以为，所谓传统训练，就是跟着老先生读古书，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背诵加讲解，一路这么读下来。经过如上训练的人，人们通常会说有旧学根底。新式学校普及以后，这种受过传统训练的情形，几乎被传为学有所本的特征，是学贯中西那个“中”的实际所指。
　　其实未必。照金克木的说法，传统训練不过是生存之道，所谓的旧学根底，差不多只能算副产品。“从前中国的读书人叫作书生。以书为生，也就是靠文字吃饭。这一行可以升官发财，但绝大多数是穷愁潦倒或者依靠官僚及财主吃饭的。……这一行怎么代代传授的？这也像其他手工业艺人一样，是口口相传成为习惯的。例如‘学幕’，学当幕僚，没有课本口诀，但形成了传统，如‘绍兴师爷’。从孔子的《论语》以及孟、荀、老、庄、墨、韩非的著作和《战国策》《文苑》《儒林》以至于《儒林外史》都有记录和传授，但看不出系统。这是非得在那种环境里亲身经历不能知道，知道了又是说不清楚的。……照我所知道的说，旧传统就是训练入这一行的小孩子怎么靠汉字、诗文、书本吃饭，同商店学徒要靠打算盘记账吃饭一样。‘书香门第’的娃娃无法不承继父业。就是想改行，别的行也不肯收。同样，别的行要入这一行也不容易。”（《塾师》，见《金克木集》）
　　把传统训练理想化的人，大概不愿意相信金克木的说法。不过金家四辈靠书吃饭，当然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金克木受的传统训练，也正是这样的生存之具。当然，开始只是读古典。当时，金克木已经念过《诗经》《论语》和《孟子》，陈夫子问过之后，“决定教我《书经》。每天上一段或一篇，只教读，不讲解，书中有注自己看。放学以前，要捧书到老师座位前，放下书本，背对老师，背出来。背不出，轻则受批评，重则打手心，还得继续念，背。我早已受过背书训练，不论文言白话，也不吟唱，都当作讲话一样复述。什么‘曰若稽古帝尧’，无非是咒语之类，不管意思，更好背。《书经》背完了，没挨过打骂。于是他教《礼记》。这里有些篇比《书经》更‘佶屈聱牙’。我居然也当作咒语背下来了。剩下《春秋左传》，他估计难不倒我，便叫我自己看一部《左绣》。这是专讲文章的。还有《易经》，他不教了，我自己翻阅。以上所说读经书打基础，尽人皆知，还不是本行的艺业训练”。（《塾师》）
　　本行的艺业训练从作文开始。“他忽然出了一个题目：《孙膑减灶破魏论》，要我也作。这在我毫不费事，因为我早就看过《东周列国志》。一篇文惊动了老师。念洋学堂的会写文言，出乎他的意料。于是奖励之余教我念《东莱博议》，要我自己看《古文笔法百篇》，学‘欲抑先扬’‘欲扬先抑’等等，也让我看报，偶尔还评论几句。这是那几个高级学生还未得到的待遇。他们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靠文字吃饭。这是入本行的第一步训练。不必干或不能干这一行的就要分路了。随后老师对我越发器重，教我作律诗，作对联，把他编选手写稿本《九家七言近体录》和《联语选》给我抄读，还讲过几首《七家诗》（试帖诗）。这好比教武术的传口诀了。”（《塾师》）手稿本的内容，金克木在另外的文中提到过，“一本是《九家七言近体录》，选七言律诗，从杜甫、李商隐到吴伟业、黄景仁。另一本是对联，大体分类排次序，从祝寿、哀挽到殿堂、寺庙，附有一些带诙谐性的非正规的作品，如骂袁世凯的对联之类。……老师告诉我，联语盛于清朝，有两大家，前是纪晓岚（昀），后是俞曲园（樾），都是大学者”。（《联话》，见《金克木集》）
　　当然，行业训练也需要与时俱进。尽管陈夫子进过学，“即考中秀才或秀才预备班”，却并不冬烘，还订了一份上海《新闻报》，偶尔对从学者分析报上的文章。“虽然文章已用白话，他讲起来还像是有‘起承转合’等笔法，好像林琴南（纾）看出英国狄更斯的小说有《史记》笔法那样。表面上这脱离了传统，实际上正是传统的延伸。他虽在偏僻小县，只能看到几天以前的日报，也已感觉到报馆是靠文字吃饭的一条新出路了。书生化为报人是顺理成章的。报人不必是书生，他那时未必明白。”（《塾师》）
　　这样两年训练下来，尽管不像新式学堂那样系统规范，金克木却另有所悟。“老师……往往用一两句话点醒读书尤其是作诗作文的实用妙诀，还以报纸为例。当时我不明白，后来还看不起这种指点。几十年过去，现在想来，我这靠文字吃饭的一生，在艺业上，顺利时是合上了诀窍，坎坷时是违反了要诀。这就是从前社会中书生的行业秘密吧？”（《塾师》）
　　现今把写作看得无比金贵的人，恐怕不太会喜欢这实用性的说法，但实用性几乎是所有技艺的根基，作诗作文并不能够例外。甚至，如果没有一定的天赋或可能性，老师未必肯把与实用有关的关键话说给你听，只会教一些虚应故事的花架子。十八九岁的时候，金克木曾跟一位师父学过拳脚，“他教我一套又一套花样，不教我练功;让我学一个又一个门派，不说他自己的门派。他认定我是来游戏，不是真学拳的人。我终于明白了。他没有收我做门徒，我也不是大弟子，大师兄。这样学下去也只是花拳绣腿打给外行看。我不属于他这一行，不是学拳的料。这也不是学拳的门路。我的拳打出去只怕连窗户纸也打不破”。由此，金克木明白了，“真要学什么，必须找到门道，入行。不得其门而入，转来转去还在墙外，白费劲”。（《学拳》，见《金克木集》）

三

　　受过两年传统训练之后，金克木教过一阵小学，随后插入凤阳男子第五中学读了一段时间书，还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其时革命形势风起云涌，金克木替人送过油印传单，在宿舍里听同学们高唱《国际歌》，同事还曾对他背讲《共产主义ABC》。替人传送情报时，因卖弄黑话，金克木被“毕校长”教训：“黑话人人会学，单会这个只能唬外人。无论什么帮会都有自己的特殊东西不教外人的，不是光靠讲话。……记住了？干大事不是耍嘴皮子。”（《风雪友情》，见《金克木集》）
　　一九三○年，或许是因为同事的鼓励，或许是为生活所迫，或许以上两个原因都有，金克木离家去了北平。这一去，除了两次短暂离开，金克木在故都住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因为没钱，无法照理想的方式补习然后考国立大学，只好到各类图书馆去看书学习，随后又到各大学去旁听。虽然这些年中赶上过章太炎、鲁迅、胡适的演讲，听过钱玄同、黎锦熙、熊佛西的课，可金克木并没有跟他们建立师从关系，差不多只能算远远望见过而已。真正有效的教学关系，仍然是私下进行的。 　　有一天，金克木经过一家人家，见大门边贴着一张红纸条，上写“私人教授英文”，便交了钱去学。先是跟老师一起读了几天英文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没领略到歌德的妙处，金克木决定放弃。老师推荐了《阿狄生文报捃华》，说这书英国学生都要熟读，“富兰克林学英文就是念的阿狄生”。没想到一下子读了进去，“果然这本书和他所知道的和想象的都不一样。越读越觉得像中国古文。他那时还不知道这也是英国古文。那种英文句句都得揣摩，看来容易，却越琢磨越难。明明是虚构的人物却活灵活现。又是当时的报纸文章，牵连时事和社会、风俗、人情、思想。又不直截了当地说，而是用一种中文里罕见的说法。他以为这大概是英国的韩愈、欧阳修吧”。于是金克木“认为这个矿非开不可，越不懂越要钻。一看就懂的也得查究出不懂之处来发问”。（《家庭大学》，见《金克木集》）
　　学生的出色引发了老师的兴趣，仿佛啐叫醒了啄，“教学渐渐变成了讨论。讨论又发展为谈论。从文体风格、社会风俗到思想感情，从英国到中国，从十八世纪到现代，越谈越起劲，最后竟由教学发展到了聊天，每次都超过了一小时。甚至他要走，老师还留他再谈一会儿。后来两人都成为阿狄生在《旁观者》报上创造的那位爵士的朋友，而且同样着迷于谈论。两人都自觉好像在和十八世纪初年英国的绅士一起谈话。那位绅士，或则阿狄生，还有另一位编者斯蒂尔，也在旁边用写的文章参加。教学英文不是念语言文字而是跑到英文里去化为英国风的中国人了”。（《家庭大学》）
　　这样发疯般学了一个月，为了省钱，也因为老师“不知不觉把自己在大学四年中所学的英文要点和心得给了这个学生，或则说被学生掏了腰包而自己还不知道”，金克木便告辞，说下月不再继续。“老师有点怅然。他说，以后不交学费，有问题也可以来问。一个月来已经成为朋友了，希望不要忘记他。他是大学英文系毕业以后教书，得了一场病，病好了家居休养，招几个学生在家教，却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据他说，不仅安慰了病后的寂寞，而且精神振奋，感觉到大学四年学的英国文学只是应付考试的表面文章和零星知识，学的都是死的，不是活的，以后要从头学起。”学生学得好，居然振奋了老师的精神，让老师检验出自己所学的不足，真是难得的好运气。这样的好运气其实是一种品质，“不是他教出来的，可以说是学生学出来的，真正说来两者都不是，而是共同发生兴趣结伴探险得来的”。（《家庭大学》）
　　过了不久，金克木在世界日报中看见一则小广告：“私人教授世界语。每月学费一元。宣武门外上斜街十五号。”因为有函授学习世界语的经验，金克木便照地址寻了过去，由此认识了“世界语老同志张佩苍，又由他的热心介绍而认识当时在北平的另三位世界语者。在家养病的蔡方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陆式蘅，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于道泉”。金克木没有托陆式蘅和于道泉借过书，“不愿利用别人的职务，使人为难”（《奇人不奇—记于道泉教授》，《金克木集》失收），还是张佩苍另介绍了几处图书馆，他分别去了解了一下。蔡方选则同意金克木去看他那一小架世界语书，“从此他又用那笨方法，把书架上的书一本本排队读下去。《安徒生童话全集》《哈姆莱特》《马克白斯》《神曲地狱篇》《塔杜施先生》《人类的悲剧》《法老王》《室内周游记》等等都是看的世界语本子”。（《家庭大学》）
　　后来，生于广东的世界语者杨景梅到北平养病，金克木常常跟他见面，便“又有了可以算做老师的关心他的学习的人”，并由此认识朝鲜世界语者安偶生（Elpin）。“三人见面后决定放弃中国普通话、广东话、朝鲜话，只讲世界语。（世界语创立者）柴门霍甫的希望在這里实现了，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交往多了，金克木慢慢明白，“世界语原来是有个理想的。有共同理想的同志和单是讲一种理想语言的同志是不同的。仅仅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的又不一样。……这是什么，谁也没说出来。究竟是不是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并未讨论过，好像是‘心照不宣’，不需要商标、招牌的”。（《岁寒三友》，见《金克木集》）
　　大约是一九三五年，杨景梅离开北平，临行前，提出对金克木的希望。“‘Estu verkisto！’世界语者杨景梅送我到他住的公寓房间门外时这样说，这句用世界语说的话的意思是，当一个作家吧。……我这时进学校没钱，没文凭，找职业没学历，做工当兵没体力，只有手中一支笔，不当文丐又干什么。所以杨君才那样说。”（《文丐生涯》，见《金克木集》）同时，杨景梅还对金克木未来的学习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你要确定学一样什么。总要有专门;不能总是什么都学，没有专攻。至于做什么，我看你做什么都好，学什么都可以学好，只是要学一样。现在若一定要我讲意见，我看你可以先当著作家，这是不用资格只凭本领的。当一个著作家吧。在中国也许不能够吃饭，但也算是一门不成职业的职业，自由职业。我比你大几岁，阅历多些，希望你考虑我的话”（《岁寒三友》）。金克木以后的思考和写作历程，究竟算不算得上学有专攻，恐怕不是一句话说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