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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荀子认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治理国家，君主必须通过授权，依靠各级臣工的协助才能治国安邦。荀子同样觉察到君主在授权问题上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害怕大权旁落，危及自身的统治。为了化解君主授权带来的风险，荀子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荀子认为君主必须合理授权，把握住重要权力，认真考察人才，恰当使用人才，合理监督、考核臣工。荀子的这一思想对当今的领导干部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荀子;授权;君主;臣工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045-03
基金项目：肇庆学院2018年科研基金项目“关于荀子革命观争论的研究”（项目编号：201837）。
战国时期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日渐成型，主权在君成为当时政治运行的基本法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臣工手中的权力都源自君主的授权。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他关注君主授权的问题。他认为君主能否做到合理授权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为此他提出了一套关于君主授权的理论。授权是当代领导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荀子的君主授权思想可供当代领导借鉴。
一、荀子对君主授权必要性的认识
刘泽华先生指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君主一人独裁。”[1]君主垄断国家权力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特点。荀子对这种制度安排深表赞同，他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又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荀子·議兵》）荀子认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只应掌握在君主一人之手，国家只应有一个权力中心，否则国家就要陷入纷争。主权在君是荀子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
荀子固然赞成君主独揽大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君主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治国理政。“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2] 。君主专制制度固然赋予了君主治国理政的全权，但是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臣工的协助，国家就不能正常运转。荀子认为君主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荀子·君道》）君主要管理一个国家，他的职守涉及各个方面。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没有各级臣工的协助，君主就会力不从心。荀子指出：“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如是，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应，乱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独也。”（《荀子·君道》）和常人一样，君主需要有游玩放松的时间，君主也有生病、发生意外的时候。但是每天都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及时处理。任何一件事情处理不好都可能招来祸端。
荀子得出结论：君主不可能单独治理好国家，必须有臣工的协助。君主必须向各级臣工授权方能实现治国安邦的目标。“授权是一种委托权，主要通过代理人实现，授权者可根据需要随时扩大或缩小授权的范围，或随时收回或取消授权。”[3]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是授权者，各级臣工是代理人。
综上所述，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君主的能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从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荀子认为君主理应把一定的权力授予臣工，让臣工去做具体的事情。
二、荀子化解君主授权风险的对策
荀子发现尽管君主授权给臣工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实中君主在授权问题上有很多顾虑。
荀子说：“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荀子指出当时的一些君主急于维护手中的权力，害怕大权旁落。因此他们拒绝把权力授予他人，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结果是：君主疲惫不堪，国家却陷入危局。
荀子指出还有一些君主在把权力授予臣工后又采取各种措施牵制他们。荀子说：“今人主有大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荀子·君道》）君主使用贤人做事，却和不肖之徒一起纠正他们;君主使用智者考虑问题，却和愚蠢之人一起评论他们;君主使用高尚之人干事，却和德行败坏之人一起猜忌他们。为什么君主要千方百计牵制已经接受授权的臣工，以至于他们不能正常行事？主要原因就在于君主担心这些手握权力的臣工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荀子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君主在授权问题上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即君主害怕因为授权而导致大权旁落。“授权风险即管理者在进行授权决策时对自身授权行为带来的损失的一种估计。”[4] 授权风险是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任何君主都不愿意被自己授权的臣工取代。荀子知道君主的这种担心并非是空穴来风。在春秋战国以下犯上、弑君夺权的事情在不断上演。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
荀子把臣工分为四类：态臣、篡臣、功臣、圣臣。荀子认为篡臣的特点是：“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荀子·臣道》）篡臣对君主不忠，却善于取悦民众。他们结党营私，图谋篡权。这类臣工一旦手握重权，就会危害君主。荀子知道如果不能有效化解授权风险，就不能指望君主顺利授权给臣工。荀子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帮助君主化解授权风险。
首先，荀子认为君主一定要保留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和选人用人的权力，这两项重要权力决不能授予臣工。荀子说：“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荀子·王霸》）“何法之道”涉及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谁子之与”涉及选人用人的权力。 在荀子看来，君主一方面应确定好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应选择好授权的对象，用人得当。荀子认为这两项权力的使用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君主要牢牢把握住它们。君主如果选择了“王者之法”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并重用了能够贯彻“王者之法”的臣工，那么就能称王天下，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君主如果选择了“霸者之法”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并重用了能够贯彻“霸者之法”的臣工，那么就能称霸天下，威风凛凛。君主如果选择了“亡国之法”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并重用了能够贯彻“亡国之法”的臣工，那么就会落一个亡国的凄惨结局。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和选人用人的权力是如此的重要，只应由君主来使用。如果君主把这两项至关重要的权力下放给臣工就会陷入被动之中。
其次，荀子认为君主一定要本着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荀子认为君主在用人时要做到“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荀子·君道》）荀子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荀子·大略》）荀子认为君主的最基本的职责是选人用人，君主选拔到了德才兼备、忠诚可靠的人才，就可以大胆授权，让臣工去做具体的事情，进而实现无为而治。关于识别人才的方法，荀子说：“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可诎邪哉！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荀子·君道》）
荀子认为君主要想在众人之中选拔到德才兼备的人才就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君主要对照礼的规定，观察候选人能够做到安分守己;君主要让候选人处在变动的环境中，看他们能否做到随机应变;君主要让候选人处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看他们是否有放荡之举;君主要看候选人能够经得住各种诱惑和困苦的考验。通过上述途径君主就可以顺利识别人才。荀子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把他们分为三类：官人使吏之材、士大夫官师之材、卿相辅佐之材。他说：“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荀子·君道》）荀子认为君主要根据人才的不同特征，将其安排在不同的岗位，做到人尽其才。在荀子看来，如果君主选用的人才都是对君主忠心耿耿的德才兼备的君子，那么君主在很大程度上就不会面临因为授权而带来的风险。
再次，荀子认为君主要监督、考核已经接受授权的臣工。荀子说：“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无由知之，则是拘胁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向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惠足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荀子·君道》）荀子认为君主凭借个人力量是难以监督众多的臣工，必须有自己的耳目，也就是他所说的便嬖左右。荀子认为君主可以借助这些人来搜集情报，了解国内的各种情况，这里面当然包括各级臣工的表现。荀子特别指出充当君主耳目的监察人员一定要具备相应的素质，他们应是聪明智慧、忠诚可靠之人。如果这些人是道德败坏、能力低下之辈，就会误导君主。
荀子认为君主还要借助宰相之手，考核各级臣工。荀子说：“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荀子·王霸》）按照荀子的观点，宰相每年年终都要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并向君主汇报，合格的官员可以留任，不合格的官员就应被革职。荀子认为通过有效的监督和考核君主可以使各级臣工合理使用君主授予他们的权力。离开了监督和考核，一些臣工就可能胡作非为，走上以下犯上的道路，进而给君主的统治带来威胁。合理的监督和及时的考核是有效化解君主授权风险的必要手段。
战国时期的法家明确主张君主利用阴谋权术驾驭群臣，防止臣工篡权。荀子则明确反对君主利用阴谋权术化解授权风险。荀子说：“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荀子·君道》）他认为如果君主喜欢玩弄阴谋权术，那么臣工群体中的奸邪之人就会效仿君主。这就是上行下效。荀子说：“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荀子·王霸》）他指出当一个国家阴谋权术横行，上下级之间尔虞我诈，这个国家就会走向分崩离析。荀子的结论是：“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荀子说：“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荀子·君道》）荀子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十分重视君主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认为贤君治下出忠臣，忠臣自然不会图谋篡权。
综上所述，在荀子看来，君主只要把握住了关键权力，也即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和选人用人的权力，那么臣工就很难撼动大局;君主只要坚持了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到了德才兼备、忠诚可靠的人才，就可以大胆使用他们;君主在选人授权之后，还要合理监督、考核臣工，这样才能确保他们不滥用权力。荀子认为君主不要使用阴谋权术控制臣工，否则就会上行下效。以上就是荀子化解君主授权风险的主要对策。
三、荀子君主授权思想的现代意义
荀子在君主授权问题上的一些看法至今仍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借鉴。荀子认为君主在授权时要保留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这些权力不能下放。当代领导也需要分清楚哪些权力可以授予下级，哪些权力必须保留在自己手中。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领导手中，否则领导就可能面临丧失驾驭全局的危险。
荀子主张君主要任人唯贤，把好用人关。当代领导要想顺利开展工作，做出业绩，就必须摒弃任人唯亲等不良作风，按照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人才，使用人才。
荀子主张君主要对臣工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考核，不能放任自流。当代领导在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后不能认为就万事大吉了，必须对走上岗位的人才进行必要的监督和考核，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犯错的概率。
站在民主的立场上，荀子君主授权思想中最容易引起当代学者批判的是他赞成君主独揽大权的专制制度。荀子没有对主权在君的制度提出批判。从人民主权说出发，荀子的思想很容易被贴上专制主义的标签。这种批判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荀子处在战国，他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对于直到近代以前的中国人来说，根植于华夏文化、采行于‘天朝上国’的君主制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好的制度，有关‘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合乎正义的’‘君主制政体是否为适当的’这类问题原本就是近现代中国以后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根本就是毋庸置疑、不成为问题的。”[5] 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中只有君主制，没有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君主制是他考虑一切政治问题的出发点。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
综上所述，荀子的君主授权思想中有不少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他思想中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加以看待。
参考文献：
[1]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262.
[2]张星久.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J].政治学研究，1998，（4）：83.
[3]岑树海.传统中国朝议、谏诤和巡视三种监察机制探究及其現代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18，（1）：138.
[4]杨英，龙立荣.基于风险感知的管理授权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3）：30.
[5]张星久.“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56.
作者简介：
高春海，男，汉族，河南南阳人，肇庆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
【关键词】 荀子;授权;君主;臣工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045-03
基金项目：肇庆学院2018年科研基金项目“关于荀子革命观争论的研究”（项目编号：201837）。
战国时期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日渐成型，主权在君成为当时政治运行的基本法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臣工手中的权力都源自君主的授权。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他关注君主授权的问题。他认为君主能否做到合理授权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为此他提出了一套关于君主授权的理论。授权是当代领导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荀子的君主授权思想可供当代领导借鉴。
一、荀子对君主授权必要性的认识
刘泽华先生指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君主一人独裁。”[1]君主垄断国家权力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特点。荀子对这种制度安排深表赞同，他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又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荀子·議兵》）荀子认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只应掌握在君主一人之手，国家只应有一个权力中心，否则国家就要陷入纷争。主权在君是荀子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
荀子固然赞成君主独揽大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君主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治国理政。“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2] 。君主专制制度固然赋予了君主治国理政的全权，但是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臣工的协助，国家就不能正常运转。荀子认为君主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荀子·君道》）君主要管理一个国家，他的职守涉及各个方面。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没有各级臣工的协助，君主就会力不从心。荀子指出：“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如是，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应，乱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独也。”（《荀子·君道》）和常人一样，君主需要有游玩放松的时间，君主也有生病、发生意外的时候。但是每天都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及时处理。任何一件事情处理不好都可能招来祸端。
荀子得出结论：君主不可能单独治理好国家，必须有臣工的协助。君主必须向各级臣工授权方能实现治国安邦的目标。“授权是一种委托权，主要通过代理人实现，授权者可根据需要随时扩大或缩小授权的范围，或随时收回或取消授权。”[3]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是授权者，各级臣工是代理人。
综上所述，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君主的能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从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荀子认为君主理应把一定的权力授予臣工，让臣工去做具体的事情。
二、荀子化解君主授权风险的对策
荀子发现尽管君主授权给臣工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实中君主在授权问题上有很多顾虑。
荀子说：“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荀子指出当时的一些君主急于维护手中的权力，害怕大权旁落。因此他们拒绝把权力授予他人，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结果是：君主疲惫不堪，国家却陷入危局。
荀子指出还有一些君主在把权力授予臣工后又采取各种措施牵制他们。荀子说：“今人主有大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荀子·君道》）君主使用贤人做事，却和不肖之徒一起纠正他们;君主使用智者考虑问题，却和愚蠢之人一起评论他们;君主使用高尚之人干事，却和德行败坏之人一起猜忌他们。为什么君主要千方百计牵制已经接受授权的臣工，以至于他们不能正常行事？主要原因就在于君主担心这些手握权力的臣工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荀子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君主在授权问题上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即君主害怕因为授权而导致大权旁落。“授权风险即管理者在进行授权决策时对自身授权行为带来的损失的一种估计。”[4] 授权风险是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任何君主都不愿意被自己授权的臣工取代。荀子知道君主的这种担心并非是空穴来风。在春秋战国以下犯上、弑君夺权的事情在不断上演。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
荀子把臣工分为四类：态臣、篡臣、功臣、圣臣。荀子认为篡臣的特点是：“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荀子·臣道》）篡臣对君主不忠，却善于取悦民众。他们结党营私，图谋篡权。这类臣工一旦手握重权，就会危害君主。荀子知道如果不能有效化解授权风险，就不能指望君主顺利授权给臣工。荀子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帮助君主化解授权风险。
首先，荀子认为君主一定要保留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和选人用人的权力，这两项重要权力决不能授予臣工。荀子说：“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荀子·王霸》）“何法之道”涉及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谁子之与”涉及选人用人的权力。 在荀子看来，君主一方面应确定好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应选择好授权的对象，用人得当。荀子认为这两项权力的使用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君主要牢牢把握住它们。君主如果选择了“王者之法”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并重用了能够贯彻“王者之法”的臣工，那么就能称王天下，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君主如果选择了“霸者之法”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并重用了能够贯彻“霸者之法”的臣工，那么就能称霸天下，威风凛凛。君主如果选择了“亡国之法”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并重用了能够贯彻“亡国之法”的臣工，那么就会落一个亡国的凄惨结局。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和选人用人的权力是如此的重要，只应由君主来使用。如果君主把这两项至关重要的权力下放给臣工就会陷入被动之中。
其次，荀子认为君主一定要本着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荀子认为君主在用人时要做到“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荀子·君道》）荀子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荀子·大略》）荀子认为君主的最基本的职责是选人用人，君主选拔到了德才兼备、忠诚可靠的人才，就可以大胆授权，让臣工去做具体的事情，进而实现无为而治。关于识别人才的方法，荀子说：“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可诎邪哉！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荀子·君道》）
荀子认为君主要想在众人之中选拔到德才兼备的人才就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君主要对照礼的规定，观察候选人能够做到安分守己;君主要让候选人处在变动的环境中，看他们能否做到随机应变;君主要让候选人处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看他们是否有放荡之举;君主要看候选人能够经得住各种诱惑和困苦的考验。通过上述途径君主就可以顺利识别人才。荀子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把他们分为三类：官人使吏之材、士大夫官师之材、卿相辅佐之材。他说：“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荀子·君道》）荀子认为君主要根据人才的不同特征，将其安排在不同的岗位，做到人尽其才。在荀子看来，如果君主选用的人才都是对君主忠心耿耿的德才兼备的君子，那么君主在很大程度上就不会面临因为授权而带来的风险。
再次，荀子认为君主要监督、考核已经接受授权的臣工。荀子说：“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无由知之，则是拘胁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向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惠足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荀子·君道》）荀子认为君主凭借个人力量是难以监督众多的臣工，必须有自己的耳目，也就是他所说的便嬖左右。荀子认为君主可以借助这些人来搜集情报，了解国内的各种情况，这里面当然包括各级臣工的表现。荀子特别指出充当君主耳目的监察人员一定要具备相应的素质，他们应是聪明智慧、忠诚可靠之人。如果这些人是道德败坏、能力低下之辈，就会误导君主。
荀子认为君主还要借助宰相之手，考核各级臣工。荀子说：“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荀子·王霸》）按照荀子的观点，宰相每年年终都要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并向君主汇报，合格的官员可以留任，不合格的官员就应被革职。荀子认为通过有效的监督和考核君主可以使各级臣工合理使用君主授予他们的权力。离开了监督和考核，一些臣工就可能胡作非为，走上以下犯上的道路，进而给君主的统治带来威胁。合理的监督和及时的考核是有效化解君主授权风险的必要手段。
战国时期的法家明确主张君主利用阴谋权术驾驭群臣，防止臣工篡权。荀子则明确反对君主利用阴谋权术化解授权风险。荀子说：“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荀子·君道》）他认为如果君主喜欢玩弄阴谋权术，那么臣工群体中的奸邪之人就会效仿君主。这就是上行下效。荀子说：“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荀子·王霸》）他指出当一个国家阴谋权术横行，上下级之间尔虞我诈，这个国家就会走向分崩离析。荀子的结论是：“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荀子说：“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荀子·君道》）荀子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十分重视君主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认为贤君治下出忠臣，忠臣自然不会图谋篡权。
综上所述，在荀子看来，君主只要把握住了关键权力，也即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和选人用人的权力，那么臣工就很难撼动大局;君主只要坚持了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到了德才兼备、忠诚可靠的人才，就可以大胆使用他们;君主在选人授权之后，还要合理监督、考核臣工，这样才能确保他们不滥用权力。荀子认为君主不要使用阴谋权术控制臣工，否则就会上行下效。以上就是荀子化解君主授权风险的主要对策。
三、荀子君主授权思想的现代意义
荀子在君主授权问题上的一些看法至今仍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借鉴。荀子认为君主在授权时要保留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这些权力不能下放。当代领导也需要分清楚哪些权力可以授予下级，哪些权力必须保留在自己手中。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领导手中，否则领导就可能面临丧失驾驭全局的危险。
荀子主张君主要任人唯贤，把好用人关。当代领导要想顺利开展工作，做出业绩，就必须摒弃任人唯亲等不良作风，按照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人才，使用人才。
荀子主张君主要对臣工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考核，不能放任自流。当代领导在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后不能认为就万事大吉了，必须对走上岗位的人才进行必要的监督和考核，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犯错的概率。
站在民主的立场上，荀子君主授权思想中最容易引起当代学者批判的是他赞成君主独揽大权的专制制度。荀子没有对主权在君的制度提出批判。从人民主权说出发，荀子的思想很容易被贴上专制主义的标签。这种批判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荀子处在战国，他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对于直到近代以前的中国人来说，根植于华夏文化、采行于‘天朝上国’的君主制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好的制度，有关‘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合乎正义的’‘君主制政体是否为适当的’这类问题原本就是近现代中国以后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根本就是毋庸置疑、不成为问题的。”[5] 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中只有君主制，没有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君主制是他考虑一切政治问题的出发点。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
综上所述，荀子的君主授权思想中有不少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他思想中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加以看待。
参考文献：
[1]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262.
[2]张星久.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J].政治学研究，1998，（4）：83.
[3]岑树海.传统中国朝议、谏诤和巡视三种监察机制探究及其現代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18，（1）：138.
[4]杨英，龙立荣.基于风险感知的管理授权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3）：30.
[5]张星久.“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56.
作者简介：
高春海，男，汉族，河南南阳人，肇庆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