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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约翰·F·肯尼迪遇刺40周年后，一本名叫Profiles in Courage for Our time的书在美国出版。这是一部致敬之书，将最高的赞词献给十多位美国政界人物，他们都是“肯尼迪勇者奖”的得主，这个奖项系肯尼迪家族设立，专门用来嘉奖“人民公仆”——那些甘为公共利益无私奉献的人。而这个奖的名字，则来自该家族最有名的人物——约翰·F·肯尼迪的一部作品：Profiles in Courage。
中文将它翻译成“信仰在风中飘扬”，似乎很俗气，不过也不无道理，它让它看上去更像一本宣传品，而站在我们的视角来看，这类“表彰先进”的书，可不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俗气的宣传品吗？1956年，肯尼迪已是一位深受看好的民主党政坛新星，出版这本书，说是他个人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也未可知。看得出，肯尼迪很想把书中的那几位勇者及事迹写得诗意一点，如果再多活一倍寿数，或许还能追一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英国人温斯顿·丘吉尔。
在自序以及结语中，肯尼迪训练有素的政治家语言历历可见。例如，他引用了著名报人和传媒观察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话：“成功的民主党政客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并极其克制地说：“厕身于‘成功的民主党政客’近十年的笔者，不敢确定无疑地说，这些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接着笔锋一转，连用了三个“我坚信”：先是坚信参议院中每天都会发生“英勇事迹”，然后坚信，公众对参议院和政治艺术的缺少理解，比参议员堕落的程度更加严重——我们这么努力，人民可得看得到啊！第三个坚信，最能体现肯尼迪的职业水准：他说，他坚信英勇的参议员，都是“不为流俗所动者”，而大众并不清楚，“直面政治良心”是很难的。
这是一种“造梦”表述。民主美国的政治造梦，无法要求大众相信某个人、某个政党的道德完美，做出的事总是对的，而是告诉他们，那个人或政党有多专业，多用心，且类似的还大有人在。然而，肯尼迪用这本书表达，还是一种在现实政治中难以表达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勇士，不是善于投选民所好的人，而是能坚持自我的人。大众容易追随前一类人，这不表明他们就是对的，“勇气”二字与成功挂不上钩。恐怕是这一富有理想主义的观察，让这本书从1956年普利策奖的决选名单里脱颖而出，尽管读完此书，我仍然认为这个奖主要是嘉奖作者本人：它代表着艾森豪威尔时代，民权运动初起时期美国人的求变之心。
真理未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真理的彰明，离不开少数人的坚持。肯尼迪谈到了政治人物要承受的三种压力，第一是被喜欢的压力，这是大多数人都渴望的一种普遍欲望，而对一个参议员而言，欲被人喜欢，多半需要付出妥协的代价。妥协不表示道德上有缺陷，或缺少恒毅之心，而是一种睿智的现实精神，“将以有为也”。第二个压力来自改选：参议员都想有一段尽量长的政治生涯，以促使变化的发生，捍卫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与谬误作斗争。第三种压力则来自自己的选区，以及所有支持自己的人。于是，一个尖锐的矛盾浮现了出来：人们期待参议员能捍卫公共利益，但支持他的那个有特殊利益的群体，也是他不能也不敢得罪的。
《信仰在风中飘扬》赢得普利策传记奖，除了前文所说，作者本人已有巨大声望的原因外，评委们应该还认可两点：一是肯尼迪的写作水平合格，二是书中这些人物确有书写价值。只以第一位人物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例，他的“英雄时刻”就包含了所有三种压力。亚当斯是个有原则的人，当他与自己的政党和马萨诸塞的选民发生冲突时，他自觉地为维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也就是公共利益而战。他明知没有政党乡里的支持，自己绝难赢得改选，却仍选择坚持内心的原则。
激赏这一行为，意味着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即使来自家乡的辱骂信件积万累千，亚当斯也不为所动。肯尼迪写出了这些孤独者的壮烈，尤其是1850年代，几位在南北矛盾加剧之际“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分裂人士：丹尼尔·韦伯斯特、托马斯·哈特·本顿以及山姆·休斯顿。韦伯斯特壮志未酬，就连爱默生都不信他的无私，德州州长休斯顿未能阻止本州的分裂就病逝了，本顿甚至受到被人用枪指着胸口的威胁。这些故事，只有细写出来，我们才能晓得任何理想的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光辉万丈的美国民主政治，险些要了这个国家的命。
尽管顶着普利策奖的光环，肯尼迪演说家式的表述和辞令，有时仍会削弱他的观点的力度。《信仰在风中飘扬》无法避免同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相类似的特点：对人物的书写与评价语多浮夸，使用了教科书一般的转折与递进。他说本顿：“但是即便是遭遇失败和死亡，本顿依然胜利了。”他说埃德蒙·鲁斯：他有很好的演说能力，有出色的政治背景与前程，“然而，他把这一切全部抛开，只为做一件遵从良心的事。”韦伯斯特临终时，眼睛还依依不舍地看着一艘帆船桅杆上的星条旗。这些论断和场面描写，怎么看都有言过其实的成分。
也许这些在当时并不成问题，大多数人都相信肯尼迪是真诚的。他在结语中给“真正的民主”做了一番描述：它“是对人民有信心的民主，相信人民选出的代表不仅仅是忠实于他们观念的才干之士，而且也是根据自己的良知行事的大勇之人，并且相信人民不会对那些遵从道义而走上无人应和的道路的人们加以谴责，而是会奖掖勇气，尊敬荣誉，并最终能明辨何为正确之事。”后来，肯尼迪基金会设奖以继其人其书之志，一直颁发至今，但是，这种已成例行的颁奖，多少是为巩固肯尼迪的历史荣光和地位而为，而不少获奖者也是与肯尼迪家族关系密切之人。
我想，肯尼迪写书的时候，也许已经意识到美国政治正在走向平庸，因为在他以后的政治舞台上，出现18、19世纪那种粗蛮狂暴的对抗情形，几率已大大减少。1854年，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山姆·休斯顿为了阻止德州被分裂出联邦，可以用这种语言斥骂联邦分裂主义的领导人：“除了忠诚之外，他们有着狗的一切特征。”而一百年后，肯尼迪自己竞争党内候选人，后来竞选总统，率先借助传媒的力量，将自己放置在《时代》杂志摄影记者的镜头里，在唇枪舌剑之上施加一点基本的优雅要求。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他入主白宫之后，最终，就连他的惨死也变成了一场直播。也许肯尼迪认为，他所写到的那些时代里的那些人，才算得上是大勇；而在他之后，“勇气”二字将越来越轻，越来越需要靠奖掖来坐实了。
中文将它翻译成“信仰在风中飘扬”，似乎很俗气，不过也不无道理，它让它看上去更像一本宣传品，而站在我们的视角来看，这类“表彰先进”的书，可不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俗气的宣传品吗？1956年，肯尼迪已是一位深受看好的民主党政坛新星，出版这本书，说是他个人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也未可知。看得出，肯尼迪很想把书中的那几位勇者及事迹写得诗意一点，如果再多活一倍寿数，或许还能追一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英国人温斯顿·丘吉尔。
在自序以及结语中，肯尼迪训练有素的政治家语言历历可见。例如，他引用了著名报人和传媒观察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话：“成功的民主党政客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并极其克制地说：“厕身于‘成功的民主党政客’近十年的笔者，不敢确定无疑地说，这些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接着笔锋一转，连用了三个“我坚信”：先是坚信参议院中每天都会发生“英勇事迹”，然后坚信，公众对参议院和政治艺术的缺少理解，比参议员堕落的程度更加严重——我们这么努力，人民可得看得到啊！第三个坚信，最能体现肯尼迪的职业水准：他说，他坚信英勇的参议员，都是“不为流俗所动者”，而大众并不清楚，“直面政治良心”是很难的。
这是一种“造梦”表述。民主美国的政治造梦，无法要求大众相信某个人、某个政党的道德完美，做出的事总是对的，而是告诉他们，那个人或政党有多专业，多用心，且类似的还大有人在。然而，肯尼迪用这本书表达，还是一种在现实政治中难以表达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勇士，不是善于投选民所好的人，而是能坚持自我的人。大众容易追随前一类人，这不表明他们就是对的，“勇气”二字与成功挂不上钩。恐怕是这一富有理想主义的观察，让这本书从1956年普利策奖的决选名单里脱颖而出，尽管读完此书，我仍然认为这个奖主要是嘉奖作者本人：它代表着艾森豪威尔时代，民权运动初起时期美国人的求变之心。
真理未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真理的彰明，离不开少数人的坚持。肯尼迪谈到了政治人物要承受的三种压力，第一是被喜欢的压力，这是大多数人都渴望的一种普遍欲望，而对一个参议员而言，欲被人喜欢，多半需要付出妥协的代价。妥协不表示道德上有缺陷，或缺少恒毅之心，而是一种睿智的现实精神，“将以有为也”。第二个压力来自改选：参议员都想有一段尽量长的政治生涯，以促使变化的发生，捍卫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与谬误作斗争。第三种压力则来自自己的选区，以及所有支持自己的人。于是，一个尖锐的矛盾浮现了出来：人们期待参议员能捍卫公共利益，但支持他的那个有特殊利益的群体，也是他不能也不敢得罪的。
《信仰在风中飘扬》赢得普利策传记奖，除了前文所说，作者本人已有巨大声望的原因外，评委们应该还认可两点：一是肯尼迪的写作水平合格，二是书中这些人物确有书写价值。只以第一位人物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例，他的“英雄时刻”就包含了所有三种压力。亚当斯是个有原则的人，当他与自己的政党和马萨诸塞的选民发生冲突时，他自觉地为维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也就是公共利益而战。他明知没有政党乡里的支持，自己绝难赢得改选，却仍选择坚持内心的原则。
激赏这一行为，意味着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即使来自家乡的辱骂信件积万累千，亚当斯也不为所动。肯尼迪写出了这些孤独者的壮烈，尤其是1850年代，几位在南北矛盾加剧之际“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分裂人士：丹尼尔·韦伯斯特、托马斯·哈特·本顿以及山姆·休斯顿。韦伯斯特壮志未酬，就连爱默生都不信他的无私，德州州长休斯顿未能阻止本州的分裂就病逝了，本顿甚至受到被人用枪指着胸口的威胁。这些故事，只有细写出来，我们才能晓得任何理想的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光辉万丈的美国民主政治，险些要了这个国家的命。
尽管顶着普利策奖的光环，肯尼迪演说家式的表述和辞令，有时仍会削弱他的观点的力度。《信仰在风中飘扬》无法避免同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相类似的特点：对人物的书写与评价语多浮夸，使用了教科书一般的转折与递进。他说本顿：“但是即便是遭遇失败和死亡，本顿依然胜利了。”他说埃德蒙·鲁斯：他有很好的演说能力，有出色的政治背景与前程，“然而，他把这一切全部抛开，只为做一件遵从良心的事。”韦伯斯特临终时，眼睛还依依不舍地看着一艘帆船桅杆上的星条旗。这些论断和场面描写，怎么看都有言过其实的成分。
也许这些在当时并不成问题，大多数人都相信肯尼迪是真诚的。他在结语中给“真正的民主”做了一番描述：它“是对人民有信心的民主，相信人民选出的代表不仅仅是忠实于他们观念的才干之士，而且也是根据自己的良知行事的大勇之人，并且相信人民不会对那些遵从道义而走上无人应和的道路的人们加以谴责，而是会奖掖勇气，尊敬荣誉，并最终能明辨何为正确之事。”后来，肯尼迪基金会设奖以继其人其书之志，一直颁发至今，但是，这种已成例行的颁奖，多少是为巩固肯尼迪的历史荣光和地位而为，而不少获奖者也是与肯尼迪家族关系密切之人。
我想，肯尼迪写书的时候，也许已经意识到美国政治正在走向平庸，因为在他以后的政治舞台上，出现18、19世纪那种粗蛮狂暴的对抗情形，几率已大大减少。1854年，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山姆·休斯顿为了阻止德州被分裂出联邦，可以用这种语言斥骂联邦分裂主义的领导人：“除了忠诚之外，他们有着狗的一切特征。”而一百年后，肯尼迪自己竞争党内候选人，后来竞选总统，率先借助传媒的力量，将自己放置在《时代》杂志摄影记者的镜头里，在唇枪舌剑之上施加一点基本的优雅要求。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他入主白宫之后，最终，就连他的惨死也变成了一场直播。也许肯尼迪认为，他所写到的那些时代里的那些人，才算得上是大勇；而在他之后，“勇气”二字将越来越轻，越来越需要靠奖掖来坐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