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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扬州的文人雅集,伴随着城市的兴盛衰微,在清初王士稹的红桥修禊、盛清盐商园林雅集、清末民初冶春后社的文酒诗会上表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王士稹的纯粹文人雅好性质的集会所实现的扬州文化认同,至卢见曾全民狂欢式的千人大聚会所体现的包容开放,再到冶春后社诗人的自吟自酌,不同阶段的雅集体现出清代扬州文人从曾经的气势与恢宏,转趋于对文化衰微现状的平和与无奈。而这些变化使得扬州雅集具有了一种标本价值:雅集与扬州盐商经济,雅集的举办者、参与者、赞助者、南来北往的宾客以及他们与这座“帝国的城市”息息相关的运命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