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谁都输不起的告御状事件，竟然成为改变中英两国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六月二十四日，天津。
　　天津大沽营游击赵之瑛正在例行巡查，突然看到一艘悬挂米字旗的小船朝码头驶来。他深知，这儿是距离京城最近的出海口，属于禁地。朝廷法令从来都没有允许洋人前来，此前也确实没有洋人到访过。因此，这个不速之客的来到，使他顿觉紧张，马上率船出海阻拦，登船盘问。可是，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船上的洋人准备“上访”，向皇帝告御状。状告的对象，正是皇帝宠信的地方大员——粤海关监督李永标。
　　甭说赵之瑛，包括乾隆皇帝在内，整个帝国的全体君臣，都从未领教过红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是怎么告御状的。然而，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谁都输不起的告御状事件，竟然成为改变中英两国历史命运的转折点之一。
　　告状缘起
　　这艘挂着米字旗的小船，并不是一开始就直奔天津的。它造访中国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舟山群岛。
　　故事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这年五月三十日，定海镇把总谢思发在四礁洋面截获了这艘排水量只有7吨的英国商船。待到登船询问时，他惊讶地发现，船主是位老熟人，名叫洪任辉（James Flint）。
　　洪任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学过汉语，了解中国官场规矩。四年前，他作为通事（翻译），跟随一艘英国商船来到舟山，为英国对华贸易打开了另一个通商口岸。不过，朝廷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在广东政商集团的游说下，决定关闭浙江对外贸易，将所有欧洲商船全部回广州贸易。
　　没错，洪任辉此行，就是“回广东生意不好，意欲仍来浙江交易”。不过，定海镇总兵罗英笏迅速抛出了官方表态：要求洪任辉“仍回广东贸易，不得在此停泊”。
　　洪任辉不敢得罪浙江官员，满口答应，率船离开。可是，他并没有南下回广州，而是留下一份控告粤海关的汉文呈词后，直接沿海岸线北上。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辉的小船出现在了天津大沽口外。
　　面对大沽营游击赵之瑛的盘问，洪任辉把天津之行的目的，说成呈诉“负屈之事”。他是这样讲的：
　　“我一行十二人，跟役三名，水手八人，我系英吉利国四品宫，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市黎光华欠我本银五万余两不还，曾在关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伸冤。”
　　赵之瑛听完，既同情这个洋人的遭遇，愿意帮一把，又觉得不能白忙活，想借机捞一把。于是，他满口答应替洪任辉递状纸，但要了5000两银子作酬劳。
　　收了银子，赵之瑛果然办事，状纸一路上呈，竟然连过天津知府灵毓、天津道道员那亲阿和直隶总督方观承三道关，直接送进了养心殿，呈到了乾隆皇帝跟前。方观承还专门写了一份奏折，强调洪任辉“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
　　当乾隆帝打开这份状纸之时，他也为之大吃一惊。
　　全面调查
　　摆在乾隆帝面前的呈状有7条陈情：
　　一、关口勒索陋规繁多，且一船除货税外，先要缴银三千三四百两不等。
　　二、关监不循旧例准许外商禀见，以致家人多方勒索。
　　三、资元行故商黎光华欠外商银五万两，关监、总督不准追讨。
　　四、对外商随带日用酒食器物等苛刻征税。
　　五、外商往来澳门被苛索陋规。
　　六、除旧收平余外，又勒补平头，每百两加三两。
　　七、设立保商，外商货银多被其挪移，延搁船期等。
　　显然，洪任辉北上告御状，主要有两方面诉求：一是查办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二是推动朝廷严查粤海关积弊，扩大中国对英贸易开放。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从英国来到天津，向皇帝诉苦，乾隆帝当然很重视，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围绕着这样的思路，乾隆帝做出了四项具体安排：
　　一是由给事中朝铨把洪任辉从天津带到广东，跟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对证。
　　二是派福州将军新柱前往广州，“会同该督李侍尧秉公审讯”。

　　三是警告李侍尧有“失察之咎”，要求他不能“稍存回护之见”，或“于会勘时不处心确审”，否则严加治罪。
　　四是明确案件处理原则：既不能偏袒李永标，查实就治罪;也不能纵容不法，尤其是查清楚是谁跟洋人串通，“代夷商捏砌款迹，怂恿控告”。
　　至此，洪任辉告御状的第一方面诉求业已实现，第二方面诉求也具备了实现的可能。然而，就在洪任辉觉得大功即将告成之际，事态很快发生了新的转变。
　　七月二十日，新柱、朝诠和李侍尧齐聚广州，审讯了已被解除职务的李永标，并对洪任辉呈词里的7个要点进行了逐一回应。
　　粤海关勒索陋规的情况，李侍尧并不否认，但他把主要责任推到了李永标的家人和书役身上，而对李永芳本人百般袒护，强调顶多就是督察不严。关于行商黎光华欠债之事，李侍尧承诺官府将核对“华商所欠银两，按股匀还”。不过，对于洪任辉提出的减免规礼和废除保商这两项关键性要求，他不仅全部回绝，而且纳入则例，通过建章立制加以固化。这样的态度，得到了乾隆帝的好评。
　　此外，李侍尧在奏折里专门说明：粤海关一直在给朝廷采买奢侈品，满足乾隆帝对西洋物件的喜爱。乾隆十八年（1753年），仅现银一项，粤海关就上交50多万两，超出江、浙、闽三个海关之和。粤海关的进贡成为内务府的主要进项。这无疑在提醒乾隆帝，李永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一棍子打死。 　　李侍尧的暗示果然管用。乾隆帝在朱批里既强调了“家人勒索即主人勒索，不可以失察开脱其罪”，但也承认“惟应秉公存国体为要，管关之人非督抚可比，一应税务势不得不用家人”，为李永标寻找开脱的理由。
　　就这样，洪任辉的两方面诉求，刚稍有眉目，又石沉大海。他没有想到，这份状纸，非但没能改变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英贸易中的处境，反而将自己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原告败诉
　　这份状纸，让乾隆帝琢磨了很久。他猛然意识到，这份呈状的书写符合官方规范，送达朝廷又很顺利，需要熟谙汉文语法和中国官场，洪任辉作为外国人，有这么大本事吗？其中“恐有内地奸人为之商谋”！
　　于是，调查风向发生了转折，查办重点由洪任辉的状纸指控，转向状纸本身的产生和投递。尤其是对“内地人代写呈词者尤应严其处分”。可是，查了几个嫌疑人，都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那么，状纸到底是谁写的呢？
　　洪任辉一口咬定，是旅居噶喇巴（今雅加达）的福建侨商林怀在海船上写的。于是，林怀被诱骗回国，招致治罪和抄家。李侍尧跟行商打听获悉，洪任辉曾在仁和行内跟四川籍商人刘亚匾往来甚密。于是，刘亚匾也被逮捕，承认其“始则数授夷人（洪任辉）读书，图骗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词”。这一陈述也得到了洪任辉的认可。
　　于是，这份状纸的来历已经清楚了：洪任辉口述，林怀缮写，刘亚匾誊改。不过，李侍尧觉得，洋人上访是新事物，《大清律例》里并无规定，不能定罪。何况他控诉的有些事情，粤海关确有责任。所以，他只能抓住洪任辉勾结中国内地居民的“罪证”大做文章，建议“唯有严加防范，若有交通内地奸民之事，即查拿驱逐回国，则别国商不再敢往浙矣”。
　　真相水落石出，乾隆帝随即做出了最终判决：由于证据不足，粤海关总督李永标没有获罪，但被扣上了看管家人不力的帽子，不仅罢官免职，而且枷号鞭责后解部发落;受贿家人“鞭后发边省为奴”。然而，这并非洪任辉想要的。接下来的判决，令他大跌眼镜。
　　替他誊写状纸的商人刘亚匾，以“为外夷商谋砌款”的罪名，被“明正刑典”，当众问斩。而洪任辉本人，则扣上了“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因系夷人不便他遣，姑从宽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出境，丧失了重返中国的机会，无论是广州，还是舟山。
　　乾隆帝不仅对涉案人员作出了处理，就连洪任辉和东印度公司关心的中英贸易问题，也没有刻意忽略。他宣布了新的对外贸易准则：“内地物产富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特以尔等自愿懋迁，柔远之仁，原所不禁。今尔不能安分奉法，向后即准他商贸易，尔亦不许前来”。
　　这是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是将中西贸易视为怀柔远人的手段、恩赐藩国的工具，可大可小，可有可无。于是，一切照旧。
　　乾隆帝在将自己不想接触的事物拒之门外的同时，也把主动融入全球市场的历史性机遇拒之门外。这样的机会，在清前期有好几次，洪任辉事件算其中的一次。一个世纪后，圆明园的熊熊烈火，才使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真的来了。如今，当我们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的时候，重新解读“洪任辉事件”，或许会更加坚信：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振兴中华。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