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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充满了政治的故事，政治的故事又是国家兴衰的故事。
塞缪尔·芬诺(Samuel E．Finer)里程碑式的杰作《早期时代政府的历史》是一部编年体的大国政治百科全书：从亚述王朝、波斯帝国、罗马共和国，到中国的汉王朝，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哈里发帝国、中国的唐和宋王朝，到奥斯曼帝国。古代的帝国之星殒落后，谁又塑造了近现代政治历史?《人类简史》一书的作者麦克尔·库克(MichaelCook)说道：“如果我们想去确定在过去的两到三个世纪形成全球历史的关键性力量，我们必须从关注一个单独的岛屿不列颠开始。”进而他说：“不列颠是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开始形成的地方。”他认为，不列颠过去一千年的历史越来越多地展示了一些与整个世界相反的特点。不列颠，或者说英国，为现代世界政治和人类社会做了两大贡献：议会制和工业化。特别是工业化，毫无疑问，它为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提供了坚定的支持，扮演了中心角色。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18世纪和19世纪的世界历史就是英帝国扩张的历史。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英帝国不可避免地衰弱了，一个新的大国在各方面超越并取代了它。这个新的大国就是美国。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能使这个国家带领世界进入一个新纪元和新千年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在芬诺看来，美国发明了四项现代国家的特点而为世界政治历史作出贡献：书面的宪法，宪法保证公民权利，裁定政府违宪之司法权和联邦制。美国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一道，曾经构造了一个世界秩序，但是苏联瓦解后，只有山姆大叔有能力也在试图维护着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从任何大国的兴衰史，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隐含的模式，在顶点后，它们都衰败了。美国权力衰退的时间是否到了?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否还有能力单独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和处置国际和人类安全问题?我们不妨用约瑟夫·奈(JosephNye)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其畅销书《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什么一个超级大国不能单独行动》中，约瑟夫·奈展示了一个在未来保持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且减少其受伤害的策略。他认为只有在美国的权力被明智地使用时，它才会在21世纪持续很长。正如奈所说，权力在新的世纪里既依靠“硬”资源又依靠“软”资源。
约瑟夫·奈说：“硬实力是通过强制力起作用，使用军事大棒和经济胡萝卜使得别人按我们的意愿去做。”在今天的世界，美国凭借其硬实力毫无疑问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但正如奈又说的，问题是“权力政治总是招致怨恨，美国权力的悖论就在于这个国家越强大，其影响力反而越微弱。”但是，作为一个可以和任何古代大国或帝国相比的大国，美国受自己的局限性并不能够单独地满足其所有重要的外部目标，美国的权力并不一和深孚众望的感觉成直接的比例。不像那些盲目相信军事力量的人，约瑟夫·奈更清楚地看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有道是身危由于势过，祸积起于宠盛，强和弱之间确实有一种转化关系：强大的国家可以变得弱小，而弱小的国家反过来也可以变得强大。现在几乎没人怀疑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可以赢得任何一场地区冲突，甚至可以做到像伊拉克战争一样的速战速决，但谁又敢说地区乃至世界的新矛盾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速决”?现在还在动荡不安的伊拉克恐怕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武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历史的发展也有其自己的规律，常常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史已经留给我们足够多的教训。
美国战争机器的规模或者军事硬实力来自于强有力的国家经济。美国的经济是否也面临挑战?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GDP大概占世界的50％。当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经济最强大的时候，它的GDP大约也只占美国的65％。现在，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已经降到了大约三分之一，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韦伯(Marx Webber)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天主教并不比某些形式的新教对商业更有传导性，美国经济发展的来源是因为美国人对某种宗教信仰的笃信。他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要比天主教的欧洲和非基督教的国家发展得快。在今天的美国，大概还有53％的人口信仰基督教。然而，美国的人口结构在改变中。比如，每年成千上万的移民，不管非法还是合法的，从亚洲、拉美、东欧和非洲涌入这个国家，他们带入了包括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东正教等不同的宗教。毫无疑问，这些新移民改变着美国的人口组成。三四十年前，西班牙语在美国的很多地方被禁止，但今天它已经成为在美国使用的第二大语言。还有，汉语已经成为北美的第三大语言。据估计，在未来的50年里，少数民族将会占到全美国人口的50％。同理，人们的宗教属性也会改变：可能将有更少比例的人口信奉基督教，圣经地带(尤其指美国南方的原教旨主义信徒多的地方。著者注)也可能解体。鉴于美国人口统计的变化，如果我们运用韦伯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论点，人们是否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正在丧失经济发展的源泉，它的硬实力是否在削弱?
美国的硬实力也面临着外部世界的挑战，特别是正在聚集自己力量的亚洲的挑战。例如，中国的经济自从198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三倍而且以每年超过9％的速度增长。中国还吸引着每年超过5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04年则达到了600亿美元。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合夫斯基(Barshefsky)和格莱塞(Gresser)在共同署名的文章《革命的中国，自满的美国》中发现中国大陆四分之三的外部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的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这些资金每年在中国建立200家制造工厂。而且，中国正打算进一步通过正式的贸易优惠协议和东盟、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扩大这种关系。“美国到现在的反应只局限在和新加坡或许稍晚些和泰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的人力资本亦在改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注册人数已经成四倍增长达到2000万，中国的大学现在每年产生20万个工程师，日本的大学每年产生10万个工程师，一些稍小的经济体如中国的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也差不多如此。而美国比20年前有更少的本土出生的工程师，只有6万美国工程师每年春天毕业。新的签证政策已经损害了美国补偿的能力，因为其限制使得熟练工人、科学家和有抱负的学生往美国移居时感到沮丧。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在基础科学(不包括生命科学)的花费已经停滞了30年，自从上世纪70年代与今相比GDP已经下降了37％。相反，亚洲在积累自己的财富。中国大陆的家庭储蓄达GDP的40％。中 国的台湾、香港和韩国、日本的储蓄率也格外的高。与此同时，“美国正大举借债，它的储蓄从2001年已经下降到GDP的1％～2％，这一水平最后一次是在1934年出现的。”最后，美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由中国、韩国、日本融资的高消费和高商业支出，这增加了美国现在的账户赤字和海外债务。
作为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奈相信软实力会使人们合作而非强迫他们。他相信“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生效”，“我们(美国)的吸引力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治价值和我们顾及到别人利益的政策”。军事和经济的力量可以被用来影响或威胁其他民族和国家业已取得的地位。但是，软实力“依赖于一种以形成取舍爱好的方式设定政治日程的能力”。奈用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话结束他的书：“美国的历史测试将会是我们是否能把现在主导性的力量转化成国际的一致，我们是否能把我们的原则转化成广泛接受的国际准则。”问题是在21世纪，强有力的美国男人和女人们将比以往更强。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的观点似乎在告诫单边主义的美国：“任何向单极化、霸权和单边主义的传统政策的退步都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与其相伴的傲慢会侵蚀经常是解决方法一部分的软实力。”
这样的告诫是有预见性的，证明显示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已经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2001年9月11日后，差不多整个世界都团结起来同情和支持美国。在接下来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拥有了广泛的国际后援。虽然在阿富汗的军事胜利成功地提高了美国的硬实力，美国政府在处置国际事务中独自行动的做法却引起了矛盾。它先是拒绝《京都议定书》，退出了反全球变暖行动，然后又不理睬多数的欧洲传统盟友，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至今美国还陷入了越战后的另一个泥潭中。2003年的春天，美国的外交官无法在联合国说服安理会14个委员中超过3个的委员来合法化其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这些都损害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只有极少数最坚定的盟友派出部队和美国大兵一起在伊拉克并肩作战，而多数的盟国已经或打算从伊拉克撤出军事力量。在阿拉伯世界里对美国政策的怨恨从没如此之高，伊拉克没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向世界证实萨达姆并没有想卷入世界战争。同时，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萨达姆比起布什及其政府来，并不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不断上升的美军和伊拉克新政府士兵的伤亡、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和远不清楚的政治前景都证明了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并没有像布什在战前所许诺的那样被带来完全的和平和繁荣。
美国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很可能是军事方法，来向世界推销其经济繁荣、文化价值和政治民主，这对其自身的软实力是有害的。美国没有意识到升级的军事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首先，美国的繁荣只能发生在美国，全球的环境问题已经宣布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复制。美国的人口只占全球的5％，但其汽油的消费却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根据美国的标准，每辆汽车需要0．07公顷土地，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每两个人拥有一辆汽车，那全球要多少土地又要多少汽油?数年前联合国的一份研究显示，现有的地球资源可以养活10亿美国人，50亿意大利人或100亿印第安人。美国记者马克·赫兹加德(Mark Hertsgaard)在他的《鹰的阴影》一书中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极有吸引力，但是如果全世界60亿人全都争先恐后地模仿，那就需要像地球一样的另外三个星球来提供资源和容纳污染物。与美国不同，其他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不能承受疯狂地追求利润和长期容忍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系统。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曾指出美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分配中最不公平的一个，在美国，2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20％最贫穷人的9倍，这一不公平的指标是法国、日本和德国的2倍。在其1995年的研究《财富分配的变化：增加中的不公平?》中，约翰·威彻(John Weicher)从消费者财政调查中计算了1983—1989年的基尼指数来评估1986年的美国税收改革。他发现这一指数从0．48上升到了0．52，而0．5的指数是公认的警戒点。
文化是美国以软实力影响世界的载体，美国的文化正渗透到每个角落。亚洲的年轻人可以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找到美国产品——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和NBA的海报——用美国方式来生活是他们的梦想。美国的标准是人们衡量生活的尺码。美国的文化和文化产品似乎在支配着世界。但是美国文化的扩张也不是没有阻力，这种阻力或抵制比起世界的其他地方可能更多地来自于穆斯林世界、法语世界或甚至是儒教的亚洲。“9·11”恐怕就是一例，与其说它是恐怖主义攻击，倒不如说更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美国文化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中国儒教和有着遥远的起源、漫长的发展历史和广泛并深刻且与西方哲学相对的哲学的中华文化。在中国文化里，力量并不是永远的，相反，这种文化认为强与弱、硬和软是可以改变的，因而它还强调容忍和忍耐。同时，儒教文化喜欢用固定的社会关系框定社会秩序，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遵从权威，遵循社会准则保持自己合适的位置。对权威的挑战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尽管这会被看作是不民主的，但在儒教的世界，这被看作是一种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有效方法。
美国式的民主和推销民主的方法在很多人看来是有争议的。当然，美国式的民主是当今世界最好的治理方法之一。但问题是美国的民主是否可以移植到其他地方，而且美国如何推销这种民主。没有一种英明的办法，美国的民主就不被人信任，美国对人类政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贡献就会打折扣。民主不能像商品一样出口，它必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自己的产品。在其名著《美国的民主》中，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有三个原因保持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自然环境、法律制度或机构和民情。就贡献而言，自然环境不如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又不如民情。自然环境是种物质资本，法律制度是社会资本，而民情是人力资本。墨西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度，但这并没有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其原因就是墨西哥缺乏美国一样的民主民情。民主说到底是一种管理形式，一种理性的但不一定有效率的体制。就单一发展经济的目的来看，专制比民主做得更好。民主只有当某些物质需要满足后才成为一个问题，然后当人民的民主的要求不能被忽视的时候，政府在这个时候就必须平衡发展和公平，这不仅仅是文明的要求也是统治的要求。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其自身发达的经济和内在社会秩序上的，这样的繁荣可归因于很多因素。但对于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哪个是更紧迫的任务，发 展经济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住所还是政治民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既然民主是产生在特定的社会里，美国不能通过占领别的国家形成像古罗马帝国、古拜占庭帝国一样统一的社会，那美国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美国标准的民主准则。既然美国不能通过占领来传播它的民主，那么占领的传播方法就不是最有效的。这恐怕就是一些国家诸如俄罗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在其推销其民主的过程中，如果美国不能成功地说服其他国家而仅依靠其硬实力而采取行动，美国就会不可避免地被孤立，其实力，特别是软实力，就会遭受损失。人们应该更深刻地思考的是一些美国人着迷的美国化的理想仅为国外而非国内目标设计。有学者承认一些美国人尊崇的“普世的理想”在美国就从来没有实现过。亨廷顿就认为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一种包含原始民主政体和自由经济的现代化之路。
有很多原因造成了现在的结局。除了那些国内的因素和大众对外在世界的漠视外，美国自身的弱点也限制了它的力量。尽管国家外交战略是统一的，但每届政府设定的具体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却打上了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烙印。比如，布什政府对武力的偏好使得人们不得不联系他内阁的军事工业背景。人们怀疑美国的动机和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布什的“逢克(林顿)必反”的政策明显是为了政党利益，这自然又会遭到民主党的抵制。缺乏国内统一的意志必定会造成政府能力的减弱。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包含着自我限制的因素。“9·11”之后，美国认为反恐是其第一要务，所以它必须与其他大国很好地合作。除此以外，美国的全球战略还包括发展经济，推进民主和维护地区和平，这些都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和接触。遏制和合作的对立关系困扰着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限制了它的发展。美国必须与他国合作以实现其全球战略，这会对别的国家的发展有利，但不会对美国实现其全部的全球战略有利。当然，如果没有与别人的合作，美国不能实现反恐的目标，更不要说其他的全球目标。
除了内部原因外，外部原因也很重要。大国间的关系和美国盟国关系分裂的潜在危险就是明显的例子。老布什在海湾战争前竭尽全力构建了一个国际同盟，但是现任总统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周游列国寻求广泛的联盟。现任总统的风格和言论极大地疏远了世界舆论。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少地受美国操控，在国际事务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全球化是一个普遍承认的趋势，这一趋势下信息和技术的分享和快速传播使得发展中国家可能有潜力更快地崛起。1837年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在哈佛大学发表了《美国的学者》演说，他说：“我们仰人鼻息，长期作学徒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身边的数以百万的闯入生活的人们不可能永远地满足于食用异国智慧收获的陈粮。全新的事件和行动正在发生，这一切需要被歌唱，它们也要歌唱自己。”当美国人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为自己的崛起而奋斗，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今天，发展中国家在为自己的崛起而奋斗。一个逐渐强大的多边世界正在开始和单一的美国权力竞争。
当然，美国依然拥有着众多优势：从健全的政治制度到一流的大学，从成熟的环境和知识产权政策到医药和生命科学特殊的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还会是世界安全和民主社会的主要力量。但是如果美国不意识到自身的弱点，其力量就不一定足够强大到能去完成维护国际和民主社会安全的任务。我们不知道美国权利的悖论是否等同于解释美国维持世界和平能力的减弱，但制约美国力量的因素，诸如世界的主要趋势和美国国内的因素，也不可能改变。尽管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可能随着伊拉克战争而增加，但作为综合力量的核心成分的经济力量，以及政治和军事力量似乎改变不大。相反，按照沃勒史坦(Wallerstein)的说法，“贡献给美国霸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也同样会是无情地导致未来的美国衰微的因素。”而且，“没有疑问，美国作为世界事务的一个决定性力量会在下一个10年继续衰微。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霸权是否会衰弱，而是美国能否发现一条可以优雅地下降之路，最少地对世界和它自身造成损害。”
今天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否正在沿着所有古代帝国的轨迹步入下降的过程?这个强有力的处理国际和人类安全问题的巨人还能走多远?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作者为笑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系教授)
塞缪尔·芬诺(Samuel E．Finer)里程碑式的杰作《早期时代政府的历史》是一部编年体的大国政治百科全书：从亚述王朝、波斯帝国、罗马共和国，到中国的汉王朝，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哈里发帝国、中国的唐和宋王朝，到奥斯曼帝国。古代的帝国之星殒落后，谁又塑造了近现代政治历史?《人类简史》一书的作者麦克尔·库克(MichaelCook)说道：“如果我们想去确定在过去的两到三个世纪形成全球历史的关键性力量，我们必须从关注一个单独的岛屿不列颠开始。”进而他说：“不列颠是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开始形成的地方。”他认为，不列颠过去一千年的历史越来越多地展示了一些与整个世界相反的特点。不列颠，或者说英国，为现代世界政治和人类社会做了两大贡献：议会制和工业化。特别是工业化，毫无疑问，它为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提供了坚定的支持，扮演了中心角色。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18世纪和19世纪的世界历史就是英帝国扩张的历史。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英帝国不可避免地衰弱了，一个新的大国在各方面超越并取代了它。这个新的大国就是美国。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能使这个国家带领世界进入一个新纪元和新千年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在芬诺看来，美国发明了四项现代国家的特点而为世界政治历史作出贡献：书面的宪法，宪法保证公民权利，裁定政府违宪之司法权和联邦制。美国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一道，曾经构造了一个世界秩序，但是苏联瓦解后，只有山姆大叔有能力也在试图维护着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从任何大国的兴衰史，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隐含的模式，在顶点后，它们都衰败了。美国权力衰退的时间是否到了?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否还有能力单独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和处置国际和人类安全问题?我们不妨用约瑟夫·奈(JosephNye)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其畅销书《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什么一个超级大国不能单独行动》中，约瑟夫·奈展示了一个在未来保持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且减少其受伤害的策略。他认为只有在美国的权力被明智地使用时，它才会在21世纪持续很长。正如奈所说，权力在新的世纪里既依靠“硬”资源又依靠“软”资源。
约瑟夫·奈说：“硬实力是通过强制力起作用，使用军事大棒和经济胡萝卜使得别人按我们的意愿去做。”在今天的世界，美国凭借其硬实力毫无疑问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但正如奈又说的，问题是“权力政治总是招致怨恨，美国权力的悖论就在于这个国家越强大，其影响力反而越微弱。”但是，作为一个可以和任何古代大国或帝国相比的大国，美国受自己的局限性并不能够单独地满足其所有重要的外部目标，美国的权力并不一和深孚众望的感觉成直接的比例。不像那些盲目相信军事力量的人，约瑟夫·奈更清楚地看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有道是身危由于势过，祸积起于宠盛，强和弱之间确实有一种转化关系：强大的国家可以变得弱小，而弱小的国家反过来也可以变得强大。现在几乎没人怀疑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可以赢得任何一场地区冲突，甚至可以做到像伊拉克战争一样的速战速决，但谁又敢说地区乃至世界的新矛盾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速决”?现在还在动荡不安的伊拉克恐怕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武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历史的发展也有其自己的规律，常常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史已经留给我们足够多的教训。
美国战争机器的规模或者军事硬实力来自于强有力的国家经济。美国的经济是否也面临挑战?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GDP大概占世界的50％。当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经济最强大的时候，它的GDP大约也只占美国的65％。现在，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已经降到了大约三分之一，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韦伯(Marx Webber)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天主教并不比某些形式的新教对商业更有传导性，美国经济发展的来源是因为美国人对某种宗教信仰的笃信。他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要比天主教的欧洲和非基督教的国家发展得快。在今天的美国，大概还有53％的人口信仰基督教。然而，美国的人口结构在改变中。比如，每年成千上万的移民，不管非法还是合法的，从亚洲、拉美、东欧和非洲涌入这个国家，他们带入了包括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东正教等不同的宗教。毫无疑问，这些新移民改变着美国的人口组成。三四十年前，西班牙语在美国的很多地方被禁止，但今天它已经成为在美国使用的第二大语言。还有，汉语已经成为北美的第三大语言。据估计，在未来的50年里，少数民族将会占到全美国人口的50％。同理，人们的宗教属性也会改变：可能将有更少比例的人口信奉基督教，圣经地带(尤其指美国南方的原教旨主义信徒多的地方。著者注)也可能解体。鉴于美国人口统计的变化，如果我们运用韦伯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论点，人们是否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正在丧失经济发展的源泉，它的硬实力是否在削弱?
美国的硬实力也面临着外部世界的挑战，特别是正在聚集自己力量的亚洲的挑战。例如，中国的经济自从198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三倍而且以每年超过9％的速度增长。中国还吸引着每年超过5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04年则达到了600亿美元。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合夫斯基(Barshefsky)和格莱塞(Gresser)在共同署名的文章《革命的中国，自满的美国》中发现中国大陆四分之三的外部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的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这些资金每年在中国建立200家制造工厂。而且，中国正打算进一步通过正式的贸易优惠协议和东盟、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扩大这种关系。“美国到现在的反应只局限在和新加坡或许稍晚些和泰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的人力资本亦在改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注册人数已经成四倍增长达到2000万，中国的大学现在每年产生20万个工程师，日本的大学每年产生10万个工程师，一些稍小的经济体如中国的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也差不多如此。而美国比20年前有更少的本土出生的工程师，只有6万美国工程师每年春天毕业。新的签证政策已经损害了美国补偿的能力，因为其限制使得熟练工人、科学家和有抱负的学生往美国移居时感到沮丧。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在基础科学(不包括生命科学)的花费已经停滞了30年，自从上世纪70年代与今相比GDP已经下降了37％。相反，亚洲在积累自己的财富。中国大陆的家庭储蓄达GDP的40％。中 国的台湾、香港和韩国、日本的储蓄率也格外的高。与此同时，“美国正大举借债，它的储蓄从2001年已经下降到GDP的1％～2％，这一水平最后一次是在1934年出现的。”最后，美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由中国、韩国、日本融资的高消费和高商业支出，这增加了美国现在的账户赤字和海外债务。
作为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奈相信软实力会使人们合作而非强迫他们。他相信“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生效”，“我们(美国)的吸引力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治价值和我们顾及到别人利益的政策”。军事和经济的力量可以被用来影响或威胁其他民族和国家业已取得的地位。但是，软实力“依赖于一种以形成取舍爱好的方式设定政治日程的能力”。奈用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话结束他的书：“美国的历史测试将会是我们是否能把现在主导性的力量转化成国际的一致，我们是否能把我们的原则转化成广泛接受的国际准则。”问题是在21世纪，强有力的美国男人和女人们将比以往更强。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的观点似乎在告诫单边主义的美国：“任何向单极化、霸权和单边主义的传统政策的退步都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与其相伴的傲慢会侵蚀经常是解决方法一部分的软实力。”
这样的告诫是有预见性的，证明显示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已经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2001年9月11日后，差不多整个世界都团结起来同情和支持美国。在接下来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拥有了广泛的国际后援。虽然在阿富汗的军事胜利成功地提高了美国的硬实力，美国政府在处置国际事务中独自行动的做法却引起了矛盾。它先是拒绝《京都议定书》，退出了反全球变暖行动，然后又不理睬多数的欧洲传统盟友，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至今美国还陷入了越战后的另一个泥潭中。2003年的春天，美国的外交官无法在联合国说服安理会14个委员中超过3个的委员来合法化其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这些都损害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只有极少数最坚定的盟友派出部队和美国大兵一起在伊拉克并肩作战，而多数的盟国已经或打算从伊拉克撤出军事力量。在阿拉伯世界里对美国政策的怨恨从没如此之高，伊拉克没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向世界证实萨达姆并没有想卷入世界战争。同时，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萨达姆比起布什及其政府来，并不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不断上升的美军和伊拉克新政府士兵的伤亡、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和远不清楚的政治前景都证明了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并没有像布什在战前所许诺的那样被带来完全的和平和繁荣。
美国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很可能是军事方法，来向世界推销其经济繁荣、文化价值和政治民主，这对其自身的软实力是有害的。美国没有意识到升级的军事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首先，美国的繁荣只能发生在美国，全球的环境问题已经宣布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复制。美国的人口只占全球的5％，但其汽油的消费却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根据美国的标准，每辆汽车需要0．07公顷土地，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每两个人拥有一辆汽车，那全球要多少土地又要多少汽油?数年前联合国的一份研究显示，现有的地球资源可以养活10亿美国人，50亿意大利人或100亿印第安人。美国记者马克·赫兹加德(Mark Hertsgaard)在他的《鹰的阴影》一书中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极有吸引力，但是如果全世界60亿人全都争先恐后地模仿，那就需要像地球一样的另外三个星球来提供资源和容纳污染物。与美国不同，其他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不能承受疯狂地追求利润和长期容忍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系统。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曾指出美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分配中最不公平的一个，在美国，2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20％最贫穷人的9倍，这一不公平的指标是法国、日本和德国的2倍。在其1995年的研究《财富分配的变化：增加中的不公平?》中，约翰·威彻(John Weicher)从消费者财政调查中计算了1983—1989年的基尼指数来评估1986年的美国税收改革。他发现这一指数从0．48上升到了0．52，而0．5的指数是公认的警戒点。
文化是美国以软实力影响世界的载体，美国的文化正渗透到每个角落。亚洲的年轻人可以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找到美国产品——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和NBA的海报——用美国方式来生活是他们的梦想。美国的标准是人们衡量生活的尺码。美国的文化和文化产品似乎在支配着世界。但是美国文化的扩张也不是没有阻力，这种阻力或抵制比起世界的其他地方可能更多地来自于穆斯林世界、法语世界或甚至是儒教的亚洲。“9·11”恐怕就是一例，与其说它是恐怖主义攻击，倒不如说更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美国文化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中国儒教和有着遥远的起源、漫长的发展历史和广泛并深刻且与西方哲学相对的哲学的中华文化。在中国文化里，力量并不是永远的，相反，这种文化认为强与弱、硬和软是可以改变的，因而它还强调容忍和忍耐。同时，儒教文化喜欢用固定的社会关系框定社会秩序，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遵从权威，遵循社会准则保持自己合适的位置。对权威的挑战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尽管这会被看作是不民主的，但在儒教的世界，这被看作是一种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有效方法。
美国式的民主和推销民主的方法在很多人看来是有争议的。当然，美国式的民主是当今世界最好的治理方法之一。但问题是美国的民主是否可以移植到其他地方，而且美国如何推销这种民主。没有一种英明的办法，美国的民主就不被人信任，美国对人类政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贡献就会打折扣。民主不能像商品一样出口，它必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自己的产品。在其名著《美国的民主》中，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有三个原因保持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自然环境、法律制度或机构和民情。就贡献而言，自然环境不如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又不如民情。自然环境是种物质资本，法律制度是社会资本，而民情是人力资本。墨西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度，但这并没有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其原因就是墨西哥缺乏美国一样的民主民情。民主说到底是一种管理形式，一种理性的但不一定有效率的体制。就单一发展经济的目的来看，专制比民主做得更好。民主只有当某些物质需要满足后才成为一个问题，然后当人民的民主的要求不能被忽视的时候，政府在这个时候就必须平衡发展和公平，这不仅仅是文明的要求也是统治的要求。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其自身发达的经济和内在社会秩序上的，这样的繁荣可归因于很多因素。但对于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哪个是更紧迫的任务，发 展经济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住所还是政治民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既然民主是产生在特定的社会里，美国不能通过占领别的国家形成像古罗马帝国、古拜占庭帝国一样统一的社会，那美国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美国标准的民主准则。既然美国不能通过占领来传播它的民主，那么占领的传播方法就不是最有效的。这恐怕就是一些国家诸如俄罗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在其推销其民主的过程中，如果美国不能成功地说服其他国家而仅依靠其硬实力而采取行动，美国就会不可避免地被孤立，其实力，特别是软实力，就会遭受损失。人们应该更深刻地思考的是一些美国人着迷的美国化的理想仅为国外而非国内目标设计。有学者承认一些美国人尊崇的“普世的理想”在美国就从来没有实现过。亨廷顿就认为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一种包含原始民主政体和自由经济的现代化之路。
有很多原因造成了现在的结局。除了那些国内的因素和大众对外在世界的漠视外，美国自身的弱点也限制了它的力量。尽管国家外交战略是统一的，但每届政府设定的具体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却打上了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烙印。比如，布什政府对武力的偏好使得人们不得不联系他内阁的军事工业背景。人们怀疑美国的动机和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布什的“逢克(林顿)必反”的政策明显是为了政党利益，这自然又会遭到民主党的抵制。缺乏国内统一的意志必定会造成政府能力的减弱。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包含着自我限制的因素。“9·11”之后，美国认为反恐是其第一要务，所以它必须与其他大国很好地合作。除此以外，美国的全球战略还包括发展经济，推进民主和维护地区和平，这些都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和接触。遏制和合作的对立关系困扰着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限制了它的发展。美国必须与他国合作以实现其全球战略，这会对别的国家的发展有利，但不会对美国实现其全部的全球战略有利。当然，如果没有与别人的合作，美国不能实现反恐的目标，更不要说其他的全球目标。
除了内部原因外，外部原因也很重要。大国间的关系和美国盟国关系分裂的潜在危险就是明显的例子。老布什在海湾战争前竭尽全力构建了一个国际同盟，但是现任总统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周游列国寻求广泛的联盟。现任总统的风格和言论极大地疏远了世界舆论。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少地受美国操控，在国际事务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全球化是一个普遍承认的趋势，这一趋势下信息和技术的分享和快速传播使得发展中国家可能有潜力更快地崛起。1837年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在哈佛大学发表了《美国的学者》演说，他说：“我们仰人鼻息，长期作学徒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身边的数以百万的闯入生活的人们不可能永远地满足于食用异国智慧收获的陈粮。全新的事件和行动正在发生，这一切需要被歌唱，它们也要歌唱自己。”当美国人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为自己的崛起而奋斗，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今天，发展中国家在为自己的崛起而奋斗。一个逐渐强大的多边世界正在开始和单一的美国权力竞争。
当然，美国依然拥有着众多优势：从健全的政治制度到一流的大学，从成熟的环境和知识产权政策到医药和生命科学特殊的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还会是世界安全和民主社会的主要力量。但是如果美国不意识到自身的弱点，其力量就不一定足够强大到能去完成维护国际和民主社会安全的任务。我们不知道美国权利的悖论是否等同于解释美国维持世界和平能力的减弱，但制约美国力量的因素，诸如世界的主要趋势和美国国内的因素，也不可能改变。尽管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可能随着伊拉克战争而增加，但作为综合力量的核心成分的经济力量，以及政治和军事力量似乎改变不大。相反，按照沃勒史坦(Wallerstein)的说法，“贡献给美国霸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也同样会是无情地导致未来的美国衰微的因素。”而且，“没有疑问，美国作为世界事务的一个决定性力量会在下一个10年继续衰微。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霸权是否会衰弱，而是美国能否发现一条可以优雅地下降之路，最少地对世界和它自身造成损害。”
今天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否正在沿着所有古代帝国的轨迹步入下降的过程?这个强有力的处理国际和人类安全问题的巨人还能走多远?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作者为笑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