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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期)
邓小平干预,王猛被“保护性调离”
在急风暴雨般的运动冲击下,王猛寝食难安,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植物性神经严重紊乱,整日大汗淋漓,多次虚脱甚至昏迷。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害怕,贺靖同志和孙秘书从安全考虑,硬把他送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造反派依然不放过他,除在机关贴大字报炮轰之外,还几次三番到军区总医院要找王猛去闹,但都被值班的警卫战士拒之门外。他们无可奈何,就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告状,强调王猛是国家体委主任,不应住在军队的医院。王猛当时身兼北京军区副政委,为何不能住自己的医院?但造反派背后有江青指使,不肯罢休。经过一番纠缠,后来王猛从北京军区总医院转到了协和医院。为防止造反派继续无理取闹,李先念副总理特地向庄则栋打招呼:“让王猛安心治病,有什么事待病好以后再说,你们体委任何人上医院去闹,你都要负责,都是你批准的。”这么一来,他们倒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小平同志于1974年初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过体育,庄则栋从天津归来乘汇报参加亚运会筹备工作的机会,向小平同志传达江青的指示,要他到体委讲话支持自己,小平同志严肃说:“我不讲,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讲话,也不相信我的话有那么大的作用。”毫不留情地把江青的所谓“指示”顶了回去,弄得庄则栋灰溜溜的。
1974年8月初,小平同志又明确对庄则栋说:“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没有问题,在体委两年多的问题,也没有多少价值。”给庄则栋很大的打击。
王猛在协和医院治疗和静养了几个月,身体逐渐恢复。他想早日离开体委,就于1974年10月下旬向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自己的请求,信中写道:
“去年9月中旬,中央正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曾向总理提出过回部队工作的请求。鉴于我对体育工作确实不懂,原体委同志对情况都比我熟悉,年轻干部迅速成长,他们会比我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现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特再次提出这一请求,恳请考虑。”
信件发出之后,他在医院等候消息,但好久不见动静,心里比较着急。有一天,他到理疗室去烤电,小屋里放着两张床,有一个病人正在治疗。那人笑着问道:“你是王猛同志啊!”王猛回答:“是啊!”但他不认识这位同志,便问道:“请问怎么称呼啊?”那人爽快地回答:“我是胡耀邦。”王猛“啊”了一声:“你这个名字,可是大名鼎鼎,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胡耀邦被打倒以后,还没有解放,正好也在协和医院住院,偶然相遇,他们却像老朋友似的聊了起来。
王猛说:“当年你在18兵团,任川北区党委书记,我是在贵州,相距不远,你的许多活动我们都知道。”叙了一阵旧之后,胡耀邦说:“你现在处境不好,但你要把心放宽,治好病,养好身体。”王猛皱着眉头说:“我现在不好办,得想办法赶快离开体委回部队,我已经向国务院领导写了报告。这个问题只有从上头来解决。”胡耀邦立即热情爽快地答应给予帮忙。他说可以托一个十分可靠的人,把王猛的要求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当时主持党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军委也是他管,而且担任了总参谋长。由他来过问此事,当然是最理想的了。
事情进展很快,过了不久,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就告诉王猛:“军委已经决定将你调离国家体委,到武汉军区当副政委。”郭玉峰与王猛过去很熟悉,一个在64军,一个在38军。接着,国务院分管体育的副总理华国锋将王猛调离的决定通知了体委。庄则栋却说:“王猛现在不能走,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他也没有作检讨”,硬是扣住不放。
有人对王猛说:“还检讨什么,别管他这一套,你就走,越快越好!”王猛想,还是检讨了走好,对群众有个交代,一些事实的真相也可以让大家知道。
后来,小平同志获悉庄则栋还在阻拦,便连夜直接打电话通知他放王猛走。庄则栋仍然强调:王猛还没有做检讨。小平同志大声下令道:“明天你让他检讨一下也可以,但不管王猛检讨得好,还是检讨得不好,你都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并且立即放人!”
庄则栋迫于压力,仓促地于1974年12月6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体委系统大会,让王猛做检查。事前还一再交代要王猛别讲与林彪的关系问题,只检讨工作中的路线错误。王猛当然不会理他这一套,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思讲,把该澄清的问题都讲明了,对自己在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对体育工作指示中所产生的问题和错误也作了深刻的检查,并查找出犯错误的原因,最后表示:对这个检查,决不作秋后算账,永不翻案,热情欢迎大家继续批判帮助。
第二天,王猛就正式离开了国家体委。
王猛离开后,体育界波涛起伏。
为什么小平同志当时急于把王猛调离,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一个背景,当时正是江青受到毛主席“不要多讲话,不要多出面”的批评而赌气跑到外地去了,趁这个机会赶快解决,如果不快点,江青回到北京知道了,必然会胡搅蛮缠,那就麻烦多了。从小平同志这一果断决策,可见其对干部的关爱之心。在后来出版的《王平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也可作为这件事的佐证:
“1975年8月30日,王平调武汉军区接替王六生政委前,去见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邓对王平说:‘江青要整王猛(国家体委主任),我们把他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你们要保护他。”’
从王猛于1974年底离开国家体委至1977年初又重返而复位,这期间的两年时光,正是我国政治形势大起大落、风云跌宕的转折关头。
在这动荡的两年里,体育界也随之波涛起伏。王猛走后,庄则栋当上了国家体委主任。实际上,自1974年3月在江青、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批斗王猛以后,庄则栋就以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主持了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和日常工作。他作为一个年轻运动员,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江青、王洪文言听计从,不按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办事。
当庄则栋正式成为国家体委第一把手以后,他更加紧跟“四人帮”,越走越远。小平同志早有指示:“王猛十次路线斗争没有问题,体委两年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价值”,并且已把王猛调到武汉军区。周总理也于1975年2月1日明确交代:不要再点名批评王猛,他的问题与曹诚不一样。但庄则栋根本不听,提出了“批国家体委三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所谓“三代”就是指贺龙、曹诚、王猛,统统都是修正主义,都要批倒批臭。
庄则栋还按照张春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旨意,开展所谓的“体育革命”,要砸烂过去体育的规章制度,另搞一套。他多次组织体委的干部、运动员到江青树立的样板小靳庄去“参观取经”,鼓吹要把体委建成“小靳庄式的体委”,“让小靳庄的经验在全国体育系统开花结果”。
小平同志对庄则栋的作为予以明确的告诫和批评。1975年6月13日,小平同志当着陈锡联的面向庄则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以后不要再找江青、王洪文,有事找主管体委的陈副总理。并严肃交代,这次谈话不能对任何人讲。后来在审查第三届全运会的团体操时,小平同志看到背景上出现了小靳庄的画面,立即指示:把它拿下来!并且说:“小靳庄有什么好,是用公家的钱喂出来的。”庄则栋当时执行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后来一段时间没有主动找江青、王洪文,同时也把小靳庄的画面取消,但心里是不服的。等到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这些都成了他反击的“重磅炸弹”。
体委的干部群众对庄则栋的意见越来越多,纷纷向中央反映。
但事隔不久,又风云突变,刮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庄则栋十分卖力地开展这场运动。他写材料揭发所谓小平同志捏造毛主席不让他找江青、王洪文的指示,为江、王批邓提供“炮弹”,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打倒后给小平同志写信而复职的李梦华又打倒批斗,还组织人写《邓小平在体育战线鼓吹什么》的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把小平同志在接见参加第七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提出的“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好的运动成绩”的要求,也批判成体育方面的“修正主义纲领”。
庄则栋的倒行逆施,尤其是周总理逝世以后的一些作为,激起众怒,体育战线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苦熬至1976年10月,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在这政治形势的伟大转折关头,干部群众强烈呼吁,要求王猛回来,再一次带领大家整治被“四人帮”搞乱的局面。
(未完待续)
邓小平干预,王猛被“保护性调离”
在急风暴雨般的运动冲击下,王猛寝食难安,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植物性神经严重紊乱,整日大汗淋漓,多次虚脱甚至昏迷。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害怕,贺靖同志和孙秘书从安全考虑,硬把他送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造反派依然不放过他,除在机关贴大字报炮轰之外,还几次三番到军区总医院要找王猛去闹,但都被值班的警卫战士拒之门外。他们无可奈何,就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告状,强调王猛是国家体委主任,不应住在军队的医院。王猛当时身兼北京军区副政委,为何不能住自己的医院?但造反派背后有江青指使,不肯罢休。经过一番纠缠,后来王猛从北京军区总医院转到了协和医院。为防止造反派继续无理取闹,李先念副总理特地向庄则栋打招呼:“让王猛安心治病,有什么事待病好以后再说,你们体委任何人上医院去闹,你都要负责,都是你批准的。”这么一来,他们倒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小平同志于1974年初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过体育,庄则栋从天津归来乘汇报参加亚运会筹备工作的机会,向小平同志传达江青的指示,要他到体委讲话支持自己,小平同志严肃说:“我不讲,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讲话,也不相信我的话有那么大的作用。”毫不留情地把江青的所谓“指示”顶了回去,弄得庄则栋灰溜溜的。
1974年8月初,小平同志又明确对庄则栋说:“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没有问题,在体委两年多的问题,也没有多少价值。”给庄则栋很大的打击。
王猛在协和医院治疗和静养了几个月,身体逐渐恢复。他想早日离开体委,就于1974年10月下旬向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自己的请求,信中写道:
“去年9月中旬,中央正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曾向总理提出过回部队工作的请求。鉴于我对体育工作确实不懂,原体委同志对情况都比我熟悉,年轻干部迅速成长,他们会比我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现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特再次提出这一请求,恳请考虑。”
信件发出之后,他在医院等候消息,但好久不见动静,心里比较着急。有一天,他到理疗室去烤电,小屋里放着两张床,有一个病人正在治疗。那人笑着问道:“你是王猛同志啊!”王猛回答:“是啊!”但他不认识这位同志,便问道:“请问怎么称呼啊?”那人爽快地回答:“我是胡耀邦。”王猛“啊”了一声:“你这个名字,可是大名鼎鼎,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胡耀邦被打倒以后,还没有解放,正好也在协和医院住院,偶然相遇,他们却像老朋友似的聊了起来。
王猛说:“当年你在18兵团,任川北区党委书记,我是在贵州,相距不远,你的许多活动我们都知道。”叙了一阵旧之后,胡耀邦说:“你现在处境不好,但你要把心放宽,治好病,养好身体。”王猛皱着眉头说:“我现在不好办,得想办法赶快离开体委回部队,我已经向国务院领导写了报告。这个问题只有从上头来解决。”胡耀邦立即热情爽快地答应给予帮忙。他说可以托一个十分可靠的人,把王猛的要求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当时主持党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军委也是他管,而且担任了总参谋长。由他来过问此事,当然是最理想的了。
事情进展很快,过了不久,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就告诉王猛:“军委已经决定将你调离国家体委,到武汉军区当副政委。”郭玉峰与王猛过去很熟悉,一个在64军,一个在38军。接着,国务院分管体育的副总理华国锋将王猛调离的决定通知了体委。庄则栋却说:“王猛现在不能走,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他也没有作检讨”,硬是扣住不放。
有人对王猛说:“还检讨什么,别管他这一套,你就走,越快越好!”王猛想,还是检讨了走好,对群众有个交代,一些事实的真相也可以让大家知道。
后来,小平同志获悉庄则栋还在阻拦,便连夜直接打电话通知他放王猛走。庄则栋仍然强调:王猛还没有做检讨。小平同志大声下令道:“明天你让他检讨一下也可以,但不管王猛检讨得好,还是检讨得不好,你都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并且立即放人!”
庄则栋迫于压力,仓促地于1974年12月6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体委系统大会,让王猛做检查。事前还一再交代要王猛别讲与林彪的关系问题,只检讨工作中的路线错误。王猛当然不会理他这一套,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思讲,把该澄清的问题都讲明了,对自己在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对体育工作指示中所产生的问题和错误也作了深刻的检查,并查找出犯错误的原因,最后表示:对这个检查,决不作秋后算账,永不翻案,热情欢迎大家继续批判帮助。
第二天,王猛就正式离开了国家体委。
王猛离开后,体育界波涛起伏。
为什么小平同志当时急于把王猛调离,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一个背景,当时正是江青受到毛主席“不要多讲话,不要多出面”的批评而赌气跑到外地去了,趁这个机会赶快解决,如果不快点,江青回到北京知道了,必然会胡搅蛮缠,那就麻烦多了。从小平同志这一果断决策,可见其对干部的关爱之心。在后来出版的《王平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也可作为这件事的佐证:
“1975年8月30日,王平调武汉军区接替王六生政委前,去见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邓对王平说:‘江青要整王猛(国家体委主任),我们把他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你们要保护他。”’
从王猛于1974年底离开国家体委至1977年初又重返而复位,这期间的两年时光,正是我国政治形势大起大落、风云跌宕的转折关头。
在这动荡的两年里,体育界也随之波涛起伏。王猛走后,庄则栋当上了国家体委主任。实际上,自1974年3月在江青、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批斗王猛以后,庄则栋就以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主持了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和日常工作。他作为一个年轻运动员,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江青、王洪文言听计从,不按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办事。
当庄则栋正式成为国家体委第一把手以后,他更加紧跟“四人帮”,越走越远。小平同志早有指示:“王猛十次路线斗争没有问题,体委两年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价值”,并且已把王猛调到武汉军区。周总理也于1975年2月1日明确交代:不要再点名批评王猛,他的问题与曹诚不一样。但庄则栋根本不听,提出了“批国家体委三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所谓“三代”就是指贺龙、曹诚、王猛,统统都是修正主义,都要批倒批臭。
庄则栋还按照张春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旨意,开展所谓的“体育革命”,要砸烂过去体育的规章制度,另搞一套。他多次组织体委的干部、运动员到江青树立的样板小靳庄去“参观取经”,鼓吹要把体委建成“小靳庄式的体委”,“让小靳庄的经验在全国体育系统开花结果”。
小平同志对庄则栋的作为予以明确的告诫和批评。1975年6月13日,小平同志当着陈锡联的面向庄则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以后不要再找江青、王洪文,有事找主管体委的陈副总理。并严肃交代,这次谈话不能对任何人讲。后来在审查第三届全运会的团体操时,小平同志看到背景上出现了小靳庄的画面,立即指示:把它拿下来!并且说:“小靳庄有什么好,是用公家的钱喂出来的。”庄则栋当时执行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后来一段时间没有主动找江青、王洪文,同时也把小靳庄的画面取消,但心里是不服的。等到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这些都成了他反击的“重磅炸弹”。
体委的干部群众对庄则栋的意见越来越多,纷纷向中央反映。
但事隔不久,又风云突变,刮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庄则栋十分卖力地开展这场运动。他写材料揭发所谓小平同志捏造毛主席不让他找江青、王洪文的指示,为江、王批邓提供“炮弹”,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打倒后给小平同志写信而复职的李梦华又打倒批斗,还组织人写《邓小平在体育战线鼓吹什么》的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把小平同志在接见参加第七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提出的“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好的运动成绩”的要求,也批判成体育方面的“修正主义纲领”。
庄则栋的倒行逆施,尤其是周总理逝世以后的一些作为,激起众怒,体育战线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苦熬至1976年10月,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在这政治形势的伟大转折关头,干部群众强烈呼吁,要求王猛回来,再一次带领大家整治被“四人帮”搞乱的局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