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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戏班原本无女性演员，自京剧南下到上海后，上海京班戏园日益繁盛，京剧舞台开始出现女艺人，称为“坤伶”，后来坤伶日益增多，蔚为大观，成为上海京剧一大特征。上海既是坤伶鬻艺的最大码头，也是培养坤伶的最大基地。女艺人登上舞台，丰富了京剧表演，增强了京剧的吸引力，由此，女艺人也成为戏迷追捧的对象。张文艳，就是民国初期海上一位著名的京剧坤伶，从她的趣闻逸事中我们也可一窥近代上海市民看戏风气和欣赏趣味。
幼年家贫，无奈梨园谋生
张文艳，小字彗君，江苏镇江人，姐姐叫张文奎，还有弟弟和妹妹。父亲叫张锡聊，曾做过成衣匠，也曾做过旦角演员，但是收入不敷家用。张锡聊面对家贫不能自给的窘况非常苦恼，有伶界朋友建议道：“与其让孩子们饿肚子，何不让他们学戏谋生？”张家这时正处在困顿中，尽管父亲知道学戏的艰苦，但最后还是送孩子们进了梨园。
张文奎比妹妹文艳大四、五岁，经过几年的学习，张文奎开始以旦角登台献艺。她的演技不是很出色，但天生一副好嗓子，所以唱、念方面很是吸引人，在丹桂茶园髦儿班搭班时，被捧为台柱。大概早期坤伶很少的缘故，张文奎与白玉梅、柴子云、一声雷在丹桂同台演唱的那段时间，醉心者不少，所以,张文奎竟然也能蜚声菊部一时。
不久，张文艳也随姐姐登台表演，主要扮演丑角和娃娃生，初出台时，演技略显幼稚，但是观众拿她当小孩子看待，对她并不苛求。姐妹俩年龄都不大，观众对这对姐妹花同样喜爱。一次张文奎主演《三娘教子》，张文艳在戏里饰薛倚哥，天真烂漫，娇憨多趣，博得阵阵喝彩声。正是：绛树双笃，不知倾倒几许乌衣子弟。
1912年张文艳开始专工旦角，1915年后离开上海到汉口、厦门、杭州以及台湾等地演唱，所到之处，声名鹊起，一棵京剧小树苗开始茁壮成长了。
享誉海上，尊为“文艳亲王”
1919年张文艳回到上海，搭班于共舞台，初与孟小冬、林树森同台合演，后又与李桂春、赵如泉、露兰春等合作演唱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场场爆满。
此时张文艳工花旦，台风冶荡，对角色刻画淋漓，无微不至，尽管貌非绝妍，可是一旦登台，则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且妖媚异常。尤其近看她两颊绯红，露出贵妃醉酒之态，令观者心旌摇曳。张文艳短处是中气稍弱，不过嗓音柔脆，加上善小动作，工眉目表情，也就把不足之处掩盖过去了，所以她每次在台上都能获得喝彩声。《荡湖船》、《纺棉花》、《打花鼓》、《查头关》、《阎瑞生》等是她的擅长剧目。她在这些小戏中饰演年轻女子，柔声娇啼，脍炙人口，故座客常满。
张文艳曾与詹润泉、小秃扁合演《打花鼓》一剧。詹润泉、小秃扁的念白，谐趣百出，令人捧腹大笑。张文艳则绮年玉貌，在台上尤为瞩目。演唱“你看头里好一个晒衣裳架子”、“还有二个哈巴狗在那里吃欢喜团”两句时，描摹小家女神情恰到好处，惟妙惟肖。后与小阿四唱小调，听来如娇莺出谷，雏燕鸣春，顿挫抑扬，声声合拍，不但诙谐动听，而且咬字清晰，听不出丝毫气急声嘶之音，令听者如沐春风，如醉如痴。张文艳在《打花鼓》中表现得玲珑活泼，观众尤其爱听她的几句扬州白，“这块拉块”，听来别具风味。此外《纺棉花》、《阎瑞生》等新剧也广受观众欢迎。张文艳还别树一帜，在《纺棉花》一剧中穿插粤语演唱，更增加了她演唱的感染力。
张文艳的唱、做、白虽然算不上最佳，但在当时坤角中已属凤毛麟角，难怪她的演唱能轰动一时，为海上顾曲家津津乐道。有当时人们的剧评为证：“观众无不为之惝恍，魔力之大，竟至风靡遐迩，捧之者晋以王爵，有如大众情人。”张文艳迅速红遍歇浦，“文艳亲王”的称号就是在这时获得的。
还有当时捧张文艳的文人赋诗曰：“新声一串脆如莺，消受秋波两点横，最是动人情切处，可儿从小自聪明。”并附序曰：“得媚娘之媚，睐娘之睐，卓文君之放诞，袁宝儿（张文艳丈夫姓袁——笔者注）之娇憨。其歌喉如新啭莺簧，才艺亦高超流辈，演花衫戏，誉满一时，《胭脂虎》、《纺棉花》，尤推绝唱，惟饰青衣，每失之妖荡。”其诗读来确有点肉麻，附序中的评论倒是中肯。其实，张文艳能戏不多，除小花旦戏可看外，其他如《梅龙镇》、《春香闹学》等，则乏善可陈。张文艳嗓音柔媚，演唱青衣戏则非所长，所以她在演唱《宝莲灯》时，身段、水袖、步法就显得僵硬呆板，与演花旦戏判若两人。
演员演戏，重在技艺上要有深厚底蕴，如果一味放浪，只能使观众取快于一时，对于真正把京剧当艺术的演员来说，殊非正途。在那个时代，很多京剧艺人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为环境所迫，很难完全避免。在这方面，张文艳倒是能把握分寸。梅花馆主曾这样点评上海当红的坤伶：金少梅为最文，张文艳为最艳，赵美玉为最美，琴雪芳（马金凤）为最秀，碧云霞为最媚，汪碧云为最静，小香红为最雅，粉菊花为最憨，金菊花为最辣（演戏泼辣），高玉仙为最庄，潇湘云为最冶，小月红为最冷，王金玉为最俐，孟小冬为最丽。张文艳是归于“艳”这一类的，她虽艳丽动人，台风冶荡，但是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却是清新、欢快、洒脱、狂放不羁、卓尔不群，也有当时剧评家的评价佐证：“余观上海坤角能脱去一‘俗’与一‘淫’字者，首推群仙小莲英，次则丹桂张文艳二人耳。”
捧者如云，黎元洪赏“亲王”
张文艳在法租界共舞台搭班演唱时间最久，也是她最当红之时，身边不乏捧角家，其中一曹姓富商捧她最为卖力。曹的店铺在二洋泾桥同顺公栈内，距共舞台很近。曹系苏北商界领袖，豪阔异常。每年春秋两季，江苏、河南一带豆麦丰收后，曹便去收购，装运数列车到上海售卖，以此获利颇巨。当时，捧角主体是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张文艳每次登台之前，按惯例由案目小杨二前往各客帮寓所拜客。张文艳虽然色艺平凡，却很善于交际酬应，久闻曹为人豪爽，所以在众多客商中对曹特别殷勤周到，而曹也因此捧张更为卖力。张文艳三天打泡戏中，曹将正厅及花楼所有座位全部包去，以此来为张文艳捧场。最有趣的是，与曹寓住一栋楼的客商，不管认识与否，曹均一律请到共舞台观剧。客人少的时候，则叫茶房厨役去充数。曹因常在新利查同兴楼宴请客人，久而久之，那里的侍役下人都与曹很熟，曹也经常送去戏票数十张，让他们前往共舞台看戏。张文艳在共舞台演唱数年间，曹氏为捧张文艳耗资总计不下两三万金。张文艳母亲见曹为人豪迈，除了将张文艳的妹妹嫁给曹以外，还将私蓄巨款暗存曹处，双方成为亲家，来往更加密切。张文艳得到这样有实力的商人时时为她捧场，共舞台的营业一直满座不衰，而张文艳也因此在上海煊赫一时，艳名远播外埠。平津一带的达官贵人，久闻其名，一旦来沪，均以一睹张文艳舞台风采为快。其中当以黎元洪捧张文艳最是有趣。“黎菩萨剧赏文艳亲王”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黎元洪在北京当了几年傀儡总统，1923年军阀曹锟“逼宫夺印”，黎元洪仓促逃离北京，出走天津，尔后南下上海，避入沪埠租界，准备做寓公。黎元洪行装甫卸，就邀上张文艳的义父——海上某闻人一同前往共舞台观剧。园主特预留正中包厢，以备黎元洪大驾降临。是日，黎元洪亲点《梅龙镇》一剧，并封赏洋五百元以示赞许之意。戏毕后，黎元洪意犹未尽，一定要某闻人陪他往大庆里“文艳亲王”府邸一叙。众人见堂堂前总统亦为“亲王”神魂颠倒，莫不相对唏嘘。黎元洪的秘书长原准备来沪在租界洋人撑腰下，向外发一份通电，昭告国人，希望中外人士为黎元洪一掬同情之泪，然后再徐图复位之策。哪曾料想黎元洪来十里洋场后，寄情声色，不以国是为重，令追随者大失所望。不久以后，追随黎元洪的人络绎星散，黎元洪自己也东渡日本，远避“蓬莱仙岛”。
张文艳在共舞台演唱时，还经常遇到这样一些尴尬的事情：有一位戏迷，已过不惑之年，迷恋张文艳到了痴呆的地步，每晚都到戏园观看她的戏，风雨无阻。一日，张文艳演完戏卸装回家，此人竟然尾随其后，亦步亦趋，口中喃喃有词“我爱亲王”，酷似一疯子。张文艳发觉后，并不惊慌，这种情况她遇见过多次，知道怎么处理。一般人被冷冷地说几句就知趣离开。可这次，此人竟对张文艳的话充耳不闻，最后张文艳大声呵斥，他还是不理会，随行如故。快到达张文艳住所时，竟色胆包天，突然上前抱住张文艳要亲吻她。张文艳大吃一惊，猛力推开，大声呼救。巡警闻声奔来，此人仓皇逃走。第二天报上就出现了这件趣事的报道，市民们又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
一代红伶，中途香消玉殒
盛誉之下，谤之随来。张文艳成为上海滩名噪一时的红伶，追捧者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渔色之徒。那些垂涎已久而得不到张文艳青睐的人非常忌恨她，于是造谣中伤，说她集娼优于一身。面对谣言，张文艳无可奈何，只能以自己的行为来解释。张文艳虽然不像姐姐孤芳自赏，凛不可犯，但是，作为女艺人她行事颇知自检，在那个污浊泛滥的社会里努力做一个好女子。
张文艳的姐姐张文奎唱红后，为一阮姓商人所赏识，阮姓富商以八千重金迎娶张文奎为妾，藏置金屋。阮本为蛋业巨商，拥资累万，自从娶张文奎后，忽然家道中落，生活江河日下。张文奎并没有因此而出怨言，坦然面对清贫的生活，日日井臼亲操，俨然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好主妇。但是她的谦和与勤俭并没有得到阮的大老婆首肯。刚入门时大老婆就横眉怒对，现在家里境况窘困，大老婆迁怒于她，动辄斥骂。污言秽语令张文奎大恚，但已为入网之鱼，就樊之鸟，虽恚又有何用呢，心中的痛苦无人诉说，不久抑郁成疾，不治而亡，外传系服毒而死。噩耗传来，张文艳失声痛哭。回想和姐姐共同登台的岁月，仿佛就在昨日，不料姐姐就此离她而去，永远不会再见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有泪流如注。姐姐去世以后张文艳对于艺事更加勤勉、努力，由此享誉七八年不少衰。1924年张文艳激流勇退，嫁给湖南人袁某，从此谢绝歌台，深居简出，很少和外界相往还。光阴荏苒，倏忽近二十载，1940年冬，张文艳忽然得了尿毒症，多方延医医治，未见转好，最后缠绵床榻数月，药石罔效，群医束手。张文艳拖着病体在痛苦中挣扎，这年旧历除夕病逝，享年仅四十二岁。一代艺人，就这样撒手西去，香消玉殒，灰飞烟灭。回首前尘，怎不令人倍觉感慨与叹息呢！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幼年家贫，无奈梨园谋生
张文艳，小字彗君，江苏镇江人，姐姐叫张文奎，还有弟弟和妹妹。父亲叫张锡聊，曾做过成衣匠，也曾做过旦角演员，但是收入不敷家用。张锡聊面对家贫不能自给的窘况非常苦恼，有伶界朋友建议道：“与其让孩子们饿肚子，何不让他们学戏谋生？”张家这时正处在困顿中，尽管父亲知道学戏的艰苦，但最后还是送孩子们进了梨园。
张文奎比妹妹文艳大四、五岁，经过几年的学习，张文奎开始以旦角登台献艺。她的演技不是很出色，但天生一副好嗓子，所以唱、念方面很是吸引人，在丹桂茶园髦儿班搭班时，被捧为台柱。大概早期坤伶很少的缘故，张文奎与白玉梅、柴子云、一声雷在丹桂同台演唱的那段时间，醉心者不少，所以,张文奎竟然也能蜚声菊部一时。
不久，张文艳也随姐姐登台表演，主要扮演丑角和娃娃生，初出台时，演技略显幼稚，但是观众拿她当小孩子看待，对她并不苛求。姐妹俩年龄都不大，观众对这对姐妹花同样喜爱。一次张文奎主演《三娘教子》，张文艳在戏里饰薛倚哥，天真烂漫，娇憨多趣，博得阵阵喝彩声。正是：绛树双笃，不知倾倒几许乌衣子弟。
1912年张文艳开始专工旦角，1915年后离开上海到汉口、厦门、杭州以及台湾等地演唱，所到之处，声名鹊起，一棵京剧小树苗开始茁壮成长了。
享誉海上，尊为“文艳亲王”
1919年张文艳回到上海，搭班于共舞台，初与孟小冬、林树森同台合演，后又与李桂春、赵如泉、露兰春等合作演唱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场场爆满。
此时张文艳工花旦，台风冶荡，对角色刻画淋漓，无微不至，尽管貌非绝妍，可是一旦登台，则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且妖媚异常。尤其近看她两颊绯红，露出贵妃醉酒之态，令观者心旌摇曳。张文艳短处是中气稍弱，不过嗓音柔脆，加上善小动作，工眉目表情，也就把不足之处掩盖过去了，所以她每次在台上都能获得喝彩声。《荡湖船》、《纺棉花》、《打花鼓》、《查头关》、《阎瑞生》等是她的擅长剧目。她在这些小戏中饰演年轻女子，柔声娇啼，脍炙人口，故座客常满。
张文艳曾与詹润泉、小秃扁合演《打花鼓》一剧。詹润泉、小秃扁的念白，谐趣百出，令人捧腹大笑。张文艳则绮年玉貌，在台上尤为瞩目。演唱“你看头里好一个晒衣裳架子”、“还有二个哈巴狗在那里吃欢喜团”两句时，描摹小家女神情恰到好处，惟妙惟肖。后与小阿四唱小调，听来如娇莺出谷，雏燕鸣春，顿挫抑扬，声声合拍，不但诙谐动听，而且咬字清晰，听不出丝毫气急声嘶之音，令听者如沐春风，如醉如痴。张文艳在《打花鼓》中表现得玲珑活泼，观众尤其爱听她的几句扬州白，“这块拉块”，听来别具风味。此外《纺棉花》、《阎瑞生》等新剧也广受观众欢迎。张文艳还别树一帜，在《纺棉花》一剧中穿插粤语演唱，更增加了她演唱的感染力。
张文艳的唱、做、白虽然算不上最佳，但在当时坤角中已属凤毛麟角，难怪她的演唱能轰动一时，为海上顾曲家津津乐道。有当时人们的剧评为证：“观众无不为之惝恍，魔力之大，竟至风靡遐迩，捧之者晋以王爵，有如大众情人。”张文艳迅速红遍歇浦，“文艳亲王”的称号就是在这时获得的。
还有当时捧张文艳的文人赋诗曰：“新声一串脆如莺，消受秋波两点横，最是动人情切处，可儿从小自聪明。”并附序曰：“得媚娘之媚，睐娘之睐，卓文君之放诞，袁宝儿（张文艳丈夫姓袁——笔者注）之娇憨。其歌喉如新啭莺簧，才艺亦高超流辈，演花衫戏，誉满一时，《胭脂虎》、《纺棉花》，尤推绝唱，惟饰青衣，每失之妖荡。”其诗读来确有点肉麻，附序中的评论倒是中肯。其实，张文艳能戏不多，除小花旦戏可看外，其他如《梅龙镇》、《春香闹学》等，则乏善可陈。张文艳嗓音柔媚，演唱青衣戏则非所长，所以她在演唱《宝莲灯》时，身段、水袖、步法就显得僵硬呆板，与演花旦戏判若两人。
演员演戏，重在技艺上要有深厚底蕴，如果一味放浪，只能使观众取快于一时，对于真正把京剧当艺术的演员来说，殊非正途。在那个时代，很多京剧艺人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为环境所迫，很难完全避免。在这方面，张文艳倒是能把握分寸。梅花馆主曾这样点评上海当红的坤伶：金少梅为最文，张文艳为最艳，赵美玉为最美，琴雪芳（马金凤）为最秀，碧云霞为最媚，汪碧云为最静，小香红为最雅，粉菊花为最憨，金菊花为最辣（演戏泼辣），高玉仙为最庄，潇湘云为最冶，小月红为最冷，王金玉为最俐，孟小冬为最丽。张文艳是归于“艳”这一类的，她虽艳丽动人，台风冶荡，但是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却是清新、欢快、洒脱、狂放不羁、卓尔不群，也有当时剧评家的评价佐证：“余观上海坤角能脱去一‘俗’与一‘淫’字者，首推群仙小莲英，次则丹桂张文艳二人耳。”
捧者如云，黎元洪赏“亲王”
张文艳在法租界共舞台搭班演唱时间最久，也是她最当红之时，身边不乏捧角家，其中一曹姓富商捧她最为卖力。曹的店铺在二洋泾桥同顺公栈内，距共舞台很近。曹系苏北商界领袖，豪阔异常。每年春秋两季，江苏、河南一带豆麦丰收后，曹便去收购，装运数列车到上海售卖，以此获利颇巨。当时，捧角主体是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张文艳每次登台之前，按惯例由案目小杨二前往各客帮寓所拜客。张文艳虽然色艺平凡，却很善于交际酬应，久闻曹为人豪爽，所以在众多客商中对曹特别殷勤周到，而曹也因此捧张更为卖力。张文艳三天打泡戏中，曹将正厅及花楼所有座位全部包去，以此来为张文艳捧场。最有趣的是，与曹寓住一栋楼的客商，不管认识与否，曹均一律请到共舞台观剧。客人少的时候，则叫茶房厨役去充数。曹因常在新利查同兴楼宴请客人，久而久之，那里的侍役下人都与曹很熟，曹也经常送去戏票数十张，让他们前往共舞台看戏。张文艳在共舞台演唱数年间，曹氏为捧张文艳耗资总计不下两三万金。张文艳母亲见曹为人豪迈，除了将张文艳的妹妹嫁给曹以外，还将私蓄巨款暗存曹处，双方成为亲家，来往更加密切。张文艳得到这样有实力的商人时时为她捧场，共舞台的营业一直满座不衰，而张文艳也因此在上海煊赫一时，艳名远播外埠。平津一带的达官贵人，久闻其名，一旦来沪，均以一睹张文艳舞台风采为快。其中当以黎元洪捧张文艳最是有趣。“黎菩萨剧赏文艳亲王”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黎元洪在北京当了几年傀儡总统，1923年军阀曹锟“逼宫夺印”，黎元洪仓促逃离北京，出走天津，尔后南下上海，避入沪埠租界，准备做寓公。黎元洪行装甫卸，就邀上张文艳的义父——海上某闻人一同前往共舞台观剧。园主特预留正中包厢，以备黎元洪大驾降临。是日，黎元洪亲点《梅龙镇》一剧，并封赏洋五百元以示赞许之意。戏毕后，黎元洪意犹未尽，一定要某闻人陪他往大庆里“文艳亲王”府邸一叙。众人见堂堂前总统亦为“亲王”神魂颠倒，莫不相对唏嘘。黎元洪的秘书长原准备来沪在租界洋人撑腰下，向外发一份通电，昭告国人，希望中外人士为黎元洪一掬同情之泪，然后再徐图复位之策。哪曾料想黎元洪来十里洋场后，寄情声色，不以国是为重，令追随者大失所望。不久以后，追随黎元洪的人络绎星散，黎元洪自己也东渡日本，远避“蓬莱仙岛”。
张文艳在共舞台演唱时，还经常遇到这样一些尴尬的事情：有一位戏迷，已过不惑之年，迷恋张文艳到了痴呆的地步，每晚都到戏园观看她的戏，风雨无阻。一日，张文艳演完戏卸装回家，此人竟然尾随其后，亦步亦趋，口中喃喃有词“我爱亲王”，酷似一疯子。张文艳发觉后，并不惊慌，这种情况她遇见过多次，知道怎么处理。一般人被冷冷地说几句就知趣离开。可这次，此人竟对张文艳的话充耳不闻，最后张文艳大声呵斥，他还是不理会，随行如故。快到达张文艳住所时，竟色胆包天，突然上前抱住张文艳要亲吻她。张文艳大吃一惊，猛力推开，大声呼救。巡警闻声奔来，此人仓皇逃走。第二天报上就出现了这件趣事的报道，市民们又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
一代红伶，中途香消玉殒
盛誉之下，谤之随来。张文艳成为上海滩名噪一时的红伶，追捧者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渔色之徒。那些垂涎已久而得不到张文艳青睐的人非常忌恨她，于是造谣中伤，说她集娼优于一身。面对谣言，张文艳无可奈何，只能以自己的行为来解释。张文艳虽然不像姐姐孤芳自赏，凛不可犯，但是，作为女艺人她行事颇知自检，在那个污浊泛滥的社会里努力做一个好女子。
张文艳的姐姐张文奎唱红后，为一阮姓商人所赏识，阮姓富商以八千重金迎娶张文奎为妾，藏置金屋。阮本为蛋业巨商，拥资累万，自从娶张文奎后，忽然家道中落，生活江河日下。张文奎并没有因此而出怨言，坦然面对清贫的生活，日日井臼亲操，俨然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好主妇。但是她的谦和与勤俭并没有得到阮的大老婆首肯。刚入门时大老婆就横眉怒对，现在家里境况窘困，大老婆迁怒于她，动辄斥骂。污言秽语令张文奎大恚，但已为入网之鱼，就樊之鸟，虽恚又有何用呢，心中的痛苦无人诉说，不久抑郁成疾，不治而亡，外传系服毒而死。噩耗传来，张文艳失声痛哭。回想和姐姐共同登台的岁月，仿佛就在昨日，不料姐姐就此离她而去，永远不会再见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有泪流如注。姐姐去世以后张文艳对于艺事更加勤勉、努力，由此享誉七八年不少衰。1924年张文艳激流勇退，嫁给湖南人袁某，从此谢绝歌台，深居简出，很少和外界相往还。光阴荏苒，倏忽近二十载，1940年冬，张文艳忽然得了尿毒症，多方延医医治，未见转好，最后缠绵床榻数月，药石罔效，群医束手。张文艳拖着病体在痛苦中挣扎，这年旧历除夕病逝，享年仅四十二岁。一代艺人，就这样撒手西去，香消玉殒，灰飞烟灭。回首前尘，怎不令人倍觉感慨与叹息呢！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