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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时期，看了很多有关张之洞的资料。看着看着，就被张之洞这个人迷住了。这里且不谈他的经世之学、济国之功，单说他为官从政之职业精神、职业操守，就很值得我们今天大大小小的官员学习。
敢做大事，敢为人先。《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而且“务宏大”。的确，张之洞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气势雄厚、胆气超人，敢做大事，敢为人先之人。他创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和纺织四厂，主持、督办修筑卢汉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举办各类实业学堂并筹划废除科举制，以及编练新军、成立武昌警察总局、发行彩票、开铸银元等等，都是一些“当惊世界殊”的大事和开风气之先之新事。此外，他还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实事、好事。他奏请修筑的武昌南北大堤和汉口后湖长堤（即张公堤），对于武汉三镇防洪御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策划修建的汉口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为武汉第一条近代化马路；他支持在汉口成立既济水电公司，使武汉成为最早用上自来水的城市之一。晚清官场“私多公少，惰多勤少，暮多勇少”，多少官员浑浑噩噩，尸位素餐，平平安安做官，欢欢喜喜发财，像张之洞这样肯做事的官员实为凤毛麟角。
意志坚定，百折不还。张之洞所做之事不仅是大事，而且多是极难之事。张之洞自己也说：“鄙人性情，向来专作独任其难之事，尤专作费力不讨好之事。”财政困难，是张之洞办实业、兴新学碰到的最大困难。晚清时期，国库空虚，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已无力对地方进行“转移支付”，连办钢铁厂、枪炮厂这样的巨型企业，经费都要靠张之洞东挪西借，到处罗掘。“每办一事，并非先有款而后举办，往往一面举办、一面筹款。或指定之款，临时无着，东西挹注，无日不在艰窘之中，亦无日不在筹措之中。”官场的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掣肘，也让张之洞头痛不已。朝廷中手握重权的奕、翁同、李鸿章等人对张之洞处处打压；同城巡抚谭继洵、于荫霖为承平之官，思想保守，讳谈洋务，牵制有余，共济不足；而基层官吏庸碌之辈居多，执行能力欠缺。同时，由于风气未开，社会阻力也麻烦不小。连修堤防、架电线这样的好事，都有一些村民聚众滋事，制造“群体性事件”，加以阻挠。众谤群疑，危机四伏，使张之洞“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但张之洞从不存畏惮之心，意志坚定，勇于担当，千难不惧，万险不辞，绝不半途而废。他说：“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成效可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这正是张之洞思想性格中最光彩的亮点。
尽职尽责，为政勤勉。据《石遗室文集》记载，张之洞每日凌晨开始工作，午饭后睡觉，“入夜复兴”，“悉如日中”，一天当两天用，终年如此。其撰拟奏稿公文，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遇有重要奏议，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有时书札已发数百里，又想到有数字不妥，便急令追回，改定再发。赵德鑫先生主编的12卷本《张之洞全集》，收录张之洞文稿14453件，计1275万字，其中前11卷，都是奏议、电奏、公牍、电牍等公务文书，卷幅之浩瀚，令人叹为观止。
在湖广任上，张之洞更是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二日（1889年8月8日），他接上谕调任湖广总督，人还在广州，就开始操心湖北政务，先后5次致电湖北巡抚奎斌，要他报告湖北财政收支、社会治安、当年收成及有无水灾、驻军及武器装备等事项，并令他速派人赴大冶、郧县、房县、竹山等地调查铁矿石的储存、开采、冶炼等情况。同时，又致电大清驻英国、德国钦差，为湖北引进矿师及教习。美国有一华商原拟在广州“试设电灯”，张之洞去电华盛顿钦差：“洞现调湖广，如该商愿于武昌、汉口设办，亦甚佳”。在赴任湖广的轮船上，张之洞又多次与海军总署衙门及李鸿章、盛宣怀电报沟通，约盛宣怀在上海见面，询商“大冶铁矿并鄂省煤场情形”。主政湖广的18年间，他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美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经常是“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仅三、四刻，每饭一瓯，仍不消化”。
公私分明，一生清廉。《左传》有言，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张之洞立言有《劝学篇》、《书目答问》等不朽名著传之后世；立功有实业、教育等辉煌业绩泽被千秋；在立德上，张之洞的道德操守更让人肃然起敬。
他尚俭去奢。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尚未出发，便致电江夏、汉阳两县：“十一月中旬到鄂，所有公馆及衙署供应，务从俭朴，不得华侈繁费，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菜，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勿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帐照数发还。万勿故违”。他乘轮船至荆州查勘堤防，不准地方官预备公馆和馈送酒席，与随从人员均在船中住宿，伙食自备。他在武汉阅兵时，下令文武官员“一概不准坐轿，本部堂以下及各员，均各自带食物干粮”。此令以后“岁岁行之”。而那时，“本部堂”张之洞已是63岁的人了。
他拒腐不沾。张之洞“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遗礼物。”抚晋时，有人为谋一差事，探知他爱好典籍、古玩，便赠送五种宋经史，张之洞“乃竣却之”；督粤时，时逢50寿辰，为拒绝生日寿礼，他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东海关依惯例每月送3000两规费给总督，他将此款按月存入善后局，用于修建广雅书院及救济灾民；中华名砚端溪砚停产多年，他支持商人何昆玉开采，收效颇丰。他调任湖北后，商人“寄十方至鄂”，张之洞付“时价每方二十金”；暂署两江总督时， “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不为所动，反将这位道员“立劾罢之”；他热衷留学教育，经他手派出的公费生无数，但自己的儿子留学，却坚持“自备资斧，不领薪水”。
他自甘清贫。张之洞官居高位，薪俸不薄。但由于他“平生性情好施予而不喜奢侈”，请客宴会，送礼赏赐，都是用自己的银两，加上他又经常捐资办学，接济幕僚、门生，所以常常手头拮据。学政本是一个肥差，按常规仅陋规银每年就有数万，但他任四川学政三年，任满离蜀时竟无钱做启程的路费，迫不得已，“售所刻万氏拾书经版，始成行”。任湖广总督时，一到年关，他便成了当铺常客。当铺也很给总督面子，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
张之洞一生经手钱财无数，动辄以百万两计。清末官场流传着这样的评价：“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张之洞屠财。”意思是说，袁世凯滥杀平民，岑春煊猛劾贪官，而张之洞花钱如流水。但张之洞“屠财”而不“图财”，他把公与私分得很清楚：“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清史稿》本传记载：“张之洞任疆吏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连他的丧事，也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张之洞的清廉有口皆碑，连外国人也为之感动。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下感慨：“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像张之洞这样的人，离开他实在是憾事，我将最诚挚地祝福他。”
一个迎难干事、勤政廉政的官，放在什么时代看都是好官。张之洞是个好官。做官当如张之洞。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巡视员）
敢做大事，敢为人先。《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而且“务宏大”。的确，张之洞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气势雄厚、胆气超人，敢做大事，敢为人先之人。他创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和纺织四厂，主持、督办修筑卢汉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举办各类实业学堂并筹划废除科举制，以及编练新军、成立武昌警察总局、发行彩票、开铸银元等等，都是一些“当惊世界殊”的大事和开风气之先之新事。此外，他还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实事、好事。他奏请修筑的武昌南北大堤和汉口后湖长堤（即张公堤），对于武汉三镇防洪御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策划修建的汉口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为武汉第一条近代化马路；他支持在汉口成立既济水电公司，使武汉成为最早用上自来水的城市之一。晚清官场“私多公少，惰多勤少，暮多勇少”，多少官员浑浑噩噩，尸位素餐，平平安安做官，欢欢喜喜发财，像张之洞这样肯做事的官员实为凤毛麟角。
意志坚定，百折不还。张之洞所做之事不仅是大事，而且多是极难之事。张之洞自己也说：“鄙人性情，向来专作独任其难之事，尤专作费力不讨好之事。”财政困难，是张之洞办实业、兴新学碰到的最大困难。晚清时期，国库空虚，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已无力对地方进行“转移支付”，连办钢铁厂、枪炮厂这样的巨型企业，经费都要靠张之洞东挪西借，到处罗掘。“每办一事，并非先有款而后举办，往往一面举办、一面筹款。或指定之款，临时无着，东西挹注，无日不在艰窘之中，亦无日不在筹措之中。”官场的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掣肘，也让张之洞头痛不已。朝廷中手握重权的奕、翁同、李鸿章等人对张之洞处处打压；同城巡抚谭继洵、于荫霖为承平之官，思想保守，讳谈洋务，牵制有余，共济不足；而基层官吏庸碌之辈居多，执行能力欠缺。同时，由于风气未开，社会阻力也麻烦不小。连修堤防、架电线这样的好事，都有一些村民聚众滋事，制造“群体性事件”，加以阻挠。众谤群疑，危机四伏，使张之洞“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但张之洞从不存畏惮之心，意志坚定，勇于担当，千难不惧，万险不辞，绝不半途而废。他说：“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成效可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这正是张之洞思想性格中最光彩的亮点。
尽职尽责，为政勤勉。据《石遗室文集》记载，张之洞每日凌晨开始工作，午饭后睡觉，“入夜复兴”，“悉如日中”，一天当两天用，终年如此。其撰拟奏稿公文，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遇有重要奏议，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有时书札已发数百里，又想到有数字不妥，便急令追回，改定再发。赵德鑫先生主编的12卷本《张之洞全集》，收录张之洞文稿14453件，计1275万字，其中前11卷，都是奏议、电奏、公牍、电牍等公务文书，卷幅之浩瀚，令人叹为观止。
在湖广任上，张之洞更是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二日（1889年8月8日），他接上谕调任湖广总督，人还在广州，就开始操心湖北政务，先后5次致电湖北巡抚奎斌，要他报告湖北财政收支、社会治安、当年收成及有无水灾、驻军及武器装备等事项，并令他速派人赴大冶、郧县、房县、竹山等地调查铁矿石的储存、开采、冶炼等情况。同时，又致电大清驻英国、德国钦差，为湖北引进矿师及教习。美国有一华商原拟在广州“试设电灯”，张之洞去电华盛顿钦差：“洞现调湖广，如该商愿于武昌、汉口设办，亦甚佳”。在赴任湖广的轮船上，张之洞又多次与海军总署衙门及李鸿章、盛宣怀电报沟通，约盛宣怀在上海见面，询商“大冶铁矿并鄂省煤场情形”。主政湖广的18年间，他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美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经常是“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仅三、四刻，每饭一瓯，仍不消化”。
公私分明，一生清廉。《左传》有言，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张之洞立言有《劝学篇》、《书目答问》等不朽名著传之后世；立功有实业、教育等辉煌业绩泽被千秋；在立德上，张之洞的道德操守更让人肃然起敬。
他尚俭去奢。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尚未出发，便致电江夏、汉阳两县：“十一月中旬到鄂，所有公馆及衙署供应，务从俭朴，不得华侈繁费，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菜，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勿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帐照数发还。万勿故违”。他乘轮船至荆州查勘堤防，不准地方官预备公馆和馈送酒席，与随从人员均在船中住宿，伙食自备。他在武汉阅兵时，下令文武官员“一概不准坐轿，本部堂以下及各员，均各自带食物干粮”。此令以后“岁岁行之”。而那时，“本部堂”张之洞已是63岁的人了。
他拒腐不沾。张之洞“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遗礼物。”抚晋时，有人为谋一差事，探知他爱好典籍、古玩，便赠送五种宋经史，张之洞“乃竣却之”；督粤时，时逢50寿辰，为拒绝生日寿礼，他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东海关依惯例每月送3000两规费给总督，他将此款按月存入善后局，用于修建广雅书院及救济灾民；中华名砚端溪砚停产多年，他支持商人何昆玉开采，收效颇丰。他调任湖北后，商人“寄十方至鄂”，张之洞付“时价每方二十金”；暂署两江总督时， “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不为所动，反将这位道员“立劾罢之”；他热衷留学教育，经他手派出的公费生无数，但自己的儿子留学，却坚持“自备资斧，不领薪水”。
他自甘清贫。张之洞官居高位，薪俸不薄。但由于他“平生性情好施予而不喜奢侈”，请客宴会，送礼赏赐，都是用自己的银两，加上他又经常捐资办学，接济幕僚、门生，所以常常手头拮据。学政本是一个肥差，按常规仅陋规银每年就有数万，但他任四川学政三年，任满离蜀时竟无钱做启程的路费，迫不得已，“售所刻万氏拾书经版，始成行”。任湖广总督时，一到年关，他便成了当铺常客。当铺也很给总督面子，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
张之洞一生经手钱财无数，动辄以百万两计。清末官场流传着这样的评价：“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张之洞屠财。”意思是说，袁世凯滥杀平民，岑春煊猛劾贪官，而张之洞花钱如流水。但张之洞“屠财”而不“图财”，他把公与私分得很清楚：“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清史稿》本传记载：“张之洞任疆吏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连他的丧事，也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张之洞的清廉有口皆碑，连外国人也为之感动。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下感慨：“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像张之洞这样的人，离开他实在是憾事，我将最诚挚地祝福他。”
一个迎难干事、勤政廉政的官，放在什么时代看都是好官。张之洞是个好官。做官当如张之洞。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