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如我们在4月刊“中国的城市革命”笔谈中指出的，急速城市化正对中国的政治地理、文化心态和生存方式带来全面冲击，中国城市空间重塑已经远远超出物质的范畴，执政党面临建国之后第二次真正“进城”的历史考验。
　　中国共产党承袭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城市的矛盾认识，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必要场所，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也可能对社会主义伦理带来腐蚀危险。共产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动员中，其特殊的阶级联结与政治策略，也使其对城市的态度充满暧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全面利益化趋势则进一步塑造了城市文化。正如张静所指出的，新旧体制中的职业、等级、身份、阶级等类别构成叠加，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中西变种的生活方式和礼仪集聚一处。“城市化”不能是简单的盖楼与城乡户口统一登记体系的建立，“城市文化”也不只是楼堂馆所、穿衣戴帽、舞文弄墨等包装性的东西。冲突性利益、社会连结、信用约束、管理中介、机会结构、社会组织化等多重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新理解城市文化的重要性。
　　程东金在本刊主办的主题会议综述中指出，缺失文化的城市，是无灵魂的钢铁和水泥森林。城市文化受制于多种形塑力量的博弈，城市文化的缺失，其实是现有体制和力量格局的反映。耿彦波市长就以其“古城保护”的亲身实践为我们揭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可悲现状是如何酿成的。近年来，“旧城”往往成为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联手争夺的黄金地段，“建设性破坏”在“名城保护”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大量历史名城的文化风貌付之一炬。在耿彦波看来，“发展”与“保护”的二元对立思维，其实是城市文化战略意识薄弱的体现，与之相反，如果能够从文化高度化解这种二元思维，就能在实践中实现互利双赢的平衡，进而续接城市居民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今天，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据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15个平均人口达两千五百万的特大城市。过去60年，中国城市先是经历了30年苏联式现代化，随后又经历了30年美国式现代化，贝淡宁以其世界城市的比较视野指出，从建筑学的角度，这两种经验或许都是最糟糕的。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步伐加速的今天，城市提供了把世界主义和扎根于特别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的机会，世界城市将部分取代民族国家安身立命的文化功能，“爱城主义”或许比“爱国主义”更为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明确它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它对世界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城市的千城一面，不是中国例外论的证明，而是文化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