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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揭晓，而数学家们也许会感到自己被这个世界上最知名的科学奖项“抛弃了”，他们的工作明明也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为什么当年没有设立诺贝尔数学奖呢？原因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当然“小道消息”却有不少，最具传播度和争议性的莫过于以下版本：
瑞典著名数学家哥斯塔·米塔格-莱弗勒
诺贝尔曾有过一位小他13岁的女友，年龄的差距并不妨碍两人感情的升温与发展。然而某天，诺贝尔深爱的这位小女友竟然移情别恋，抛弃他与一位数学家私奔了。伤心欲绝的诺贝尔对此事耿耿于怀，一直未设置诺贝尔数学奖……
不过，传闻仅仅是传闻。诺贝尔之所以未设置数学奖是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数学并不是社会主流学科，也没有取得重大发展，但并不代表数学无用。
在这里先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更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伊戈尔·塔姆，莫斯科大学毕业，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塔姆最为出名的成就是对切伦科夫辐射所作的理论解释，他是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塔姆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乌克兰敖德萨大学任物理教授，那时候还是红军和白匪打仗的年代。在红军占领敖德萨期间，有一天塔姆的食欲被勾起来了，想吃鸡肉。他顺手在家里带了六把银匙来到一个村庄，想用银匙换几只小鸡打打牙祭。
没想到这个村庄有一股土匪——马赫诺匪帮经常出没骚扰红军。正当塔姆和村民为了六把银匙能换几只小鸡而讨价还价时，土匪出现了。土匪甲看到塔姆的装束和气质压根不像村里人，怀疑他是红军的侦探，就把他抓起来直接带到土匪头子面前进行讯问。
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伊戈尔·塔姆
为了活命，题目再难也得做出来。塔姆在周围荷枪实弹的土匪枪口下，终于凭借深厚的数学功底哆哆嗦嗦算出了答案，然后交给匪头过目。
匪头看了看答案，嘴角不经易地露出一丝微笑：算你小子答对了，看来你这个教授不是草包，是货真价实滴。好，我也说话算话，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塔姆终于可以活着回家了，这世界上因此也多了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这个土匪头子是谁，没人知道。如果他没有战死在疆场的话，也许以后会站在乌克兰某座大学里讲授高等数学。
看来，数学不仅可以养家糊口，关键时候还可以救命啊。
回归正题，我们从数据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至2010年，共34届，获奖者51人，除了哈耶克，几乎全都用到了数学工具；一半以上获奖者有深厚数学功底，还有少数本身就是数学家。
还有大部分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得主也有着不俗的数学功底。
为什么？这恰好证明了，数学是一门连纵贯穿的学科，或者说，数学归根结底学的是思维方式。它不是解题公式与套路，解题只是一种表象，题目背后的含义，解题的思路比解出题目本身更具意义。
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大部分数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都用不上。回想一下，你平时买菜的时候会用到一元二次方程吗？更别说余切函数和微积分这样的高等数学知识了。
那么，既然在课堂上学习的数学都没有用，为什么还要学？因为数学是一种语言，数学符号于数学家就相当于代码于程序员。
数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做了一个实验，他邀请15个职业数学家和15个非数学领域的学者，边思考问题，边接受脑部扫描，然后他发现，当数学家们思考数学问题的时候，他们脑部的某些区域是有特殊连接的。
也就是说，数学家一旦学会了数学的符号语言之后，就不会用普通的语言去思考数学问题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班主任对你说：“你的小孩这周迟到很多！”你心里肯定想：我记得我家娃这周就迟到3次，哪有很多呀，隔壁家的也迟到3次呀！ “很多”和“3”，定性和定量的分野。普通人眼里的机会，在数学眼里是概率。
仔细想想，我们的孩子将来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与数学无关，所以现在学习数学知识可以帮助他们什么呢？
很多人恐惧数学是因为被学校的那些数学题打蒙了。但不要把应试数学和应用数学思想混为一谈，在真实世界中，用数学思想思考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用不到复杂的计算技能。
克劳塞维茨说过：“数学就是常识的衍生物。”数学如果脱离了常识的帮助，就变成了循规蹈矩地生搬书本知识，不会产生任何有益的结果。
所以就认识世界而言，数学应是一个思考工具，表达工具，而不是计算工具。亚伯拉罕·瓦尔德的一个故事能精彩地演绎这个过程：
瓦尔德说，需要加装装甲的地方不应该是留有弹孔的部位，而应该是没有弹孔的地方，也就是飞机的引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间，美国军方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秘密研究小组，叫统计研究小组，它的任务是组织美国的统计学家为打赢二战服务。小组中牛人无数，但是天赋最高的是一位叫亚伯拉罕·瓦尔德的数学家。
这时候问题来了，美国军方为了不让自己的飞机被敌人的战斗机击落，需要给飞机装上装甲。但是装甲会增加飞机的重量，这样飞机的机动性就会减弱，还会消耗更多的燃油。所以，问题就是，怎样在防御性能和飞行性能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在哪里加强装甲防护是最合适的。
军方为数学家提供了很多数据，美军飞机跟敌机交火后会留下很多弹孔。军方发现机身上的弹孔比引擎上的弹孔更多。因此，军方认为，最应该加强防御的是飞机的机身。
瓦尔德给出的答案与军方的想法大不一样。瓦尔德认为，需要加装甲的地方不应该是弹孔多的部位，而是弹孔少的部位，也就是飞机的引擎。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从理论上讲，飞机各个部位中弹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返航的飞机身上的弹孔比引擎上的弹孔更多呢？也就是说，引擎上本来应该有的弹孔去哪儿了？
瓦尔德认为，这是因为引擎被击中的飞机都坠毁了，回来的飞机，机身上尽管留下了很多弹孔，却仍然能经住打击，所以才能安全回航。
数学家将其称为“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你只看到幸存下来的，却没有看到那些已经死亡的。
瓦尔德运用这些简单却深奥的数学知识，就像戴上一副X射线眼镜通过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看清本质。
当然“小道消息”却有不少，最具传播度和争议性的莫过于以下版本：
诺贝尔曾有过一位小他13岁的女友，年龄的差距并不妨碍两人感情的升温与发展。然而某天，诺贝尔深爱的这位小女友竟然移情别恋，抛弃他与一位数学家私奔了。伤心欲绝的诺贝尔对此事耿耿于怀，一直未设置诺贝尔数学奖……
不过，传闻仅仅是传闻。诺贝尔之所以未设置数学奖是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数学并不是社会主流学科，也没有取得重大发展，但并不代表数学无用。
数学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救命
在这里先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更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伊戈尔·塔姆，莫斯科大学毕业，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塔姆最为出名的成就是对切伦科夫辐射所作的理论解释，他是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塔姆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乌克兰敖德萨大学任物理教授，那时候还是红军和白匪打仗的年代。在红军占领敖德萨期间，有一天塔姆的食欲被勾起来了，想吃鸡肉。他顺手在家里带了六把银匙来到一个村庄，想用银匙换几只小鸡打打牙祭。
没想到这个村庄有一股土匪——马赫诺匪帮经常出没骚扰红军。正当塔姆和村民为了六把银匙能换几只小鸡而讨价还价时，土匪出现了。土匪甲看到塔姆的装束和气质压根不像村里人，怀疑他是红军的侦探，就把他抓起来直接带到土匪头子面前进行讯问。
为了活命，题目再难也得做出来。塔姆在周围荷枪实弹的土匪枪口下，终于凭借深厚的数学功底哆哆嗦嗦算出了答案，然后交给匪头过目。
匪头看了看答案，嘴角不经易地露出一丝微笑：算你小子答对了，看来你这个教授不是草包，是货真价实滴。好，我也说话算话，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塔姆终于可以活着回家了，这世界上因此也多了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这个土匪头子是谁，没人知道。如果他没有战死在疆场的话，也许以后会站在乌克兰某座大学里讲授高等数学。
看来，数学不仅可以养家糊口，关键时候还可以救命啊。
“数学就是常识的衍生物”
回归正题，我们从数据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至2010年，共34届，获奖者51人，除了哈耶克，几乎全都用到了数学工具；一半以上获奖者有深厚数学功底，还有少数本身就是数学家。
还有大部分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得主也有着不俗的数学功底。
为什么？这恰好证明了，数学是一门连纵贯穿的学科，或者说，数学归根结底学的是思维方式。它不是解题公式与套路，解题只是一种表象，题目背后的含义，解题的思路比解出题目本身更具意义。
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大部分数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都用不上。回想一下，你平时买菜的时候会用到一元二次方程吗？更别说余切函数和微积分这样的高等数学知识了。
那么，既然在课堂上学习的数学都没有用，为什么还要学？因为数学是一种语言，数学符号于数学家就相当于代码于程序员。
数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做了一个实验，他邀请15个职业数学家和15个非数学领域的学者，边思考问题，边接受脑部扫描，然后他发现，当数学家们思考数学问题的时候，他们脑部的某些区域是有特殊连接的。
也就是说，数学家一旦学会了数学的符号语言之后，就不会用普通的语言去思考数学问题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班主任对你说：“你的小孩这周迟到很多！”你心里肯定想：我记得我家娃这周就迟到3次，哪有很多呀，隔壁家的也迟到3次呀！ “很多”和“3”，定性和定量的分野。普通人眼里的机会，在数学眼里是概率。
仔细想想，我们的孩子将来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与数学无关，所以现在学习数学知识可以帮助他们什么呢？
很多人恐惧数学是因为被学校的那些数学题打蒙了。但不要把应试数学和应用数学思想混为一谈，在真实世界中，用数学思想思考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用不到复杂的计算技能。
克劳塞维茨说过：“数学就是常识的衍生物。”数学如果脱离了常识的帮助，就变成了循规蹈矩地生搬书本知识，不会产生任何有益的结果。
数学是一个思考工具，而不是计算工具
所以就认识世界而言，数学应是一个思考工具，表达工具，而不是计算工具。亚伯拉罕·瓦尔德的一个故事能精彩地演绎这个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间，美国军方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秘密研究小组，叫统计研究小组，它的任务是组织美国的统计学家为打赢二战服务。小组中牛人无数，但是天赋最高的是一位叫亚伯拉罕·瓦尔德的数学家。
这时候问题来了，美国军方为了不让自己的飞机被敌人的战斗机击落，需要给飞机装上装甲。但是装甲会增加飞机的重量，这样飞机的机动性就会减弱，还会消耗更多的燃油。所以，问题就是，怎样在防御性能和飞行性能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在哪里加强装甲防护是最合适的。
军方为数学家提供了很多数据，美军飞机跟敌机交火后会留下很多弹孔。军方发现机身上的弹孔比引擎上的弹孔更多。因此，军方认为，最应该加强防御的是飞机的机身。
瓦尔德给出的答案与军方的想法大不一样。瓦尔德认为，需要加装甲的地方不应该是弹孔多的部位，而是弹孔少的部位，也就是飞机的引擎。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从理论上讲，飞机各个部位中弹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返航的飞机身上的弹孔比引擎上的弹孔更多呢？也就是说，引擎上本来应该有的弹孔去哪儿了？
瓦尔德认为，这是因为引擎被击中的飞机都坠毁了，回来的飞机，机身上尽管留下了很多弹孔，却仍然能经住打击，所以才能安全回航。
数学家将其称为“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你只看到幸存下来的，却没有看到那些已经死亡的。
瓦尔德运用这些简单却深奥的数学知识，就像戴上一副X射线眼镜通过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看清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