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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管道渗漏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从本土国际化、跨境交流国际化和参与意识国际化三个维度对女性学术职业国际化状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女性的本土科研国际化、跨境科研国际化程度比男性低，但女性本土教学国际化的参与多于男性，并且国际化参与意识较男性更强。女性更容易从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中渗漏出去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职业生涯初期缺乏接受必要的指导、母亲社会责任以及难于权衡好家庭和职业的矛盾关系、学术职业国际化和女性自身的特性、学术体制内的因素导致的。提高女性学术职业国际化程度，是争取女性在学术世界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女性；管道渗漏；学术职业；学术职业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2-0072-07
收稿日期：2014-12-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社会网络对大学教师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14YJC880057）。
作者简介：曾晓青（1989-），女，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高校教师管理研究。
一、研究缘起
当今的学术职业仍然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女性在其中可以说是“高位缺席”。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中，女性参与率过低，男性主导着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和发展的动向（余秀兰等，2012）[1]。学术水平上，女性低于男性，尤其反映在高层次、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上（杨杨，2010）[2]。在学术职业发展中，如知识训练、学术发展等方面，女性也处于不利境地（杨丽，2012）[3]。这在自然学科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2013年报告显示，学术带头人无一女性，16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也只有一位女性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两院院士男性分别占94%和95%；2000年至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无一女性②。在社会科学领域，女性的状况虽稍好，却并不乐观。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公布了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男性学者以93.04%的比率占绝对优势③。
当下，国际化已成为高等教育中日趋重要的潮流。在大学教师队伍的国际化中，从国外引进专家、学者固然重要，教师自身的学术职业国际化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我国，高校专任女教师的数量不断增长，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截止2013年，全国专任教师数量约达到150万人，专任女教师占总数的47.73%④。女性教师在高等教育领域，数量上已具相当规模，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但由于国内对学术职业国际化的研究较少，在学术职业国际化中女性所处状况尚不清楚。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在国际化进程中，女性所处现状如何？女性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是否处于弱势？如若学术职业国际化存在性别的不平等，其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管道渗漏”理论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最初形成于1980年代，源于科学领域，桑尼特（Sonnert）和霍顿（Holton）将个体知识、教育积累和接受科学思维、方法训练直到成长为科学研究人员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喻成“渗漏的管道（leaky pipeline）”。具体来说，就是将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比作一节节连接的、但渗漏的管道，在管道的各个环节，科研人员持续不断地流出，但又极少有人能进入，且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现象是，退出管道的大多是女性科研人员[4]。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相关报告中也提出所谓的管道渗漏，描述了女性进入科学技术领域的状况，简单形象地代表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职业生涯，更多男性达到更高的学术、管理层次[5]。ANPell认为早期孩童时代、青少年时期、大学和毕业学校、工作时期四个重要时期影响着科学领域中的女性[6]。
正是基于这种启发，本文将学术职业比作一条管道，以研究女性在学术职业国际化这样一条更狭窄的管道中是否被渗漏。若有渗漏，渗漏的原因是什么？
三、变量和样本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来分析女性在学术职业国际化中的状况。学术职业即以教学、科研为职业的大学教师这一群体，拥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治理四种职责。前三者正表达了学术职业之特权[7]，也是大学教师应承担的职责所在，因而本文提到的学术职业国际化特指这三方面的国际化。对学术职业国际化的操作性定义源于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识。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权威的界定是奈特（Knight，1999）提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将国际性的跨文化的维度融入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职能中的过程”[8]，这一过程方法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出现了两种新潮流：“本土国际化”和“国外国际化”，前者主要关注大学校园内的国际化，后者也可表述为“跨境教育”[9]。
研究样本来源于“大学教师工作的国际化研究”课题组2013年1月至5月进行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98份，其中男性占54.6%，女性占45.4%。问卷设计中本土国际化主要指近五年参加国际化活动的频率，如在国内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申请国际性科研项目、开设国际比较课程或以外国为研究对象的课程、在教学中强调国际性观点或内容等；跨境交流国际化主要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在国外独立或合作开展科研、在国外教学或讲座、担任国外某咨询机构的顾问工作、担任某国际性机构的顾问（咨询）工作、加入（或合伙创办）某国际性的机构或组织等。除以上行为的国际化，教师的参与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学协会（IAU）的调查显示，教师的跨文化意识和理解被列为国际化的主要动因之一[9]。因此，本文将学术职业的“本土国际化”、“跨境交流国际化”和“国际化参与意识”作为因变量的三个维度，而自变量即为性别，利用SPSS19.0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性别的独立样本T检验。 四、数据分析结果
1. 本土国际化的性别差异
在本土国际化这个维度中，采用李克特（Likert）量表计分，从0分“从未”到5分“5次/个”，让被试根据自己在参与本土国际化活动频率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如表1所示：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这些活动的总体参与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1.994，p=0.47），而男性参与本土国际化活动的频率（M=0.5414）要明显高于女性在此方面的参与频率（M=0.4404）。
本土国际化又分为本土科研国际化和本土教学国际化。申请国际性科研项目和在国内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都是本土科研国际化的重要部分。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本土科研国际化活动的参与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t=2.609，p=0.009），男性的参与程度（M=0.9925）仍较女性（M=0.7679）高。在我国大学内部评价机制依然是“重科研，轻教学”，能够申请到重要课题的多是职称较高的男性学者，而在中国高职称的男性教师多于女性教师。
在本土国际化中的教学国际化，“我在课程教学中强调国际性观点/内容”和“我在工作中运用外语”这两项活动中，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本土教学国际化活动的参与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t= -3.298，p=0.001），但男性得分（M=0.5217）较女性低（M=0.8258），说明女性在课程教学中更加强调国际性观点/内容。这和变革中的学术职业（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简称 CAP）在11个国家开展的有关男女性国际性学术活动的比较调查[10]（“用一种不同于现在教学语言的语言进行教学”的调查）上有相似之处。数据显示，在很多欧洲国家，参与此项活动的性别差异较小，但在中国差异较大，更多女性使用一种不同于现在主要教学语言的语言进行教学。这也表明，虽然女性在本土科研国际化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低于男性，但其本土教学国际化的参与积极性高于男性。
总的来说，在本土国际化维度中，男性教师的国际化程度高于女性，具体表现在本土科研国际化；而女性在较容易实施的本土教学国际化程度方面比男性高。
2.跨境交流国际化的性别差异
跨境交流国际化维度中，如表2所示：采取同样的方法，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各活动的总体参与得分差异较大（t=2.210，p=0.028），男性参与跨境交流国际化活动的频率（M=0.3717）也明显高于女性（M=0.2511）。
跨境交流的国际化又分为跨境科研国际化、跨境教学国际化和跨境服务国际化。跨境交流中的科研国际化方面，结果发现男性得分（M=0.53）明显高于女性（M=0.33）。这和CAP调查数据结果一致：在中国，参与国际性合作的女性是男性的一半[10]，并且女性参加国际性合作时往往会遇到一些强加性障碍[11]。
跨境交流中的教学国际化方面，调查结果发现差异并不显著（t=1.584， p=0.114）。这是由于，相较于本土教学国际化，跨境教学国际化对教师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方面的要求更高，加之现代大学体制内“重科研，轻教学”的因素，无论男女教师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科研当中，降低了跨境教学的积极性。
跨境交流中的服务国际化方面，调查结果发现存在显著的差异性（t=2.286， p=0.023），男性得分（M=0.2152）明显高于女性（M=0.1151）。与传统的教学和科研职能相比，服务职能出现较晚，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仍然呈现专注教学、科研能力的发展态势，而社会服务能力还未纳入专业发展视野，充其量是教学、科研能力发展中的“副产品”[12]。因此，男女教师在社会服务国际化的均值都不高，但男性略高于女性，因为社会服务国际化对个人能力、素养和时间精力上的投入要求更高，而女性自身方面的因素限制了其参与程度。
总的来说，在跨境交流国际化维度中，男性教师的国际化程度较女性高，具体表现在跨境科研和社会服务国际化方面，而在跨境教学国际化方面差异不显著。
3. 国际化参与意识的性别差异
出国留学、访问，参加国际性会议、国际合作等国际性交流，都是为了提升教师国际化水平，以指导学生、开阔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增强学生的全球化意识，这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初衷之一。教师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其国际化态度和意识都会对学生的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行动，因此在研究学术职业国际化中教师的国际化态度和意识不容忽视。
根据以上分析，虽然女性的学术职业本土国际化和跨境国际化方面的程度都低于男性，但调查发现：并非女性自身不愿意参与国际化，而结果恰恰相反。如表3所示：女性在以下各项活动的国际化参与意识上的得分都明显高于男性，但参与程度却低于男性，这表明女性参与国际化的意愿强烈，却因遭遇颇多现实障碍而搁浅。
所以，女性还是非常愿意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关注国际化内容的，也愿意花费一些时间精力去讨论学校国际化问题或参与国际化的一些事务。
五、研究讨论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女性的本土国际化和跨境交流国际化程度低于男性，但女性的本土教学国际化参与程度较男性高，同时女性教师有着更强烈的国际化参与意识。为了更好地分析数据背后的原因，本文以渗漏理论为基础来揭示其中隐藏的深层次缘由。
（1）女性在职业生涯初期缺乏接受必要的指导（管道前端）
指导者在学术职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指导老师能够引导年轻的研究者扩展人际网络，教给他们一些关于公开招聘、晋升、获得资助机会和参与会议的隐性知识，并且可以让他们共享指导老师的学术资源。但是，女性获得指导者的机会，尤其在职业生涯初期，远远少于男性[13]。Bozeman and Corley（2004）也指出，在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初期拥有一个好的指导老师对他们形成“科技人力资本”是必须的，特别是女性获得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帮助尤为重要，但总体来说，女性比男性获得指导的机会少[14]。在我国，要想进入高等院校，首先需具备博士学位，然而获得博士学位的男性远多于女性。2013年，博士在校生中男性188 207人，女性110 076人，仅占36.90%①。Cass（2006）研究发现：男女教师首次在高校获得职位时差别甚大，男性被聘为讲师及更高职称的人数是女性的4倍[15]。在我国，作为政府支持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措施，学术职业国际化的发展主要呈现于“985”重点大学[16]，而女性较男性更难进入重点大学，因此在起始阶段就处于一种不利的状态。 正因为在职业初期处于弱势和不利境地，所以女性倾向于选择较易操作的形式（如本土教学）来参与国际化，正如表1所显示的，女性在本土教学国际化的得分较男性高。总之，正是女性学术职业在初期缺乏接受指导，故而在学术职业发展后期受制于无形的劣势累积，导致在管道前端女性更容易从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中被渗出。
（2）母亲社会责任以及难于权衡好家庭和职业的矛盾关系（管道中端）
既往研究发现，对学术职业中性别差异的解释，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家庭相关的变量[10]。学术职业国际化的研究也不例外，国际性科研合作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比如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或是和国际性合作者面对面地交流。然而，女性学者由于需要照顾家庭和孩子，不得不缩减参与国际性活动的时间。而且，国际化是教师本职工作之外的活动，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来参与。表2、表3的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虽然女性国际化参与程度低于男性，但参与意识比男性强，这说明并非女性主观上不想参与，实际上她们更希望通过参与国际化事务来改善自己在学术领域的不利地位。但由于女性较沉重的家庭责任，不得不减少这些“高端”活动的参与时间。此外，Shauman and Xie（1996）也发现，已婚且有年幼小孩的成年人中，女性工作时间是男性的三分之一，随着小孩的长大，这种差异会缩小，但是不管小孩的年龄怎样，女性仍然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17]。
在家庭中除了带小孩，女性在职业选择上还会受到配偶职业选择的影响。她们一般将自己的职业排在第二位，在帮助配偶发展到一个稳定阶段后，再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职业。由于女性传统角色定位，女性认为帮助配偶职业晋升和照顾小孩做出牺牲是值得的。也就是说，女性在学术职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障碍已趋向表面合理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仅男性认同，女性也赞同，这就为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蒙上了一层合理化的保护膜。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女性从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中端渗漏出去。
（3）学术职业国际化和女性自身的特性（管道末端）
学术职业国际化的界定因其基于的概念、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李碧虹（2014）在研究中从国际化学术活动、跨文化观念与内容、国际化态度、国际化知识技能四个维度进行了分析[18]。学术职业发展到比较高端的产物必然是学术职业国际化，而学术职业国际化自身的前沿性、独特性、新颖性特点对女性教师参与国际化又是大的挑战。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报告提到：与女性相比，更多的男性达到更高的学术、管理层次，女性更多的在金字塔的底端[5]。因此学术职业国际化程度要不断提高，需要拥有更高的学术、管理层级。表3的数据显示：女性的国际化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的，但由于现实的诸多门槛让女性参与国际化实践变得更加困难；表2数据结果表明：男性跨境交流国际化程度总体较女性高，特别是男性的跨境服务国际化高于女性。这是因为服务职能的提升是建立在教学和科研基础上的，并且对个人素质能力的要求高很多，而男性总体上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资源，在服务国际化这样更“高端”事务的参与上要比女性频繁。这表明，在这样一些不那么传统的却是“高端”事务的参与上，女性又被孤立了，致使其在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中被渗漏出去。
（4）学术体制内的因素（管道末端）
国内现代大学的学术评价体制大都是“重科研，轻教学”，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非研究型大学都将科研作为考核教师的关键指标。表1和表2的数据显示：无论是本土科研国际化还是跨境科研国际化，女性的科研国际化水平都低于男性。这就是由于长期的学术内体制考核带来的结果导向，加之女性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本土教学当中，没有过多时间投身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科学研究；同时做科研也需要申请课题，是否申请到有价值的课题影响教师科研成果的产出，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能够申请到重要课题的都是那些职称高的男性教师。长此以往，劣势不断累积，女性教师在学术领域要想有更好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国际化的参与上。这也使得女性不断在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中被渗漏出去。
综上可知，女性在学术职业国际化中仍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并不断地被边缘化，最终导致女性在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的前端、中端和末端的各个环节中不断地被渗漏出去。
六、几点建议
提高女性学术职业国际化程度，是争取女性在学术世界地位和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到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来，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知识女性的智慧，另一方面可以促进高等教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大对女性教师职业生涯指导的支持力度。应对女性教师工作初期多加指导，如采取一对一导师负责制，给每一位新进女教师匹配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由导师对其工作动机、方法、思想进行重点指导；开展一系列经验交流会，可特别邀请那些有过相似经历的成功女教师与新教师展开互动。
第二，社会和高校要努力创造有利于女性发展的学术氛围，不断健全女性学术职业国际化发展的保障机制。在招聘、晋升中消除性别偏见，以男女平等的标准选拔人才，关注社会性别主流化，改变对女性的传统看法，尤其是加强国际化中女性教师参与的保障机制建设，给女教师更多自由时间来思考和参与国际化，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
第三，女性自身要提高主体意识、综合能力和国际化素养，进一步明确角色定位。女性要转变传统观念，以社会主义新女性观念指导国际化活动的参与，真正认识到参与国际性活动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提升工作和学术地位的重要途径，不断为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注入更多的国际性内容，最大程度地与国际接轨。
第四，建立奖惩激励机制，并出台鼓励女性教师参与国际化的政策措施。如对参与国际化教学（在课程教学中强调国际性观点或内容、增加国际性课程、去国外教学）、国际性科研（申请国际性的科研项目、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合作开展科研）的老师给予考核加分作为奖励，并重点关注女教师国际化参与动向。 第五，改革教师评估体系，形成对教师参与国际化的长效激励机制。在评价观念上，学校不能只重科研，应将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加强对国际化价值的明确规定，重视国际化活动的参与，改革教师评估体系，可将其纳入教师聘任和晋升的衡量标准中。改革后的评估体系也应有利于指导女教师朝国际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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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碧虹，舒俊，曾晓青.中美学术职业国际化的比较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4（10）：98-100.
关键词：女性；管道渗漏；学术职业；学术职业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2-0072-07
收稿日期：2014-12-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社会网络对大学教师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14YJC880057）。
作者简介：曾晓青（1989-），女，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高校教师管理研究。
一、研究缘起
当今的学术职业仍然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女性在其中可以说是“高位缺席”。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中，女性参与率过低，男性主导着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和发展的动向（余秀兰等，2012）[1]。学术水平上，女性低于男性，尤其反映在高层次、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上（杨杨，2010）[2]。在学术职业发展中，如知识训练、学术发展等方面，女性也处于不利境地（杨丽，2012）[3]。这在自然学科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2013年报告显示，学术带头人无一女性，16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也只有一位女性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两院院士男性分别占94%和95%；2000年至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无一女性②。在社会科学领域，女性的状况虽稍好，却并不乐观。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公布了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男性学者以93.04%的比率占绝对优势③。
当下，国际化已成为高等教育中日趋重要的潮流。在大学教师队伍的国际化中，从国外引进专家、学者固然重要，教师自身的学术职业国际化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我国，高校专任女教师的数量不断增长，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截止2013年，全国专任教师数量约达到150万人，专任女教师占总数的47.73%④。女性教师在高等教育领域，数量上已具相当规模，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但由于国内对学术职业国际化的研究较少，在学术职业国际化中女性所处状况尚不清楚。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在国际化进程中，女性所处现状如何？女性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是否处于弱势？如若学术职业国际化存在性别的不平等，其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管道渗漏”理论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最初形成于1980年代，源于科学领域，桑尼特（Sonnert）和霍顿（Holton）将个体知识、教育积累和接受科学思维、方法训练直到成长为科学研究人员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喻成“渗漏的管道（leaky pipeline）”。具体来说，就是将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比作一节节连接的、但渗漏的管道，在管道的各个环节，科研人员持续不断地流出，但又极少有人能进入，且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现象是，退出管道的大多是女性科研人员[4]。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相关报告中也提出所谓的管道渗漏，描述了女性进入科学技术领域的状况，简单形象地代表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职业生涯，更多男性达到更高的学术、管理层次[5]。ANPell认为早期孩童时代、青少年时期、大学和毕业学校、工作时期四个重要时期影响着科学领域中的女性[6]。
正是基于这种启发，本文将学术职业比作一条管道，以研究女性在学术职业国际化这样一条更狭窄的管道中是否被渗漏。若有渗漏，渗漏的原因是什么？
三、变量和样本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来分析女性在学术职业国际化中的状况。学术职业即以教学、科研为职业的大学教师这一群体，拥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治理四种职责。前三者正表达了学术职业之特权[7]，也是大学教师应承担的职责所在，因而本文提到的学术职业国际化特指这三方面的国际化。对学术职业国际化的操作性定义源于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识。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权威的界定是奈特（Knight，1999）提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将国际性的跨文化的维度融入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职能中的过程”[8]，这一过程方法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出现了两种新潮流：“本土国际化”和“国外国际化”，前者主要关注大学校园内的国际化，后者也可表述为“跨境教育”[9]。
研究样本来源于“大学教师工作的国际化研究”课题组2013年1月至5月进行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98份，其中男性占54.6%，女性占45.4%。问卷设计中本土国际化主要指近五年参加国际化活动的频率，如在国内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申请国际性科研项目、开设国际比较课程或以外国为研究对象的课程、在教学中强调国际性观点或内容等；跨境交流国际化主要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在国外独立或合作开展科研、在国外教学或讲座、担任国外某咨询机构的顾问工作、担任某国际性机构的顾问（咨询）工作、加入（或合伙创办）某国际性的机构或组织等。除以上行为的国际化，教师的参与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学协会（IAU）的调查显示，教师的跨文化意识和理解被列为国际化的主要动因之一[9]。因此，本文将学术职业的“本土国际化”、“跨境交流国际化”和“国际化参与意识”作为因变量的三个维度，而自变量即为性别，利用SPSS19.0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性别的独立样本T检验。 四、数据分析结果
1. 本土国际化的性别差异
在本土国际化这个维度中，采用李克特（Likert）量表计分，从0分“从未”到5分“5次/个”，让被试根据自己在参与本土国际化活动频率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如表1所示：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这些活动的总体参与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1.994，p=0.47），而男性参与本土国际化活动的频率（M=0.5414）要明显高于女性在此方面的参与频率（M=0.4404）。
本土国际化又分为本土科研国际化和本土教学国际化。申请国际性科研项目和在国内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都是本土科研国际化的重要部分。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本土科研国际化活动的参与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t=2.609，p=0.009），男性的参与程度（M=0.9925）仍较女性（M=0.7679）高。在我国大学内部评价机制依然是“重科研，轻教学”，能够申请到重要课题的多是职称较高的男性学者，而在中国高职称的男性教师多于女性教师。
在本土国际化中的教学国际化，“我在课程教学中强调国际性观点/内容”和“我在工作中运用外语”这两项活动中，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本土教学国际化活动的参与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t= -3.298，p=0.001），但男性得分（M=0.5217）较女性低（M=0.8258），说明女性在课程教学中更加强调国际性观点/内容。这和变革中的学术职业（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简称 CAP）在11个国家开展的有关男女性国际性学术活动的比较调查[10]（“用一种不同于现在教学语言的语言进行教学”的调查）上有相似之处。数据显示，在很多欧洲国家，参与此项活动的性别差异较小，但在中国差异较大，更多女性使用一种不同于现在主要教学语言的语言进行教学。这也表明，虽然女性在本土科研国际化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低于男性，但其本土教学国际化的参与积极性高于男性。
总的来说，在本土国际化维度中，男性教师的国际化程度高于女性，具体表现在本土科研国际化；而女性在较容易实施的本土教学国际化程度方面比男性高。
2.跨境交流国际化的性别差异
跨境交流国际化维度中，如表2所示：采取同样的方法，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各活动的总体参与得分差异较大（t=2.210，p=0.028），男性参与跨境交流国际化活动的频率（M=0.3717）也明显高于女性（M=0.2511）。
跨境交流的国际化又分为跨境科研国际化、跨境教学国际化和跨境服务国际化。跨境交流中的科研国际化方面，结果发现男性得分（M=0.53）明显高于女性（M=0.33）。这和CAP调查数据结果一致：在中国，参与国际性合作的女性是男性的一半[10]，并且女性参加国际性合作时往往会遇到一些强加性障碍[11]。
跨境交流中的教学国际化方面，调查结果发现差异并不显著（t=1.584， p=0.114）。这是由于，相较于本土教学国际化，跨境教学国际化对教师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方面的要求更高，加之现代大学体制内“重科研，轻教学”的因素，无论男女教师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科研当中，降低了跨境教学的积极性。
跨境交流中的服务国际化方面，调查结果发现存在显著的差异性（t=2.286， p=0.023），男性得分（M=0.2152）明显高于女性（M=0.1151）。与传统的教学和科研职能相比，服务职能出现较晚，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仍然呈现专注教学、科研能力的发展态势，而社会服务能力还未纳入专业发展视野，充其量是教学、科研能力发展中的“副产品”[12]。因此，男女教师在社会服务国际化的均值都不高，但男性略高于女性，因为社会服务国际化对个人能力、素养和时间精力上的投入要求更高，而女性自身方面的因素限制了其参与程度。
总的来说，在跨境交流国际化维度中，男性教师的国际化程度较女性高，具体表现在跨境科研和社会服务国际化方面，而在跨境教学国际化方面差异不显著。
3. 国际化参与意识的性别差异
出国留学、访问，参加国际性会议、国际合作等国际性交流，都是为了提升教师国际化水平，以指导学生、开阔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增强学生的全球化意识，这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初衷之一。教师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其国际化态度和意识都会对学生的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行动，因此在研究学术职业国际化中教师的国际化态度和意识不容忽视。
根据以上分析，虽然女性的学术职业本土国际化和跨境国际化方面的程度都低于男性，但调查发现：并非女性自身不愿意参与国际化，而结果恰恰相反。如表3所示：女性在以下各项活动的国际化参与意识上的得分都明显高于男性，但参与程度却低于男性，这表明女性参与国际化的意愿强烈，却因遭遇颇多现实障碍而搁浅。
所以，女性还是非常愿意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关注国际化内容的，也愿意花费一些时间精力去讨论学校国际化问题或参与国际化的一些事务。
五、研究讨论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女性的本土国际化和跨境交流国际化程度低于男性，但女性的本土教学国际化参与程度较男性高，同时女性教师有着更强烈的国际化参与意识。为了更好地分析数据背后的原因，本文以渗漏理论为基础来揭示其中隐藏的深层次缘由。
（1）女性在职业生涯初期缺乏接受必要的指导（管道前端）
指导者在学术职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指导老师能够引导年轻的研究者扩展人际网络，教给他们一些关于公开招聘、晋升、获得资助机会和参与会议的隐性知识，并且可以让他们共享指导老师的学术资源。但是，女性获得指导者的机会，尤其在职业生涯初期，远远少于男性[13]。Bozeman and Corley（2004）也指出，在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初期拥有一个好的指导老师对他们形成“科技人力资本”是必须的，特别是女性获得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帮助尤为重要，但总体来说，女性比男性获得指导的机会少[14]。在我国，要想进入高等院校，首先需具备博士学位，然而获得博士学位的男性远多于女性。2013年，博士在校生中男性188 207人，女性110 076人，仅占36.90%①。Cass（2006）研究发现：男女教师首次在高校获得职位时差别甚大，男性被聘为讲师及更高职称的人数是女性的4倍[15]。在我国，作为政府支持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措施，学术职业国际化的发展主要呈现于“985”重点大学[16]，而女性较男性更难进入重点大学，因此在起始阶段就处于一种不利的状态。 正因为在职业初期处于弱势和不利境地，所以女性倾向于选择较易操作的形式（如本土教学）来参与国际化，正如表1所显示的，女性在本土教学国际化的得分较男性高。总之，正是女性学术职业在初期缺乏接受指导，故而在学术职业发展后期受制于无形的劣势累积，导致在管道前端女性更容易从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中被渗出。
（2）母亲社会责任以及难于权衡好家庭和职业的矛盾关系（管道中端）
既往研究发现，对学术职业中性别差异的解释，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家庭相关的变量[10]。学术职业国际化的研究也不例外，国际性科研合作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比如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或是和国际性合作者面对面地交流。然而，女性学者由于需要照顾家庭和孩子，不得不缩减参与国际性活动的时间。而且，国际化是教师本职工作之外的活动，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来参与。表2、表3的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虽然女性国际化参与程度低于男性，但参与意识比男性强，这说明并非女性主观上不想参与，实际上她们更希望通过参与国际化事务来改善自己在学术领域的不利地位。但由于女性较沉重的家庭责任，不得不减少这些“高端”活动的参与时间。此外，Shauman and Xie（1996）也发现，已婚且有年幼小孩的成年人中，女性工作时间是男性的三分之一，随着小孩的长大，这种差异会缩小，但是不管小孩的年龄怎样，女性仍然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17]。
在家庭中除了带小孩，女性在职业选择上还会受到配偶职业选择的影响。她们一般将自己的职业排在第二位，在帮助配偶发展到一个稳定阶段后，再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职业。由于女性传统角色定位，女性认为帮助配偶职业晋升和照顾小孩做出牺牲是值得的。也就是说，女性在学术职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障碍已趋向表面合理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仅男性认同，女性也赞同，这就为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蒙上了一层合理化的保护膜。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女性从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中端渗漏出去。
（3）学术职业国际化和女性自身的特性（管道末端）
学术职业国际化的界定因其基于的概念、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李碧虹（2014）在研究中从国际化学术活动、跨文化观念与内容、国际化态度、国际化知识技能四个维度进行了分析[18]。学术职业发展到比较高端的产物必然是学术职业国际化，而学术职业国际化自身的前沿性、独特性、新颖性特点对女性教师参与国际化又是大的挑战。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报告提到：与女性相比，更多的男性达到更高的学术、管理层次，女性更多的在金字塔的底端[5]。因此学术职业国际化程度要不断提高，需要拥有更高的学术、管理层级。表3的数据显示：女性的国际化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的，但由于现实的诸多门槛让女性参与国际化实践变得更加困难；表2数据结果表明：男性跨境交流国际化程度总体较女性高，特别是男性的跨境服务国际化高于女性。这是因为服务职能的提升是建立在教学和科研基础上的，并且对个人素质能力的要求高很多，而男性总体上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资源，在服务国际化这样更“高端”事务的参与上要比女性频繁。这表明，在这样一些不那么传统的却是“高端”事务的参与上，女性又被孤立了，致使其在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中被渗漏出去。
（4）学术体制内的因素（管道末端）
国内现代大学的学术评价体制大都是“重科研，轻教学”，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非研究型大学都将科研作为考核教师的关键指标。表1和表2的数据显示：无论是本土科研国际化还是跨境科研国际化，女性的科研国际化水平都低于男性。这就是由于长期的学术内体制考核带来的结果导向，加之女性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本土教学当中，没有过多时间投身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科学研究；同时做科研也需要申请课题，是否申请到有价值的课题影响教师科研成果的产出，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能够申请到重要课题的都是那些职称高的男性教师。长此以往，劣势不断累积，女性教师在学术领域要想有更好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国际化的参与上。这也使得女性不断在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中被渗漏出去。
综上可知，女性在学术职业国际化中仍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并不断地被边缘化，最终导致女性在学术职业国际化管道的前端、中端和末端的各个环节中不断地被渗漏出去。
六、几点建议
提高女性学术职业国际化程度，是争取女性在学术世界地位和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到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来，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知识女性的智慧，另一方面可以促进高等教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大对女性教师职业生涯指导的支持力度。应对女性教师工作初期多加指导，如采取一对一导师负责制，给每一位新进女教师匹配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由导师对其工作动机、方法、思想进行重点指导；开展一系列经验交流会，可特别邀请那些有过相似经历的成功女教师与新教师展开互动。
第二，社会和高校要努力创造有利于女性发展的学术氛围，不断健全女性学术职业国际化发展的保障机制。在招聘、晋升中消除性别偏见，以男女平等的标准选拔人才，关注社会性别主流化，改变对女性的传统看法，尤其是加强国际化中女性教师参与的保障机制建设，给女教师更多自由时间来思考和参与国际化，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
第三，女性自身要提高主体意识、综合能力和国际化素养，进一步明确角色定位。女性要转变传统观念，以社会主义新女性观念指导国际化活动的参与，真正认识到参与国际性活动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提升工作和学术地位的重要途径，不断为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注入更多的国际性内容，最大程度地与国际接轨。
第四，建立奖惩激励机制，并出台鼓励女性教师参与国际化的政策措施。如对参与国际化教学（在课程教学中强调国际性观点或内容、增加国际性课程、去国外教学）、国际性科研（申请国际性的科研项目、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合作开展科研）的老师给予考核加分作为奖励，并重点关注女教师国际化参与动向。 第五，改革教师评估体系，形成对教师参与国际化的长效激励机制。在评价观念上，学校不能只重科研，应将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加强对国际化价值的明确规定，重视国际化活动的参与，改革教师评估体系，可将其纳入教师聘任和晋升的衡量标准中。改革后的评估体系也应有利于指导女教师朝国际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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