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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新莞人”自居的黄元娟与丈夫人莞打工17年,他们卖掉祖宅,3次购房,两度参加资历考试,只为尔莞的一张城市户口本,但至今未能如愿
始于上世纪末的流动人口迁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农村青壮劳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到城市淘金的农民工已历三代。不少农民工怀着“入籍”梦想,期待“彻底离开农村和真正融入城市”。
农民工进军城市多年,思想改观、生活改善,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大于农村,最终的目的是真正意义上“融城”。在东莞打工的女青年黄元娟(化名)怀揣着青舂与梦想,“漂”在城乡边缘17年,从职员干起,成为了总经理助理,至今不能如愿“入籍”。她的背后,广东省拥有近:3000万农民工正在城市里默默打拼。
奋斗17年未能入户
11月5日,珠三角很多农民工将目光聚焦在广州“农民工积分人户”上。一连几天,该市积分制入户经办机构的咨询电话几近打爆,一些农民工专程从外地赶来咨询、申请。
在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一片匆忙脚步,门口被挤得满满当当。
这次给农民工人户出的“考卷”里,包括文化程度、参加社保年数、住房和纳税等等。
积满85分不难,进城却太不容易,考卷设有“一票否决”,有犯罪纪录、违反计生政策的人员,直接淘汰出局。农民工积分入户审核的首日,围得水泄不通的考场内,竟无一人通过初审。
珠三角的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没给黄元娟带来欣喜。一直以“新莞人”自居的黄元娟与丈夫人莞打工17年,他们卖掉祖宅,3次购房,两度参加资历考试,只为东莞的一张城市户口本,但至今未能如愿。有关资料统计,深圳和东莞两市外来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000万以上,其中拥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口仅200万左右。
如今,黄元娟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孩子习惯了东莞的生活,湖南老家也只是偶尔一去,除了一本户口簿,她和东莞人几乎没有区别。去年,她一直愁于给儿子找学校:留在东莞读初中,非户籍人口不能在莞中考;送回湖南老家,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
目前,广东省拥有近:3000万农民工。虽然东莞、珠海等城市出台过关于放宽农民工人户待遇的优惠政策,但农民工人户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黄元娟,这个1992年就踏人东莞的女子,从基层的仓管做起,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她的丈夫也成功入职一家上市公司。
为了儿子接受良好教育,黄元娟购买了一套小产权房,卖房者承诺能让孩子上公力学校。
2007年,女儿也进入了学龄期,小产权房却不能再次使用。
当时,东莞出台了引进人才的新办法:具备劳动厅颁发的技师资格证,可入户东莞。黄元娟的丈夫辛苦考过后,却卡在“必须要符合条件的公司去申请”的关卡上。后来,她听说本科学历“入籍”会宽容,又催着丈夫马不停蹄地参加自学考试。
2007年,他们决定购买商品房人户。当年东莞的房价飘红,黄元娟咬牙把老家房子卖了,付了首期。但是,因为两年内未能付清全部房款,拿不到房屋所有证,还是不得入户。
“差别最主要因为我是农民工”
农民工郭昌盛不觉得自己比黄元娟幸运。他曾写了一本流传广泛、为农民工呼吁的书,书名是《有话要说》。另外,他还创办一个农民工网站,在北方的农民工中颇具影响。
郭昌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这个举家在京打工的湖北农民工,从小向往城市,20岁出门,通过自学考试,一步步向城市靠近。
他在湖北省科协干了近7年,两次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却不能摆脱“临时工”的身份。
差别始于工资,城里“正式工”除了基本工资以外,还有职务补贴、岗位津贴、劳工保护和医疗保险,还能福利分房。
郭昌盛发现,同样的工作强度,自己的工资仅相当于别人的一半,“这个差别最主要因为我是农民工,难以转成正式工。”
郭昌盛和同在京城打工的妻子花光积蓄,在北京燕郊买了一间20余平米的房,户口最终落在了廊坊,“这是为了孩子上个公力、学校。”
2004年前,他一直是农村户口,15年在不同的机关或事业单位打工,虽然早就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却一直是编外人员,“最后还是被扫地出门了。”
据浙江工业大学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失业,对于‘候鸟”—样的农民工来说,是家常便饭。在接受调研的700多名农民工中,失业经历者有600人,占了83.57%,有些农民工失业后,一连几个月找不到工作。
郭昌盛说,他多年和农民工交往,了解到农民工最大的困境是,不能入户,没有长远的发展机会,除了工作,大多数是吃青春饭,等老了,干不动了,就等着下岗。
“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度。”郭昌盛说,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时,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因此,无论一个人干什么事,只要是农民,就免不了要受歧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学家徐逢贤认为,户籍被赋予了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的附加功能,也让流动人口对所在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找不到安全感”
过去农民工“大包小包、一头乱发”的形象渐少,新生代农民工踏着父辈的脚印,进入城市。他们的年龄普遍在28岁以下,能讲普通话,没有务农经验,受教育程度较高。
“新生代”不再甘愿呆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岗位,希望干一些“技术活”。受歧视时,懂得维权,会去抗争。
8月16日,刚上完晚班的周稳定驾上摩托车前往东莞横沥车站办事,出来后发现摩托车不翼而飞,后在交警手里找到,周稳定被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这个插曲让这名在东莞打工13年的年轻人遭受重大打击。他说,突然感觉城市没有一丝安全感,“看我是外来打工仔,民警态度很糟糕,都不让我说上几句话,签字并拘留了我,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歧视。”
9月1日,周稳定从拘留所出来,浑浑噩噩地回到单位,希望请假3天,结果遭拒。或许是早已厌倦漂泊城市边缘的生活,他与同事发生口角,结果工作丢了。
周稳定向本刊记者介绍,他所在的东莞那家电子厂,员工有三四百人,90%的员工来自外地。
“工作上要谨小慎微,不留神就可能被炒。”周稳定说,如今,虽然他手下管了30多人,但是,在公司里,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人,劳动合同成了摆设,公司不按规矩办事,谁也没办法。
周稳定称,他每月在公司加班时间都超过100小时,每天都要接触焊锡烟、酒精、天那水和噪音,现在经常感觉头晕、乏力,身体不适,公司也从不安排体检。
“因为不能入户珠三角,我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11月1日,周稳定已请了律师,准备讨回他应得工资和相关赔偿。
他极不情愿地放弃了当初买个房人籍广东的梦想,回到老家另谋生路。
“打工13年,找不到安全感!”周稳定说。
艰难的“融城”
广东——这个拥有3000万农民工的地方,近年来“民工荒”越来越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外地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后在当地就业、创业,或辗转长三角打工了。
有专家分析,如果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广东的城镇人户,就可以扩大当地的劳动力资源,形成合理的“入户”机制,农民工对未来有了希望,愿意留在城市,用工需求才有保障。
两年前,中国首个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称号后,入户佛山。那年,佛山市为胡小燕等97名优秀农民工办理佛山市户籍,这97人是从当地200万农民工中挑选而来的,这样的竞争何其惨烈?
2010年3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广东计划一年解决60万左右流动人口的入户问题,部分城市已试行积分制。
在地方政府层面,在经历了富士康跳楼事件和血汗工厂危机后,深圳和东莞市出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重新关注外来工权益。
深圳市多次召开刑拘大会,公开处理欠薪老板,公布血汗工厂名单,外来工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政策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东莞,多名外来工被选为东莞市政协委员。
在“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看来,城市管理者应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
始于上世纪末的流动人口迁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农村青壮劳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到城市淘金的农民工已历三代。不少农民工怀着“入籍”梦想,期待“彻底离开农村和真正融入城市”。
农民工进军城市多年,思想改观、生活改善,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大于农村,最终的目的是真正意义上“融城”。在东莞打工的女青年黄元娟(化名)怀揣着青舂与梦想,“漂”在城乡边缘17年,从职员干起,成为了总经理助理,至今不能如愿“入籍”。她的背后,广东省拥有近:3000万农民工正在城市里默默打拼。
奋斗17年未能入户
11月5日,珠三角很多农民工将目光聚焦在广州“农民工积分人户”上。一连几天,该市积分制入户经办机构的咨询电话几近打爆,一些农民工专程从外地赶来咨询、申请。
在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一片匆忙脚步,门口被挤得满满当当。
这次给农民工人户出的“考卷”里,包括文化程度、参加社保年数、住房和纳税等等。
积满85分不难,进城却太不容易,考卷设有“一票否决”,有犯罪纪录、违反计生政策的人员,直接淘汰出局。农民工积分入户审核的首日,围得水泄不通的考场内,竟无一人通过初审。
珠三角的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没给黄元娟带来欣喜。一直以“新莞人”自居的黄元娟与丈夫人莞打工17年,他们卖掉祖宅,3次购房,两度参加资历考试,只为东莞的一张城市户口本,但至今未能如愿。有关资料统计,深圳和东莞两市外来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000万以上,其中拥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口仅200万左右。
如今,黄元娟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孩子习惯了东莞的生活,湖南老家也只是偶尔一去,除了一本户口簿,她和东莞人几乎没有区别。去年,她一直愁于给儿子找学校:留在东莞读初中,非户籍人口不能在莞中考;送回湖南老家,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
目前,广东省拥有近:3000万农民工。虽然东莞、珠海等城市出台过关于放宽农民工人户待遇的优惠政策,但农民工人户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黄元娟,这个1992年就踏人东莞的女子,从基层的仓管做起,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她的丈夫也成功入职一家上市公司。
为了儿子接受良好教育,黄元娟购买了一套小产权房,卖房者承诺能让孩子上公力学校。
2007年,女儿也进入了学龄期,小产权房却不能再次使用。
当时,东莞出台了引进人才的新办法:具备劳动厅颁发的技师资格证,可入户东莞。黄元娟的丈夫辛苦考过后,却卡在“必须要符合条件的公司去申请”的关卡上。后来,她听说本科学历“入籍”会宽容,又催着丈夫马不停蹄地参加自学考试。
2007年,他们决定购买商品房人户。当年东莞的房价飘红,黄元娟咬牙把老家房子卖了,付了首期。但是,因为两年内未能付清全部房款,拿不到房屋所有证,还是不得入户。
“差别最主要因为我是农民工”
农民工郭昌盛不觉得自己比黄元娟幸运。他曾写了一本流传广泛、为农民工呼吁的书,书名是《有话要说》。另外,他还创办一个农民工网站,在北方的农民工中颇具影响。
郭昌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这个举家在京打工的湖北农民工,从小向往城市,20岁出门,通过自学考试,一步步向城市靠近。
他在湖北省科协干了近7年,两次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却不能摆脱“临时工”的身份。
差别始于工资,城里“正式工”除了基本工资以外,还有职务补贴、岗位津贴、劳工保护和医疗保险,还能福利分房。
郭昌盛发现,同样的工作强度,自己的工资仅相当于别人的一半,“这个差别最主要因为我是农民工,难以转成正式工。”
郭昌盛和同在京城打工的妻子花光积蓄,在北京燕郊买了一间20余平米的房,户口最终落在了廊坊,“这是为了孩子上个公力、学校。”
2004年前,他一直是农村户口,15年在不同的机关或事业单位打工,虽然早就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却一直是编外人员,“最后还是被扫地出门了。”
据浙江工业大学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失业,对于‘候鸟”—样的农民工来说,是家常便饭。在接受调研的700多名农民工中,失业经历者有600人,占了83.57%,有些农民工失业后,一连几个月找不到工作。
郭昌盛说,他多年和农民工交往,了解到农民工最大的困境是,不能入户,没有长远的发展机会,除了工作,大多数是吃青春饭,等老了,干不动了,就等着下岗。
“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度。”郭昌盛说,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时,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因此,无论一个人干什么事,只要是农民,就免不了要受歧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学家徐逢贤认为,户籍被赋予了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的附加功能,也让流动人口对所在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找不到安全感”
过去农民工“大包小包、一头乱发”的形象渐少,新生代农民工踏着父辈的脚印,进入城市。他们的年龄普遍在28岁以下,能讲普通话,没有务农经验,受教育程度较高。
“新生代”不再甘愿呆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岗位,希望干一些“技术活”。受歧视时,懂得维权,会去抗争。
8月16日,刚上完晚班的周稳定驾上摩托车前往东莞横沥车站办事,出来后发现摩托车不翼而飞,后在交警手里找到,周稳定被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这个插曲让这名在东莞打工13年的年轻人遭受重大打击。他说,突然感觉城市没有一丝安全感,“看我是外来打工仔,民警态度很糟糕,都不让我说上几句话,签字并拘留了我,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歧视。”
9月1日,周稳定从拘留所出来,浑浑噩噩地回到单位,希望请假3天,结果遭拒。或许是早已厌倦漂泊城市边缘的生活,他与同事发生口角,结果工作丢了。
周稳定向本刊记者介绍,他所在的东莞那家电子厂,员工有三四百人,90%的员工来自外地。
“工作上要谨小慎微,不留神就可能被炒。”周稳定说,如今,虽然他手下管了30多人,但是,在公司里,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人,劳动合同成了摆设,公司不按规矩办事,谁也没办法。
周稳定称,他每月在公司加班时间都超过100小时,每天都要接触焊锡烟、酒精、天那水和噪音,现在经常感觉头晕、乏力,身体不适,公司也从不安排体检。
“因为不能入户珠三角,我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11月1日,周稳定已请了律师,准备讨回他应得工资和相关赔偿。
他极不情愿地放弃了当初买个房人籍广东的梦想,回到老家另谋生路。
“打工13年,找不到安全感!”周稳定说。
艰难的“融城”
广东——这个拥有3000万农民工的地方,近年来“民工荒”越来越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外地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后在当地就业、创业,或辗转长三角打工了。
有专家分析,如果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广东的城镇人户,就可以扩大当地的劳动力资源,形成合理的“入户”机制,农民工对未来有了希望,愿意留在城市,用工需求才有保障。
两年前,中国首个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称号后,入户佛山。那年,佛山市为胡小燕等97名优秀农民工办理佛山市户籍,这97人是从当地200万农民工中挑选而来的,这样的竞争何其惨烈?
2010年3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广东计划一年解决60万左右流动人口的入户问题,部分城市已试行积分制。
在地方政府层面,在经历了富士康跳楼事件和血汗工厂危机后,深圳和东莞市出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重新关注外来工权益。
深圳市多次召开刑拘大会,公开处理欠薪老板,公布血汗工厂名单,外来工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政策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东莞,多名外来工被选为东莞市政协委员。
在“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看来,城市管理者应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