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这篇千古传颂的《爱莲说》以莲的高洁，表明了作者洁身自好，不甘同流合污、追求刚正不阿的高尚情操和正直品格。古往今来，人们对清廉的理解有着不同的时代风格，但究其根本都涵盖着刚正、清高的品格。孔子曾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体现了清廉之刚正。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对清廉进行解释时曾说：“没有思想上的清白，也就不能够有全能的廉洁”，体现了清廉之清高。国家设官授职旨在管理社会事务，造福百姓，清廉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晚清官场腐朽，社会风气败坏，但仍有少数清廉的官员，翁同龢就是其中一个。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今苏州常熟）人。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主持宫廷教育长达40年。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既管外事，又管内政，无疑是近代中國历史上的一位权贵人物。但他还是一位清正廉洁、律己爱民、公忠体国的政治家。无论是在晚清还是在今天，也无论是对他一生持肯定的人还是有所保留的人，对于他为官清廉这一点都是承认的。
　　清代官场存在着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如同乡、同宗、同年、师生、同僚、上下级等等。官员遇事或出于某种需要，往往通过这些关系，用送“礼”的办法来贿赂相关人员。在清代，如果是地方官来京，大多用“冰敬”、“炭敬”、“别敬”等名目给有关京官送礼;若京官到地方办事，地方官送礼的名目则有“程仪”、“津润”、“路费”等，馈赠的礼物主要是银两或贵重物品。清朝官员俸入微薄，尤其是京官，平日生活清苦。按照清朝不成文的规矩，官员接受了馈赠，只要与公事无关，就不算受贿，更不算贪污。因为有了这个规矩，所以大多数官员都接受馈赠。尽管如此，翁同龢仍坚决拒受，对于地方官寄赠银两一律退还。比如，同治五年，他护送父亲灵柩回籍安葬;同治十二年，母亲去世，他回籍丁忧。由于当时他身任同治帝师，所以这两次回乡事毕返京时，当时的一些重要官员如曾国荃、丁日昌、高心夔等人均先后向他赠银，但他认为受之有愧，坚决不要。这都体现了翁同龢拒受馈赠，不失志节的廉政思想。
　　为官者以造福百姓为根本，必当明理断案，不失公正。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假错案之首。此案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杨乃武案发生，懦弱无知的葛毕氏被百般威逼欺哄，诬杨乃武为奸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定为“谋夫夺妇”之罪。此案经翁同龢审办时，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在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控诉，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之后，经过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证人，重新检验尸骨，终于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办理此案的大小官员以及做伪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此案可谓晚清中国狱讼、法制体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职责、为平民平反的职业精神，也可谓一代帝师应有的风范。
　　翁同龢作为两朝帝师地位显赫，但他拒收贿赂，不失志节，是一位清正廉洁、律己爱民、公忠体国的政治家。然而他对“清廉”一词不仅将其信奉在自己身上，更投注在在对家庭子弟的管教上，翁同龢始终以“家风清白，力田读书”为家训，希望其后代皆能体恤民艰、乐善好施、正直不阿。
　　翁同龢的廉政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力绝非仅仅停留在历史上。翁同龢纪念馆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有綵衣堂、知止斋、柏古轩等十多个展示厅。翁同龢纪念馆以翁心存的诗句“福禄贵知足，位高贵知止”为文化脉络，建立了以“知止斋”为依托的廉政文化教育展示馆。2009年被中共常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授予“常熟市廉政文化示范点”。2011年首批列入常熟市“碧水琴川”廉政文化观览线路五个景点之一。2013年，翁馆全年接待游客3.5万人次，接待政府参观5千余人次，其中包括各级纪委、中央、省、部级领导，成为我市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重要基地
　　“淡泊人生蓄以明志，清廉处事方能致远”。翁同龢一生能有此成就绝对离不开他公忠体国、清廉为民的思想。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一个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德国诗人海涅说过：“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我们也应做一个心地清净、品行端正的人，做一个心系群众、乐于奉献的人，做一个求真务实、奋发有为的人！同时对于社会和谐的建设而言，历史所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总是那么深刻，值得去借鉴和效仿。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倡导廉政文化的建设，不管从电视新闻还是国家政策上，都可以明显看出国家对于廉政的重视。而翁氏家族的光辉，翁氏家族的文化，告诉我们想要做一个好官，想要为自己的国家尽力，清廉是必需之道。而保证国家恒定持续发展更离不开每个人的共同参与和恪守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