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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口亮一盏灯
1983年10月，曾金燕出生在福建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她虽然是个年轻的80后，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却已长达10几年了。1995年她升入初中，作为班长，常带着班里的同学一起步行一个小时去一家敬老院，每人都认了一位爷爷或奶奶，陪老人们散步、聊天、晒太阳或者帮忙打扫卫生。他们还都是些孩子，不可能做太多事情，但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寂寞的老人们像盼望节日一样盼望周末，盼望孩子们到来。
对于老人的兴奋，曾金燕一开始有些不解：“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盼望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孩。长大后才知道，对于生活在孤独无助中的人来说，外来任何一丁儿点的帮助与探望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自己一个善意的举动，就能给别人带来这样的快乐。这种成就感激励着他们坚持下来，将周末去敬老院变成了班级的传统。
曾金燕第一次进入这家敬老院的时候只有5岁，堂姑在这里工作将她一起带了过来。无事可做的老人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吃饭，小金燕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到了晚上，年幼的她因为不习惯离开父母而哭闹，老人们没有责怪她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而是都聚过来，探问孩子怎么了，看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这成了后来金燕来这里做志愿服务的潜在原因。
曾金燕人生中与人为善的教育最早来自父亲。 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身上具有很多朴素而优秀的品质，就像一盏彻夜不灭的灯一样，潜移默化之中给了金燕许多影响。
高中毕业后，曾金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刚进大学没几天，她就加入了北京市高校红十字会中国人民大学分会并成为健康部负责人。从事志愿服务，对她来说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放寒假时她又回到敬老院看望爷爷奶奶，老人拉着金燕的手，询问她的情况，讲她小时候的故事，甚至连她十几年前为什么哭都记得。离家半年了，尽管自己什么也没有为老人们做，但他们还是这样惦念着她、关心着她，金燕心里暖融融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原来，在路口亮一盏灯，不单是爱与善意的付出，所有的善举都是双向的，在照亮了别人的同时也温暖着自己。
因为我的痛，更懂得你的痛
曾金燕之所以会对志愿服务有这样的投入，如此倾心助人，也许还“得益”于从小与病痛为伴的经历。
曾金燕的身体多灾多病，小时候不知道心肌炎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只是记得稍微累一点，心就好像要跳到喉咙眼里。她只记得自己当时好无助：“我很清楚需要帮助是什么感觉，多么需要有人在我身边，关心我、爱护我。”
病痛成了金燕成长的伙伴和催化剂，小小年纪就看透了生死，也许因为一直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活着，她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也不去想这样的问题，她所要做的只是珍惜当下。
在大学里，曾金燕参与红十字会和专门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活动，涉及生殖健康、性爱、同性恋和艾滋病。
入学不久，曾金燕接触到了生命中的第一批艾滋病患者，他们是一群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河南农民。他们把这位刚上大一的小女孩当作救星，向这位少不更事的小姑娘讲述压抑心头已久的怨恨与绝望。他们是那么需要人帮助，这让曾金燕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她想尽可能为这个群体多做点什么，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艾滋病有关的问题上。
她了解的越多，越是感到触目惊心，尽管艾滋病早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尽管安南曾经警告中国某些政府官员：“如果你们再不采取行动，那么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非洲！”但是，由于媒体报道的污名化以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压制误导，艾滋病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少数前辈艰难地做着破冰的工作，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
大二寒假，曾金燕决定去河南，她要亲身去一趟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村，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曾金燕鼓动了两位钟情话剧创作的师兄同行，期望将有关艾滋病现状的报道和精彩的话剧演出带进校园。行前，她联系了在志愿服务时认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安排好调查地点和行程。作为准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她还带领两位师兄到佑安医院附近患者租用的平房里，接触三十多名艾滋病人进行“心理预热”。
他们在一名染病的村民志愿者带领下偷偷摸摸潜进村庄，“在一种恐怖的颤抖的气氛中，村民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成了救命稻草。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卧病在床的青壮年劳动力，失学的孩子，人畜共处的空间，家徒四壁的房子，流泪的老人，家家不幸，却又如此相似。进入李大叔（化名）家，刚举起照相机，师兄的眼泪流了下来——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瓦罐放在长凳上，春天还没来，屯粮已经见底了，为治病粮食早就卖了。我们把北京好心人捐赠的两件衣服给了李大叔的两个孩子，大叔拉着孩子扑通地跪在我们面前，我们傻了，赶紧拉大叔和孩子起来。我们如此微薄的力量，能帮上他们什么忙呢？又怎能接受处于贫困和绝望中的大叔和孩子们的跪礼呢！”
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坐视不管无异为虎作伥。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是罪恶的，那也有我一份罪恶的力量。因为我曾经沉默过，沉默就是默许，这些罪恶里肯定有我一份‘功劳’。必须行动起来，为别人做一点事情，其实就是为了自己。”曾金燕联合其他志愿者在北京高校宣传、演讲，并把自己在艾滋村里拍的照片进行展览。在一次展出中，一些戴着口罩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冲了上来：“赶紧撤掉！我们河南人到底招谁惹谁了，老是揭我们的短？这些照片让我们如何在同学面前抬得起头、如何到社会上找到工作？！”
曾金燕终于忍不住了，当众大放悲声。能够办这样的展出已经极其困难，她哭，不是因为难，而是感到可悲：这就是中国具有最高文化水准的年轻一代！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只顾及自己的形象和面子，但没有想过自己的父老乡亲正在痛苦煎熬中死去。擦一把眼泪，曾金燕站稳了瘦弱的身体，她在想，河南的问题不是河南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这条鱼在乎”
尽管自己在不满20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大量感染者并多次深入艾滋村，曾金燕却不赞成年轻人过早深入艾滋病工作。一个人如果不是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当一颗过于柔软的心发觉自己面对巨大的痛苦却无力拯救时，那种感觉无疑是毁灭性的。
从河南回来之后，两位才子师兄都沉默了，他们告诉金燕，因为太过震惊，没有办法创作出任何相关话剧。之后虽然曾金燕用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投入到志愿工作中，但连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她吃不下东西，除了厌食之外还失眠，终于入睡却噩梦不断，这是曾金燕在文字中对自己梦境的描述：“阴冷的雾气渐渐从一望无垠的麦田里升起，我看不清了，下意识地朝前走。突然有柔软的东西缠住我的脚，我低头一看，田间坟头慢慢长出一只只手，有些托着瓦罐，没有托瓦罐的手拼命地伸向我、抓住我。一只手掌中间长出眼睛、鼻子、嘴，是李大叔！他流着泪仰视着：‘姑娘啊，救我……’流泪的眼睛越来越近，贴着我的身体往上长……”她的体重急剧下降，瘦到了八十几斤，甚至总有切腕自杀的想法。
抑郁状态持续了半年，那种群体性的悲剧、群体性的死亡和绝望、村庄里压抑和绝望的气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看上去不论他们付出怎样的努力都无力回天。金燕明白，自己不是被苦难而是被绝望压垮了。
幸运的是，曾金燕遇到了许多优秀的人，他们给了她尽可能多的关怀和指导，她的负面情绪通过倾诉和沟通得到了安慰与疏导。终于，在六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她盘腿坐在床上翻书，重读了一则曾经看过的小故事。
退潮后，沙滩上留下了无数条小鱼面临必死的命运。一个孩子将鱼一条一条扔回海里，远处的大人嘲笑他：无数条鱼被冲上岸，你这样一条一条地拣，有谁在乎呢？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但那个孩子依然认真地一边把鱼扔回海里一边说：这条鱼在乎，这条也在乎……
这则故事点化了曾金燕：“‘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这条……’我热泪盈眶。我像一个傻瓜，忽视了艾滋病工作者和热心的前辈对我的悉心指导，一味逃避承认艾滋病的真实现状，甚至怀疑自己生存和工作的意义。忽视了下跪大叔和孩子绝望中的期望，忽视了失学孩子绝望中的期望，沉浸于软弱的痛苦和幻想！是啊，无论扔多少条小鱼儿，被扔回大海的小鱼儿在乎！我终于承认，自己再也回不到天真烂漫的学生生活了。这次经历，让我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学生志愿者，向被责任和激情共同驱使的成熟志愿者转变。”
为每一条鱼全力以赴
她从抑郁症中挣脱出来，根本不想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大趋势有什么作用，能做点什么就静下心来全力去做。2003年10月，她担任“爱知行”国际志愿者项目协调人，为第一届乡村访问学者项目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一有闲暇，她总会独自或者组织其他志愿者一起下乡，住最便宜的旅馆，蹬着20元租来的三轮车，挨家挨户看望艾滋病人，为他们送去募捐到的钱物。她还根据他们的生存状态、经济状态、医疗状态、受教育状况等做出详实的调查报告，以便向基金会、爱心组织、个人筹来更多善款。
2004年1月，曾金燕开始策划成立年轻人的艾滋病组织，专注艾滋孤儿和大众健康教育，尝试做艾滋病临终关怀——当死亡不可抗拒地降临，至少可以帮助那些感染者死得更有尊严一点。
在对染病的成人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资助和关爱？曾金燕在探索中渐渐明晰了自己的定位，就是做艾滋病家庭的关怀、救助工作，同时进行普通公民的志愿精神的教育和志愿能力的建设。
2004年4月30日，她向工商局申请注册了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为艾滋病家庭的儿童提供心灵支持和经济支持。在面向艾滋病领域志愿者的免费公益读物《爱援》的发刊词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是沧海一滴水，我们知道拯救不了所有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但我们可以给一个孩子的未来点燃希望：我们可以资助一点钱，让孩子去读书；给孩子写一封信，抚慰孩子受伤的心灵。《爱援》一方面寄希望于孩子；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中国城镇新兴一代的中高收入阶层，在这个新兴阶层中普及公民意识，推广志愿服务意识。我们要帮助城市里的人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弥合当前社会撕裂，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中华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感。”
1983年10月，曾金燕出生在福建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她虽然是个年轻的80后，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却已长达10几年了。1995年她升入初中，作为班长，常带着班里的同学一起步行一个小时去一家敬老院，每人都认了一位爷爷或奶奶，陪老人们散步、聊天、晒太阳或者帮忙打扫卫生。他们还都是些孩子，不可能做太多事情，但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寂寞的老人们像盼望节日一样盼望周末，盼望孩子们到来。
对于老人的兴奋，曾金燕一开始有些不解：“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盼望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孩。长大后才知道，对于生活在孤独无助中的人来说，外来任何一丁儿点的帮助与探望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自己一个善意的举动，就能给别人带来这样的快乐。这种成就感激励着他们坚持下来，将周末去敬老院变成了班级的传统。
曾金燕第一次进入这家敬老院的时候只有5岁，堂姑在这里工作将她一起带了过来。无事可做的老人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吃饭，小金燕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到了晚上，年幼的她因为不习惯离开父母而哭闹，老人们没有责怪她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而是都聚过来，探问孩子怎么了，看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这成了后来金燕来这里做志愿服务的潜在原因。
曾金燕人生中与人为善的教育最早来自父亲。 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身上具有很多朴素而优秀的品质，就像一盏彻夜不灭的灯一样，潜移默化之中给了金燕许多影响。
高中毕业后，曾金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刚进大学没几天，她就加入了北京市高校红十字会中国人民大学分会并成为健康部负责人。从事志愿服务，对她来说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放寒假时她又回到敬老院看望爷爷奶奶，老人拉着金燕的手，询问她的情况，讲她小时候的故事，甚至连她十几年前为什么哭都记得。离家半年了，尽管自己什么也没有为老人们做，但他们还是这样惦念着她、关心着她，金燕心里暖融融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原来，在路口亮一盏灯，不单是爱与善意的付出，所有的善举都是双向的，在照亮了别人的同时也温暖着自己。
因为我的痛，更懂得你的痛
曾金燕之所以会对志愿服务有这样的投入，如此倾心助人，也许还“得益”于从小与病痛为伴的经历。
曾金燕的身体多灾多病，小时候不知道心肌炎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只是记得稍微累一点，心就好像要跳到喉咙眼里。她只记得自己当时好无助：“我很清楚需要帮助是什么感觉，多么需要有人在我身边，关心我、爱护我。”
病痛成了金燕成长的伙伴和催化剂，小小年纪就看透了生死，也许因为一直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活着，她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也不去想这样的问题，她所要做的只是珍惜当下。
在大学里，曾金燕参与红十字会和专门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活动，涉及生殖健康、性爱、同性恋和艾滋病。
入学不久，曾金燕接触到了生命中的第一批艾滋病患者，他们是一群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河南农民。他们把这位刚上大一的小女孩当作救星，向这位少不更事的小姑娘讲述压抑心头已久的怨恨与绝望。他们是那么需要人帮助，这让曾金燕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她想尽可能为这个群体多做点什么，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艾滋病有关的问题上。
她了解的越多，越是感到触目惊心，尽管艾滋病早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尽管安南曾经警告中国某些政府官员：“如果你们再不采取行动，那么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非洲！”但是，由于媒体报道的污名化以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压制误导，艾滋病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少数前辈艰难地做着破冰的工作，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
大二寒假，曾金燕决定去河南，她要亲身去一趟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村，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曾金燕鼓动了两位钟情话剧创作的师兄同行，期望将有关艾滋病现状的报道和精彩的话剧演出带进校园。行前，她联系了在志愿服务时认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安排好调查地点和行程。作为准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她还带领两位师兄到佑安医院附近患者租用的平房里，接触三十多名艾滋病人进行“心理预热”。
他们在一名染病的村民志愿者带领下偷偷摸摸潜进村庄，“在一种恐怖的颤抖的气氛中，村民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成了救命稻草。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卧病在床的青壮年劳动力，失学的孩子，人畜共处的空间，家徒四壁的房子，流泪的老人，家家不幸，却又如此相似。进入李大叔（化名）家，刚举起照相机，师兄的眼泪流了下来——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瓦罐放在长凳上，春天还没来，屯粮已经见底了，为治病粮食早就卖了。我们把北京好心人捐赠的两件衣服给了李大叔的两个孩子，大叔拉着孩子扑通地跪在我们面前，我们傻了，赶紧拉大叔和孩子起来。我们如此微薄的力量，能帮上他们什么忙呢？又怎能接受处于贫困和绝望中的大叔和孩子们的跪礼呢！”
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坐视不管无异为虎作伥。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是罪恶的，那也有我一份罪恶的力量。因为我曾经沉默过，沉默就是默许，这些罪恶里肯定有我一份‘功劳’。必须行动起来，为别人做一点事情，其实就是为了自己。”曾金燕联合其他志愿者在北京高校宣传、演讲，并把自己在艾滋村里拍的照片进行展览。在一次展出中，一些戴着口罩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冲了上来：“赶紧撤掉！我们河南人到底招谁惹谁了，老是揭我们的短？这些照片让我们如何在同学面前抬得起头、如何到社会上找到工作？！”
曾金燕终于忍不住了，当众大放悲声。能够办这样的展出已经极其困难，她哭，不是因为难，而是感到可悲：这就是中国具有最高文化水准的年轻一代！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只顾及自己的形象和面子，但没有想过自己的父老乡亲正在痛苦煎熬中死去。擦一把眼泪，曾金燕站稳了瘦弱的身体，她在想，河南的问题不是河南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这条鱼在乎”
尽管自己在不满20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大量感染者并多次深入艾滋村，曾金燕却不赞成年轻人过早深入艾滋病工作。一个人如果不是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当一颗过于柔软的心发觉自己面对巨大的痛苦却无力拯救时，那种感觉无疑是毁灭性的。
从河南回来之后，两位才子师兄都沉默了，他们告诉金燕，因为太过震惊，没有办法创作出任何相关话剧。之后虽然曾金燕用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投入到志愿工作中，但连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她吃不下东西，除了厌食之外还失眠，终于入睡却噩梦不断，这是曾金燕在文字中对自己梦境的描述：“阴冷的雾气渐渐从一望无垠的麦田里升起，我看不清了，下意识地朝前走。突然有柔软的东西缠住我的脚，我低头一看，田间坟头慢慢长出一只只手，有些托着瓦罐，没有托瓦罐的手拼命地伸向我、抓住我。一只手掌中间长出眼睛、鼻子、嘴，是李大叔！他流着泪仰视着：‘姑娘啊，救我……’流泪的眼睛越来越近，贴着我的身体往上长……”她的体重急剧下降，瘦到了八十几斤，甚至总有切腕自杀的想法。
抑郁状态持续了半年，那种群体性的悲剧、群体性的死亡和绝望、村庄里压抑和绝望的气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看上去不论他们付出怎样的努力都无力回天。金燕明白，自己不是被苦难而是被绝望压垮了。
幸运的是，曾金燕遇到了许多优秀的人，他们给了她尽可能多的关怀和指导，她的负面情绪通过倾诉和沟通得到了安慰与疏导。终于，在六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她盘腿坐在床上翻书，重读了一则曾经看过的小故事。
退潮后，沙滩上留下了无数条小鱼面临必死的命运。一个孩子将鱼一条一条扔回海里，远处的大人嘲笑他：无数条鱼被冲上岸，你这样一条一条地拣，有谁在乎呢？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但那个孩子依然认真地一边把鱼扔回海里一边说：这条鱼在乎，这条也在乎……
这则故事点化了曾金燕：“‘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这条……’我热泪盈眶。我像一个傻瓜，忽视了艾滋病工作者和热心的前辈对我的悉心指导，一味逃避承认艾滋病的真实现状，甚至怀疑自己生存和工作的意义。忽视了下跪大叔和孩子绝望中的期望，忽视了失学孩子绝望中的期望，沉浸于软弱的痛苦和幻想！是啊，无论扔多少条小鱼儿，被扔回大海的小鱼儿在乎！我终于承认，自己再也回不到天真烂漫的学生生活了。这次经历，让我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学生志愿者，向被责任和激情共同驱使的成熟志愿者转变。”
为每一条鱼全力以赴
她从抑郁症中挣脱出来，根本不想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大趋势有什么作用，能做点什么就静下心来全力去做。2003年10月，她担任“爱知行”国际志愿者项目协调人，为第一届乡村访问学者项目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一有闲暇，她总会独自或者组织其他志愿者一起下乡，住最便宜的旅馆，蹬着20元租来的三轮车，挨家挨户看望艾滋病人，为他们送去募捐到的钱物。她还根据他们的生存状态、经济状态、医疗状态、受教育状况等做出详实的调查报告，以便向基金会、爱心组织、个人筹来更多善款。
2004年1月，曾金燕开始策划成立年轻人的艾滋病组织，专注艾滋孤儿和大众健康教育，尝试做艾滋病临终关怀——当死亡不可抗拒地降临，至少可以帮助那些感染者死得更有尊严一点。
在对染病的成人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资助和关爱？曾金燕在探索中渐渐明晰了自己的定位，就是做艾滋病家庭的关怀、救助工作，同时进行普通公民的志愿精神的教育和志愿能力的建设。
2004年4月30日，她向工商局申请注册了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为艾滋病家庭的儿童提供心灵支持和经济支持。在面向艾滋病领域志愿者的免费公益读物《爱援》的发刊词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是沧海一滴水，我们知道拯救不了所有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但我们可以给一个孩子的未来点燃希望：我们可以资助一点钱，让孩子去读书；给孩子写一封信，抚慰孩子受伤的心灵。《爱援》一方面寄希望于孩子；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中国城镇新兴一代的中高收入阶层，在这个新兴阶层中普及公民意识，推广志愿服务意识。我们要帮助城市里的人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弥合当前社会撕裂，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中华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