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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印度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曼莫汗·辛格让危在旦夕的印度起死回生，人们称他为“印度的邓小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今这位连任两届印度总理的牛津经济学博士，却被媒体描述成“差等生”和“无能的官僚”。他名誉的受损来自于人们对他这样的指控：当他的内阁同僚把自己的腰包填得满满时，他却故意朝另一边看并保持沉默。
“差等生”辛格
“我坚持文章的观点……没有什么可以道歉的。”西蒙·丹耶尔在接受印度媒体的视频采访时说。
2012年9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其驻印度总编辑西蒙所撰写的一篇题为《印度沉默的总理变成一个悲剧人物》的文章。文中指出，曾经声名远扬的印度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辛格，在其就任总理期间却让印度经济改革停滞不前，增长率快速下降，卢比暴跌。
他名誉的受损来自人们对他这样的指控：当他的内阁同僚把自己的腰包填得满满时，他却故意朝另一边看并保持沉默。西蒙说，这位畏缩、说话温柔的80岁高龄的经济学博士，变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一个“犹豫不决、无能的官僚”“有成为历史上失败者的危险”。
文章发表后，印度总理办公室立刻对其进行谴责，并写信给《华盛顿邮报》进行声讨。然而西蒙却认为他只是报道了印度所发生的事实，没有什么可向印度政府道歉的。事实上，早在一个月前，曾经把辛格列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的《时代》杂志，在其一期亚洲版的杂志上把辛格的照片放在了封面，称其为“差等生”（The Underachiever）。
一个不知道何时退休的人
1991年对于印度的重要性，正如1978年对于中国。就在那年，国大党总理拉奥把辛格提拔为印度财政部长，这促成了印度经济改革的成功。
在辛格就任财政部长的处子秀上，他引用了雨果一句激动人心的话：“当一种新思想的时代到来之时，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那个时候的辛格59岁，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当打之年，他信心十足。
果不其然，封闭已久的印度经济大闸一打开就震动了世界。在此之前，经济学家还用“印度式增长”来形容增长缓慢的经济体，然而，仅仅过去20年，印度不但成为增长仅次于中国的全球大型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亚洲第三。
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得胡里在其一篇关于辛格的文章中认为，印度之前的政策失败、政府行为和公共部门的不开放都是印度经济改革成功的铺垫，辛格所做的最大贡献在于教育了印度国民对开放经济体系的追求，也就是说，辛格打开了印度人的思想。
“我们必须让未来成为现实。” 1991年，辛格在公布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时说，“让世界人民听清楚了——印度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
借助印度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巨大声望，辛格政治生涯一片坦途。2004年，他被推选为印度总理。但是，与掌握实权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同的是，辛格当选总理却有“意外”成分。他是受到了其幕后老板，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的“意外”提拔。
在2006年接受美国PBS的查理·罗斯采访时，辛格说：“我是一个被推上大椅子的小人物。无论被指派了什么任务，我都应该去尽我的责任。”
但是，更没想到的是，这位不是老大的总理又依靠他的声望在2009年获得连任。《华盛顿邮报》引用当时高盛公司驻孟买的总经理波达尔的话说，当时的大选对辛格来讲是一个胜利，但他却没有站出来声称什么——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学院派风格，或许是因为他太老了。他这种缺乏领导力、缺乏胆量、缺乏意志的表现也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如今的辛格已经80岁高龄了，假如他能撑到总理任期结束，都82岁了。印度历史学家古哈在接受《Caravan》杂志采访时说，辛格虽然是印度历史上在位时长排名第三的总理，但他“也是一个不知道应该何时退休的人”“他显然已经疲倦了，无精打采，失去了能量”。
2009年，在辛格再度当选为总理的几个月后，时任印度财政部长赞誉辛格是“印度的邓小平”。但是，这两人至少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位居实权的邓小平在恰当的时候能够主动引退，而权力羸弱的辛格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休。
谁能主宰印度？
辛格迟迟未退休正反映出印度经济改革后的一个困境：当中央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体系下放给地方后，中央却失去了集中的统摄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够掌控全局的总理。
印度学者阿萨马·辛哈在一篇关于印度经济改革后政治转折的文章中说：“印度所进行的自由化改革并不等于对市场放松管理，而是厘清国家经济市场中的各种关系，地方所奉行的加强管理的理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中央权力下放的过程。改革后人们发现，中央政府部门开始变得相对冷清了，与此同时，“拜访各级地方政府政要的人数却不断增加”。随着地方执政党势力强大到可以要挟中央执政党，内阁已经变成了地方利益争夺的战场。
也正因为如此，当经历20年的高速增长后，印度目前需要再次达成改革共识时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对辛格无能的评论，目前已经沦为在野党对执政党攻击的最佳作料。最大的在野党印人党的发言人如此攻击辛格：“整个世界都在讨论你的腐败行为！” 而近年来印度议会正是在印人党的反对下不时陷于瘫痪状态。
辛格总理的前媒体顾问哈里什·卡尔在《Outlook》杂志上撰文批评印人党，认为其狭隘的攻击行为已经破坏了印度国会的机构职责。哈里什称，印人党坚持宁愿冒着被孤立的风险，也不要让国会履行职责，这种行为极为“狂妄自大”，破坏了民主规则。
印度作家巴哈特在其新书《印度年轻人需要什么》中指出，印度人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印度”这个概念还太年轻，只有60多年。看来，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印度五彩缤纷的各个政党。
年迈的辛格总理还未退休，但他能否坚持到任期结束还是一个疑问。而谁能真正主宰印度，在进一步改革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正如巴哈特所说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笔者去年刚踏入印度并对印度总理赞叹有加时，却被印度朋友泼了冷水，因为印度人都知道辛格并无实权。那么印度人为何又要浪费时间对《华盛顿邮报》进行声讨呢？谁能主宰印度，这或许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
“差等生”辛格
“我坚持文章的观点……没有什么可以道歉的。”西蒙·丹耶尔在接受印度媒体的视频采访时说。
2012年9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其驻印度总编辑西蒙所撰写的一篇题为《印度沉默的总理变成一个悲剧人物》的文章。文中指出，曾经声名远扬的印度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辛格，在其就任总理期间却让印度经济改革停滞不前，增长率快速下降，卢比暴跌。
他名誉的受损来自人们对他这样的指控：当他的内阁同僚把自己的腰包填得满满时，他却故意朝另一边看并保持沉默。西蒙说，这位畏缩、说话温柔的80岁高龄的经济学博士，变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一个“犹豫不决、无能的官僚”“有成为历史上失败者的危险”。
文章发表后，印度总理办公室立刻对其进行谴责，并写信给《华盛顿邮报》进行声讨。然而西蒙却认为他只是报道了印度所发生的事实，没有什么可向印度政府道歉的。事实上，早在一个月前，曾经把辛格列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的《时代》杂志，在其一期亚洲版的杂志上把辛格的照片放在了封面，称其为“差等生”（The Underachiever）。
一个不知道何时退休的人
1991年对于印度的重要性，正如1978年对于中国。就在那年，国大党总理拉奥把辛格提拔为印度财政部长，这促成了印度经济改革的成功。
在辛格就任财政部长的处子秀上，他引用了雨果一句激动人心的话：“当一种新思想的时代到来之时，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那个时候的辛格59岁，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当打之年，他信心十足。
果不其然，封闭已久的印度经济大闸一打开就震动了世界。在此之前，经济学家还用“印度式增长”来形容增长缓慢的经济体，然而，仅仅过去20年，印度不但成为增长仅次于中国的全球大型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亚洲第三。
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得胡里在其一篇关于辛格的文章中认为，印度之前的政策失败、政府行为和公共部门的不开放都是印度经济改革成功的铺垫，辛格所做的最大贡献在于教育了印度国民对开放经济体系的追求，也就是说，辛格打开了印度人的思想。
“我们必须让未来成为现实。” 1991年，辛格在公布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时说，“让世界人民听清楚了——印度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
借助印度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巨大声望，辛格政治生涯一片坦途。2004年，他被推选为印度总理。但是，与掌握实权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同的是，辛格当选总理却有“意外”成分。他是受到了其幕后老板，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的“意外”提拔。
在2006年接受美国PBS的查理·罗斯采访时，辛格说：“我是一个被推上大椅子的小人物。无论被指派了什么任务，我都应该去尽我的责任。”
但是，更没想到的是，这位不是老大的总理又依靠他的声望在2009年获得连任。《华盛顿邮报》引用当时高盛公司驻孟买的总经理波达尔的话说，当时的大选对辛格来讲是一个胜利，但他却没有站出来声称什么——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学院派风格，或许是因为他太老了。他这种缺乏领导力、缺乏胆量、缺乏意志的表现也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如今的辛格已经80岁高龄了，假如他能撑到总理任期结束，都82岁了。印度历史学家古哈在接受《Caravan》杂志采访时说，辛格虽然是印度历史上在位时长排名第三的总理，但他“也是一个不知道应该何时退休的人”“他显然已经疲倦了，无精打采，失去了能量”。
2009年，在辛格再度当选为总理的几个月后，时任印度财政部长赞誉辛格是“印度的邓小平”。但是，这两人至少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位居实权的邓小平在恰当的时候能够主动引退，而权力羸弱的辛格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休。
谁能主宰印度？
辛格迟迟未退休正反映出印度经济改革后的一个困境：当中央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体系下放给地方后，中央却失去了集中的统摄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够掌控全局的总理。
印度学者阿萨马·辛哈在一篇关于印度经济改革后政治转折的文章中说：“印度所进行的自由化改革并不等于对市场放松管理，而是厘清国家经济市场中的各种关系，地方所奉行的加强管理的理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中央权力下放的过程。改革后人们发现，中央政府部门开始变得相对冷清了，与此同时，“拜访各级地方政府政要的人数却不断增加”。随着地方执政党势力强大到可以要挟中央执政党，内阁已经变成了地方利益争夺的战场。
也正因为如此，当经历20年的高速增长后，印度目前需要再次达成改革共识时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对辛格无能的评论，目前已经沦为在野党对执政党攻击的最佳作料。最大的在野党印人党的发言人如此攻击辛格：“整个世界都在讨论你的腐败行为！” 而近年来印度议会正是在印人党的反对下不时陷于瘫痪状态。
辛格总理的前媒体顾问哈里什·卡尔在《Outlook》杂志上撰文批评印人党，认为其狭隘的攻击行为已经破坏了印度国会的机构职责。哈里什称，印人党坚持宁愿冒着被孤立的风险，也不要让国会履行职责，这种行为极为“狂妄自大”，破坏了民主规则。
印度作家巴哈特在其新书《印度年轻人需要什么》中指出，印度人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印度”这个概念还太年轻，只有60多年。看来，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印度五彩缤纷的各个政党。
年迈的辛格总理还未退休，但他能否坚持到任期结束还是一个疑问。而谁能真正主宰印度，在进一步改革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正如巴哈特所说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笔者去年刚踏入印度并对印度总理赞叹有加时，却被印度朋友泼了冷水，因为印度人都知道辛格并无实权。那么印度人为何又要浪费时间对《华盛顿邮报》进行声讨呢？谁能主宰印度，这或许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