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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歲尾，澳門迎來回歸15周年紀念日，在全城歡慶的時刻，在萬衆期待中，12月19—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蒞臨澳門，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五周年活動，並主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習主席與澳門淵源頗深，因工作關係，過去曾以不同身份多次來澳視察，在歷屆國家領導人中，習主席幾乎算是來澳最多的一位。今次首度以國家最高領導人身份訪澳，並率領高規格中央代表團蒞澳，體現中央對特區的高度認可和莫大鼓勵。
在第四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習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在講話中，習主席代表中央政府高度肯定了澳門回歸十五年來取得的成就，以及特區政府及社會的貢獻。他指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把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局面鞏固好、發展好，必須再接再厲，開拓進取，爲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打下更爲堅實的基礎，為此，他提出了四點希望：一、繼續奮發有為，不斷提高特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二、繼續統籌謀劃，積極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道路；三、繼續築牢根基，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四、繼續面向未來，加強青少年教育培養。
總體來看，習主席的四點希望分別從行政、經濟、民生、青少教育四個方面闡述，極其符合澳門的實際，顯見習主席對澳門事務熟稔於心。在四點希望中，比較特別的是，青少教育被提升到了“確保澳門長治久安”的高度，將該議題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國家領導人涉及港澳講話中尚屬首次。其實，這也不難理解，香港佔中亂局中青年學生成為“主力”，揮舞米字旗、叫囂港獨、要求重啓《南京條約》，港青集體性的價值觀崩潰引起各方的關注，對青少教育進行全面檢討，正成爲社會各界的共識。本澳和香港文化相通、地緣相近，相互影響不可避免，公投、政改、普選等議題也屢屢被本澳某些小社團拋出，對青少年的影響不可等閒視之。我們無意說本澳青年一定會步港青後塵，但從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角度，正本清源以免誤入歧途，則對本澳社會大有裨益。
特別應當指出，習主席提出“面向未來，加強青少年教育培養”，是站在歷史的節點上，做出的戰略性總體部署。因為，本澳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其擔當的角色獨特而重要，本澳的長治久安也絕非僅僅是本澳一方的福祉，而展現出13億中國的共同願景。如此看來，“實現愛國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這樣的論述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顯得格外語重心長。
一、青少年教育正成爲
“一國兩制”的重中之重
自鄧公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以來，成功地實現了香港、澳門的回歸，爲祖國的全面統一奠定了基礎，也開創了全新的政治理論先河。從香港回歸17年、澳門回歸15年的實踐看，一國兩制是完全正確和成功的，展現出的強大生命力令人歎為觀止。但是，“作爲前無古人的事業，‘一國兩制’實踐不會一帆風順”。這樣的判斷極其精準，不僅是哲學理論上的辯證成立，也完全符合現實實踐。
我們看到，作爲一國兩制先行者的香港，在政治層面，圍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爭執一直存在。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北京推動粵港經濟合作，以期提振香港經濟，卻被懷疑爲內地“吞併”香港；2009年的高鐵事件，被上升到了“捍衛香港身份”的立場，區域融合被看做“無止境、不加思索的香港大陸化趨勢”；2012年的國民教育推廣，更是掀起了軒然大波，被普遍質疑爲北京授意下的“洗腦”；新界東北的新發展計劃，被解讀爲“割地賣港”而身遭阻力。
近期的“佔中”可看做一系列矛盾的新高潮。這場持續了2個多月的鬧劇直到近日才收場，影響之大前所未有。從爭普選到爭提名權，從社動到學運再到顏色革命，從民主到港獨，從反港府到反中央，整場事件的走向不斷變化，背後的勢力博弈、利益紛爭，更令事件撲朔迷離。現在，對“佔中”的定性已有共識，其惡劣影響也為世人所見，“東方明珠”經此一劫，能否繼續熠熠生輝，一切仍待觀察。
審視地看，佔中最具惡劣，也是最值得警醒的地方，就在於學生群體輕易被學聯煽動成爲“佔中”主力，最後淪爲“炮灰”。這是以往所少見，也最令人痛心之處。這樣的話題很有幾分沉重。坦率地講，過去我們認爲，所有的陸港矛盾，都是由於價值觀的疏離和利益博弈所導致，很多觀察者都樂觀地認爲，隨著回歸日久，反對派會被自然淘汰，而隨著融合的深入，陸港矛盾也會逐漸消弭，尤其是“生在新香港、長在區旗下”的香港青年一代，一定會成爲“一國兩制”事業的堅定支持力量。
可是，佔中卻以一種冷酷的方式擊碎了這種樂觀。部分學生被煽動走到政府的對立面，固然有心性不成熟、愛衝動等年齡特點，但也不得不承認，學生們缺乏對歷史文化、愛國愛港、一國兩制的認同，才會輕易受裹挾被人利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國民身份認同上的偏差。
前不久，有香港的學術團體進行一項民意調查，訪問了810名香港市民，其中一個問題要求受訪者回答自己屬於哪一類人，四項選擇爲“中國人”、“香港人”、“香港人，但也是中國人”以及“中國人，但也是香港人”。調查發現，如以年齡劃分，34歲或以下自認“中國人”的比率僅為4.3%，認同港人身份優先的比率則高達82.6%。坦率地講，這樣的調查欠缺科學的嚴謹性，在題目的設計和樣本取樣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樣的結果或多或少折射了部分現實。
有論者認爲，國民身份認同主要在兩個向度上展開：“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實際折射出民族文化層面和國家政權層面的意涵。我們認為，香港人尤其是青少年在身份認同上的糾結，主要在於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沒有同步起來，甚至有所割裂，簡而言之，有香港而無國家。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香港在增強“香港人本土意識”的同時，卻忽視了“中國國民”身份認同；重視對香港的歸屬感，卻弱化了對“中國”的歸屬感，這說到底是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夠，刻意強調了“兩制”，沒有把“一國”重視起來，也成為所有問題的總癥結。
這顯然是過去十幾年裏，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我們最值得檢討的一個環節。過去我們總是認爲，我們贏在未來，時間可以改變一切，現在卻發現，這種改變居然有可能是逆向的，情何以堪？青年學生怎麼了？痛定思痛，“加強對青少年教育，為其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避免他們誤入歧途，就上升到戰略的地位，就成爲一國兩制實踐中的重中之重。 當然，我們依然認為，“一國兩制”行至今日，遇到的所有的困難和挑戰是外生的、局部的，是可以通過系統本身的糾偏與消化來解決和克服。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以人類的經驗看，我們最大的恐懼不是困難有多大，而是未來的不確定性。由這個意義伸發，對青少年教育的成敗就決定了“一國兩制”事業的明天。事實上，在“一國兩制”所有的問題上，唯獨這個問題，我們絕對輸不起！
二、如何加強青少教育
關於青少教育，習主席特別指出“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突出位置，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功，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聯繫，從而牢牢把握澳門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程，加深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愛澳情懷，增強投身‘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習主席的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港澳青少教育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爲“如何教、教什麽”明確了目標。不客氣地說，我們現在的教育出現了不小的偏差，不僅在港澳，在內地也存在這樣的現象，具體而言，就是注重專業教育，而忽視了文化教育。現在的學生，甚至是研究生，熱衷於西方熱門理論，卻對本土傳統文化知之甚少；熱衷於學外語，卻連中國話都說不明白，簡單的文章都寫不通順，這不得不說是教育的悲哀。我們認爲，教育說到底，就是文化的傳承，而文化的價值就在於是社會的集體記憶，能夠形成真正基於本土文明的牢固共同體意識。
哈佛大學前校長科南（James Conant）曾說過，無論發展多少專業技術，無論數學、物理、生物等科學如何發達，無論掌握多少外國語言，都沒有觸及最基本的問題——什麽是“我們（美國）的文化模式”，或什麽是“傳統形成的智慧”。這是美國教育界的覺悟，也是美國社會的共同行動。不誇張地講，美國之所以強大，就在於始終堅持本土文化，並將美國文化的優越性始終貫穿於意識形態中。試想，我們看過的哪一部好萊塢大片，不是宣傳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和所謂的美國精神？不體現出他們那種以美國爲榮的自豪心情？或許，我們和美國的真正差距並不在於科學技術，而在於本土文化的捍衛和傳播，以及無孔不入的意識形態植入。
這一點我們必須檢討。以香港爲例，回歸之初，港府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推行普通話，並且，在接下的幾年裏，施政報告中均有提及普通話政策，但吊詭的是，自2006年後，港府開始重新強調英語教育，“普通話沒有再在施政報告中提及，亦不再成爲香港特區政府部門投入的重要項目。特區政府所強調的教學效能，亦只指英語的教學效能”（王家林）。不客氣地講，港府在弱化了普通話政策的同時，也弱化了香港人的 “中國性”；在強化英語政策的同時，也強化了香港人的“國際性”。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香港大學生要求重啓《南京條約》也就不足爲奇。
這顯然要求我們務必形成一種共識，必須珍惜、弘揚自己的文化，而且要大張旗鼓地進行。習主席在澳期間，曾與本澳大學生親密互動，以座談授課的方式，為大學生上了一堂中華文化“公開課”。在談到中華文化時，習主席特別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遠流長。而且我們是沒有斷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還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礎。”澳門是大中華區最早接觸西方文明的地區之一，也是東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在過去的400多年裡，澳門曾直面大航海時代的異質文化衝擊和碰撞，以文化自信堅守嶺南文化的一縷文脈，創造性地實現東西文化交融。從這個角度看，在全球化思潮洶湧的今天，習主席在澳門談文化自信，顯得特別耐人尋味。
通俗地講，“文化自信”就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對文化自我的一種自知之明，尤其是自我肯定。有學者從詞源學的角度指出，“文化”一詞在英文和法文中均爲Culture，原從拉丁文Cultura而來，它不僅含有“耕種”的意義而且還含有“居住”的意義。因此，從詞源學的角度看，文化就具備“本土”的意涵，而文化自信本質上講，實際上就是家國情懷的體現。正如習主席所言“中華文化中，很核心重要的一條是愛國。人、家、國、天下，一層層遞進。”
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正促使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文明”單極化趨勢明顯加劇，相比之於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對本土的衝擊似乎更明顯，尤其是對青年一代。但是“不能只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也不能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同質化的過程，更不能把全球化當作一個西化的過程”（杜維明）。因此，應站在“對文化全球化影響力的自覺”的角度審視本土文化，這就要求，除了以一種開放的胸懷，還必須以平等的姿態參與到與其他文化的對話、溝通中去。文化並不衝突，也無優劣之分，但可以確定的是，中華文化絕對值得我們自豪！這或許就是文化自信的最感性理解。
特別地，在澳門這方土地上，我們之所以能夠發展出獨特的東西合璧的本土文化，就在於一代代的澳門人始終堅持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始終堅守中華傳統文化，在包容中不捨棄本土，在融合中不迷失自我。唯因此，才有了獨特的澳門文化，也正是這種文化，佑護了澳門幾百年的祥和，也決定了澳門在文化版圖上的地位！
這是我們的底氣。在今後的青少教育中，我們有必要，也應該突出文化教育的地位，將中華文化傳承發揚，強化文化價值觀，以文化認同構建文化自信，加強民族自豪感，推動“一國兩制”實踐再創輝煌！
2014年12月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澳門，出席於20日舉行的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這是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彭麗媛向歡迎人群致意。
在第四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習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在講話中，習主席代表中央政府高度肯定了澳門回歸十五年來取得的成就，以及特區政府及社會的貢獻。他指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把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局面鞏固好、發展好，必須再接再厲，開拓進取，爲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打下更爲堅實的基礎，為此，他提出了四點希望：一、繼續奮發有為，不斷提高特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二、繼續統籌謀劃，積極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道路；三、繼續築牢根基，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四、繼續面向未來，加強青少年教育培養。
總體來看，習主席的四點希望分別從行政、經濟、民生、青少教育四個方面闡述，極其符合澳門的實際，顯見習主席對澳門事務熟稔於心。在四點希望中，比較特別的是，青少教育被提升到了“確保澳門長治久安”的高度，將該議題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國家領導人涉及港澳講話中尚屬首次。其實，這也不難理解，香港佔中亂局中青年學生成為“主力”，揮舞米字旗、叫囂港獨、要求重啓《南京條約》，港青集體性的價值觀崩潰引起各方的關注，對青少教育進行全面檢討，正成爲社會各界的共識。本澳和香港文化相通、地緣相近，相互影響不可避免，公投、政改、普選等議題也屢屢被本澳某些小社團拋出，對青少年的影響不可等閒視之。我們無意說本澳青年一定會步港青後塵，但從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角度，正本清源以免誤入歧途，則對本澳社會大有裨益。
特別應當指出，習主席提出“面向未來，加強青少年教育培養”，是站在歷史的節點上，做出的戰略性總體部署。因為，本澳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其擔當的角色獨特而重要，本澳的長治久安也絕非僅僅是本澳一方的福祉，而展現出13億中國的共同願景。如此看來，“實現愛國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這樣的論述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顯得格外語重心長。
一、青少年教育正成爲
“一國兩制”的重中之重
自鄧公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以來，成功地實現了香港、澳門的回歸，爲祖國的全面統一奠定了基礎，也開創了全新的政治理論先河。從香港回歸17年、澳門回歸15年的實踐看，一國兩制是完全正確和成功的，展現出的強大生命力令人歎為觀止。但是，“作爲前無古人的事業，‘一國兩制’實踐不會一帆風順”。這樣的判斷極其精準，不僅是哲學理論上的辯證成立，也完全符合現實實踐。
我們看到，作爲一國兩制先行者的香港，在政治層面，圍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爭執一直存在。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北京推動粵港經濟合作，以期提振香港經濟，卻被懷疑爲內地“吞併”香港；2009年的高鐵事件，被上升到了“捍衛香港身份”的立場，區域融合被看做“無止境、不加思索的香港大陸化趨勢”；2012年的國民教育推廣，更是掀起了軒然大波，被普遍質疑爲北京授意下的“洗腦”；新界東北的新發展計劃，被解讀爲“割地賣港”而身遭阻力。
近期的“佔中”可看做一系列矛盾的新高潮。這場持續了2個多月的鬧劇直到近日才收場，影響之大前所未有。從爭普選到爭提名權，從社動到學運再到顏色革命，從民主到港獨，從反港府到反中央，整場事件的走向不斷變化，背後的勢力博弈、利益紛爭，更令事件撲朔迷離。現在，對“佔中”的定性已有共識，其惡劣影響也為世人所見，“東方明珠”經此一劫，能否繼續熠熠生輝，一切仍待觀察。
審視地看，佔中最具惡劣，也是最值得警醒的地方，就在於學生群體輕易被學聯煽動成爲“佔中”主力，最後淪爲“炮灰”。這是以往所少見，也最令人痛心之處。這樣的話題很有幾分沉重。坦率地講，過去我們認爲，所有的陸港矛盾，都是由於價值觀的疏離和利益博弈所導致，很多觀察者都樂觀地認爲，隨著回歸日久，反對派會被自然淘汰，而隨著融合的深入，陸港矛盾也會逐漸消弭，尤其是“生在新香港、長在區旗下”的香港青年一代，一定會成爲“一國兩制”事業的堅定支持力量。
可是，佔中卻以一種冷酷的方式擊碎了這種樂觀。部分學生被煽動走到政府的對立面，固然有心性不成熟、愛衝動等年齡特點，但也不得不承認，學生們缺乏對歷史文化、愛國愛港、一國兩制的認同，才會輕易受裹挾被人利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國民身份認同上的偏差。
前不久，有香港的學術團體進行一項民意調查，訪問了810名香港市民，其中一個問題要求受訪者回答自己屬於哪一類人，四項選擇爲“中國人”、“香港人”、“香港人，但也是中國人”以及“中國人，但也是香港人”。調查發現，如以年齡劃分，34歲或以下自認“中國人”的比率僅為4.3%，認同港人身份優先的比率則高達82.6%。坦率地講，這樣的調查欠缺科學的嚴謹性，在題目的設計和樣本取樣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樣的結果或多或少折射了部分現實。
有論者認爲，國民身份認同主要在兩個向度上展開：“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實際折射出民族文化層面和國家政權層面的意涵。我們認為，香港人尤其是青少年在身份認同上的糾結，主要在於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沒有同步起來，甚至有所割裂，簡而言之，有香港而無國家。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香港在增強“香港人本土意識”的同時，卻忽視了“中國國民”身份認同；重視對香港的歸屬感，卻弱化了對“中國”的歸屬感，這說到底是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夠，刻意強調了“兩制”，沒有把“一國”重視起來，也成為所有問題的總癥結。
這顯然是過去十幾年裏，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我們最值得檢討的一個環節。過去我們總是認爲，我們贏在未來，時間可以改變一切，現在卻發現，這種改變居然有可能是逆向的，情何以堪？青年學生怎麼了？痛定思痛，“加強對青少年教育，為其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避免他們誤入歧途，就上升到戰略的地位，就成爲一國兩制實踐中的重中之重。 當然，我們依然認為，“一國兩制”行至今日，遇到的所有的困難和挑戰是外生的、局部的，是可以通過系統本身的糾偏與消化來解決和克服。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以人類的經驗看，我們最大的恐懼不是困難有多大，而是未來的不確定性。由這個意義伸發，對青少年教育的成敗就決定了“一國兩制”事業的明天。事實上，在“一國兩制”所有的問題上，唯獨這個問題，我們絕對輸不起！
二、如何加強青少教育
關於青少教育，習主席特別指出“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突出位置，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功，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聯繫，從而牢牢把握澳門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程，加深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愛澳情懷，增強投身‘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習主席的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港澳青少教育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爲“如何教、教什麽”明確了目標。不客氣地說，我們現在的教育出現了不小的偏差，不僅在港澳，在內地也存在這樣的現象，具體而言，就是注重專業教育，而忽視了文化教育。現在的學生，甚至是研究生，熱衷於西方熱門理論，卻對本土傳統文化知之甚少；熱衷於學外語，卻連中國話都說不明白，簡單的文章都寫不通順，這不得不說是教育的悲哀。我們認爲，教育說到底，就是文化的傳承，而文化的價值就在於是社會的集體記憶，能夠形成真正基於本土文明的牢固共同體意識。
哈佛大學前校長科南（James Conant）曾說過，無論發展多少專業技術，無論數學、物理、生物等科學如何發達，無論掌握多少外國語言，都沒有觸及最基本的問題——什麽是“我們（美國）的文化模式”，或什麽是“傳統形成的智慧”。這是美國教育界的覺悟，也是美國社會的共同行動。不誇張地講，美國之所以強大，就在於始終堅持本土文化，並將美國文化的優越性始終貫穿於意識形態中。試想，我們看過的哪一部好萊塢大片，不是宣傳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和所謂的美國精神？不體現出他們那種以美國爲榮的自豪心情？或許，我們和美國的真正差距並不在於科學技術，而在於本土文化的捍衛和傳播，以及無孔不入的意識形態植入。
這一點我們必須檢討。以香港爲例，回歸之初，港府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推行普通話，並且，在接下的幾年裏，施政報告中均有提及普通話政策，但吊詭的是，自2006年後，港府開始重新強調英語教育，“普通話沒有再在施政報告中提及，亦不再成爲香港特區政府部門投入的重要項目。特區政府所強調的教學效能，亦只指英語的教學效能”（王家林）。不客氣地講，港府在弱化了普通話政策的同時，也弱化了香港人的 “中國性”；在強化英語政策的同時，也強化了香港人的“國際性”。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香港大學生要求重啓《南京條約》也就不足爲奇。
這顯然要求我們務必形成一種共識，必須珍惜、弘揚自己的文化，而且要大張旗鼓地進行。習主席在澳期間，曾與本澳大學生親密互動，以座談授課的方式，為大學生上了一堂中華文化“公開課”。在談到中華文化時，習主席特別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遠流長。而且我們是沒有斷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還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礎。”澳門是大中華區最早接觸西方文明的地區之一，也是東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在過去的400多年裡，澳門曾直面大航海時代的異質文化衝擊和碰撞，以文化自信堅守嶺南文化的一縷文脈，創造性地實現東西文化交融。從這個角度看，在全球化思潮洶湧的今天，習主席在澳門談文化自信，顯得特別耐人尋味。
通俗地講，“文化自信”就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對文化自我的一種自知之明，尤其是自我肯定。有學者從詞源學的角度指出，“文化”一詞在英文和法文中均爲Culture，原從拉丁文Cultura而來，它不僅含有“耕種”的意義而且還含有“居住”的意義。因此，從詞源學的角度看，文化就具備“本土”的意涵，而文化自信本質上講，實際上就是家國情懷的體現。正如習主席所言“中華文化中，很核心重要的一條是愛國。人、家、國、天下，一層層遞進。”
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正促使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文明”單極化趨勢明顯加劇，相比之於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對本土的衝擊似乎更明顯，尤其是對青年一代。但是“不能只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也不能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同質化的過程，更不能把全球化當作一個西化的過程”（杜維明）。因此，應站在“對文化全球化影響力的自覺”的角度審視本土文化，這就要求，除了以一種開放的胸懷，還必須以平等的姿態參與到與其他文化的對話、溝通中去。文化並不衝突，也無優劣之分，但可以確定的是，中華文化絕對值得我們自豪！這或許就是文化自信的最感性理解。
特別地，在澳門這方土地上，我們之所以能夠發展出獨特的東西合璧的本土文化，就在於一代代的澳門人始終堅持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始終堅守中華傳統文化，在包容中不捨棄本土，在融合中不迷失自我。唯因此，才有了獨特的澳門文化，也正是這種文化，佑護了澳門幾百年的祥和，也決定了澳門在文化版圖上的地位！
這是我們的底氣。在今後的青少教育中，我們有必要，也應該突出文化教育的地位，將中華文化傳承發揚，強化文化價值觀，以文化認同構建文化自信，加強民族自豪感，推動“一國兩制”實踐再創輝煌！
2014年12月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澳門，出席於20日舉行的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這是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彭麗媛向歡迎人群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