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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3-2018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在湖南、湖北、河北三省62个社区/村开展了“0～3岁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服务项目”，为家庭育儿提供系统的社会支持。为探讨该项目提供的各类社会支持对家庭育儿压力的缓解作用，本研究以参加该项目的548名0～3岁儿童的主要看护人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对象感受的育儿压力及项目对其育儿压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提供育儿知识等方面的信息支持，家长对情感支持的认可度更高;指导家长开展在家就可操作、低成本的亲子活动最受家长欢迎。家庭育儿压力的缓解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今后应从多个层面进一步提升对家长的引导和教育，发挥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提高父親的参与度，同时应尽快建立基于社区的资源整合机制，形成社区支持家庭的良好氛围。
[关键词] 社会支持;家庭;育儿压力;儿童早期发展
一、问题提出
家庭抚育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的0～3岁幼儿养育方式。但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家长生活节奏加快，家庭结构快速变化，职场压力加大等诸多因素交互影响下，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育儿模式将不能完全满足家庭育儿的需求。时代呼吁并迫切要求儿童养育和照料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研究构建新时代下以缓解家庭育儿压力为重点的社会支持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育儿压力（parenting stress）一词由临床心理学家阿比丁（Abidin R R）首次提出，指父母在履行角色及亲子互动历程中，受到其个人的人格特质、亲子互动关系、子女特质及家庭情境因素的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1]有的研究者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担任父母角色过程中受人格特质、亲子互动、子女特质等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2]也有研究者认为育儿压力是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的过程中，当可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满足不了育儿需求时产生的一种消极自我评估。[3]还有研究者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感，包括不安、恐惧、忧虑、焦急和自我丧失感、疲劳感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和状态。[4]综合前人研究，本研究将育儿压力界定为“在家庭育儿过程中，当父母受到自身因素、亲子互动关系、家庭教养环境等影响，获得的社会支持满足不了育儿需求时所产生的压力感，包括不安、恐惧、忧虑、焦虑、社会地位丧失感、身体疲倦感等情绪体验和状态”。现有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育儿压力不利于父母的身心健康、生育期望和意愿，不仅影响其养育行为，同时也会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与生长发育。[5]有的研究从国际比较出发，认为中国父母更多地感知到睡眠不足、疲倦感等身体状况不良问题，日本样本父母则是陷于社会地位丧失的危机感和育儿不安的焦虑情绪中。[6]育儿压力不但成了提升育儿质量的重要掣肘，还会抑制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直接阻碍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落地，影响我国人口红利的储备。[7]
关于社会支持与育儿压力的研究非常丰富，有的研究者从国际视野出发，认为我国依然以家庭育儿为主，存在不同程度的育儿压力，应在尊重家庭价值的同时，全面建设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网络。[8]有些研究者探讨社会支持与婚姻满意度对城市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提出配偶支持显著负向预测育儿压力，工具、情绪、讯息三种社会支持类型累计负向预测育儿压力，婚姻满意度对育儿压力既无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也不调节社会支持对育儿压力的影响。[9]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不同婚姻质量组母亲育儿压力存在显著差异，低婚姻质量组母亲的压力较高。[10]还有研究者提出：社会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有显著的负相关，并主要与父母侧面因素显著相关;（外）祖父母和朋友的支持有助于减轻母亲因抚养儿童所产生的角色限制和身体健康方面的压力，而配偶的支持则影响母亲抚养行为中的情绪、自信、积极性和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亲戚和邻居的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没有显著的联系;在低社会支持情况下，母亲的婚姻关系、儿童的性别对母亲抚养困难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1]有些研究者从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角度讨论母亲养育压力，认为共同养育中女性祖辈占大多数，男性祖辈参与共同养育的较少;不同家庭类型中，母亲养育压力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12]有的研究者从城市年轻母亲的育儿感受进行调查，提出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促进父亲更多地参与日常育儿;等等。[13]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基本形成了以下共识：社会支持是育儿压力稳定而重要的影响因素，[14][15]社会支持的主要效应是提高父母抚养儿童的能力，帮助父母较快地形成新的角色结构，减轻父母在抚养儿童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压力;配偶支持可显著减少母亲育儿压力;在一定条件下，（外）祖父母的支持对育儿压力的缓解有重要影响;其他社会支持（如来自亲友、同事等非正式支持和幼儿园、医院、社区等正式支持）可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二、项目理念与做法
2013-2018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合作开展了“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服务项目”（简称ECD项目）。通过在湖南、湖北和河北13个区县选取经济欠发达的城乡接合部或贫困农村地区62个，在这62个社区/乡布置了不少于20平方米的安全适宜的“社区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通过国际、国家、省市级专家团队的联合培养和督导机制，在活动中心培养1～2名固定的志愿者（每月给予少量的酬金），1名妇女干部，按照项目机制定期提供直接面向儿童和家庭的科学育儿的指导与活动等服务，帮助儿童形成一个良好的生命开端。整个项目覆盖人数为6万多人。主要社会支持服务内容如下：
（一）日常开放
活动中心提供安全便利的环境，免费有益的玩、教具与图书和科学育儿触摸屏，每周至少全天开放5天，供看护人和孩子自由活动。看护人可在活动中心查阅科学育儿知识（触摸屏），与其他看护人交流育儿经验。社区0～3岁的儿童能够快乐地游戏、交流，看护人也能在活动中心学习科学的育儿知识。 （二）有组织的亲子活动
每周至少有3个半天开展有组织的亲子游戏、亲子阅读等免费的综合性服务活动，每个半天有两次亲子参加的小组集体游戏或阅读活动;鼓励和指导家长在家庭中开展活动，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
（三）家长/看护人课堂
邀请各类专家开展专题讲座，为来到活动中心的家长提供科学育儿理念的咨询与指导服务。
（四）社区宣传活动。
利用多种途径广泛开展社区动员宣传活动，宣传科学育儿理念与知识，促进家长对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视，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儿童早期发展的社区环境，搭建社区建设和交流的平台。
（五）家访服务
定期入户家访，以及对一个月三次没有来中心参加有组织的活动的家庭进行家访，了解问题，并提供相应的有针对性的帮助与服务。
（六）周边社区外展服务
走出活动中心到周边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资源不足的社区开展科学育儿知识普及活动和亲子活动。
（七）转介服务
向相关部门及人员及时报告服务中发现的疑似发育迟缓和营养不良的儿童和处于困境或受伤害的儿童的情况。
除了以上必须开展的社会支持内容，还鼓励志愿者充分发掘民间好的育儿方法并进行传播，比如自制玩具比赛、家庭亲子游戏创编、家长沙龙等，主要目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有意识地逐步引导和鼓励家长和儿童参与到整个活动中来，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和理念，提高家庭育儿能力。
项目实施周期为4年时间，从统计数据来说，80.1%的家长对中心的活动或服务整体上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97.5%的家长愿意和家人、邻居分享从活动中心学到的育儿理念、知识和技能。最受家长欢迎的是日常开放、有组织的亲子活动、家访服务、家长/看护人课堂等。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实践层面提炼成果和总结经验，旨在调查项目通过社会支持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的干预效果和成功经验，并讨论如何更好地从社区家庭支持的角度援助家庭育儿。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试验”的设计原理，按照设定条件将组群进行配对分为项目组和对照组，调查对象为看护人，选取了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湘潭县，湖北省宜昌市、襄城区，以及河北省保定市共计5个市县，其中项目组7个，对照组4个。为了确保项目组和对照组的可比性，所选取的对照组在社区人口、经济、地理条件方面与项目组尽可能相似，但位于不同的乡。针对0～3岁儿童的家长，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共548份。访谈38人。
从调查的作答人来看，项目组和对照组情况一致，作答人以母亲为主，其次是祖父母，父亲参加的较少。
（二）研究工具和方法
课题組基于已有测查项目自编《家庭状况问卷调查》，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基本信息（基于已有测查项目适当改编）;二是家庭教养环境，包括营养卫生状况（综合联合国儿基会2014-2016年IECD项目改编）、教养观念（综合联合国儿基会2014-2016年IECD项目改编）、教养方式（依据台湾李盈颖2006工具改编）、亲子互动（改编自Roggman2013的亲子互动检核表）、家庭学习环境（参考HOME问卷改编）、父母抚养压力（改编自Abidin1990抚养紧张量表第三版）;三是参与项目及政策需求，基于联合国儿基会2014-2016年IECD项目适当改编，包括育儿需求与困惑、参与项目状况、政策需求（参考）;四是父母心理行为特征，包括育儿压力、焦虑、情绪调节、应对方式、生育意愿。
根据本研究需要，本文主要采用了第三部分和第二部分育儿压力的数据。育儿压力包括胜任感（5道题），父母角色适应（5道题）。育儿需求与困惑包括育儿知识来源（1道题），育儿困惑（1道题），育儿知识是否够用（1道题），育儿知识的需求（2道题），获得支持的需求与建议（3道题），其中有3道题为反向计分。社会支持问卷包括参与项目状况及满意度（5道题），目的与收获（12道题）。
访谈提纲为自编提纲，主要对参与中心活动程度、家长育儿行为、育儿观念、育儿能力、育儿压力五方面进行访谈。
（三）抽样方法
本项目是以社区/乡为基础的群体干预，因此本次调查采用“整群随机试验（Cluster Randonmized Trails， CRT）”的设计原理，以社区/乡为单位计算需要的组群数量并随机抽取，按照设定条件将组群进行配对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组群中所有符合条件的个体为调查对象。
在各调查点，分别选取20名0～1岁、1～2岁、2～3岁儿童的家长共60名（儿童性别比例相等）填写问卷，由主试向看护人说明指导语，待他们理解要求后开始作答。每六七名被试由一名主试负责，现场回收问卷。
（四）数据收集与分析
所有调查问卷进行统一编码、数据录入后，统一导入SPSS格式数据库存储。对调查中的人口学特征、其他背景信息及评估指标首先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对两类项目社区（项目社区、对照社区）的各类数据进行了差异检验，百分率或百分比采用适于整群随机试验的调整卡方检验的方法，均值的比较采用调整方差分析的方法，趋势分析采用趋势卡方的检验方法。对相关调查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α=95%作为置信区间。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育儿压力的总体情况
家长育儿压力主要考察了家长在抚养孩子过程中的角色适应和胜任感两个方面。角色适应是指家长抚养孩子过程中适应抚养人这一角色的能力，胜任感是指家长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是否能够胜任的感觉。由家长进行自我评价，分数越高说明家长的角色适应越好，胜任感越强。对两组家长的得分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发现在角色适应和胜任感方面，两组家长没有显著差异（P=0.79;P=0.72）。 进一步对家长在典型题目上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发现项目组家长在角色适应各项典型题目上（表3）报告“符合自己”的比例较低。
在胜任感的典型题目上（表4），项目组家长报告“我觉得我有能力把孩子抚养好”符合自己的人数比例最高，为73.2%。
（二）ECD项目与育儿压力各维度之间的总体情况
ECD项目对父母提供如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情绪支持、信息指导、对抚养行为的及时反馈等社会支持服务。
1. ECD项目对家庭育儿开支的影响。
两组家庭在家庭育儿开支的投入方面大致相当，但是在家庭配备物品投入方面，对照组高于项目组，而项目组的投入更多花在了各种亲子活动上的低成本材料。如表5所示，在孩子物品配备情况上，对照组家长为孩子配备各类物品的比例除学习数学的玩具之外均高于项目组;项目组家长未配备这五类物品的比例较高（5.9%）。
一定程度上，社区活动中心节约了家庭育儿成本，正如一位家长所说：“（活动中心）那有很多书，就不需要再去外面买了，节省开支。”①从对活动中心的家长进行调查中发现，88.9%的家长认为“我学会了很多不花钱购买也能玩得开心的游戏，例如利用家中的废弃物”，86.5%的家长认为“参加社区活动中心后，我花钱更少了，减少了不必要的玩具开销”。家长通过从活动中心借阅图书，在活动中心玩玩具，减少了对育儿物品的配备，将更多的钱花在亲子活动方面。ECD项目在引导家长开展亲子活动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如表6）。对于家长而言，活动中心指导家长运用低成本、低结构的生活材料在家开展亲子活动，“很有趣，又不贵，可以经常跟我玩这个游戏”，而且“我和孩子自己动手制作的玩具，跟外面买的玩具意义是不同的。别看孩子小，他心里知道的特别多”。②项目组家长的亲子互动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关键词] 社会支持;家庭;育儿压力;儿童早期发展
一、问题提出
家庭抚育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的0～3岁幼儿养育方式。但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家长生活节奏加快，家庭结构快速变化，职场压力加大等诸多因素交互影响下，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育儿模式将不能完全满足家庭育儿的需求。时代呼吁并迫切要求儿童养育和照料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研究构建新时代下以缓解家庭育儿压力为重点的社会支持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育儿压力（parenting stress）一词由临床心理学家阿比丁（Abidin R R）首次提出，指父母在履行角色及亲子互动历程中，受到其个人的人格特质、亲子互动关系、子女特质及家庭情境因素的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1]有的研究者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担任父母角色过程中受人格特质、亲子互动、子女特质等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2]也有研究者认为育儿压力是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的过程中，当可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满足不了育儿需求时产生的一种消极自我评估。[3]还有研究者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感，包括不安、恐惧、忧虑、焦急和自我丧失感、疲劳感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和状态。[4]综合前人研究，本研究将育儿压力界定为“在家庭育儿过程中，当父母受到自身因素、亲子互动关系、家庭教养环境等影响，获得的社会支持满足不了育儿需求时所产生的压力感，包括不安、恐惧、忧虑、焦虑、社会地位丧失感、身体疲倦感等情绪体验和状态”。现有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育儿压力不利于父母的身心健康、生育期望和意愿，不仅影响其养育行为，同时也会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与生长发育。[5]有的研究从国际比较出发，认为中国父母更多地感知到睡眠不足、疲倦感等身体状况不良问题，日本样本父母则是陷于社会地位丧失的危机感和育儿不安的焦虑情绪中。[6]育儿压力不但成了提升育儿质量的重要掣肘，还会抑制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直接阻碍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落地，影响我国人口红利的储备。[7]
关于社会支持与育儿压力的研究非常丰富，有的研究者从国际视野出发，认为我国依然以家庭育儿为主，存在不同程度的育儿压力，应在尊重家庭价值的同时，全面建设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网络。[8]有些研究者探讨社会支持与婚姻满意度对城市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提出配偶支持显著负向预测育儿压力，工具、情绪、讯息三种社会支持类型累计负向预测育儿压力，婚姻满意度对育儿压力既无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也不调节社会支持对育儿压力的影响。[9]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不同婚姻质量组母亲育儿压力存在显著差异，低婚姻质量组母亲的压力较高。[10]还有研究者提出：社会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有显著的负相关，并主要与父母侧面因素显著相关;（外）祖父母和朋友的支持有助于减轻母亲因抚养儿童所产生的角色限制和身体健康方面的压力，而配偶的支持则影响母亲抚养行为中的情绪、自信、积极性和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亲戚和邻居的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没有显著的联系;在低社会支持情况下，母亲的婚姻关系、儿童的性别对母亲抚养困难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1]有些研究者从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角度讨论母亲养育压力，认为共同养育中女性祖辈占大多数，男性祖辈参与共同养育的较少;不同家庭类型中，母亲养育压力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12]有的研究者从城市年轻母亲的育儿感受进行调查，提出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促进父亲更多地参与日常育儿;等等。[13]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基本形成了以下共识：社会支持是育儿压力稳定而重要的影响因素，[14][15]社会支持的主要效应是提高父母抚养儿童的能力，帮助父母较快地形成新的角色结构，减轻父母在抚养儿童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压力;配偶支持可显著减少母亲育儿压力;在一定条件下，（外）祖父母的支持对育儿压力的缓解有重要影响;其他社会支持（如来自亲友、同事等非正式支持和幼儿园、医院、社区等正式支持）可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二、项目理念与做法
2013-2018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合作开展了“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服务项目”（简称ECD项目）。通过在湖南、湖北和河北13个区县选取经济欠发达的城乡接合部或贫困农村地区62个，在这62个社区/乡布置了不少于20平方米的安全适宜的“社区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通过国际、国家、省市级专家团队的联合培养和督导机制，在活动中心培养1～2名固定的志愿者（每月给予少量的酬金），1名妇女干部，按照项目机制定期提供直接面向儿童和家庭的科学育儿的指导与活动等服务，帮助儿童形成一个良好的生命开端。整个项目覆盖人数为6万多人。主要社会支持服务内容如下：
（一）日常开放
活动中心提供安全便利的环境，免费有益的玩、教具与图书和科学育儿触摸屏，每周至少全天开放5天，供看护人和孩子自由活动。看护人可在活动中心查阅科学育儿知识（触摸屏），与其他看护人交流育儿经验。社区0～3岁的儿童能够快乐地游戏、交流，看护人也能在活动中心学习科学的育儿知识。 （二）有组织的亲子活动
每周至少有3个半天开展有组织的亲子游戏、亲子阅读等免费的综合性服务活动，每个半天有两次亲子参加的小组集体游戏或阅读活动;鼓励和指导家长在家庭中开展活动，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
（三）家长/看护人课堂
邀请各类专家开展专题讲座，为来到活动中心的家长提供科学育儿理念的咨询与指导服务。
（四）社区宣传活动。
利用多种途径广泛开展社区动员宣传活动，宣传科学育儿理念与知识，促进家长对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视，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儿童早期发展的社区环境，搭建社区建设和交流的平台。
（五）家访服务
定期入户家访，以及对一个月三次没有来中心参加有组织的活动的家庭进行家访，了解问题，并提供相应的有针对性的帮助与服务。
（六）周边社区外展服务
走出活动中心到周边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资源不足的社区开展科学育儿知识普及活动和亲子活动。
（七）转介服务
向相关部门及人员及时报告服务中发现的疑似发育迟缓和营养不良的儿童和处于困境或受伤害的儿童的情况。
除了以上必须开展的社会支持内容，还鼓励志愿者充分发掘民间好的育儿方法并进行传播，比如自制玩具比赛、家庭亲子游戏创编、家长沙龙等，主要目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有意识地逐步引导和鼓励家长和儿童参与到整个活动中来，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和理念，提高家庭育儿能力。
项目实施周期为4年时间，从统计数据来说，80.1%的家长对中心的活动或服务整体上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97.5%的家长愿意和家人、邻居分享从活动中心学到的育儿理念、知识和技能。最受家长欢迎的是日常开放、有组织的亲子活动、家访服务、家长/看护人课堂等。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实践层面提炼成果和总结经验，旨在调查项目通过社会支持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的干预效果和成功经验，并讨论如何更好地从社区家庭支持的角度援助家庭育儿。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试验”的设计原理，按照设定条件将组群进行配对分为项目组和对照组，调查对象为看护人，选取了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湘潭县，湖北省宜昌市、襄城区，以及河北省保定市共计5个市县，其中项目组7个，对照组4个。为了确保项目组和对照组的可比性，所选取的对照组在社区人口、经济、地理条件方面与项目组尽可能相似，但位于不同的乡。针对0～3岁儿童的家长，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共548份。访谈38人。
从调查的作答人来看，项目组和对照组情况一致，作答人以母亲为主，其次是祖父母，父亲参加的较少。
（二）研究工具和方法
课题組基于已有测查项目自编《家庭状况问卷调查》，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基本信息（基于已有测查项目适当改编）;二是家庭教养环境，包括营养卫生状况（综合联合国儿基会2014-2016年IECD项目改编）、教养观念（综合联合国儿基会2014-2016年IECD项目改编）、教养方式（依据台湾李盈颖2006工具改编）、亲子互动（改编自Roggman2013的亲子互动检核表）、家庭学习环境（参考HOME问卷改编）、父母抚养压力（改编自Abidin1990抚养紧张量表第三版）;三是参与项目及政策需求，基于联合国儿基会2014-2016年IECD项目适当改编，包括育儿需求与困惑、参与项目状况、政策需求（参考）;四是父母心理行为特征，包括育儿压力、焦虑、情绪调节、应对方式、生育意愿。
根据本研究需要，本文主要采用了第三部分和第二部分育儿压力的数据。育儿压力包括胜任感（5道题），父母角色适应（5道题）。育儿需求与困惑包括育儿知识来源（1道题），育儿困惑（1道题），育儿知识是否够用（1道题），育儿知识的需求（2道题），获得支持的需求与建议（3道题），其中有3道题为反向计分。社会支持问卷包括参与项目状况及满意度（5道题），目的与收获（12道题）。
访谈提纲为自编提纲，主要对参与中心活动程度、家长育儿行为、育儿观念、育儿能力、育儿压力五方面进行访谈。
（三）抽样方法
本项目是以社区/乡为基础的群体干预，因此本次调查采用“整群随机试验（Cluster Randonmized Trails， CRT）”的设计原理，以社区/乡为单位计算需要的组群数量并随机抽取，按照设定条件将组群进行配对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组群中所有符合条件的个体为调查对象。
在各调查点，分别选取20名0～1岁、1～2岁、2～3岁儿童的家长共60名（儿童性别比例相等）填写问卷，由主试向看护人说明指导语，待他们理解要求后开始作答。每六七名被试由一名主试负责，现场回收问卷。
（四）数据收集与分析
所有调查问卷进行统一编码、数据录入后，统一导入SPSS格式数据库存储。对调查中的人口学特征、其他背景信息及评估指标首先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对两类项目社区（项目社区、对照社区）的各类数据进行了差异检验，百分率或百分比采用适于整群随机试验的调整卡方检验的方法，均值的比较采用调整方差分析的方法，趋势分析采用趋势卡方的检验方法。对相关调查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α=95%作为置信区间。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育儿压力的总体情况
家长育儿压力主要考察了家长在抚养孩子过程中的角色适应和胜任感两个方面。角色适应是指家长抚养孩子过程中适应抚养人这一角色的能力，胜任感是指家长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是否能够胜任的感觉。由家长进行自我评价，分数越高说明家长的角色适应越好，胜任感越强。对两组家长的得分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发现在角色适应和胜任感方面，两组家长没有显著差异（P=0.79;P=0.72）。 进一步对家长在典型题目上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发现项目组家长在角色适应各项典型题目上（表3）报告“符合自己”的比例较低。
在胜任感的典型题目上（表4），项目组家长报告“我觉得我有能力把孩子抚养好”符合自己的人数比例最高，为73.2%。
（二）ECD项目与育儿压力各维度之间的总体情况
ECD项目对父母提供如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情绪支持、信息指导、对抚养行为的及时反馈等社会支持服务。
1. ECD项目对家庭育儿开支的影响。
两组家庭在家庭育儿开支的投入方面大致相当，但是在家庭配备物品投入方面，对照组高于项目组，而项目组的投入更多花在了各种亲子活动上的低成本材料。如表5所示，在孩子物品配备情况上，对照组家长为孩子配备各类物品的比例除学习数学的玩具之外均高于项目组;项目组家长未配备这五类物品的比例较高（5.9%）。
一定程度上，社区活动中心节约了家庭育儿成本，正如一位家长所说：“（活动中心）那有很多书，就不需要再去外面买了，节省开支。”①从对活动中心的家长进行调查中发现，88.9%的家长认为“我学会了很多不花钱购买也能玩得开心的游戏，例如利用家中的废弃物”，86.5%的家长认为“参加社区活动中心后，我花钱更少了，减少了不必要的玩具开销”。家长通过从活动中心借阅图书，在活动中心玩玩具，减少了对育儿物品的配备，将更多的钱花在亲子活动方面。ECD项目在引导家长开展亲子活动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如表6）。对于家长而言，活动中心指导家长运用低成本、低结构的生活材料在家开展亲子活动，“很有趣，又不贵，可以经常跟我玩这个游戏”，而且“我和孩子自己动手制作的玩具，跟外面买的玩具意义是不同的。别看孩子小，他心里知道的特别多”。②项目组家长的亲子互动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