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想调整经济结构，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让前些年吃了政策红利的企业分担一些也在情理之中。
　　2017年“双12”的前一天，一篇题为《王健林的滑铁卢》的文章在网上刷屏了。3天后，万达集团官方回应称，该文是在“恶意诽谤和中伤”。
　　事实上，王健林的整个2017年都在风口浪尖上：2月，万达中止了与金球奖主办方、美国迪克·克拉克公司的收购项目。这个项目在2016年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但由于监管层迟迟不批准汇款，王健林最终支付了5000万美元违约金，中止了收购。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买买买”，一直被当作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而受到国家鼓励。尤其是近十来年，在强刺激政策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额连年增长，2016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万达一直是“走出去”的标兵：从收购好莱坞影业公司，到投资欧洲房地产市场，再到入股足球俱乐部、买游艇公司，王健林这些年花在海外投资上的钱有400亿美元。
　　王健林对自己的“战略眼光”很自豪。2015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退休前的目标是把万达做成让外国人服气的品牌。这个目标本可被看作“伟大复兴”的企业版。但从2016年下半年起，事情发生了变化。中国外汇储备降到3万亿美元后，海外投资开始与“资产转移”“破坏金融稳定”联系在一起，万达、复星、安邦等热衷于海外投资的企业相继被盯上。
　　2017年4月，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银行业搞得一塌糊涂，他是要辞职的。4月底，中铁投资马来西亚大马城的项目宣布停止。马来西亚财政部的一份文件显示，中铁投资案前后被延期12次，最终因为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不得不中止。
　　国企“亲儿子”尚且要守规矩，万达一个跟政策捆绑的房地产公司，怎么敢在这个时候撬大马城项目呢？
　　其实，改革开放这些年，政府对大企业包括一些民营企业是给过特殊优待的，甚至在一些政策红线上會有睁只眼闭只眼的弹性空间。
　　比如，最近一家公司辟谣说，自家董事长没有在美国“躲避风险”，其实早在20多年前，这家企业就通过在美国设立子公司披上了假洋鬼子的皮，去蹭国家对外商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明显的搭便车行为被默许了十来年。那时候国家穷，对企业和企业家比较宽容。但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家大业大，想调整经济结构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让前些年吃了政策红利的企业分担一些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王健林不仅支付了违约金，还响应降杠杆号召，快刀斩乱麻地出售旗下资产，因为债务问题已经不光是万达自家的事，也是国家的事。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在最近一次论坛上说：在中国，“跑马圈地”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最好的创业时代。无论怎么说，在这个新时代，有一点可以确定：国家不再需要那种“18个月一座城，3到5天上一层”的“万达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