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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寻找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成名小说《喜福会》中母女两代人之间存在着的一系列尖锐冲突的具体表现，从文化根源和文化危机的角度探究导致这些冲突发生的深刻本质，并由母女间最终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揭示出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趋势下，中美文化的接受与融合。
关键词：《喜福会》；母女关系；中美文化；冲突；融合
随着美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华裔文学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重视，而谭恩美（Amy Tan）是当代华裔美国作家中声望颇高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经出版，就在美国主流文化内一炮打响。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后又被改编搬上银幕，并深受好评。《喜福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因为小说充满东方色彩，迎合了西方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神秘古老中国的心理。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小说中母女间激烈的碰撞到最终的相互理解、认同具有深刻的内涵。隐藏在激烈冲突的表现背后的是跨文化的矛盾，是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趋势下，中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喜福会》围绕四位中国移民母亲与她们美国成长的女儿而展开，讲述了两代人间由冲突到相互接受到彼此融合的故事。作者形象地把全书构建在一张麻将桌上，“四户人家是四个主要部分，每个部分的中心都是从一个家庭转向另一个家庭”[2]。母亲和女儿们像打麻将一样，轮流坐庄，依次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正是由于牌局的不可预知性，麻将，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娱乐形式，成为小说寓意人生不可预测的象征物。牌局中每一张牌的起落，好比人生的变幻莫测。作者采用中国传统的叙述手法，从个人记忆出发，以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意化，使得小说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3]。本文通过寻找《喜福会》中母女两代人之间存在着的一系列尖锐冲突的具体表现，从文化根源、文化危机和文化歧视的角度探究导致这些冲突发生的深刻本质，并由母女间最终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揭示出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趋势下，中美文化的接受与融合。
一、冲突的表现
“喜福会”，俱乐部的名字，对母亲们来说，意思深远；而对女儿们来说，毫无意义。身处异国他乡的母亲们定期都会举办“喜福会”。在聚会时，她们会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吃精心准备的丰盛的中国菜，用汉语聊家常、忆当年。可见，“喜福会”的存在对母亲们来说很是重要的，是她们在陌生的国度中的一个精神家园。然而，在女儿们的眼中，喜福会“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女儿们也不屑看到母亲们玩麻将，甚至对这种中国陋习感到羞愧，对它完全提不起任何兴趣。不难看出，女儿们根本没有理解和明白“喜福会”对母亲们的重要意义，只是扮演着冷漠的旁观者的角色。
经历过旧中国的贫穷和战乱、饱尝封建制度的灾难和痛苦后，母亲们带着各自悲惨命运的阴影来到了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母亲们在女儿身上寄托着自己记忆的延伸、梦想的继续。吴素云对女儿寄予厚望，坚信女儿是个天才。起初，想把女儿培养成童星。后来又憧憬女儿能成为一个神童，于是每天晚饭后，她就和女儿坐在厨房桌旁，给女儿做一些智力测试。但童星、神童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可母亲仍不气馁，又开始让女儿练琴，最终吴素云的希望还是彻底落空了。龚琳达想要女儿薇弗莱成为棋圣，为了女儿能成名，对她可谓百依百顺。但在与母亲争执后，母亲冷漠的态度让薇弗莱迷惑、惶恐和痛苦不已。母亲们一心一意想看到女儿实现自己的美好期待，始终不愿接受一个事实女儿们不是什么美丽、高贵的天鹅，而不过是些普通的平凡人。但女儿们对自己母亲的期望无法理解，甚至深恶痛绝。因此母亲们也就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而发出“我与女儿隔着一条沟，我永远只能站在岸的这边观望她”的悲叹。
面对母亲们慈爱的干涉与专制，这些美国出生的女儿们根本没法接受，虽然她们也曾试图努力去接受。薇弗莱在感叹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时就说道，“我与她之间，似生出一堵无形的大墙，每天，我都在悄悄伸手摸索着这堵墙，忖思着它有多高，有多宽”。这些美国女儿也笃爱着自己的母亲，却不能忍受她们中国母亲铺天盖地的母爱。在她们眼中，母亲的爱和期望有着让她们无法承受之重，只会让她们在默默承受的痛苦中失去自我，于是她们本能地选择反抗。虽然女儿们竭力想要摆脱母亲对她们的影响、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的影响，但就像许安梅所说：“虽然对我女儿，我完全采用另一种相反的方式教育她，但可能因为她是我生的，而且，她又恰巧是个女孩子，因此，她身上，还是显示出那种东方女性的优柔寡断。我们就像是台阶一样，一级接着一级。”[4]女儿都不愿母亲来干涉，但流淌在她们体内的母亲的血液、中国血液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的。
二、冲突的本质
从文化根源的角度来看，小说中母女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中美两种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冲突。母亲们来自旧中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根据儒家思想，家长是家里绝对的权威，子女必须尽心孝敬父母，而且无条件服从父母的安排，否则便是有悖祖训、不守孝道。这一点， 美国长大的薇弗莱虽然不太理解，但她却深知中国家长在子女心中的重要位置，所以可以叫国家财政收入监视处的人滚开的她，却不敢对自己的母亲说一个“不”字，“唉，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法律里究竟有无这样明显的条例，可是反正，你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那几乎与谋杀案一样被视为大逆不道！”中国式的母爱常常包括对子女生活的干预甚至主宰，因为她们觉得子女是她们的，就应该按照她们设定的模式去生活。深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喜福会》中的母亲都试图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塑造女儿，希望女儿们孝顺、服从、忍耐、守礼。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使命观”，发轫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强调个人努力，用成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必然导致对个人独立性和个人主义的尊重。所以美国文化建立在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追求之上，强调人的生之平等、自由竞争和自我实现，其中心价值是个人主义。美国成长的女儿们深受美国文化中心价值的影响，所以总想摆脱母亲的控制，寻求自由，渴望能够独立地按照美国方式生活。每当做母亲的想支配女儿或是提出期望时，做女儿的为了显示有不去达成期望的自由意志与权利，就总是极力反对。这样就使得母女两代人相爱又相斗，冲突不断，甚至愈演愈烈。
从文化危机的角度来看，母女间冲突的实质就是她们彼此未能互相理解对方所代表的文化，从而导致母女双方对自身身份的危机，进而折射出中国文化在强势的美国文化中的身份危机。母女间的尖锐矛盾是中美两种文化对立矛盾的集中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其国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又根深蒂固的。母亲们的内心深深根植着中国传统文化，而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又不得不面临完全迥异的美国文化。在作为强势文化的美国文化面前，她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弱势的。在美国社会中，她们处于社会的边缘，这种地位让她们倍感艰辛。她们也试图在强势的美国文化大氛围中营造或维持一种中国文化气氛，但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她们陷入了身份危机。
三、最终的融合
尽管女儿们与母亲们意见不合，矛盾尖锐，冲突不断，但是流淌在她们血液中的，存在她们DNA中的东西，决定了她们生命中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母女间激烈的冲突才使得她们认识到了解对方的必要，了解对方所源自、所代表的文化的必要。于是，为了消除彼此间的隔阂与冲突，母女双方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母亲们不再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美好期许强加在女儿身上，而是用更宽容的心包容女儿的反抗、误解甚至敌意。自那次为了练琴争执后，吴素云便不再强迫精美练琴了，“再也没有钢琴课。琴盖上了锁，紧紧地合闭着”。在精美30岁生日时，母亲将那架象征母女矛盾的钢琴送给精美做生日礼物，除了意外，她感觉的更是幸福，“我想，这是一种原谅的表示。那长年压着我的负疚感，终于释然”。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女儿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虽然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但心灵深处依旧根植着中国文化，她们的根在中国；慢慢意识到，自己一直都深受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自己身上除了美国文化外，更有中国文化，而只不过这一层中国文化是处于自己内心的最深处。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将读者的关注焦点集中到原本处于视角边缘的中国移民母亲与美国成长的女儿们的关系上，母女间磕磕碰碰、恩恩怨怨、相爱又相斗，似无止境。但母女间的血肉联系注定无法改变，母女间的天然深情始终不能动摇，母女间的深爱永远不容置疑。谭恩美站在中美两种文化的交叉面上，把个人、家庭的经历放大，运用故事讲述的方式将其阐释为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历程。她在作品中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把中美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再撞击、再融合的过程，通过母女两代人的误解、冲突到沟通和理解的描写，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两代人之间的分歧，让读者既看到中美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对立，又看到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笔者正是通过寻找母女间尖锐冲突的具体表现，探究隐藏在背后的深刻本质，从母女间代沟和隔阂的最终消除中展现中美两种文化的相互接受与融合。
正是由于有越来越多像谭恩美这样的华裔美国人作家用他们的笔去描叙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受不单是打开了一扇扇窗子，使他们能够向窗外望去，看到美国这个“熔炉”的社会；也使得外面的人可以望进去，了解华人的世界。而我们这些身处祖国怀抱的人感触更为深刻。透过他们开启的窗户，我们看到在另一个世界的炎黄子孙是怎样生活的；同时，也通过他们所展示的多姿的美国世界，去了解这个国家。只有接触才能了解。只有了解才能包容。只有包容才能和谐。而这正是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趋势之所需。
注释：
[1] 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谭恩美《喜福会》，程乃珊、严映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2] 张瑞华：《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 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4] Xu, Ben. . Los Angeles: MELUS, Spring 1994; Vol. 19, Issue: 1.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喜福会》；母女关系；中美文化；冲突；融合
随着美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华裔文学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重视，而谭恩美（Amy Tan）是当代华裔美国作家中声望颇高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经出版，就在美国主流文化内一炮打响。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后又被改编搬上银幕，并深受好评。《喜福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因为小说充满东方色彩，迎合了西方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神秘古老中国的心理。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小说中母女间激烈的碰撞到最终的相互理解、认同具有深刻的内涵。隐藏在激烈冲突的表现背后的是跨文化的矛盾，是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趋势下，中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喜福会》围绕四位中国移民母亲与她们美国成长的女儿而展开，讲述了两代人间由冲突到相互接受到彼此融合的故事。作者形象地把全书构建在一张麻将桌上，“四户人家是四个主要部分，每个部分的中心都是从一个家庭转向另一个家庭”[2]。母亲和女儿们像打麻将一样，轮流坐庄，依次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正是由于牌局的不可预知性，麻将，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娱乐形式，成为小说寓意人生不可预测的象征物。牌局中每一张牌的起落，好比人生的变幻莫测。作者采用中国传统的叙述手法，从个人记忆出发，以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意化，使得小说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3]。本文通过寻找《喜福会》中母女两代人之间存在着的一系列尖锐冲突的具体表现，从文化根源、文化危机和文化歧视的角度探究导致这些冲突发生的深刻本质，并由母女间最终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揭示出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趋势下，中美文化的接受与融合。
一、冲突的表现
“喜福会”，俱乐部的名字，对母亲们来说，意思深远；而对女儿们来说，毫无意义。身处异国他乡的母亲们定期都会举办“喜福会”。在聚会时，她们会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吃精心准备的丰盛的中国菜，用汉语聊家常、忆当年。可见，“喜福会”的存在对母亲们来说很是重要的，是她们在陌生的国度中的一个精神家园。然而，在女儿们的眼中，喜福会“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女儿们也不屑看到母亲们玩麻将，甚至对这种中国陋习感到羞愧，对它完全提不起任何兴趣。不难看出，女儿们根本没有理解和明白“喜福会”对母亲们的重要意义，只是扮演着冷漠的旁观者的角色。
经历过旧中国的贫穷和战乱、饱尝封建制度的灾难和痛苦后，母亲们带着各自悲惨命运的阴影来到了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母亲们在女儿身上寄托着自己记忆的延伸、梦想的继续。吴素云对女儿寄予厚望，坚信女儿是个天才。起初，想把女儿培养成童星。后来又憧憬女儿能成为一个神童，于是每天晚饭后，她就和女儿坐在厨房桌旁，给女儿做一些智力测试。但童星、神童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可母亲仍不气馁，又开始让女儿练琴，最终吴素云的希望还是彻底落空了。龚琳达想要女儿薇弗莱成为棋圣，为了女儿能成名，对她可谓百依百顺。但在与母亲争执后，母亲冷漠的态度让薇弗莱迷惑、惶恐和痛苦不已。母亲们一心一意想看到女儿实现自己的美好期待，始终不愿接受一个事实女儿们不是什么美丽、高贵的天鹅，而不过是些普通的平凡人。但女儿们对自己母亲的期望无法理解，甚至深恶痛绝。因此母亲们也就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而发出“我与女儿隔着一条沟，我永远只能站在岸的这边观望她”的悲叹。
面对母亲们慈爱的干涉与专制，这些美国出生的女儿们根本没法接受，虽然她们也曾试图努力去接受。薇弗莱在感叹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时就说道，“我与她之间，似生出一堵无形的大墙，每天，我都在悄悄伸手摸索着这堵墙，忖思着它有多高，有多宽”。这些美国女儿也笃爱着自己的母亲，却不能忍受她们中国母亲铺天盖地的母爱。在她们眼中，母亲的爱和期望有着让她们无法承受之重，只会让她们在默默承受的痛苦中失去自我，于是她们本能地选择反抗。虽然女儿们竭力想要摆脱母亲对她们的影响、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的影响，但就像许安梅所说：“虽然对我女儿，我完全采用另一种相反的方式教育她，但可能因为她是我生的，而且，她又恰巧是个女孩子，因此，她身上，还是显示出那种东方女性的优柔寡断。我们就像是台阶一样，一级接着一级。”[4]女儿都不愿母亲来干涉，但流淌在她们体内的母亲的血液、中国血液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的。
二、冲突的本质
从文化根源的角度来看，小说中母女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中美两种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冲突。母亲们来自旧中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根据儒家思想，家长是家里绝对的权威，子女必须尽心孝敬父母，而且无条件服从父母的安排，否则便是有悖祖训、不守孝道。这一点， 美国长大的薇弗莱虽然不太理解，但她却深知中国家长在子女心中的重要位置，所以可以叫国家财政收入监视处的人滚开的她，却不敢对自己的母亲说一个“不”字，“唉，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法律里究竟有无这样明显的条例，可是反正，你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那几乎与谋杀案一样被视为大逆不道！”中国式的母爱常常包括对子女生活的干预甚至主宰，因为她们觉得子女是她们的，就应该按照她们设定的模式去生活。深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喜福会》中的母亲都试图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塑造女儿，希望女儿们孝顺、服从、忍耐、守礼。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使命观”，发轫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强调个人努力，用成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必然导致对个人独立性和个人主义的尊重。所以美国文化建立在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追求之上，强调人的生之平等、自由竞争和自我实现，其中心价值是个人主义。美国成长的女儿们深受美国文化中心价值的影响，所以总想摆脱母亲的控制，寻求自由，渴望能够独立地按照美国方式生活。每当做母亲的想支配女儿或是提出期望时，做女儿的为了显示有不去达成期望的自由意志与权利，就总是极力反对。这样就使得母女两代人相爱又相斗，冲突不断，甚至愈演愈烈。
从文化危机的角度来看，母女间冲突的实质就是她们彼此未能互相理解对方所代表的文化，从而导致母女双方对自身身份的危机，进而折射出中国文化在强势的美国文化中的身份危机。母女间的尖锐矛盾是中美两种文化对立矛盾的集中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其国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又根深蒂固的。母亲们的内心深深根植着中国传统文化，而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又不得不面临完全迥异的美国文化。在作为强势文化的美国文化面前，她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弱势的。在美国社会中，她们处于社会的边缘，这种地位让她们倍感艰辛。她们也试图在强势的美国文化大氛围中营造或维持一种中国文化气氛，但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她们陷入了身份危机。
三、最终的融合
尽管女儿们与母亲们意见不合，矛盾尖锐，冲突不断，但是流淌在她们血液中的，存在她们DNA中的东西，决定了她们生命中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母女间激烈的冲突才使得她们认识到了解对方的必要，了解对方所源自、所代表的文化的必要。于是，为了消除彼此间的隔阂与冲突，母女双方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母亲们不再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美好期许强加在女儿身上，而是用更宽容的心包容女儿的反抗、误解甚至敌意。自那次为了练琴争执后，吴素云便不再强迫精美练琴了，“再也没有钢琴课。琴盖上了锁，紧紧地合闭着”。在精美30岁生日时，母亲将那架象征母女矛盾的钢琴送给精美做生日礼物，除了意外，她感觉的更是幸福，“我想，这是一种原谅的表示。那长年压着我的负疚感，终于释然”。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女儿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虽然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但心灵深处依旧根植着中国文化，她们的根在中国；慢慢意识到，自己一直都深受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自己身上除了美国文化外，更有中国文化，而只不过这一层中国文化是处于自己内心的最深处。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将读者的关注焦点集中到原本处于视角边缘的中国移民母亲与美国成长的女儿们的关系上，母女间磕磕碰碰、恩恩怨怨、相爱又相斗，似无止境。但母女间的血肉联系注定无法改变，母女间的天然深情始终不能动摇，母女间的深爱永远不容置疑。谭恩美站在中美两种文化的交叉面上，把个人、家庭的经历放大，运用故事讲述的方式将其阐释为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历程。她在作品中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把中美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再撞击、再融合的过程，通过母女两代人的误解、冲突到沟通和理解的描写，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两代人之间的分歧，让读者既看到中美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对立，又看到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笔者正是通过寻找母女间尖锐冲突的具体表现，探究隐藏在背后的深刻本质，从母女间代沟和隔阂的最终消除中展现中美两种文化的相互接受与融合。
正是由于有越来越多像谭恩美这样的华裔美国人作家用他们的笔去描叙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受不单是打开了一扇扇窗子，使他们能够向窗外望去，看到美国这个“熔炉”的社会；也使得外面的人可以望进去，了解华人的世界。而我们这些身处祖国怀抱的人感触更为深刻。透过他们开启的窗户，我们看到在另一个世界的炎黄子孙是怎样生活的；同时，也通过他们所展示的多姿的美国世界，去了解这个国家。只有接触才能了解。只有了解才能包容。只有包容才能和谐。而这正是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趋势之所需。
注释：
[1] 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谭恩美《喜福会》，程乃珊、严映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2] 张瑞华：《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 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4] Xu, Ben. . Los Angeles: MELUS, Spring 1994; Vol. 19, Issue: 1.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