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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策略和技巧不再是政治、商业传播的核心问题时，信任就从一种抽象的交往前提变成了实在的社会资本。换言之，当信任资本透支时，策略和技巧往往沦为徒劳的表演。在大众眼中，一个信任“裸奔”的组织，任何表演都可能是反讽的、荒唐的、自戕的，更是对公共舆论和公共之善的持续冒犯。新媒体加剧了社会信任问题的复杂性。在实时遍在的围观下，一个组织若是缺少充裕的信任资本，便会动辄陷入来自大众的疏离、狂欢或狂怒之中。不管怎样强调信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而更重要的是深究信任的本质、构成及其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生成机制和重建方案。
一、信任、信心、信念
由于信任是构建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乃至人天秩序的基本因素，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介入了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女口下几个共同视角：
一是在道德论视角下'信任被理解为—种内在的道德观念，是基于人伦、情感和交往形成的一种“托付”。“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把自己托付给你”。这种信任观既扎根于日常生活体验，也为一些经典哲学和神学所认同。在日常生活，寻求可信任的人和让自己成为可信任的人乃是我们基本的渴望和冲动，即使陷入轻信和迷信也在所不惜；而从神性或人生之超越性上看，信任是“神恩”或善在人性中的显现，是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所称的人之为人不可破坏的“本真伦理”。
二是从经验论视角看，信任是一种基于既往知识、经验的一种心理定式和行为惯性。“太阳照常升起”、“他素来诚实可信，这次也不例外”、“他们依旧以腐败的方式运作，依旧在事关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说谎”，“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宣传而非品质获得成功”。这种信任实际上是政治学者沃伦所称的“纯预期性解释”，可以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也可以外化为对制度规范的期待和依赖。前者是指信任的自我强化和凝结，直到沉淀为某种心理成见——我就信任（或不信任）他！后者是指信任的制度化、程式化和规范化，直到形塑成一种制度理性——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言，我们应该设计一系列的政府制度，即使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我们也相信他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三是基于功能论视角，信任被归结为一种利益交换和社会资本。我之所以信任你，说到底是因为我期待你为我或我们的利益行事，或者说信任可以让我们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相遇、协商和合作。因此，信任就是风险投资，就是可以生产、流通、增益、损耗的社会资本。如是利益导向的信任观，不高尚却真切、实在：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可以直接创造财富和价值，亦可与财务意义上的运营资本相互增益和转化。事实上，财务上的破产尚可挽救，信任破产则往往意味着彻底倾覆。就此而论，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体最宝贵、最伤不起的财产。
在对信任的理解上，道德论强调了人性、超越性和托付，经验论强调了心理定式、行为惯性和制度理性，功能论则更看重社会资本的创造和转化。而以融合的视角看，信任在功能层面意味着对利益、行为和制度的信心，在价值或超越性层面意味着对人性、神性、伦理和理想的信念。以危机中的信任救赎为例，危机管理者应同时做好功能层面的信心加法和价值层面的信念加法，前者好比修复断桥，后者有如再续灯火。
二、信任危机与积极信任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走得更远一些，他提出信任乃是人类的“本体性安全”需求，是人类给自己开出的药方，以缓解与生俱来的“存在性焦虑”。吉登斯把信任问题上升或者说还原至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强调了信任作为人的在世条件、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通俗地说，大多数人都难以承受无人可信、无人信任的生活处境和“存在性焦虑”。
这也大抵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组织务必守住自己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底线，如是底线关乎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一旦此般安全感幻灭，焦虑笼罩了现实生活和内在的生命图景，人们就可能无可挽回地疏离、背叛、反抗那些辜负信任的组织。
糟糕的是，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陷入了信任困境。他提出了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来源——时空分离、脱域和“知识的反思性”，而这三者都加剧了信任困境。在现代社会，时间不再与特定的空间相对应，全球共享标准时间，空间的边界被打破，陌生人远距离、大规模地相遇；每一个主体都不得不把自己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并不断地让自己嵌入到陌生的社会关系里去，这种脱域或抽离导致现代人在生活的每一刻、每一处都像是观光客或流浪者；海量的知识生产和革命性的知识创新使现代社会处于持续、剧烈的变迁之中，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切都建立在流沙之上。
不只是吉登斯这样的社会学家，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由血缘、地缘、文化和宗教提供的传统安全感、信心和信念所遭遇的严峻挑战。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人人都背井离乡。我信谁、谁信我和“我是谁”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直指心性的一个基本问题。
新媒体改造了人类的时空观、社会关系以及信息、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因此放大、加深了信任危机。我们已经见证、体验了如下变革：新媒体把时间压缩到“实时当下”，人们翻滚在信息之瀑中，浅思考、浅交往、急于行动、急于成功；新媒体把空间扩充到“无远弗届”，我们都站在广阔、平坦的世界广场上，大声喧哗，各自孤独；新媒体推动了无量无边的信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分分钟都有头条新闻，每刷新一次屏幕都可以看到一个新世界。在变革的激流中，自我认同尚且不易，何况对他者义无返顾的托付？相见易、信任难的时代到来了。
一如前述，信任原本是德性、神性、行为、利益、规程、信心和信念的多元汇聚与整体性凝结，关乎生命的本体和存在的理由，如今却窄化为对特定利益机制（比如消费契约）和规程（比如制度体系）的依赖与托付。“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任”被弱化了，只剩下功能层面、实用主义的“人对系统的信任”在维持社会关系。实际上，当人际信任越来越脆弱，超越性价值变得杳渺难觅，利益实现机制和硬性规程就成了人们不得不选择的依靠。
吉登斯把“不得不”的信任称为消极信任，把人们主动创造、心悦诚服的信任称为积极信任。显然，良性的官民关系、民商关系应当筑基于积极信任。如果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把利益和规程上的信任也放逐了，连功能性的消极信任也辜负了，信任危机就会全面蔓延，政治、商业和文化认同的根基就会动摇乃至倾覆。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将是信任危机的受害者，承受高昂的信任成本和无以摆脱的“存在性焦虑”。
三、对话与重振人际交往
积极信任是再造美好人生和社会团结的基石，是构建能动的政治、能动的商业和能动的社会的前提。令人泪丧的是，现代社会把美好窄化、错解为繁荣，人们丧失了对友谊、理想和超越性价值的主动追求，陷入了成功学式的物质主义、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和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萎靡，以吉登斯为代表的很多思想家都主张重建现代性，他们拿出的重建方案是协商、对话。
信任正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天”对话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又可转化为对话的前提。吉登斯主张培育多级、多维的“对话民主”：个人生活世界、人际之间的对话；社会运动和民间社团打破等级制度和权力垄断，表达多元利益关切；在国家层面，政党、政府和公众基于程序正义，通过协商、参与成就政治信任和决策合法性；全球对话，即建立“世界主义的民主”，以解释和解决世界性风险问题。
此中，吉登斯最看重的是个人生活领域的亲密关系。他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可以提炼、抽象出一种纯粹关系，即抛开外在标准和条件，人与人之间基于开放、平等、诚实的对话建立的交往关系。纯粹关系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型”，即我们“本来如此”、“理应如此”的交往和关系状态。正是这种纯粹关系孕育着积极信任，让我们靠近彼此、克服焦虑，促进自我认同和相互协作。在吉登斯看来，重振人际交往，培育纯粹关系和积极信任，进而将之扩大到政治、商业和文化诸领域，乃是缓解现代社会危机的一条重要出路。
在一定意义上，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吉登斯的理论设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以商业为例，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企业与公众的人际交往既是必要的，也是百珩的。当交往的技术障碍被破除后，要看一个企业是否拥有开放、平等、诚实的价值观，是否拥有对话以建立纯粹关系、积极信任的勇气和智慧了。倘若企业仍以宣传、投放乃至“水军”的思维挺进新媒体，就糟蹋了对话机遇和信任资本。
大而言之，前述能动的政治、能动的商业、能动的社会首先意味着开放对话、平等协商和诚实合作；意味着善用新媒体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沟通方式，重振人际交往和纯粹关系，主动创造和维系积极信任；意味着人对人的信任、人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任、人对系统的信任协调发展，增益物质主义时代的德性和理想。
一、信任、信心、信念
由于信任是构建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乃至人天秩序的基本因素，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介入了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女口下几个共同视角：
一是在道德论视角下'信任被理解为—种内在的道德观念，是基于人伦、情感和交往形成的一种“托付”。“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把自己托付给你”。这种信任观既扎根于日常生活体验，也为一些经典哲学和神学所认同。在日常生活，寻求可信任的人和让自己成为可信任的人乃是我们基本的渴望和冲动，即使陷入轻信和迷信也在所不惜；而从神性或人生之超越性上看，信任是“神恩”或善在人性中的显现，是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所称的人之为人不可破坏的“本真伦理”。
二是从经验论视角看，信任是一种基于既往知识、经验的一种心理定式和行为惯性。“太阳照常升起”、“他素来诚实可信，这次也不例外”、“他们依旧以腐败的方式运作，依旧在事关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说谎”，“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宣传而非品质获得成功”。这种信任实际上是政治学者沃伦所称的“纯预期性解释”，可以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也可以外化为对制度规范的期待和依赖。前者是指信任的自我强化和凝结，直到沉淀为某种心理成见——我就信任（或不信任）他！后者是指信任的制度化、程式化和规范化，直到形塑成一种制度理性——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言，我们应该设计一系列的政府制度，即使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我们也相信他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三是基于功能论视角，信任被归结为一种利益交换和社会资本。我之所以信任你，说到底是因为我期待你为我或我们的利益行事，或者说信任可以让我们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相遇、协商和合作。因此，信任就是风险投资，就是可以生产、流通、增益、损耗的社会资本。如是利益导向的信任观，不高尚却真切、实在：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可以直接创造财富和价值，亦可与财务意义上的运营资本相互增益和转化。事实上，财务上的破产尚可挽救，信任破产则往往意味着彻底倾覆。就此而论，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体最宝贵、最伤不起的财产。
在对信任的理解上，道德论强调了人性、超越性和托付，经验论强调了心理定式、行为惯性和制度理性，功能论则更看重社会资本的创造和转化。而以融合的视角看，信任在功能层面意味着对利益、行为和制度的信心，在价值或超越性层面意味着对人性、神性、伦理和理想的信念。以危机中的信任救赎为例，危机管理者应同时做好功能层面的信心加法和价值层面的信念加法，前者好比修复断桥，后者有如再续灯火。
二、信任危机与积极信任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走得更远一些，他提出信任乃是人类的“本体性安全”需求，是人类给自己开出的药方，以缓解与生俱来的“存在性焦虑”。吉登斯把信任问题上升或者说还原至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强调了信任作为人的在世条件、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通俗地说，大多数人都难以承受无人可信、无人信任的生活处境和“存在性焦虑”。
这也大抵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组织务必守住自己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底线，如是底线关乎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一旦此般安全感幻灭，焦虑笼罩了现实生活和内在的生命图景，人们就可能无可挽回地疏离、背叛、反抗那些辜负信任的组织。
糟糕的是，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陷入了信任困境。他提出了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来源——时空分离、脱域和“知识的反思性”，而这三者都加剧了信任困境。在现代社会，时间不再与特定的空间相对应，全球共享标准时间，空间的边界被打破，陌生人远距离、大规模地相遇；每一个主体都不得不把自己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并不断地让自己嵌入到陌生的社会关系里去，这种脱域或抽离导致现代人在生活的每一刻、每一处都像是观光客或流浪者；海量的知识生产和革命性的知识创新使现代社会处于持续、剧烈的变迁之中，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切都建立在流沙之上。
不只是吉登斯这样的社会学家，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由血缘、地缘、文化和宗教提供的传统安全感、信心和信念所遭遇的严峻挑战。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人人都背井离乡。我信谁、谁信我和“我是谁”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直指心性的一个基本问题。
新媒体改造了人类的时空观、社会关系以及信息、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因此放大、加深了信任危机。我们已经见证、体验了如下变革：新媒体把时间压缩到“实时当下”，人们翻滚在信息之瀑中，浅思考、浅交往、急于行动、急于成功；新媒体把空间扩充到“无远弗届”，我们都站在广阔、平坦的世界广场上，大声喧哗，各自孤独；新媒体推动了无量无边的信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分分钟都有头条新闻，每刷新一次屏幕都可以看到一个新世界。在变革的激流中，自我认同尚且不易，何况对他者义无返顾的托付？相见易、信任难的时代到来了。
一如前述，信任原本是德性、神性、行为、利益、规程、信心和信念的多元汇聚与整体性凝结，关乎生命的本体和存在的理由，如今却窄化为对特定利益机制（比如消费契约）和规程（比如制度体系）的依赖与托付。“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任”被弱化了，只剩下功能层面、实用主义的“人对系统的信任”在维持社会关系。实际上，当人际信任越来越脆弱，超越性价值变得杳渺难觅，利益实现机制和硬性规程就成了人们不得不选择的依靠。
吉登斯把“不得不”的信任称为消极信任，把人们主动创造、心悦诚服的信任称为积极信任。显然，良性的官民关系、民商关系应当筑基于积极信任。如果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把利益和规程上的信任也放逐了，连功能性的消极信任也辜负了，信任危机就会全面蔓延，政治、商业和文化认同的根基就会动摇乃至倾覆。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将是信任危机的受害者，承受高昂的信任成本和无以摆脱的“存在性焦虑”。
三、对话与重振人际交往
积极信任是再造美好人生和社会团结的基石，是构建能动的政治、能动的商业和能动的社会的前提。令人泪丧的是，现代社会把美好窄化、错解为繁荣，人们丧失了对友谊、理想和超越性价值的主动追求，陷入了成功学式的物质主义、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和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萎靡，以吉登斯为代表的很多思想家都主张重建现代性，他们拿出的重建方案是协商、对话。
信任正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天”对话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又可转化为对话的前提。吉登斯主张培育多级、多维的“对话民主”：个人生活世界、人际之间的对话；社会运动和民间社团打破等级制度和权力垄断，表达多元利益关切；在国家层面，政党、政府和公众基于程序正义，通过协商、参与成就政治信任和决策合法性；全球对话，即建立“世界主义的民主”，以解释和解决世界性风险问题。
此中，吉登斯最看重的是个人生活领域的亲密关系。他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可以提炼、抽象出一种纯粹关系，即抛开外在标准和条件，人与人之间基于开放、平等、诚实的对话建立的交往关系。纯粹关系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型”，即我们“本来如此”、“理应如此”的交往和关系状态。正是这种纯粹关系孕育着积极信任，让我们靠近彼此、克服焦虑，促进自我认同和相互协作。在吉登斯看来，重振人际交往，培育纯粹关系和积极信任，进而将之扩大到政治、商业和文化诸领域，乃是缓解现代社会危机的一条重要出路。
在一定意义上，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吉登斯的理论设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以商业为例，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企业与公众的人际交往既是必要的，也是百珩的。当交往的技术障碍被破除后，要看一个企业是否拥有开放、平等、诚实的价值观，是否拥有对话以建立纯粹关系、积极信任的勇气和智慧了。倘若企业仍以宣传、投放乃至“水军”的思维挺进新媒体，就糟蹋了对话机遇和信任资本。
大而言之，前述能动的政治、能动的商业、能动的社会首先意味着开放对话、平等协商和诚实合作；意味着善用新媒体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沟通方式，重振人际交往和纯粹关系，主动创造和维系积极信任；意味着人对人的信任、人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任、人对系统的信任协调发展，增益物质主义时代的德性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