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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过一个叫罗迪的德国老人，他在“二战”期间曾在“大德意志”机械化师当过兵。
罗迪先生出生于一个殷实富足的商贾人家。他排行老三，生于1921年。
谈到那场战争，罗迪的话开始变得滔滔不绝：
“我们家兄弟4人一个不剩地全都进了军队。我大哥是个上尉，他死在法国，死得冤透了，踩上了自己埋下的地雷。他是回家结婚后重返前线时死的，死的时候是31岁，刚结婚14天。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我二哥也死了，当时的战场已经到了德国东部的西里西亚地区，现在已经归属了波兰。听他的战友说，他被俄国人平射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当时就给掀开了半边脸，死时25岁，埋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说得清。
“我和弟弟算是大难不死。在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我成了英军的战俘，战后5个月后被释放回家。我弟弟被美军俘获了，但他比我要倒霉得多，因为美国人把他们那一批战俘全部交给了苏军，结果他被转移到了一个位于高加索的战俘营，在那里服了5年的苦役后才被放回德国。
“我入伍4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了。我们的装甲部队在半夜已集结待命，凌晨5点接到出发的命令，当天我越过边界踏上了俄国人的土地。”
罗迪接着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刚打进苏联时，俄国人一路溃败，我们一路追赶。装甲部队的任务是快速穿插，最前面的坦克冲得太快，来不及收容被击溃的俄国士兵。这样，等我们后续部队赶到时，道路两边就常有大批被打散的苏军士兵在袭击我们。我们连奉命消灭沿途的苏军散兵，大家手持武器向公路两侧搜索。
我发现了一个苏军重伤员，他已经一点也爬不动了，脖子上被子弹洞穿的伤口冒着一串串血泡，军服的胸襟被染红了大半边，在我走近时，他恐惧地注视着我，喉咙里发出一阵像轻微打鼾似的声音。我想那一定是请我救救他。
“我不忍心看他那惨状，刚要调头走开，就被我的连长用手枪拦住了。他让我打死这个伤兵。我不干，他就把手枪指向了我。我火了，对他大喊：‘我只能向敌手开枪，他是垂死的人，不是我的敌手！’连长不再说话了，自己上前朝那个俄国人的头上开了一枪。我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按照军纪，连长完全有权转过身来将第二枪打在我的头上。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举报我。这是我走上战场后逃过的第一劫。德国军队的纪律非常严。就在我所在的无线通讯班里，有一个话务兵因为打瞌睡耽误了传达命令，当天就被长官下令枪毙了。我算是有运气的了。”
接着“运气”的话题，罗迪的讲述变得更为生动：
“1942年，我们被编入了‘大德意志’机械化师。这是一支装甲步兵师，属于国防军中装备最好、专打硬仗的顶尖精锐师。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战争对我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在频繁的激战中，我一次次和死神遭遇。
“有一次，我们在行军途中遭到俄国人突袭，对方火力极猛。当我在装甲运兵车里探身还击时，一颗子弹贴着我的胸口嗖地一下滑过去，我甚至感觉到了子弹的滚烫的温度。事后一看，子弹滑破了我左胸部位的衬衣，打破了我贴身藏着的士兵证，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身体当时再侧转一丁点的话，被击中的就是心脏了。
“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正在汽车里低头发报，我刚刚抬起头来往后一靠，一颗子弹就擦身而过打在了我身边那个仍然在低头发报的报务员的头上……
“我们盼望能调到西欧战场，但被调来调去总离不开东线，因为东线太需要我们这支部队了。我们对调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一次我们在南俄乘火车出发，走走停停折腾了一个晚上。大家都兴奋起来，觉得走这么长的路肯定是去西线了，都盼望能被调防到法国，结果天亮到达目的地一看，大家都傻了：原来我们北上，来到了阻击苏军反攻的主战场！”
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又拿起了相册：“战争真是太残酷了。你看，这是一张1943年我们在苏联挖战壕的照片，里面的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
我问罗迪：“那您杀过您的敌人吗？”
他迟疑了一下答道：“杀过，我杀过俄国人，至少有两个是很清楚的，因为当时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扣动的板机。我是军人，战场上的敌对军人在相逢时就是这样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但我的枪口从来不指向平民……”
谈到平民，罗迪的话题转移到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我的战争记忆并不都是血和火。从在莫斯科郊外撤退到第二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乌克兰地区修整练兵。我们的驻地是一个未经战火破坏的村庄。当地人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我的女房东叫娜斯提亚，她的丈夫上了前线，留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守家。在住她家的3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在用业余时间教小姑娘数学。
“进入1942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又被投入战场，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会战。之后我们被调到顿河战线，后来又进军高加索油田。血腥和残酷的战斗连绵不绝，这就更使我怀念在乌克兰乡村的那段安宁而愉快的日子。在战争后期大撤退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又经过这个村庄。我专门去看望了房东娜斯提亚。但她脸上已失去了以前的笑容，她目光呆滞地直视着我说：‘德国兵坏。’原来，她的村庄刚刚经历了后撤中的党卫军的洗劫。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我转身要离去时，她突然叫住我，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低声说：‘你是好人，愿上帝保佑你。’我是含着眼泪走开的，不敢再回头看她。人这种动物有时候真是很难理解的，照理说我们是敌对的双方呀！
“战后我才了解到党卫军这一恶行的背景：1943年9月7日，希姆莱对撤离苏联的党卫军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在撤出乌克兰时不留下一个人、一担粮、一段铁轨’。娜斯提亚和她的女儿后来是否躲过了党卫军的烧杀，是否遭受到收复乌克兰后的苏军对亲近德军者的清算，我一无所知。我宁愿不知道，好让心里永远保留着对房东大姐娜斯提亚和小村居民那种祥和与美好生活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的第5个月，我从英军战俘营被释放回家。当时母亲像疯了一样跑下楼扑向我，我们相拥大哭。我很理解母亲，毕竟她的4个儿子只回来了一个啊！而那时我的双目已经接近失明：一只眼睛丢在了高加索战场，另一只受重伤后看不清东西，我的右肺只有1/4还在工作，属于100%伤残等级……”
商人特质或许是能遗传的。战争毁掉了罗迪家族的一切财产，他在战后从当水泥搬运工开始，一步步再次成为富商。他经营的是办公用品生意，一直干到计算机时代的到来。
罗迪说，他在战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他现在的太太就是他在1963年的芬兰旅行中结识的。老人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出一大串他到过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并伴以简单的国情介绍，听上去有些像体育解说员在现场介绍奥运会的各国运动队入场式。他说：“我对豪华旅游不感兴趣。豪华的玩意咱家里有，既然出去了就要了解世界，接近最普通的人，吃最家常的菜，过最老百姓的日子。”
在出国旅游的路上，罗迪有个发现：他们这一代德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由他们联想到战争。他曾两次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最愿意做的事情是看古迹和找老人聊天。有一次他和一个俄国老人一起喝酒，谈话中他发现两人竟在顿河战线的同一地点作过战。俄国老兵指着他的鼻子说：“哈哈，你带枪进不了莫斯科，现在带钱进来了啊？”两人随即大笑碰杯，既为了掩盖尴尬，也为了灾难后的幸存……
有一次罗迪独自去荷兰，摩托车在一场大雨中熄了火。在他徒劳的修理过程中，漆黑的夜幕悄然降临。最后是一个荷兰男子在瓢泼大雨中帮助了他。当他在那男子家中的壁炉前烤衣服时，他意外地了解到主人是个犹太人，“二战”时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最后只有他一人活着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我这个德国人？”罗迪带有几分歉意地问道。主人沉静地反问道：“难道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我们还学不会和睦相处吗？”
罗迪老人讲到这里时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开始摘下眼睛去擦拭泪水……
“人应该学会反省和宽容，这一点是我从在荷兰的那次经历中学到的。”罗迪先生在谈话结束时这样说。
（摘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作者：朱维毅）（图片 201201-25-2 201201-25-1 图注：两张照片，61年之隔。左图为1941年刚加入国防军时的小伙子罗迪；右图为2002年述说“二战”经历的老年罗迪。 201201-25-4 图注：德军在打扫战场时用手枪对零星苏军重伤员进行“果断处置”。 201201-25-3 图注：1943年，罗迪和二哥（左）在苏联战场上相遇。这是兄弟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201-26-2 图注：1942年春天，罗迪（左侧的身穿背心者）和两个战友在乌克兰农村和女房东娜斯提亚等人一起过复活节时的合影。罗迪搂着房东的小女儿，两个光膀子的小伙子手里捧着房东给煮好的复活节彩色鸡蛋。 201201-26-1 图注：在1941年6月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中，中路集团军群的机械化部队向苏联国土纵深迅速推进（上图）。至当年的12月中旬，向德军投降的苏军士兵已达到300万人（下图）。）
罗迪先生出生于一个殷实富足的商贾人家。他排行老三，生于1921年。
谈到那场战争，罗迪的话开始变得滔滔不绝：
“我们家兄弟4人一个不剩地全都进了军队。我大哥是个上尉，他死在法国，死得冤透了，踩上了自己埋下的地雷。他是回家结婚后重返前线时死的，死的时候是31岁，刚结婚14天。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我二哥也死了，当时的战场已经到了德国东部的西里西亚地区，现在已经归属了波兰。听他的战友说，他被俄国人平射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当时就给掀开了半边脸，死时25岁，埋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说得清。
“我和弟弟算是大难不死。在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我成了英军的战俘，战后5个月后被释放回家。我弟弟被美军俘获了，但他比我要倒霉得多，因为美国人把他们那一批战俘全部交给了苏军，结果他被转移到了一个位于高加索的战俘营，在那里服了5年的苦役后才被放回德国。
“我入伍4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了。我们的装甲部队在半夜已集结待命，凌晨5点接到出发的命令，当天我越过边界踏上了俄国人的土地。”
罗迪接着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刚打进苏联时，俄国人一路溃败，我们一路追赶。装甲部队的任务是快速穿插，最前面的坦克冲得太快，来不及收容被击溃的俄国士兵。这样，等我们后续部队赶到时，道路两边就常有大批被打散的苏军士兵在袭击我们。我们连奉命消灭沿途的苏军散兵，大家手持武器向公路两侧搜索。
我发现了一个苏军重伤员，他已经一点也爬不动了，脖子上被子弹洞穿的伤口冒着一串串血泡，军服的胸襟被染红了大半边，在我走近时，他恐惧地注视着我，喉咙里发出一阵像轻微打鼾似的声音。我想那一定是请我救救他。
“我不忍心看他那惨状，刚要调头走开，就被我的连长用手枪拦住了。他让我打死这个伤兵。我不干，他就把手枪指向了我。我火了，对他大喊：‘我只能向敌手开枪，他是垂死的人，不是我的敌手！’连长不再说话了，自己上前朝那个俄国人的头上开了一枪。我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按照军纪，连长完全有权转过身来将第二枪打在我的头上。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举报我。这是我走上战场后逃过的第一劫。德国军队的纪律非常严。就在我所在的无线通讯班里，有一个话务兵因为打瞌睡耽误了传达命令，当天就被长官下令枪毙了。我算是有运气的了。”
接着“运气”的话题，罗迪的讲述变得更为生动：
“1942年，我们被编入了‘大德意志’机械化师。这是一支装甲步兵师，属于国防军中装备最好、专打硬仗的顶尖精锐师。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战争对我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在频繁的激战中，我一次次和死神遭遇。
“有一次，我们在行军途中遭到俄国人突袭，对方火力极猛。当我在装甲运兵车里探身还击时，一颗子弹贴着我的胸口嗖地一下滑过去，我甚至感觉到了子弹的滚烫的温度。事后一看，子弹滑破了我左胸部位的衬衣，打破了我贴身藏着的士兵证，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身体当时再侧转一丁点的话，被击中的就是心脏了。
“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正在汽车里低头发报，我刚刚抬起头来往后一靠，一颗子弹就擦身而过打在了我身边那个仍然在低头发报的报务员的头上……
“我们盼望能调到西欧战场，但被调来调去总离不开东线，因为东线太需要我们这支部队了。我们对调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一次我们在南俄乘火车出发，走走停停折腾了一个晚上。大家都兴奋起来，觉得走这么长的路肯定是去西线了，都盼望能被调防到法国，结果天亮到达目的地一看，大家都傻了：原来我们北上，来到了阻击苏军反攻的主战场！”
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又拿起了相册：“战争真是太残酷了。你看，这是一张1943年我们在苏联挖战壕的照片，里面的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
我问罗迪：“那您杀过您的敌人吗？”
他迟疑了一下答道：“杀过，我杀过俄国人，至少有两个是很清楚的，因为当时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扣动的板机。我是军人，战场上的敌对军人在相逢时就是这样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但我的枪口从来不指向平民……”
谈到平民，罗迪的话题转移到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我的战争记忆并不都是血和火。从在莫斯科郊外撤退到第二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乌克兰地区修整练兵。我们的驻地是一个未经战火破坏的村庄。当地人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我的女房东叫娜斯提亚，她的丈夫上了前线，留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守家。在住她家的3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在用业余时间教小姑娘数学。
“进入1942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又被投入战场，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会战。之后我们被调到顿河战线，后来又进军高加索油田。血腥和残酷的战斗连绵不绝，这就更使我怀念在乌克兰乡村的那段安宁而愉快的日子。在战争后期大撤退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又经过这个村庄。我专门去看望了房东娜斯提亚。但她脸上已失去了以前的笑容，她目光呆滞地直视着我说：‘德国兵坏。’原来，她的村庄刚刚经历了后撤中的党卫军的洗劫。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我转身要离去时，她突然叫住我，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低声说：‘你是好人，愿上帝保佑你。’我是含着眼泪走开的，不敢再回头看她。人这种动物有时候真是很难理解的，照理说我们是敌对的双方呀！
“战后我才了解到党卫军这一恶行的背景：1943年9月7日，希姆莱对撤离苏联的党卫军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在撤出乌克兰时不留下一个人、一担粮、一段铁轨’。娜斯提亚和她的女儿后来是否躲过了党卫军的烧杀，是否遭受到收复乌克兰后的苏军对亲近德军者的清算，我一无所知。我宁愿不知道，好让心里永远保留着对房东大姐娜斯提亚和小村居民那种祥和与美好生活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的第5个月，我从英军战俘营被释放回家。当时母亲像疯了一样跑下楼扑向我，我们相拥大哭。我很理解母亲，毕竟她的4个儿子只回来了一个啊！而那时我的双目已经接近失明：一只眼睛丢在了高加索战场，另一只受重伤后看不清东西，我的右肺只有1/4还在工作，属于100%伤残等级……”
商人特质或许是能遗传的。战争毁掉了罗迪家族的一切财产，他在战后从当水泥搬运工开始，一步步再次成为富商。他经营的是办公用品生意，一直干到计算机时代的到来。
罗迪说，他在战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他现在的太太就是他在1963年的芬兰旅行中结识的。老人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出一大串他到过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并伴以简单的国情介绍，听上去有些像体育解说员在现场介绍奥运会的各国运动队入场式。他说：“我对豪华旅游不感兴趣。豪华的玩意咱家里有，既然出去了就要了解世界，接近最普通的人，吃最家常的菜，过最老百姓的日子。”
在出国旅游的路上，罗迪有个发现：他们这一代德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由他们联想到战争。他曾两次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最愿意做的事情是看古迹和找老人聊天。有一次他和一个俄国老人一起喝酒，谈话中他发现两人竟在顿河战线的同一地点作过战。俄国老兵指着他的鼻子说：“哈哈，你带枪进不了莫斯科，现在带钱进来了啊？”两人随即大笑碰杯，既为了掩盖尴尬，也为了灾难后的幸存……
有一次罗迪独自去荷兰，摩托车在一场大雨中熄了火。在他徒劳的修理过程中，漆黑的夜幕悄然降临。最后是一个荷兰男子在瓢泼大雨中帮助了他。当他在那男子家中的壁炉前烤衣服时，他意外地了解到主人是个犹太人，“二战”时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最后只有他一人活着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我这个德国人？”罗迪带有几分歉意地问道。主人沉静地反问道：“难道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我们还学不会和睦相处吗？”
罗迪老人讲到这里时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开始摘下眼睛去擦拭泪水……
“人应该学会反省和宽容，这一点是我从在荷兰的那次经历中学到的。”罗迪先生在谈话结束时这样说。
（摘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作者：朱维毅）（图片 201201-25-2 201201-25-1 图注：两张照片，61年之隔。左图为1941年刚加入国防军时的小伙子罗迪；右图为2002年述说“二战”经历的老年罗迪。 201201-25-4 图注：德军在打扫战场时用手枪对零星苏军重伤员进行“果断处置”。 201201-25-3 图注：1943年，罗迪和二哥（左）在苏联战场上相遇。这是兄弟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201-26-2 图注：1942年春天，罗迪（左侧的身穿背心者）和两个战友在乌克兰农村和女房东娜斯提亚等人一起过复活节时的合影。罗迪搂着房东的小女儿，两个光膀子的小伙子手里捧着房东给煮好的复活节彩色鸡蛋。 201201-26-1 图注：在1941年6月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中，中路集团军群的机械化部队向苏联国土纵深迅速推进（上图）。至当年的12月中旬，向德军投降的苏军士兵已达到300万人（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