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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退休的英国房地产经理约翰·德·露西在家中翻箱倒柜，被一个陈旧的木箱险些绊倒。
约翰对木箱颇为好奇，打开一看，是祖父威廉·詹姆斯·霍金中尉40年前留给他的珍贵遗物——数十张玻璃幻灯片——记录着一战期间，远离家乡5000英里的中国劳工的真实影像。
数十年来，中国劳工在英国一战时期的付出少有人知，约翰家的箱子重启了一段百余年前的记忆。2017年11月12日，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英国被忘却的军队》，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展示了有关一战华工的信件、日记和文件，从华工后代和历史学家的口中追忆这段未被记录的历史。这是英国主流媒体首次制作纪录片，来肯定华工对一战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欧洲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将成为大富翁。”
1916年至1918年时，这样的广告遍布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十多个省区的招工点。
山东莱芜牛泉镇上峪村农民毕粹德看到了这则广告，他对欧洲在哪，要去做什么茫然无措，只知道可以赚钱，唯一的遗憾是即将错过家中不到一周岁儿子的童年。
几年前，1914年7月，一战爆发，随着战争的演进，协约国一方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危机——前方战线缺人，后方急需劳力。难以为继时，英国一位军官提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
那时，灾荒和动乱使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仍处于极端贫困，尽管更多人是抱着“有去无回”的悲观心态，英法两国招募时提出的“丰厚”待遇仍让很多华工怀揣着“出国发财梦”。
而对政府而言，一方面，为了防止战火蔓延到中国，民国政府一开始便发表中立宣言并公布24款“局外中立条规”；可另一方面，一直在战败和割地赔款中循环的政府也想有所作为，提高国际地位，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
筹划着“皇帝梦”的袁世凯曾在1914年8月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达中国派兵参战的愿望，但没有被采纳。1915年，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提出“明守中立，暗示参加，以工代兵”计划。
当年年底，法国人陶履德打着进行农业开发的旗号来到北京，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是法国陆军部中校，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后来，北洋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由梁士诒控制的惠民公司专门负责招募及运送华工。
与此同时，英国虽然在1915年拒绝了中国人的建议，但私下里，他们还是利用其在山东威海卫的租借地，以及教会网络，悄悄地在山东和河北两省招募中国人。
这些招募计划一开始都是半官方的，直到在1917年中国宣布参战后，开始转由中国政府劳工部组织劳工输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西方世界的内部事务。从1916年5月输出第一批劳工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11月，相继有14万华工远涉重洋，4万余人为法国军队服务，9.6万为英国军队干活，他们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开始了他们曲折艰辛的劳工经历。
华工们剪掉长辫，登上码头，在夕阳中对着来送别的亲人们挥挥手，哼着《华工出洋歌》，甚至是敲着锣鼓、放着鞭炮登上了一场未知又充满死亡危险的旅程。
“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卖了命，至死不能回家乡。”提到当年出国时的感触，来自山东的劳工樊明修曾说。
1916年11月15日，山东荣成的毕绪忠拿到了华工第00001号登记单，成为一战时英国招募的华工第一人。
他到达威海卫英租界，排起长队，脱光衣服，接受体检。当时的检查很是严格，除了一些传染性疾病外，皮肤病、沙眼、痔疮及牙齿不全的候选者都被刷掉。
毕绪忠通过重重考验，英国的医生为他驱除了虱子、打了疫苗，他脱下旧袄，换上制服。工作人员又拿来一纸合同，仿照法国，合同上面也写着，“不得在危险区内雇用中国人”“中国劳工的待遇与英法两国工人平等”——虽说“平等”从未实现，但参加一战的中国劳工与此前被称为“猪仔”的出国劳工有了根本不同。
只不过，华工们多是文盲，面对着密密麻麻的文书，只能按下手印代替签名。他们不一定都能读懂合同条款，只是有着最朴素的理解——出去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挣十多块大洋呢。
当时的一块大洋能买30斤上等大米，将近10斤猪肉，即便是最壮的山东大汉，干体力活儿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块大洋就很是不错。
据华工后人崔树新回忆，当时赴欧的父亲崔志卿每月会往家寄30块大洋，足以保证一家老小衣食无忧——不过，崔志卿是副翻译兼正工头，和那些大字不识的底层华工区别很大。
心存期冀的毕绪忠和其他华工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头戴统一的宽檐帽，背着统一的背包涌上甲板。本來能承载几十人的船上，站满了成百上千的华工，“像牲畜一样被推挤到了船舱里”，远赴欧洲。
这条路程几乎穿越了大半个地球，一般要用时两个月左右。这些从未乘过船的中国劳工躲在狭小阴暗潮湿的船舱，吃尽了苦头，有人吃不惯船上的罐头，饥肠辘辘；有人晕船得厉害，跳海自杀；有人得病死去，被抛尸大海。
一路颠簸，华工们终于抵达英国，但他们也自此没有了名字，只得到一个刻有编号的黄铜手镯，是为发放工钱、分派任务的依据，直到合同期满归国才能取下。
一战西线战场，随着大批先进武器的发明和投入，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往。战场近乎屠场，数次大战役被称为“绞肉机”。
刚上船的时候，就有中国劳工因为恐惧亲上战场而恐慌，英方组织者百般安抚，称中国人“不必进入危险区”，来给众人定神。
可到达欧洲之后，事情就起了变化。
“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我们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后，英兵才进来，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时任第13营翻译的张邦永曾在《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文章中称，这与威海卫时所签订的合同是不相符的。
当时，大多数人都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清扫地雷、解运粮草、装卸给养……华工在前线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
甚至，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冲人英法阵地，修缮战壕的华工们不得不用铁锹、镐头与德军展开搏斗。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与法国用人的严守合同不同，英国对华工的管理是封闭制，在劳工合同中规定，中国劳工工作3年，每周工作7天，每天10小时。他们每年都有3天的假期，一天是农历新年，一天是端午节，一天是中秋节。轮班睡觉劳工休息时只能呆在营地——即使营地被德国人炮轰，他们也不得离开。
时任3营10连的华工严振盛曾称，生活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在战事吃紧和阴雨连绵时，即便是又烂又发霉的面条都不管够。“有一个阶段，我们竟7天7夜粒米未进，全靠挖野菜、吃萝卜度日。”
除了面临战争的死亡威胁之外，这些华工还遭受军队人员的歧视，而且必须服从“纪律”。为防止逃亡，华工们被禁止拥有平民服装，也不得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甚至禁止使用英国人的厕所。
尽管按照合同招募而来的华工是不该受英国军法约束的，但仍然有不少华工因为触犯了英国的权威而被军法处死，或者遭受酷刑。还有无法忍受虐待的华工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直到战后几年，营地被拆除时，其尸骨才被发现。
而因之前没见过飞机大炮枪林弹雨，在长期掩埋尸体以及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刺激下，很多华工的精神也出现了问题。
即便如此，华工的工作还是广受认可，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曾在回忆中评论，华工在特殊恶劣条件下工作，并能在那样的条件下依然沉着。
可是，并没人记得。
一战结束三周前，一幅名为《战争的圣殿》的巨画在巴黎公开展出。这幅画作构思于1914年，但在画作即将完成的1917年，美国参战了。为在画中加上美国人，创作者把原画中的华工完全涂掉。
来自山东莱芜牛泉镇上峪村农民毕粹德再也没有见到他未满一岁的儿子。
1919年9月27日，他在排弹的时候牺牲，留给家人的是一枚英国军方颁发的乔治五世勋章、一个用过的饭盒和勺子，在一战历史上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今年，毕粹德的孙女程玲（其父后改姓程，编者注）来到法国英军墓地祭奠祖父。
“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不知道如果我在活着的时候没能找到爷爷的葬身之所，我的子孙还要怎么去寻找。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能记录这段历史，那几年、几十年后，它（这段历史）就真可能不存在了。”
不少华工在一战前后长眠于欧洲，法国、比利时等地都建有华工墓地。法国的诺莱特村华人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设计师约翰设计，共有800余个墓位，一些失踪者的姓名也被刻在纪念碑上，上面刻着“鞠躬尽瘁”“勇往直前”“流芳百世”“虽死犹生”等中英文题词。
可是招募了近10万名华工的英国军队却没有为这些中国人的付出做什么，在英国，他们被遗忘了—个世纪。
“这些被遗忘一个世纪的华工，是他们的贡献使英国和欧洲有了今天的和平。”陈德梁说。
他前后任英国地方议员12年，2009年成为英国首位华人市长，现在是英女王大伦敦代表副官。
2014年，英国华人社会论坛主席刘中庆向他提起华工的历史，当听到有543名华工还在途中就被炮弹击中时，陈德梁深受触动，“确保我们铭记”也在那时展开，目的是为那些一百年前受英国招募、远赴欧洲战场作出贡献，却被英国遗忘至今的中国劳工立一块碑。
现在，陈德梁身为英国华人社会论坛副主席兼“确保我们铭记”建碑筹款负责人，据他介绍，纪念碑只在伦敦立一个，以传统华表的形式，预計纪念碑将高达9.6米，每一米代表一万名来欧洲的华工。纪念碑基座四周刻有浮雕，分别显示华工离开故乡，经过漫长的水路来到欧洲，参与工作和返回家乡四个场景，目的是展示华工的辛劳。
2017年11月11日上午，一战停战99周年，即英国阵亡将士纪念日，30多名华侨华人和英国友人来到伦敦和平纪念碑前，在纪念一战英军阵亡将士的一长串花环中，有一个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着“中国劳工旅将被永远铭记”。这也是英国首次在正式活动中纪念参与一战的中国劳工。
参加仪式的华人导演谢家声准备以一战华工的故事创作一个电影剧本，讲述华工和英国军人之间的故事和友谊，希望通过电影语言让更多英国人了解这段被埋没的历史。
“中国人不能忘记，百年之前，这群中国劳工如何为国家赢得尊严。”
（冼国安荐自《看天下》）
责编：Ester
约翰对木箱颇为好奇，打开一看，是祖父威廉·詹姆斯·霍金中尉40年前留给他的珍贵遗物——数十张玻璃幻灯片——记录着一战期间，远离家乡5000英里的中国劳工的真实影像。
数十年来，中国劳工在英国一战时期的付出少有人知，约翰家的箱子重启了一段百余年前的记忆。2017年11月12日，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英国被忘却的军队》，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展示了有关一战华工的信件、日记和文件，从华工后代和历史学家的口中追忆这段未被记录的历史。这是英国主流媒体首次制作纪录片，来肯定华工对一战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百大洋卖了命，至死不能回家乡”
“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欧洲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将成为大富翁。”
1916年至1918年时，这样的广告遍布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十多个省区的招工点。
山东莱芜牛泉镇上峪村农民毕粹德看到了这则广告，他对欧洲在哪，要去做什么茫然无措，只知道可以赚钱，唯一的遗憾是即将错过家中不到一周岁儿子的童年。
几年前，1914年7月，一战爆发，随着战争的演进，协约国一方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危机——前方战线缺人，后方急需劳力。难以为继时，英国一位军官提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
那时，灾荒和动乱使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仍处于极端贫困，尽管更多人是抱着“有去无回”的悲观心态，英法两国招募时提出的“丰厚”待遇仍让很多华工怀揣着“出国发财梦”。
而对政府而言，一方面，为了防止战火蔓延到中国，民国政府一开始便发表中立宣言并公布24款“局外中立条规”；可另一方面，一直在战败和割地赔款中循环的政府也想有所作为，提高国际地位，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
筹划着“皇帝梦”的袁世凯曾在1914年8月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达中国派兵参战的愿望，但没有被采纳。1915年，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提出“明守中立，暗示参加，以工代兵”计划。
当年年底，法国人陶履德打着进行农业开发的旗号来到北京，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是法国陆军部中校，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后来，北洋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由梁士诒控制的惠民公司专门负责招募及运送华工。
与此同时，英国虽然在1915年拒绝了中国人的建议，但私下里，他们还是利用其在山东威海卫的租借地，以及教会网络，悄悄地在山东和河北两省招募中国人。
这些招募计划一开始都是半官方的，直到在1917年中国宣布参战后，开始转由中国政府劳工部组织劳工输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西方世界的内部事务。从1916年5月输出第一批劳工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11月，相继有14万华工远涉重洋，4万余人为法国军队服务，9.6万为英国军队干活，他们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开始了他们曲折艰辛的劳工经历。
华工们剪掉长辫，登上码头，在夕阳中对着来送别的亲人们挥挥手，哼着《华工出洋歌》，甚至是敲着锣鼓、放着鞭炮登上了一场未知又充满死亡危险的旅程。
“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卖了命，至死不能回家乡。”提到当年出国时的感触，来自山东的劳工樊明修曾说。
“像牲畜一样被推挤到了船舱里”
1916年11月15日，山东荣成的毕绪忠拿到了华工第00001号登记单，成为一战时英国招募的华工第一人。
他到达威海卫英租界，排起长队，脱光衣服，接受体检。当时的检查很是严格，除了一些传染性疾病外，皮肤病、沙眼、痔疮及牙齿不全的候选者都被刷掉。
毕绪忠通过重重考验，英国的医生为他驱除了虱子、打了疫苗，他脱下旧袄，换上制服。工作人员又拿来一纸合同，仿照法国，合同上面也写着，“不得在危险区内雇用中国人”“中国劳工的待遇与英法两国工人平等”——虽说“平等”从未实现，但参加一战的中国劳工与此前被称为“猪仔”的出国劳工有了根本不同。
只不过，华工们多是文盲，面对着密密麻麻的文书，只能按下手印代替签名。他们不一定都能读懂合同条款，只是有着最朴素的理解——出去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挣十多块大洋呢。
当时的一块大洋能买30斤上等大米，将近10斤猪肉，即便是最壮的山东大汉，干体力活儿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块大洋就很是不错。
据华工后人崔树新回忆，当时赴欧的父亲崔志卿每月会往家寄30块大洋，足以保证一家老小衣食无忧——不过，崔志卿是副翻译兼正工头，和那些大字不识的底层华工区别很大。
心存期冀的毕绪忠和其他华工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头戴统一的宽檐帽，背着统一的背包涌上甲板。本來能承载几十人的船上，站满了成百上千的华工，“像牲畜一样被推挤到了船舱里”，远赴欧洲。
这条路程几乎穿越了大半个地球，一般要用时两个月左右。这些从未乘过船的中国劳工躲在狭小阴暗潮湿的船舱，吃尽了苦头，有人吃不惯船上的罐头，饥肠辘辘；有人晕船得厉害，跳海自杀；有人得病死去，被抛尸大海。
一路颠簸，华工们终于抵达英国，但他们也自此没有了名字，只得到一个刻有编号的黄铜手镯，是为发放工钱、分派任务的依据，直到合同期满归国才能取下。
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
一战西线战场，随着大批先进武器的发明和投入，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往。战场近乎屠场，数次大战役被称为“绞肉机”。
刚上船的时候，就有中国劳工因为恐惧亲上战场而恐慌，英方组织者百般安抚，称中国人“不必进入危险区”，来给众人定神。
可到达欧洲之后，事情就起了变化。
“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我们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后，英兵才进来，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时任第13营翻译的张邦永曾在《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文章中称，这与威海卫时所签订的合同是不相符的。
当时，大多数人都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清扫地雷、解运粮草、装卸给养……华工在前线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
甚至，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冲人英法阵地，修缮战壕的华工们不得不用铁锹、镐头与德军展开搏斗。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与法国用人的严守合同不同，英国对华工的管理是封闭制，在劳工合同中规定，中国劳工工作3年，每周工作7天，每天10小时。他们每年都有3天的假期，一天是农历新年，一天是端午节，一天是中秋节。轮班睡觉劳工休息时只能呆在营地——即使营地被德国人炮轰，他们也不得离开。
时任3营10连的华工严振盛曾称，生活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在战事吃紧和阴雨连绵时，即便是又烂又发霉的面条都不管够。“有一个阶段，我们竟7天7夜粒米未进，全靠挖野菜、吃萝卜度日。”
除了面临战争的死亡威胁之外，这些华工还遭受军队人员的歧视，而且必须服从“纪律”。为防止逃亡，华工们被禁止拥有平民服装，也不得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甚至禁止使用英国人的厕所。
尽管按照合同招募而来的华工是不该受英国军法约束的，但仍然有不少华工因为触犯了英国的权威而被军法处死，或者遭受酷刑。还有无法忍受虐待的华工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直到战后几年，营地被拆除时，其尸骨才被发现。
而因之前没见过飞机大炮枪林弹雨，在长期掩埋尸体以及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刺激下，很多华工的精神也出现了问题。
即便如此，华工的工作还是广受认可，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曾在回忆中评论，华工在特殊恶劣条件下工作，并能在那样的条件下依然沉着。
可是，并没人记得。
一战结束三周前，一幅名为《战争的圣殿》的巨画在巴黎公开展出。这幅画作构思于1914年，但在画作即将完成的1917年，美国参战了。为在画中加上美国人，创作者把原画中的华工完全涂掉。
“中国劳工旅将被永远铭记”
来自山东莱芜牛泉镇上峪村农民毕粹德再也没有见到他未满一岁的儿子。
1919年9月27日，他在排弹的时候牺牲，留给家人的是一枚英国军方颁发的乔治五世勋章、一个用过的饭盒和勺子，在一战历史上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今年，毕粹德的孙女程玲（其父后改姓程，编者注）来到法国英军墓地祭奠祖父。
“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不知道如果我在活着的时候没能找到爷爷的葬身之所，我的子孙还要怎么去寻找。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能记录这段历史，那几年、几十年后，它（这段历史）就真可能不存在了。”
不少华工在一战前后长眠于欧洲，法国、比利时等地都建有华工墓地。法国的诺莱特村华人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设计师约翰设计，共有800余个墓位，一些失踪者的姓名也被刻在纪念碑上，上面刻着“鞠躬尽瘁”“勇往直前”“流芳百世”“虽死犹生”等中英文题词。
可是招募了近10万名华工的英国军队却没有为这些中国人的付出做什么，在英国，他们被遗忘了—个世纪。
“这些被遗忘一个世纪的华工，是他们的贡献使英国和欧洲有了今天的和平。”陈德梁说。
他前后任英国地方议员12年，2009年成为英国首位华人市长，现在是英女王大伦敦代表副官。
2014年，英国华人社会论坛主席刘中庆向他提起华工的历史，当听到有543名华工还在途中就被炮弹击中时，陈德梁深受触动，“确保我们铭记”也在那时展开，目的是为那些一百年前受英国招募、远赴欧洲战场作出贡献，却被英国遗忘至今的中国劳工立一块碑。
现在，陈德梁身为英国华人社会论坛副主席兼“确保我们铭记”建碑筹款负责人，据他介绍，纪念碑只在伦敦立一个，以传统华表的形式，预計纪念碑将高达9.6米，每一米代表一万名来欧洲的华工。纪念碑基座四周刻有浮雕，分别显示华工离开故乡，经过漫长的水路来到欧洲，参与工作和返回家乡四个场景，目的是展示华工的辛劳。
2017年11月11日上午，一战停战99周年，即英国阵亡将士纪念日，30多名华侨华人和英国友人来到伦敦和平纪念碑前，在纪念一战英军阵亡将士的一长串花环中，有一个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着“中国劳工旅将被永远铭记”。这也是英国首次在正式活动中纪念参与一战的中国劳工。
参加仪式的华人导演谢家声准备以一战华工的故事创作一个电影剧本，讲述华工和英国军人之间的故事和友谊，希望通过电影语言让更多英国人了解这段被埋没的历史。
“中国人不能忘记，百年之前，这群中国劳工如何为国家赢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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