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宗族到社会的转变是历史的一般性规律。孝文化内生于宗族乡党，作为德育之本是形而上的哲学内核;和文化则是孝文化的价值接受者的自觉行为规范，在宗族乡党之间实现“齐家”，随后追求治国与平天下的哲学境界，内圣而外王。二者哲学与价值上的内涵在宗族中合二为一，追求家和万事兴;外延在社稷中实现统一，讲求以和为贵。
　　【关键词】 道德之维;孝文化;和文化;哲学逻辑;价值逻辑
　　【中图分类号】B823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059-02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先进文化植根于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的体现。坚持文化自信，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革故鼎新，故而坚持的是文化底色、是最深沉的文化基因;而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兼收并蓄，其哲学内核和道德之维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人文社科学者从教育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等角度不断反思和探究的基础性问题。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社会”这一概念，“社”指宗族乡党，传统的人文层面只有“宗族”与“天下”两个维度;将文化基因问题分为这两个维度放入历史文化演变中去考察，或属思路更新。
　　一、“家和万事兴”下的“孝”“和”共生
　　“家和万事兴”出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原文语境为苟才劝解苟太太以：“大凡一家人家过日子，总得要和和气气，从来说家和万事兴，何况媳妇又没犯什么事！”[1]这是在宗族家庭层面“孝”与“和”文化典型的共生情形。苟太太以其儿媳早晚请安的礼节不周到，斥为“不孝”而大发雷霆，于是家庭因不孝失和，苟才为维护家庭和气而劝解，并言明媳妇并无不孝，家庭没有失和的理由。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为避免家庭因孝失和，早在《孟子》便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提出向幼学者灌输孝悌之义;清人黄绍箕进一步总结提出：德育之本在家族乡党，家族乡党之俗善，然后学校之教，不劳而成，将“孝”文化的传承固定在家族乡党。
　　相反的，家庭是否又会因“不和”而不孝。至圣先师孔子座下七十二贤人，至孝闵子位居其中，在《闵子御车》描述闵子被后母苛待，身穿芦花袄，于凛冽寒风中被父亲鞭打仍维护后母，以“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之言名垂千古，一般而言家庭并不会因不和谐而导致不孝。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同于人性本善是天经地义的。
　　在宗族乡党之间的关系处理中，“孝”为哲学核心，既是形而上的评价又是实践操作的道德之维。在宗族乡党，“和”与“不和”会因礼节的周到与否而转化，而“和”本身即寓于“礼”，属“礼”的固有之义，受“孝”的决定和直接影响，即“和”从属于“孝”的哲学和价值范畴。
　　二、入孝出悌中的“孝”与“和”转化
　　传统的哲学将“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作为个体与社稷相联系的贯通解释，这是整个传统社会一以贯之的。“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2]，人道也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圣人治天下必先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特点就是勇敢、敢于发出“天问”，荀子的《天论篇》犀利地指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3]，传统先民对待“人与人”和“人与天”的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对待人与人关系的处理，是真诚而谨慎的，以礼待人、以和为贵;孔子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以亲仁”[4]作为世人行为操守准则。“入则孝”前文已述，“孝”可致家和、齐家，而“出则悌”，“出”指弟子离家进入“社”，“悌”在《说文解字》以“善兄弟也，从心弟声，经典通用弟”本指敬重宗族乡党;弟子出离宗族仍以“弟”自持，以“善兄弟”待人，这即是将用之于家族的“孝”文化进行泛化与外延。
　　古时教育子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朱子在《孟子集注》中特别点出“谨庠序之教，庠序皆学名”，也即宗族弟子在学宫学习的基本之义是“孝悌之义”，这是宗族乡党的德育之本。弟子加冠后“行万里路”以逞“平天下”之志，其对“人道”的基本态度只能是以“孝悌之义”外延来的“弟”，宗族乡党之外的“悌”属“礼”的范畴，所谓“温良恭俭让”即是“礼之用，和为贵”的根本之义。故而在社会层面，以“悌”待人实际是“和为贵”的直接表现，“和”文化是价值评价标准，其思想内核仍是“孝悌”的外延;弟子入则以孝而和、家齐，出则为和而悌、平天下，内圣而外王。
　　三、孝、和文化的价值构联思考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行也应该从哪里开始。孝文化与和文化的价值体系如何逻辑化的一体建构，这个问题只能放入传统文化语境中考量，寻求其最根本的联系。传统哲学最根本的追求在于“内圣外王”，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这与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事实上为相同的意境，并非是政治上的“王天下”而是趋于“道”，是个人哲学修养从宗族的小我到社稷的大我的境界贯通和道德上的至高实现，也即是实现了自身的孝与外界的和的最终辩证统一。
　　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与个人修持无一不将趋于“道”作为明确的方向，“道”是不可名的真理，圣人无名，趋于道也即是人趋于真。未入世前，在宗族学习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规范自身的价值取向，其核心是使宗族子弟在“孝”的旗帜下成为“人”并实现“仁”的理想境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宗族哲学是反经济决定论的，宗族的扩大伴随着自身内部的小家庭不断分家析产，可以说大家族不断地转化为小家庭，包括析产等经济问题在内的矛盾也在不断出现，宗族本身开始成为社会的基本雏形，如果没有思想基础与价值观念的构联，仅凭愈加稀薄的血脉联系，宗族很容易便分崩离析。 　　宗族的德育却恰恰是维护其内部基本稳定的常规工具，事物的稳定存在就必须要能够包含致其毁灭的东西，正是有了宗族向社会转变的稳定运动趋势，宗族子弟在受到德育之后，才能在宗族内首先实现价值观念的塑造，经济本身开始反传统的宗族乡党，而宗族子弟的价值理念又是反对这种经济上的制裁，宗族与社会的存在开始以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其根源即在于宗族子弟达到了“仁”的境界，自身的哲学与道德观念开始出现正向反哺。
　　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时代性，“孝”与“和”作为传统文明中宗族和社稷两个层面的道德之维，在哲学上它们具有内涵与外延的复杂联系，把握住其作为“德育之本”的底色，取其“体”，创新其“用”，这也即是当代德育工程和良好家风建设的理论来源和价值基础。
　　《白虎通义》以：“天子，父天母地”，自是引人尊崇;到近代的《劝学篇》以：“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民国时代的德育则均“取服从主义”[5]，其内在无不是将“孝悌之义”与阶级统治紧密联系。
　　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传统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底蕴存在，要适应阶级性的人，因而当代孝文化与和文化这两个道德维度的逻辑建构，必须立足于目前所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文化内化为国家层面的和谐，孝文化内化为个人层面的友善，二者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再次实现融合与共生。
　　作为经天纬地的道德之维，孝文化与和文化在家庭与社会运行中发挥着极端重要的润滑剂作用，其根本还是实现“人”向“仁”的转变，对此传统的道德评价是“人不知，而不愠”，这事实上就是学为己的究极答案。
　　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家庭的良好家风、乡里的公序良俗和社会治理方面的良性運转，无一不是取决于具体角色的人。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其价值培育的统一是一个思路，特别是在经济基础上人的阶层或价值取向趋向多样化选择的情况下，以道德领域中价值观念与理想信念的统一代替经济上的联系，总是较为稳固的。当然经济基础层面的经济高度运转与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矛盾不断产生，本身也是其哲学逻辑和价值逻辑构联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及网络上不时出现一些公众事件，引起社会群众对道德伦理问题的讨论与争议，道德滑坡的论调层出不穷。
　　社会真的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必然出现道德与伦理的沉沦吗？这个问题一时仿佛没有被从哲学上解释，导致不少年轻人在思想上出现了混乱、认知上出现偏差。
　　本文从中西方哲学基本概念入手，认为目前社会道德的争议或因道德转轨所致。中国传统哲学在个人修止上讲究“学为己”，讲究自身的境界与保持慎独;西方则要求释放天性，保持活泼并向本我靠近。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正在建构，传统道德的影响尚存而又面临着泰西冲击，以致新旧交替的时期出现认知上的乱象，其主体事实上是人而非道德，不可否认的是传统道德在蜕变为公序良俗的过程中又将是一场嬗变。
　　参考文献：
　　[1]（清）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长沙：岳麓书社，2014：516.
　　[2]（西汉）戴圣纂辑.礼记[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47.
　　[3]（先秦）荀况.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205.
　　[4]（春秋）孔子.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18：7.
　　[5]袁世凯.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J].教育杂志，1917，
　　（04）.
　　作者简介：
　　吴祖尧，男，汉族，安徽宿州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与传统文化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