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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文明形成所涉及的空间范畴接近整个地中海世界—在历时千年的过程中，诸多政权与社会群体在持续的互动中此消彼长，形成复杂的政治遗产。面对大量出土资料，在描述区域文化间风格差别的同时把握社会变革的宏观特征，是考古分析向史识转化的必经之路。这要求学者反复思考作为研究工具的考古学分类，兼顾不同时空尺度，服务于自己的问题。
考古学文化表现出区域物质文化特征趋同之势。在考古学工作之初，学者用零星发现的考古学遗址及其器物群来概括区域文化的典型特征，彼此之间的空白地带成为不同文化传统的边界。工作日久，空白得以逐渐填补，黑与白的差别变成不同程度的灰，连接起史前社会连绵不断的文明传统。因此，考古学文化命名越来越多、越分越细的趋势反映出的并不是史前社会的真实特征，而是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所内在的排他性。这在讨论青铜时代文化交流时尤为显著—距今四千年前，阴山以北是横跨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传统，以南则是各种地域性龙山文化，空间尺度差距悬殊。物质文化分布空间的连续性，以及跨区域互动网络中的流动性与多样性，都需要设计宏观的框架来描述与解释龙山社会变革的核心态势。
在地理学界用胡焕庸线来表达中国人口与地形二元性特征的同时，考古学家也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影响下，使用东西、高低的二元格局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区域互动—仰韶、夏、周在西，龙山、殷商在东，此起彼伏。此后，对仰韶与龙山文化关系的认识从空间差别变为时代先后，东西二元空间框架逐渐淡出学术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中原与边地的解释框架，其中以童恩正的半月形交流带为学界熟知，特点是把关中、晋南盆地与黄土高原区分开来，并入以嵩洛为中心的中原。然而，这个以人文地理上的中原为前提的空间体系无法把“何以中原”作为考古学问题。
以地形与水系作为空间分类的基础，用“高地龙山社会”和“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两个概念来描述巨变中的龙山社会涉及的频繁互动、跨区域网络、文化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遗产，有助于在中原—边地二元框架之外思考三代历史空间的形成。高地龙山社会概括了太行山脉与河西走廊之间龙山时代区域文化及地方类型—高原水系为相关社会提供的交流网络和共同生业传统，特别是连接高原河谷、高地与低地的廊道，例如太行八陉、崤函古道、泾渭河谷、洛阳盆地、商洛走廊、藏彝走廊等。因此高地龙山社会范围包括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以及青藏高原东部。
以斝、鬲等空三足器和双耳罐为核心的造型、技术与装饰传统在黄土高原、关中盆地、晋南盆地等地广为分布，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物质文化核心特征。位于空三足器分布區之外的四川盆地和河西走廊也由于与上述区域的紧密联系而属于高地龙山社会。高地龙山社会与蒙古高原为邻，因此成为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社会交往的门户地带。与北亚、中亚社会之间的交流，导致龙山农耕社会中畜牧经济和冶金业的发端。同时，长江下游良渚文明崩溃后，东方玉琮造型传统通过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晚期社会传播到高地龙山社会，成为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玉器作坊中频繁出现的器型。因此，祁连山的玉矿与马鬃山玉矿、铜矿在龙山时代先后得到开发—高地社会玉器时代、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中国青铜时代形成期三个时间概念基本重叠，共同描述龙山时代幅度广阔的巨变。
作为高地龙山社会中的两个重要都邑，陶寺和石峁达到三至四平方公里规模，并在聚落布局、陶器传统、葬俗玉器等方面具有共性。其物质文化传统不但把晋南盆地和晋陕高原连在一起，而且显示它们与关中、河湟、洮岷以及河西走廊等西部传统存在频繁交流。同时，它们与东方的王城岗、瓦店、平粮台、禹会、尧王城、两城镇、桐林、后岗、孟庄等龙山古城遥相呼应，构成以淮河水系为主干的交流网络。其中，日照尧王城与两座高地龙山都邑规模相当，其他则是中小型城址。东方龙山社会中延续了从裴李岗时代以来数千年的鼎食传统，并把在良渚—大汶口社会中已经日臻完善的精酿与宴饮传统推向巅峰。
从北向南，太行东麓与古黄河下游河道之间的河内（豫北冀南）以及商洛走廊南端的南阳盆地，都出现高地龙山社会的印记。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的双耳罐以及北亚风格的铜矛窖藏，成为具有冶金矿业知识的高地龙山社会南下秦岭南麓绿松石矿、朱砂矿以及江汉铜矿区的考古证据。由于穿越太行的河流多在河内汇入古黄河，使得河内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的延伸。因此，汤阴白营、磁县下潘旺等河内遗址中，具有陶寺文化特征的陶器和高地龙山双耳罐与东方陶器一起出现。这些龙山聚落成为龙山社会交流网络的重要枢纽，也是各种知识会聚的地方。通过这种远程交换网络，镶嵌绿松石片腕饰、货贝、玉器等龙山社会贵族文化标志，分布范围跨越黄河上中游与东方海滨。
距今三千八九百年前龙山都邑的衰落开启后龙山时代政治版图的重组，导致此后历时千年的高地龙山社会的逐渐分野与中原三代政治传统的形成。在二里头崛起的前夜，在洛阳盆地的花地嘴、商洛走廊中的东龙山等遗址出现具有典型高地特征的陶器群与玉器。同时，在嵩山东麓兴起新砦古城—位于高地与平原交会地带的嵩洛地区成为后龙山时代政治发展的中心舞台。洛阳盆地中二里头都邑的崛起标志着中原青铜时代政治传统的形成。虽然其规模与陶寺和石峁基本相当，但物质文化传统中的复合特征赋予二里头空前的创造力。二里头出现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铜铃、青铜铸造技术、货贝项饰、牙璋等来自高地龙山社会贵族物质文化传统，其日用陶器传统则体现出高地与低地的混合特征—作为其主要炊具的深腹罐和陶鼎都来自淮河流域造型传统，而许多陶器又体现高地作坊的制作与装饰技法。二里头陶器群的分布范围显示其政治网络北达晋南，南至江汉，西抵关中，东到淮中，勾勒出早期中原政治地理空间的范畴。
陶寺、南石—方城、周家庄等龙山晚期大型聚落的衰落导致二里头时代晋南盆地人口锐减，在嵩洛与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人烟稀少的分隔区。在二里头政权控制范围之外，黄土高原北部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高地龙山记忆群体在石峁古城衰落之后传承着当地袋足鬲造型与装饰传统，并与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齐家文化晚期分布区内的高地社会保持互动，形成独立于二里头的政治网络，形成中原和北方社会的第一次分野。
考古学文化表现出区域物质文化特征趋同之势。在考古学工作之初，学者用零星发现的考古学遗址及其器物群来概括区域文化的典型特征，彼此之间的空白地带成为不同文化传统的边界。工作日久，空白得以逐渐填补，黑与白的差别变成不同程度的灰，连接起史前社会连绵不断的文明传统。因此，考古学文化命名越来越多、越分越细的趋势反映出的并不是史前社会的真实特征，而是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所内在的排他性。这在讨论青铜时代文化交流时尤为显著—距今四千年前，阴山以北是横跨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传统，以南则是各种地域性龙山文化，空间尺度差距悬殊。物质文化分布空间的连续性，以及跨区域互动网络中的流动性与多样性，都需要设计宏观的框架来描述与解释龙山社会变革的核心态势。
在地理学界用胡焕庸线来表达中国人口与地形二元性特征的同时，考古学家也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影响下，使用东西、高低的二元格局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区域互动—仰韶、夏、周在西，龙山、殷商在东，此起彼伏。此后，对仰韶与龙山文化关系的认识从空间差别变为时代先后，东西二元空间框架逐渐淡出学术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中原与边地的解释框架，其中以童恩正的半月形交流带为学界熟知，特点是把关中、晋南盆地与黄土高原区分开来，并入以嵩洛为中心的中原。然而，这个以人文地理上的中原为前提的空间体系无法把“何以中原”作为考古学问题。
以地形与水系作为空间分类的基础，用“高地龙山社会”和“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两个概念来描述巨变中的龙山社会涉及的频繁互动、跨区域网络、文化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遗产，有助于在中原—边地二元框架之外思考三代历史空间的形成。高地龙山社会概括了太行山脉与河西走廊之间龙山时代区域文化及地方类型—高原水系为相关社会提供的交流网络和共同生业传统，特别是连接高原河谷、高地与低地的廊道，例如太行八陉、崤函古道、泾渭河谷、洛阳盆地、商洛走廊、藏彝走廊等。因此高地龙山社会范围包括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以及青藏高原东部。
以斝、鬲等空三足器和双耳罐为核心的造型、技术与装饰传统在黄土高原、关中盆地、晋南盆地等地广为分布，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物质文化核心特征。位于空三足器分布區之外的四川盆地和河西走廊也由于与上述区域的紧密联系而属于高地龙山社会。高地龙山社会与蒙古高原为邻，因此成为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社会交往的门户地带。与北亚、中亚社会之间的交流，导致龙山农耕社会中畜牧经济和冶金业的发端。同时，长江下游良渚文明崩溃后，东方玉琮造型传统通过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晚期社会传播到高地龙山社会，成为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玉器作坊中频繁出现的器型。因此，祁连山的玉矿与马鬃山玉矿、铜矿在龙山时代先后得到开发—高地社会玉器时代、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中国青铜时代形成期三个时间概念基本重叠，共同描述龙山时代幅度广阔的巨变。
作为高地龙山社会中的两个重要都邑，陶寺和石峁达到三至四平方公里规模，并在聚落布局、陶器传统、葬俗玉器等方面具有共性。其物质文化传统不但把晋南盆地和晋陕高原连在一起，而且显示它们与关中、河湟、洮岷以及河西走廊等西部传统存在频繁交流。同时，它们与东方的王城岗、瓦店、平粮台、禹会、尧王城、两城镇、桐林、后岗、孟庄等龙山古城遥相呼应，构成以淮河水系为主干的交流网络。其中，日照尧王城与两座高地龙山都邑规模相当，其他则是中小型城址。东方龙山社会中延续了从裴李岗时代以来数千年的鼎食传统，并把在良渚—大汶口社会中已经日臻完善的精酿与宴饮传统推向巅峰。
从北向南，太行东麓与古黄河下游河道之间的河内（豫北冀南）以及商洛走廊南端的南阳盆地，都出现高地龙山社会的印记。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的双耳罐以及北亚风格的铜矛窖藏，成为具有冶金矿业知识的高地龙山社会南下秦岭南麓绿松石矿、朱砂矿以及江汉铜矿区的考古证据。由于穿越太行的河流多在河内汇入古黄河，使得河内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的延伸。因此，汤阴白营、磁县下潘旺等河内遗址中，具有陶寺文化特征的陶器和高地龙山双耳罐与东方陶器一起出现。这些龙山聚落成为龙山社会交流网络的重要枢纽，也是各种知识会聚的地方。通过这种远程交换网络，镶嵌绿松石片腕饰、货贝、玉器等龙山社会贵族文化标志，分布范围跨越黄河上中游与东方海滨。
距今三千八九百年前龙山都邑的衰落开启后龙山时代政治版图的重组，导致此后历时千年的高地龙山社会的逐渐分野与中原三代政治传统的形成。在二里头崛起的前夜，在洛阳盆地的花地嘴、商洛走廊中的东龙山等遗址出现具有典型高地特征的陶器群与玉器。同时，在嵩山东麓兴起新砦古城—位于高地与平原交会地带的嵩洛地区成为后龙山时代政治发展的中心舞台。洛阳盆地中二里头都邑的崛起标志着中原青铜时代政治传统的形成。虽然其规模与陶寺和石峁基本相当，但物质文化传统中的复合特征赋予二里头空前的创造力。二里头出现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铜铃、青铜铸造技术、货贝项饰、牙璋等来自高地龙山社会贵族物质文化传统，其日用陶器传统则体现出高地与低地的混合特征—作为其主要炊具的深腹罐和陶鼎都来自淮河流域造型传统，而许多陶器又体现高地作坊的制作与装饰技法。二里头陶器群的分布范围显示其政治网络北达晋南，南至江汉，西抵关中，东到淮中，勾勒出早期中原政治地理空间的范畴。
陶寺、南石—方城、周家庄等龙山晚期大型聚落的衰落导致二里头时代晋南盆地人口锐减，在嵩洛与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人烟稀少的分隔区。在二里头政权控制范围之外，黄土高原北部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高地龙山记忆群体在石峁古城衰落之后传承着当地袋足鬲造型与装饰传统，并与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齐家文化晚期分布区内的高地社会保持互动，形成独立于二里头的政治网络，形成中原和北方社会的第一次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