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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5月22日出生在湖南长沙市三兴街李福星棉絮铺内。1914年，李富春考入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又称长郡中学）。1918年4月，李富春从长郡中学毕业。
此时，恰逢曾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极力倡导中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年仅19岁的李富春赴法国勤工俭学，走上了寻求进步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李富春生平中最突出的闪光点是，他从1938年担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起，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直负责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堪称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李富春对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贡献，从历史过程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李富春是开展延安大生产运动，克服严重财政经济困难的具体组织领导者。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局面的不断扩大靠的是三大运动，即敌后抗战运动、整风学习运动、大生产运动。没有敌后抗战和一个一个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没有我党领导下抗战力量的扩大。整风学习为敌后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导，大生产为敌后抗战提供了物质支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
我党学会生产既是形势所逼，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形势所逼就是毛泽东说的要不就饿死或解散，要不就自己动手搞饭吃、搞衣穿。从不自觉到自觉解决了人们对生产是人类生存基础的正确认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劳心和劳力是对立的，士大夫是轻视生产劳动和经济技术工作的。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一大原因。当时延安一部分人中也存在着轻视生产劳动和经济技术工作的问题，女同志愿意嫁给政治工作者和军事工作者，不愿意嫁给经济技术工作者。从1938年起，李富春开始具体组织边区的生产，领导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每年在延安都由他主持召开生产动员大会、生产总结和表彰大会。他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在延安树立了生产劳动光荣、经济技术工作光荣的新观念。
李富春也是延安生产运动的发起人。据他人回忆，开始时，留守边区部队一个看守仓库的小分队养猪、种菜效果很好。有人向李富春反映，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而开始在边区留守部队和整个边区推广生产运动。在南泥湾开荒生产的三五九旅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南泥湾这块地方是李富春陪同朱德进行多次勘察后选定的。
为推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李富春主持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他总结南区合作社把两斤棉花交给纺纱者，然后只收回一斤纱的做法，制定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政策，使边区境内村村织机响起来，家家纺车转起来。机关木炭生产和运输中，李富春制定了“二八分红”的政策，使效率提高一倍。毛泽东称赞“二八分红”解决了机关一大困难。李富春提出“把自然科学应用到边区的生产实践上去”，对提高边区的生产效率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边区部队和党中央机关丰衣足食的问题，而且使边区老百姓的粮食富裕起来。中国共产党不仅靠这个坚持了抗日战争，而且靠这个打败了胡宗南。周恩来曾说：“胡宗南向延安进攻，我们撤出延安，在陕北打游击，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是最艰苦的横山山区，老百姓家存的粮食都是满缸满仓的。我们就靠这个打了三年的解放战争，胡宗南的部队无可奈何。”
总体来看，李富春具体组织领导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为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日大后方，为党中央领导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日后打败胡宗南创造了物质前提；为扭转几千年来士大夫轻视经济技术工作的落后观念开创了新境界；为建国后开展经济技术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第二，李富春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的后勤工作、财经工作和工业及铁路交通的恢复工作，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率先倡导者和组织实施者。 东北西接蒙古、北靠苏联、东连朝鲜，军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北当时是中国重工业的首要地区，70%以上的钢铁生产和轧钢能力集中在东北，40%的铁路集中在东北，经济地位极为重要。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东北很快成为中国国内时局关注的焦点。
东北是当时解放区内重要城市最多的地区。1948年6月，李富春在东北财经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已处在从掌握乡村转入掌握城市的过程中，这在全国是准备的问题，而在东北已是现实的问题。如果东北的城市工作摸到了经验，则将有利于全国。”接管城市首先要保护城市、保护机器、保护工商业。据当时担任哈尔滨市市长的刘达回忆，哈尔滨市接管过程中松江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已选好几百农民准备进城挖财宝。刘达感到没法干了，去求助主管东北局财经工作的李富春。李富春说：“你不要辞职，这个问题我召开东北局会议解决。”李富春当即召开东北局在哈委员会议，经过一番激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农民进城挖财宝这个行动，保护了哈尔滨的工商业。李富春领导的东北城市接管工作和工作重心转变的先行先试，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
城市工作的中心是工业生产，这在当时的东北尤其突出。李富春说：“恢复与发展东北的工业，是全国走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李富春到沈阳后，第一件工作就是恢复鞍钢生产。李富春要求去鞍钢的叶季壮等要争取、团结工程技术人员。鞍钢生产的恢复是从总工程师终于同意出山开始的。鞍钢举行开工典礼，李富春亲自去抓，并在会上作了动员。东北工业的恢复有力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靠的是东北工厂生产的炮弹和支前民工的手推车。
开国之初，东北的粮食生产和运输对稳定沪汉京津的物价起了压台的作用。1949年8月，李富春想办法从东北挤出足够的粮食支援上海，单大米一项就达20万吨。12月，陈云要求东北必须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李富春和叶季壮具体负责下，保证了中财委从东北调粮进京计划的实现，满足了北京和天津对粮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稳定了人心。
第三，李富春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与组织实施，是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的主要主持者。
此后五年，李富春按照八字方针抓调整，到1965年底终于战胜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工农业生产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李富春之所以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取得那么大的成绩与他崇高的品德、出色的才能和智慧是分不开的。
李富春是一位忠贞如一的人。他自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忠心耿耿，终生不渝。他从法国到苏联参加中共旅莫支部领导工作期间，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对团体忠诚、诚恳、有相当研究，且有活动能力，做组长负责。”此后，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从没有退缩过；在敌人的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没有灰心过。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将生前多年积蓄的10万元存款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赵朴初在纪念李富春的诗中写道：“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他确实是一位这样的人。
李富春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人。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受米夫器重在党内如日中天时，李富春却向中央指出：王明“对于实际工作的经验是相当缺乏，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对他的工作分配上加以注意”。在延安不少人只愿做政治军事工作，不愿做经济技术工作时，李富春却踏踏实实地去做经济技术工作。毛泽东曾号召中央机关的干部都要像李富春那样学会做经济工作。陈云以中组部部长转做边区财经工作也是向李富春学的。据袁宝华回忆：“陈云同志对李富春同志做经济工作很赞赏。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都应有一段做经济工作的经历，这样才不至于空、不至于虚。”做经济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实际是中国经济技术落后，必须通过运用和发展科学技术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有留法经历的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人的共同认识。李富春尤其突出，他在延安就一度兼任自然科学院院长，重视科学研究，强调科学技术要与生产建设实践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指出：“没有技术就谈不到近代化的工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技术的提高。我们要尊重技术，学习技术，掌握技术。”
李富春是一位忍辱负重的人。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分配什么工作就任劳任怨地埋头干好什么工作，而且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延安，大家都把他誉为吃苦耐劳、勇于负重的“革命的毛驴”。“大跃进”期间，李富春是受了很大委屈的。1958年毛泽东在推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批评李富春“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实际上是指他没有跟上“大跃进”的形势，不灵活，不能随机应变。1959年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点名批评李富春说：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在毛泽东这些不切实际的批评面前，李富春没有怨言，没有称病躲避，更没有顶撞，而是采取了忍辱负重的态度，采取了迂回、等待的做法。终于到1960年8月由他率先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
当前，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时，缅怀李富春等革命前辈的业绩，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此时，恰逢曾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极力倡导中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年仅19岁的李富春赴法国勤工俭学，走上了寻求进步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李富春生平中最突出的闪光点是，他从1938年担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起，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直负责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堪称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李富春对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贡献，从历史过程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李富春是开展延安大生产运动，克服严重财政经济困难的具体组织领导者。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局面的不断扩大靠的是三大运动，即敌后抗战运动、整风学习运动、大生产运动。没有敌后抗战和一个一个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没有我党领导下抗战力量的扩大。整风学习为敌后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导，大生产为敌后抗战提供了物质支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
我党学会生产既是形势所逼，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形势所逼就是毛泽东说的要不就饿死或解散，要不就自己动手搞饭吃、搞衣穿。从不自觉到自觉解决了人们对生产是人类生存基础的正确认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劳心和劳力是对立的，士大夫是轻视生产劳动和经济技术工作的。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一大原因。当时延安一部分人中也存在着轻视生产劳动和经济技术工作的问题，女同志愿意嫁给政治工作者和军事工作者，不愿意嫁给经济技术工作者。从1938年起，李富春开始具体组织边区的生产，领导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每年在延安都由他主持召开生产动员大会、生产总结和表彰大会。他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在延安树立了生产劳动光荣、经济技术工作光荣的新观念。
李富春也是延安生产运动的发起人。据他人回忆，开始时，留守边区部队一个看守仓库的小分队养猪、种菜效果很好。有人向李富春反映，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而开始在边区留守部队和整个边区推广生产运动。在南泥湾开荒生产的三五九旅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南泥湾这块地方是李富春陪同朱德进行多次勘察后选定的。
为推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李富春主持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他总结南区合作社把两斤棉花交给纺纱者，然后只收回一斤纱的做法，制定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政策，使边区境内村村织机响起来，家家纺车转起来。机关木炭生产和运输中，李富春制定了“二八分红”的政策，使效率提高一倍。毛泽东称赞“二八分红”解决了机关一大困难。李富春提出“把自然科学应用到边区的生产实践上去”，对提高边区的生产效率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边区部队和党中央机关丰衣足食的问题，而且使边区老百姓的粮食富裕起来。中国共产党不仅靠这个坚持了抗日战争，而且靠这个打败了胡宗南。周恩来曾说：“胡宗南向延安进攻，我们撤出延安，在陕北打游击，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是最艰苦的横山山区，老百姓家存的粮食都是满缸满仓的。我们就靠这个打了三年的解放战争，胡宗南的部队无可奈何。”
总体来看，李富春具体组织领导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为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日大后方，为党中央领导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日后打败胡宗南创造了物质前提；为扭转几千年来士大夫轻视经济技术工作的落后观念开创了新境界；为建国后开展经济技术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第二，李富春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的后勤工作、财经工作和工业及铁路交通的恢复工作，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率先倡导者和组织实施者。 东北西接蒙古、北靠苏联、东连朝鲜，军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北当时是中国重工业的首要地区，70%以上的钢铁生产和轧钢能力集中在东北，40%的铁路集中在东北，经济地位极为重要。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东北很快成为中国国内时局关注的焦点。
东北是当时解放区内重要城市最多的地区。1948年6月，李富春在东北财经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已处在从掌握乡村转入掌握城市的过程中，这在全国是准备的问题，而在东北已是现实的问题。如果东北的城市工作摸到了经验，则将有利于全国。”接管城市首先要保护城市、保护机器、保护工商业。据当时担任哈尔滨市市长的刘达回忆，哈尔滨市接管过程中松江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已选好几百农民准备进城挖财宝。刘达感到没法干了，去求助主管东北局财经工作的李富春。李富春说：“你不要辞职，这个问题我召开东北局会议解决。”李富春当即召开东北局在哈委员会议，经过一番激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农民进城挖财宝这个行动，保护了哈尔滨的工商业。李富春领导的东北城市接管工作和工作重心转变的先行先试，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
城市工作的中心是工业生产，这在当时的东北尤其突出。李富春说：“恢复与发展东北的工业，是全国走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李富春到沈阳后，第一件工作就是恢复鞍钢生产。李富春要求去鞍钢的叶季壮等要争取、团结工程技术人员。鞍钢生产的恢复是从总工程师终于同意出山开始的。鞍钢举行开工典礼，李富春亲自去抓，并在会上作了动员。东北工业的恢复有力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靠的是东北工厂生产的炮弹和支前民工的手推车。
开国之初，东北的粮食生产和运输对稳定沪汉京津的物价起了压台的作用。1949年8月，李富春想办法从东北挤出足够的粮食支援上海，单大米一项就达20万吨。12月，陈云要求东北必须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李富春和叶季壮具体负责下，保证了中财委从东北调粮进京计划的实现，满足了北京和天津对粮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稳定了人心。
第三，李富春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与组织实施，是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的主要主持者。
此后五年，李富春按照八字方针抓调整，到1965年底终于战胜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工农业生产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李富春之所以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取得那么大的成绩与他崇高的品德、出色的才能和智慧是分不开的。
李富春是一位忠贞如一的人。他自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忠心耿耿，终生不渝。他从法国到苏联参加中共旅莫支部领导工作期间，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对团体忠诚、诚恳、有相当研究，且有活动能力，做组长负责。”此后，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从没有退缩过；在敌人的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没有灰心过。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将生前多年积蓄的10万元存款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赵朴初在纪念李富春的诗中写道：“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他确实是一位这样的人。
李富春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人。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受米夫器重在党内如日中天时，李富春却向中央指出：王明“对于实际工作的经验是相当缺乏，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对他的工作分配上加以注意”。在延安不少人只愿做政治军事工作，不愿做经济技术工作时，李富春却踏踏实实地去做经济技术工作。毛泽东曾号召中央机关的干部都要像李富春那样学会做经济工作。陈云以中组部部长转做边区财经工作也是向李富春学的。据袁宝华回忆：“陈云同志对李富春同志做经济工作很赞赏。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都应有一段做经济工作的经历，这样才不至于空、不至于虚。”做经济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实际是中国经济技术落后，必须通过运用和发展科学技术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有留法经历的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人的共同认识。李富春尤其突出，他在延安就一度兼任自然科学院院长，重视科学研究，强调科学技术要与生产建设实践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指出：“没有技术就谈不到近代化的工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技术的提高。我们要尊重技术，学习技术，掌握技术。”
李富春是一位忍辱负重的人。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分配什么工作就任劳任怨地埋头干好什么工作，而且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延安，大家都把他誉为吃苦耐劳、勇于负重的“革命的毛驴”。“大跃进”期间，李富春是受了很大委屈的。1958年毛泽东在推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批评李富春“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实际上是指他没有跟上“大跃进”的形势，不灵活，不能随机应变。1959年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点名批评李富春说：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在毛泽东这些不切实际的批评面前，李富春没有怨言，没有称病躲避，更没有顶撞，而是采取了忍辱负重的态度，采取了迂回、等待的做法。终于到1960年8月由他率先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
当前，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时，缅怀李富春等革命前辈的业绩，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