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麦登斯:记录中国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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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生活》(LIFE)杂志自1936年創刊之时,编辑部便达成了有趣的共识:如果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结了婚,他们俩将是最好的搭档,尤其是出国采访。
  1930年,23岁的卡尔·麦登斯(Carl Mydans)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喜爱摄影并勤于钻研,他开始尝试去不同的媒体做摄影师。1936年,《生活》杂志创刊,麦登斯成为杂志社聘用的第5位摄影记者。两年后他与《生活》杂志的文字记者雪莉·史密斯(Shelley Smith)结婚,成为杂志社创刊以来的第一对夫妻档。
  1939年,蜜月刚刚结束,麦登斯夫妇就被派往战火中的欧洲。三年间,麦登斯夫妇走过45000英里路程,报道了4场战争。1940年,麦登斯用相机拍摄俄芬战争的前线,雪莉从瑞典发出报道。随后麦登斯报道了法国的陷落,之后在里斯本与雪莉会合。
  麦登斯夫妇刚回到美国,接着又被派往危险的远东。1941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受到西方媒体瞩目,《生活》杂志在重庆设立了记者站。麦登斯和雪莉先是来到中国,继而转入菲律宾。
  在抗日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记者当中,夫妇二人都投身战争前线做报道的,实不多见。麦登斯夫妇在中国的采访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拍摄大量的照片,撰写详实的文字。这些图片与文字陆续在《生活》杂志发表,帮助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了解中国。
  1941年,战火中的四川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遭受日军轰炸达200余次,城市大部分被损毁,民众死伤数万。初到重庆,眼前的一切令麦登斯夫妇震惊。麦登斯拍摄的照片,记录下了硝烟弥漫的渝中半岛、日机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鳞次栉比的沿江民居、做苦力的“棒棒军”、指挥战役的军事将领,等等。
  麦登斯夫妇为重庆抗战留下了清晰、全面的照片和文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009年,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与《生活》杂志所属的美国时代集团达成协议,以每张35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256 张重庆抗战时期的老照片的使用权。其中,反映重庆大轰炸的照片共计41张,有40张均出自麦登斯之手。
  在重庆期间,麦登斯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很多大轰炸中的“决定性瞬间”。1941年2月,他拍摄到这样一张照片:在居民楼空荡的顶台,一根旗杆立在当中,一名士兵正在收放手中系灯笼的绳,将两只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在麦登斯的日记中,他写下“挂起”这个动作的特殊含义:当两个灯笼都挂起时,代表敌机已进入重庆,空袭将至,所有人必须躲入防空洞中!
  即便战火纷飞、贫困潦倒,人们仍不失信心,这是麦登斯夫妇在中国最深刻的感受。麦登斯发现,四川的百姓在袭击频发的日子里,仍会聚在一起吃火锅、溜冰、看戏;在重庆孩童的脸上,并不多见悲伤和恐惧。麦登斯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一个中国农民的土房被炸毁,马和猪被炸死,但是他会用“炸弹的金属碎片”盖起一个新房子,还会重新喂养马和猪。在他看来,中国人有耐心并且乐观,注定会赢得战争胜利,这也许就是重庆在日军袭击中屹立不倒的原因。
  在重庆,麦登斯夫妇的工作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他们住在一个叫“新闻旅社”的地方,那是土砖和泥土混合而建的小房子,屋顶铺满稻草,屋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在日军大轰炸的频繁期,每晚都睡不安稳。“一旦听到防空警报,我和妻子就会从床上跳起来,先摸到相机,再收拾好胶卷,冲出门去。” 麦登斯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几乎什么都丢过,包括书、鞋子、衣服,但从不会落下相机和胶卷。”后来麦登斯夫妇的女儿曾回忆说,由于重庆天气潮湿,胶卷不易保存,父亲便想出一个方法,把脱水米和胶卷同时放置在罐头内。除此之外,母亲会将拍摄照片的时间和内容记录下来,跟胶卷放在一起,寄回纽约;同时将每天的所见所感记录下来,提供给《生活》杂志。
  工作中,妻子雪莉的默契配合让麦登斯如虎添翼,麦登斯说:“雪莉会一直在我的后面,她知道我什么时候举起相机,知道我拍了什么照片,我可以完全放心她的文字。对一个新闻摄影师来说,不用拍一两幅照片就停下来在笔记簿上记下拍的是什么,真是极幸运的事。”雪莉为麦登斯写的图片说明至今都保存在《生活》杂志的档案室中,这些文字已成为珍贵史料。
  与中国人一样,麦登斯夫妇也有着苦中作乐的精神。关于重庆的防空洞,有个事情一直让他们不解,雪莉在接受访谈时说:“中国人在重庆岩石下挖了长长的地洞,上万人躲在那几个小时,防空洞里却没有难闻的气味!空气很温暖竟还有丝丝香甜。我们猜想这也许是中国人吃肉少的原因!”
  奔赴黄河前线
  1941年夏天,在麦登斯夫妇的再三请求下,国民政府允许他们前往黄河前线采访,夫妇二人从四川乘坐客车一路北上。去往西北的路途困难重重,而麦登斯在1940年报道苏芬冬季战争时患上的痢疾在途中反复发作,令他异常痛苦。
  麦登斯夫妇首先到达中国西北古城——潼关。潼关地处陕、晋、豫三省交界的黄河三角地带,自古就是地理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期间,潼关承载着重要使命,它既是守护重庆战场的重要防线,也是苏联支援中国的重要供给通道,这里毫无疑问成为了日军最希望攻占的要地,曾数十次被日军攻击。
  麦登斯夫妇在潼关拍摄了大量照片,除了表现中国军队战备、训练和生活,还有很多张照片记录了古城面貌和民众生活。在《生活》杂志刊出的一张照片中,读者可以看到军队学员在户外坐在石墩上学习的场景,低洼的学习区墙外就是垂直的崖壁,营长正在为学员讲解中国的历史、战地纪律和公共卫生。《生活》杂志在介绍这张照片时,形容这情景有如陷在群山中的“管弦乐团”。此外,潼关的山路崎岖险峻,中间仅有一条羊肠小道,仅容一车一马通过。麦登斯拍摄了潼关人民自发用毛驴、骆驼向前线运送抗战物资的情景,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潼关,麦登斯夫妇也去了西安和宝鸡进行采访。抗战爆发后,部队军官尤其是下级军官损失惨重。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备战区设立军校分校,大量培训初级军事干部。1938年春,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正式成立,校址位于西安王曲镇。1941年,麦登斯到西安拍摄这里部队训练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训练日程非常紧张,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照片中一块木板上画着士兵浴血奋战的情景,血红的笔墨写着抗战口号“同志们,你们忘了国家的仇恨吗?”   1941年12月,日軍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此时麦登斯夫妇正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报道,他们被日本军队抓捕,沦为俘虏。夫妇二人在战俘营关押了一年后被转到了中国上海,随后在1943年因战俘交换回到美国。
  1944年,麦登斯重返战场,报道了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取得的胜利,并在1945年拍下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著名照片。
  1978年的中国:一次视觉奇遇
  1978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麦登斯再次来到中国。令他惊讶的是,30年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封闭、动乱后,展现出大胆、开放的姿态。他走访了很多城市,并与Michael Demarest共同撰写《中国,一次视觉奇遇》(China, A Visual Adventure) 一书。
  书中收录了154张黑白照片和46张彩色照片。200幅图片与引人思考的文字将读者带入那段奇遇旅程。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将中国的风土人情真实地再现。这些照片从政治、经济、交通方式、市井生活、文化艺术等多个角度记录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面貌。如繁忙的货轮、旧式帆船在港口上行驶,人们在狭窄胡同里热闹地生活,日渐丰富的艺术活动涌现在城市里,等等。
  “与我们在西方所见的景象不同,中国这片土地充满异域之美,人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与未来现代生活的交织中,十分不可思议。”麦登斯在书中写下这段话,表达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崇敬,以及对新时代中国发展变化的欣喜。
  2004年,97岁的麦登斯去世。他的女儿回忆,她曾问父母:“如果你们一生只能选择去一个地方,你们会选择哪个国家?”父母异口同声地回答:“中国。”
  “我做的事很重要,我正在记录历史”
  麦登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拍摄战争照片。从1939年二战爆发开始,他走遍英国、瑞典、芬兰、葡萄牙、意大利、菲律宾、中国内地和香港等地进行战地摄影报道,二战结束后又投身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中。
  虽然从事节奏紧张的新闻摄影工作,麦登斯却刻意“放慢”自己的速度。“请不要心急,也许我会花点时间,但我想拍的是一张好照片。”这是麦登斯经常对身边人说的话。也正是因此,麦登斯拍摄出很多优秀的作品。他曾说:“世界是有感情的,摄影师必须以某种方式抓住这种动人的瞬间。”
  作为给杂志拍照的摄影记者,麦登斯有敏锐的新闻嗅觉。他无论到哪,拍摄什么样的照片,都要详尽地在日记中写下当时的情况。同时他也认为,文字与影像同等重要。除了摄影作品外,麦登斯还出版了多部书籍,如1959年出版了代表作 《弦外余音》(More than meets the eye),同时他也出版了多部摄影集,
  主要有《目击混乱的日本1941-1951》 (An Eye Witness to Turbulant Japan,1941-1951)(1983)、《卡尔·麦登
  斯:摄影记者》(Carl Mydans: Phot-
  ojournalist)(1993)、《卡尔·麦登斯作品集》(The Photographs of Carl Mydans)(2011)等。
  2006年,美国杜克大学在麦登斯去世两年之后举办了题为“卡尔·麦登斯: 影像,1935~1958”的个人作品回顾展。雪莉的母校美国斯坦福大学,也收藏了麦登斯拍摄的243张照片。美国耶鲁大学更收藏有麦登斯夫妇1956年以来写作项目的研究笔记、手写草稿、校样、打印材料、合同和信件,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史料。
  麦登斯拍摄的照片不单是惊天动地的纪实作品,更是他与这个时代关系的体现。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注定成为一个鲜活的战争备忘录,就像他在自传中写道的:
  “我想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战争。那是一个让人不堪回首的年代。我总是在形势非常糟糕的时候到达一个地方,我被那里的一切所震惊,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诘问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我能做些什么?答案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重要,这就是我到那里的原因。我正在记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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