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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外交政策是整个革命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外交政策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在尊重中国主权和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是我党和边区政府创建的第一个接待机构。1938年5月，边区政府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后改为交际处。交际处始终坚持“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原则，从1938年至1941年，交际处共接待来延安访问的八方宾客7000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交际处承担了我党大量的外事接待和统一战线工作，在传播革命思想，做好后勤保障，加强对外联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交际处作为我党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认识和了解延安起了积极的作用。
延安时期，来华的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客观真实地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情况，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支持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个叩开延安大门的外国记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去寻找那些被通缉、甚至还被叫做“土匪”的红军战士。在这里，斯诺看到毛泽东打满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的是土炕；朱德用马尾毛做的牙刷；彭德怀用降落伞布做的背心，他看到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作“东方魔力”。
同时，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的鱼水情深也让斯诺非常感慨：这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红军带来了无线电，让百姓了解外面的世界。斯诺是带着疑问走进延安的，经过4个月探求，他找到了答案，并在随后的日子写下了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实事求是的介绍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1937年5月15日、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韦尔斯）时，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准备抗战等问题。同时给她了一份中共中央提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案。8月中旬，海伦提出要到前线随军采访的要求。毛泽东批准了她的计划，并于8月19日致信任弼时、邓小平：“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这封信，海伦一直带在身边。她没有赶上奔赴前线的八路军总部，因而没有机会把这封信面交任弼时和邓小平。1972年和1973年，海伦曾两次应邀来华访问。1978年秋季，她再次访问中国，并于10月11日至14日，重访延安。
1937年1月底，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在延安，史沫特莱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同时，她最主要的是为撰写朱德传搜集资料。1956年，在史沫特莱逝世六年之后，她撰写的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正式出版。成为国际上了解中国红军领袖朱德及红军成长经历的重要书籍。
1946年8月1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了延安。毛泽东与斯特朗谈“纸老虎”的经过，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反动派的藐视和革命的必胜信念是建立在维护人民利益、获得人民拥护的基础上。
1946年8月的一天傍晚，落日的余晖映照着生机勃勃的杨家岭，毛泽东与斯特朗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平坦土台上，开始了愉快而随和的交谈。在谈到“反动统治者”时，毛泽东说，“他们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一场雨就完了。”
毛泽东身边的翻译开始把“纸老虎”这个词译成“稻草人”。毛泽东并不满意，他说：纸老虎不是呆立在地里的，它不是赶鸟而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
作了这番解释之后，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使用“纸老虎”这个词，而且是用英语说的，说完就对自己的发音笑了起来。
“蒋介石也是纸老虎”，毛泽东笑着用英语继续说。
作为记者的斯特朗十分敏锐，问道：“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不要只是那么说，”毛泽东仍旧笑着回答，“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冲跑。”
多年后，斯特朗回忆起这次谈话，仍激动不已：“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参赞。他是第一个进入根据地的美国军人。他虽然不是一位记者，但他的眼睛却像记者一样做着记录：1937年抗战开始后，作为美国海军部的观察员同中国军队在一起，成为“目睹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战线的第一个外国军人”。他曾看到阎锡山的军队，“士兵缺少我曾与之一起行军的那些人（指八路军）的精神和纪律。他们沿着结冰的道路拖着双脚步履艰难地走着，脸上无精打采，除了奉命而外，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坐在马鞍上，跑来跑去驱赶士兵前进。这里缺少的是激励八路军的那种和谐的精神。”因此，卡尔逊说：“我当然并非不偏不倚，我也不故作这种姿态。然而我不说谎、不歪曲、不颠倒黑白。我报道的仅仅是我亲眼所见，日复一日的经历。为什么我要在这支军队而不在别的军队呢？我凭我整个的心，凭那赋予我以意识的一切，深知这支军队的崇高目标和正直……我愿意一同生活和工作的却是八路军。”
与此同时，为了增强对中国共产党了解，1944年6月9日至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到了延安。
6月12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回答了记者的问题。22日，叶剑英参谋长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况。他们实地考察了工厂、医院和学校等单位，回国后对边区情况作了客观的、真实的报道，从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的新闻封锁，使国内外了解到延安的真实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国家组成了援华医疗队，还有许多外国医药专家直接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他们以其精湛的医学技术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美国医生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是第一个走进陕北的外国医生。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与美国记者斯诺一同进入保安访问，访问结束后，他自愿留下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取中文名字“马海德”。抗战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开始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
此外，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苏联医生米勒·阿洛夫、奥地利医生傅莱等都来到了延安。
奥地利医生傅莱在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时，在延安成功地研制出粗制盘尼西林，缓解了抗日前线因我军药品奇缺的困难，挽救了众多伤员的生命。为此受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嘉奖并通报全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白求恩式的大夫”。
1946年2月13日，英国公谊救护队一行6人 到达延安，送来了3卡车药品及外科器械可为边区装备一个急救医院。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马海德等为代表的外国友人远渡重洋，突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考察访问，参加抗日，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为延安与世界各国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風，许多外国友人都作出了精彩论述。正如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她的访问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的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作者单位：延安革命纪念馆）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是我党和边区政府创建的第一个接待机构。1938年5月，边区政府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后改为交际处。交际处始终坚持“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原则，从1938年至1941年，交际处共接待来延安访问的八方宾客7000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交际处承担了我党大量的外事接待和统一战线工作，在传播革命思想，做好后勤保障，加强对外联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交际处作为我党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认识和了解延安起了积极的作用。
延安时期，来华的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客观真实地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情况，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支持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个叩开延安大门的外国记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去寻找那些被通缉、甚至还被叫做“土匪”的红军战士。在这里，斯诺看到毛泽东打满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的是土炕；朱德用马尾毛做的牙刷；彭德怀用降落伞布做的背心，他看到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作“东方魔力”。
同时，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的鱼水情深也让斯诺非常感慨：这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红军带来了无线电，让百姓了解外面的世界。斯诺是带着疑问走进延安的，经过4个月探求，他找到了答案，并在随后的日子写下了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实事求是的介绍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1937年5月15日、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韦尔斯）时，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准备抗战等问题。同时给她了一份中共中央提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案。8月中旬，海伦提出要到前线随军采访的要求。毛泽东批准了她的计划，并于8月19日致信任弼时、邓小平：“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这封信，海伦一直带在身边。她没有赶上奔赴前线的八路军总部，因而没有机会把这封信面交任弼时和邓小平。1972年和1973年，海伦曾两次应邀来华访问。1978年秋季，她再次访问中国，并于10月11日至14日，重访延安。
1937年1月底，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在延安，史沫特莱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同时，她最主要的是为撰写朱德传搜集资料。1956年，在史沫特莱逝世六年之后，她撰写的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正式出版。成为国际上了解中国红军领袖朱德及红军成长经历的重要书籍。
1946年8月1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了延安。毛泽东与斯特朗谈“纸老虎”的经过，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反动派的藐视和革命的必胜信念是建立在维护人民利益、获得人民拥护的基础上。
1946年8月的一天傍晚，落日的余晖映照着生机勃勃的杨家岭，毛泽东与斯特朗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平坦土台上，开始了愉快而随和的交谈。在谈到“反动统治者”时，毛泽东说，“他们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一场雨就完了。”
毛泽东身边的翻译开始把“纸老虎”这个词译成“稻草人”。毛泽东并不满意，他说：纸老虎不是呆立在地里的，它不是赶鸟而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
作了这番解释之后，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使用“纸老虎”这个词，而且是用英语说的，说完就对自己的发音笑了起来。
“蒋介石也是纸老虎”，毛泽东笑着用英语继续说。
作为记者的斯特朗十分敏锐，问道：“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不要只是那么说，”毛泽东仍旧笑着回答，“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冲跑。”
多年后，斯特朗回忆起这次谈话，仍激动不已：“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参赞。他是第一个进入根据地的美国军人。他虽然不是一位记者，但他的眼睛却像记者一样做着记录：1937年抗战开始后，作为美国海军部的观察员同中国军队在一起，成为“目睹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战线的第一个外国军人”。他曾看到阎锡山的军队，“士兵缺少我曾与之一起行军的那些人（指八路军）的精神和纪律。他们沿着结冰的道路拖着双脚步履艰难地走着，脸上无精打采，除了奉命而外，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坐在马鞍上，跑来跑去驱赶士兵前进。这里缺少的是激励八路军的那种和谐的精神。”因此，卡尔逊说：“我当然并非不偏不倚，我也不故作这种姿态。然而我不说谎、不歪曲、不颠倒黑白。我报道的仅仅是我亲眼所见，日复一日的经历。为什么我要在这支军队而不在别的军队呢？我凭我整个的心，凭那赋予我以意识的一切，深知这支军队的崇高目标和正直……我愿意一同生活和工作的却是八路军。”
与此同时，为了增强对中国共产党了解，1944年6月9日至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到了延安。
6月12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回答了记者的问题。22日，叶剑英参谋长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况。他们实地考察了工厂、医院和学校等单位，回国后对边区情况作了客观的、真实的报道，从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的新闻封锁，使国内外了解到延安的真实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国家组成了援华医疗队，还有许多外国医药专家直接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他们以其精湛的医学技术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美国医生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是第一个走进陕北的外国医生。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与美国记者斯诺一同进入保安访问，访问结束后，他自愿留下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取中文名字“马海德”。抗战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开始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
此外，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苏联医生米勒·阿洛夫、奥地利医生傅莱等都来到了延安。
奥地利医生傅莱在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时，在延安成功地研制出粗制盘尼西林，缓解了抗日前线因我军药品奇缺的困难，挽救了众多伤员的生命。为此受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嘉奖并通报全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白求恩式的大夫”。
1946年2月13日，英国公谊救护队一行6人 到达延安，送来了3卡车药品及外科器械可为边区装备一个急救医院。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马海德等为代表的外国友人远渡重洋，突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考察访问，参加抗日，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为延安与世界各国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風，许多外国友人都作出了精彩论述。正如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她的访问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的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作者单位：延安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