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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有三种人，山里人倔，海边人彪，平原上人安于现状。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同安人，被问及对家乡都有些什么样的记忆和印象，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来。常年身在其中，反失其整体面貌洞察的“云深不知处”感是一回事。更重要是，近代百多年间，“同安”这个词的指向迁变太多，一两句话实在难以说清。
从晋太康三年（282年）置县起始，“同安”两字所指的区域从未如今日这般狭小过。同安的版图缩小，大致就集中在近代这一百多年的光景里。对我的老祖母来说，金门、厦门理所当然是同安的一部分。对我的父辈来说，陈嘉庚是同安人是不用解释的事情。而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是亲历1997年撤县改区，结束同安长达1064年县级建制的历史。等到2003年时候，我还在同安上学。记得很清楚，仿佛是一夜之间，那些从东部来到城关念书的寄宿生同窗，忽然就不再是同安人而成了崭新的翔安人。行政区划易改，心理上和生活上认同与适应却需要颇长时间，对土著来说尤其如此。现在与在外的年长翔安人聊天，谈起稍久远的往事，还要称同安如何如何。末了才笑叹一句，对啊现在要叫翔安了。而对我的子侄辈来说，同安作为厦门的一个辖区就已经是如此自然而然的一件事，自称厦门人在心理上也不再会有磕绊。说起来，同安人自己谈论起来的同安，常常也并不是同一个同安。
山里的人倔，海边的人彪，平原上的人安于现状。这是同安人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互相揶揄，其实拿来作为同安人性格的总括，也挺合适。这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起码有这么些个：首先是同安的地理环境，不但有山有海，还有小块的冲积平原。自然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待在家里吃不饱饿不死，但胜在安稳没有生命危险。于是同安人的性格里面，相较于接壤的安溪、南安等地，好像略显拼劲不足。在厦门市需要发展空间的时候，同安就要割一块肉出去，一直都在被边缘化，仿佛从“老子”变成“儿子”。此时，我的乡亲父老固然也有不爽，时有抱怨，却也未见大家有多奋起努力，要在几个区之间给同安讨个说法，拼个出人头地。
另一方面，山帶来的倔和海带来的彪，也是同安人性格中实实在在的东西。土地资源短缺且贫瘠是事实，若要摆脱赤贫、发家致富，门槛最低的出路就是出洋去。从古至今同安人都是不怕出去闯的。闽南人下南洋的悠久历史，不可或缺是同安人的身影。著名侨领和教育家陈嘉庚先生就是其中翘楚。每个平凡同安人的家族故事，多少都有以南洋为背景的一部分。
童年时听老人“讲古”，也多与此有关。比如某位沉默隐忍、大字不识的同安妇女，为了去南洋寻夫，怎样地只身一人，购买一双童男童女换取通关文牒踏上远航的船只。寥寥数语听起来，就自带风浪、凶险和十二分的倔强。同安话里，“鳄鱼”的发音称“buai（三声）仔”。这个发音并非由普通话翻译而得，而是直接由出南洋归家的人从某种南洋土话的发音转化。唐山过番边，在东南亚热带雨林的河流上行舟，有新到的人不听前辈劝告，执意要坐在船墘，果然就被河里鳄鱼拖下水吃掉了。这个血腥故事有许多版本，万变不离其中。开始传讲时候，多少带有警示少年家的意味。再后来，就渐渐变成爷爷讲给孙子的趣闻轶事。而许多下南洋的家族在同安已经没有传人，在海外却开枝散叶人丁兴旺。谁家亲族里孩子肤色稍黑，有略深邃的眉目，那是哪辈祖上娶了“番婆”做新娘带来的基因。都不算什么稀奇的故事。
直到今天，同安人“出洋”的范围扩大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还有很常见的去往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务派遣——邻家小子勉强读到高中毕业，眼看升学无望，家里就央人联系介绍人，把他送到南洋去打工几年讨个老婆本。先去的人还能陆续帮衬亲族的叔伯兄弟。“出国”的不是学霸，也常并不为求学，有许多人出去的时候连简单的英语都说不清楚——说起来与我们的祖辈当年下南洋讨生活的勇和莽并无本质区别。
一千多年的时光，曾在同安留下丰厚文化积淀。作为“闽南金三角”中心地带的特殊位置，使同安成为本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交流节点，加上“下南洋”的传统，多种文化在此地碰撞融合，本该留下诸多精彩纷呈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可惜如今城隍庙、关帝庙和古同安城墙位置所在早已痕迹全无，问起还在使用的小西门、驿路名字的由来，连年长的同安人也很可能一脸茫然。
事实上作为一个同安人，我对于同安城的历史面貌开始有所认知，可算是在长大离开同安之后。因为学业的关系，我在2009年左右回同安调研了松柏林街和大小横街一带的街道和建筑。这之前，我的外祖家就住在松柏林街一带。年少时光，从西安路一头或从同新路一头，松柏林街和大小横街我不知走了多少遍。我在这些街巷买过饼饵杂货，买过虎皮鹦鹉，吃过沙茶面，打过预防针，与相熟的人路遇笑谈，热热闹闹参与过繁华商业的场景。而多年来来往往，我却不曾抬头细看过那些骑楼上方舶来品的彩色玻璃窗、欧式拱券叠涩和户户相连的走马道；未曾探查过木板门背后，前店后宅的竹篙厝建筑形式，前街后港的街区布局；未曾留意过民国风格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也不曾细究过“吊桥仔”这个地名正对应着古同安城老护城河的所在。
再后来同样因为学业，关注了溪声社区的坑仔口龙窑。一方面旧时同安发达的窑烧产业随着调研在眼前隐现脉络，另一方面沿着同安水系，古老的航运系统也略窥一斑。小的时候爱在水边玩，东西溪流域都可算是我的游乐场。外祖家附近，石砌溪岸上悬空的石阶，走下去杂物和杂草很多的沙滩是小伙伴的秘密基地。西安桥底下，沿着宽的石阶梯可以直接下到浅浅的溪水里。那时候跟着好友的妈妈去洗衣服就是很开心的事，从水底的细沙里，可以捉到很细长像根牙签一样的鳗鱼苗。老家的溪岸边，一条窄窄土路一直延伸到溪旁的石滩。因为离出海口已经颇近，它随着涨潮淹没，随着退潮露出。不时有俗称“红脚仙”的小螃蟹忙忙碌碌横行而过。而在调研之中发现，这些儿时看来毫不相干的游戏之所原来竟都是同安的若干古码头，经由一条曾经繁华、忙碌的水路重新串起，再次发生联系。再回忆起沿溪已经拆迁的商业街道模样，古同安城的商业脉络竟也渐渐清晰。
这一些自然而然存在于同安人生活之中的桩桩件件，无人在意，无人说起，于当时当地的我来说，亦可算熟视无睹。多年后一次调研，让我终于跳脱当时情境，站在一个相对旁观的位置去重新审视，拼出另一幅图景，反复咀嚼，最终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心生敬畏。
同安城很好，它的价值远不止已为人所认知的这些。作为一个土生同安人，真心希望在现代城市建设之中，那些属于过去同安的种种，消失的脚步能再慢些。在人们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之前，能够更长久些地存在。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同安人，被问及对家乡都有些什么样的记忆和印象，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来。常年身在其中，反失其整体面貌洞察的“云深不知处”感是一回事。更重要是，近代百多年间，“同安”这个词的指向迁变太多，一两句话实在难以说清。
从晋太康三年（282年）置县起始，“同安”两字所指的区域从未如今日这般狭小过。同安的版图缩小，大致就集中在近代这一百多年的光景里。对我的老祖母来说，金门、厦门理所当然是同安的一部分。对我的父辈来说，陈嘉庚是同安人是不用解释的事情。而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是亲历1997年撤县改区，结束同安长达1064年县级建制的历史。等到2003年时候，我还在同安上学。记得很清楚，仿佛是一夜之间，那些从东部来到城关念书的寄宿生同窗，忽然就不再是同安人而成了崭新的翔安人。行政区划易改，心理上和生活上认同与适应却需要颇长时间，对土著来说尤其如此。现在与在外的年长翔安人聊天，谈起稍久远的往事，还要称同安如何如何。末了才笑叹一句，对啊现在要叫翔安了。而对我的子侄辈来说，同安作为厦门的一个辖区就已经是如此自然而然的一件事，自称厦门人在心理上也不再会有磕绊。说起来，同安人自己谈论起来的同安，常常也并不是同一个同安。
山里的人倔，海边的人彪，平原上的人安于现状。这是同安人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互相揶揄，其实拿来作为同安人性格的总括，也挺合适。这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起码有这么些个：首先是同安的地理环境，不但有山有海，还有小块的冲积平原。自然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待在家里吃不饱饿不死，但胜在安稳没有生命危险。于是同安人的性格里面，相较于接壤的安溪、南安等地，好像略显拼劲不足。在厦门市需要发展空间的时候，同安就要割一块肉出去，一直都在被边缘化，仿佛从“老子”变成“儿子”。此时，我的乡亲父老固然也有不爽，时有抱怨，却也未见大家有多奋起努力，要在几个区之间给同安讨个说法，拼个出人头地。
另一方面，山帶来的倔和海带来的彪，也是同安人性格中实实在在的东西。土地资源短缺且贫瘠是事实，若要摆脱赤贫、发家致富，门槛最低的出路就是出洋去。从古至今同安人都是不怕出去闯的。闽南人下南洋的悠久历史，不可或缺是同安人的身影。著名侨领和教育家陈嘉庚先生就是其中翘楚。每个平凡同安人的家族故事，多少都有以南洋为背景的一部分。
童年时听老人“讲古”，也多与此有关。比如某位沉默隐忍、大字不识的同安妇女，为了去南洋寻夫，怎样地只身一人，购买一双童男童女换取通关文牒踏上远航的船只。寥寥数语听起来，就自带风浪、凶险和十二分的倔强。同安话里，“鳄鱼”的发音称“buai（三声）仔”。这个发音并非由普通话翻译而得，而是直接由出南洋归家的人从某种南洋土话的发音转化。唐山过番边，在东南亚热带雨林的河流上行舟，有新到的人不听前辈劝告，执意要坐在船墘，果然就被河里鳄鱼拖下水吃掉了。这个血腥故事有许多版本，万变不离其中。开始传讲时候，多少带有警示少年家的意味。再后来，就渐渐变成爷爷讲给孙子的趣闻轶事。而许多下南洋的家族在同安已经没有传人，在海外却开枝散叶人丁兴旺。谁家亲族里孩子肤色稍黑，有略深邃的眉目，那是哪辈祖上娶了“番婆”做新娘带来的基因。都不算什么稀奇的故事。
直到今天，同安人“出洋”的范围扩大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还有很常见的去往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务派遣——邻家小子勉强读到高中毕业，眼看升学无望，家里就央人联系介绍人，把他送到南洋去打工几年讨个老婆本。先去的人还能陆续帮衬亲族的叔伯兄弟。“出国”的不是学霸，也常并不为求学，有许多人出去的时候连简单的英语都说不清楚——说起来与我们的祖辈当年下南洋讨生活的勇和莽并无本质区别。
一千多年的时光，曾在同安留下丰厚文化积淀。作为“闽南金三角”中心地带的特殊位置，使同安成为本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交流节点，加上“下南洋”的传统，多种文化在此地碰撞融合，本该留下诸多精彩纷呈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可惜如今城隍庙、关帝庙和古同安城墙位置所在早已痕迹全无，问起还在使用的小西门、驿路名字的由来，连年长的同安人也很可能一脸茫然。
事实上作为一个同安人，我对于同安城的历史面貌开始有所认知，可算是在长大离开同安之后。因为学业的关系，我在2009年左右回同安调研了松柏林街和大小横街一带的街道和建筑。这之前，我的外祖家就住在松柏林街一带。年少时光，从西安路一头或从同新路一头，松柏林街和大小横街我不知走了多少遍。我在这些街巷买过饼饵杂货，买过虎皮鹦鹉，吃过沙茶面，打过预防针，与相熟的人路遇笑谈，热热闹闹参与过繁华商业的场景。而多年来来往往，我却不曾抬头细看过那些骑楼上方舶来品的彩色玻璃窗、欧式拱券叠涩和户户相连的走马道；未曾探查过木板门背后，前店后宅的竹篙厝建筑形式，前街后港的街区布局；未曾留意过民国风格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也不曾细究过“吊桥仔”这个地名正对应着古同安城老护城河的所在。
再后来同样因为学业，关注了溪声社区的坑仔口龙窑。一方面旧时同安发达的窑烧产业随着调研在眼前隐现脉络，另一方面沿着同安水系，古老的航运系统也略窥一斑。小的时候爱在水边玩，东西溪流域都可算是我的游乐场。外祖家附近，石砌溪岸上悬空的石阶，走下去杂物和杂草很多的沙滩是小伙伴的秘密基地。西安桥底下，沿着宽的石阶梯可以直接下到浅浅的溪水里。那时候跟着好友的妈妈去洗衣服就是很开心的事，从水底的细沙里，可以捉到很细长像根牙签一样的鳗鱼苗。老家的溪岸边，一条窄窄土路一直延伸到溪旁的石滩。因为离出海口已经颇近，它随着涨潮淹没，随着退潮露出。不时有俗称“红脚仙”的小螃蟹忙忙碌碌横行而过。而在调研之中发现，这些儿时看来毫不相干的游戏之所原来竟都是同安的若干古码头，经由一条曾经繁华、忙碌的水路重新串起，再次发生联系。再回忆起沿溪已经拆迁的商业街道模样，古同安城的商业脉络竟也渐渐清晰。
这一些自然而然存在于同安人生活之中的桩桩件件，无人在意，无人说起，于当时当地的我来说，亦可算熟视无睹。多年后一次调研，让我终于跳脱当时情境，站在一个相对旁观的位置去重新审视，拼出另一幅图景，反复咀嚼，最终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心生敬畏。
同安城很好，它的价值远不止已为人所认知的这些。作为一个土生同安人，真心希望在现代城市建设之中，那些属于过去同安的种种，消失的脚步能再慢些。在人们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之前，能够更长久些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