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眷留”理念看斯奈德的禅诗《牧溪的柿子》

来源 :外国文学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hl8727050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斯奈德的《牧溪的柿子》再现了牧溪《六柿图》“色空相即”的参禅开悟之旅.对照牧溪13世纪的《六柿图》细读斯奈德21世纪的《牧溪的柿子》,我们会发现该诗采用了禅门公案“绕路说禅”的模式,其激发开悟的手法却似法国艺术家杜尚100年前尝试打开第四维度的《大玻璃》.《大玻璃》诱发遐想靠的是杜尚所谓“玻璃中的眷留”.《牧溪的柿子》激发开悟则是通过在词语、音韵上做文章,让读者“眷留”,捉摸“弦外之音”.美国评论家帕洛夫指出,21世纪诗人“更欣赏杜尚的玻璃中的\'眷留\'”.脱离文学艺术作品,很难讲清楚什么是“眷留”.用“眷留”理念阐释斯奈德21世纪的禅诗却可以一举两得——在讲清该诗禅意识的同时,弄明白杜尚提升“陌生化”诗学并将之用于探索第四维度的前卫理念.
其他文献
学界已经讨论了很多有关理论兴起的社会政治语境,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因素对理论的刺激作用并未受到足够关注.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与西方学术体制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条件主要包括既有知识传统、学术惯例、经济状况以及文化氛围等.某些发展看上去像是理论自身内在演变的结果,但也可能更多受到外界制度性因素变化所致.理论的发展并非仅是理论家们的思想接力,它不仅产生在理论家的头脑中,也发生在现实的学术体制之内,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理论的制度化、市场化和过度的技术—职业化趋势是它当下面临的主要挑战.
“趣味”话题一直是《旁观者》的聚焦所在.艾迪生认为,人拥有感知“趣味”的感官,它不仅有大脑的特性,也有灵魂的特性.从其对“文雅写作”的讨论来看,他的“趣味”观旨在从符号层面实现语言的同质化,并由此增进传统贵族阶层与新兴商业阶层之间的文化共识.但从其笔下的中国园林来看,他对“趣味”的讨论则另有深意.聚焦《旁观者》中的“趣味”观,我们发现艾迪生一方面推崇理性的力量,寻求文化共识背后的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却又转而讨论不规则的、让想象自由驰骋的感性之美.艾迪生的言论虽看似自相矛盾,却预示着与18世纪主流古典审美理想
“科学戏剧”在当代西方戏剧舞台上占据重要一席,它伴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而诞生,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发展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自诞生以来,科学戏剧始终以审慎的态度批判和反思现代科学中存在的问题,伴随着三次科学革命经历了三次创作高峰,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反思科学伦理为重点的创作传统:第一次科学革命后,以《浮士德博士》为代表的科学戏剧对现代科学的怀疑与伦理担忧;1945年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后,以《伽利略传》为代表的科学戏剧对科学潜在危险性和伦理困境的反思,以及1980年
任何文明、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趣味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本质主义语言来解释,但是开放形态的趣味也有其延续性.狄更斯《老古玩店》出版百年之间的浮沉就折射出英国读书界趣味的演变.小说中关于耐儿之死的描写当初打动无数读者,对于现代读者而言就有滥情之嫌.然而这种对于滥情笔法的反感也反映了英国文化中偏爱幽默和喜剧风格的特点.针对小说、诗歌中滥情的批评还见诸于伍尔夫和利维斯笔下.受莱斯利·斯蒂芬的影响,两位作者的观点中蕴含着克己去我的道德力量,代表了英国
日本国生神话中“女人先言不良”观念历来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儒家“夫唱妇随”“男尊女卑”思想影响的结果.然而,仔细分析可知其疑点颇多,应重新讨论.回归到日本上古社会,并结合《周易》及其注释书阐释的古代婚姻“男下女”仪礼,可以得出:日本国生神话中的“女人先言不良”并非只是“夫唱妇随”“男尊女卑”思想影响的结果,该观点与日本上古社会现实不吻合,也可能是《周易》“男下女”婚姻仪礼及占卜之术影响的结果.对日本国生神话中“女人先言不良”的重新解读,可为我们探索日本上古时代婚嫁习俗、讨论中日文学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关系,提供一
帕慕克创作了包括小说《纯真博物馆》、实体博物馆、目录文本《纯真物品》和电影《纯真记忆》在内的四件作品,构成了“博物馆系列”.在这系列中,帕慕克首先在小说中利用传统小说的叙事优势,讲述了一个融爱情和物品为一体的别致故事,构建了一个故事内核.其它三个随后出现的文本,则在互文性引用内核元素的基础上,分别利用实物、图片、文字、摄影等媒介形式延展了物品叙事和城市叙事.借由互文和延展,帕慕克最终构建了“博物馆系列”这一跨媒介故事世界.这种新颖独特的尝试,一方面凸显出帕慕克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也为跨媒介
假肢技术作为人类增强技术之一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提升功能或治疗性的医学干预,这两种观点也指涉赛博格形象的两种不同内涵.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涉及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考量,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类的意义,在最新出版的小说《弗兰啃斯坦:一个爱情故事》中,珍妮特·温特森为我们提供思考二者关系的方式.通过分析赛博格的由来,可见赛博格产生的技术背景(控制论技术)和社会背景(战争)对当代流行文化中的赛博格形象表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假肢的修辞隐喻中,假肢成为时髦的装备,受损的身体消失在背景中,只有强调假
诗人歌德在《柯林斯的未婚妻》和《死者之舞》两首叙事谣曲中赋予了死亡声音和形象,具象地描写了死亡的在场,也展现了死亡独特的“生命活力”.这样的死亡书写打破了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在奇幻的虚拟语境中实现了生与死的通约,让死亡被遮蔽的本质坦然敞开,让丰盈旺盛的生命力得以自由绽放,让“魔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晰呈现,从而也彰显出诗人泛神主义的生死观.歌德将死亡进行了“生命化”的独特书写,也从认识论的层面丰富和充实了死亡的概念,并在奇妙而神异的想象中将死亡的美学价值和哲学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小说《别名格雷斯》中虚构了历史人物爱尔兰移民格雷斯·马克思移民北美的经历.小说的空间既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表征,也承载了相应的伦理规范.格雷斯在移民船中陷入伦理冲突,在殖民地雇佣空间中受到伦理禁忌的约束,在全景敞视监狱遭受他人凝视的控制,同时也做出相应的伦理选择,化解各类危机.小说还原了加拿大前殖民地上存在的针对底层移民与弱势边缘人群的空间暴力,批判围绕族裔、阶级、性别产生的不平等现象.阿特伍德借格雷斯的伦理选择反思了加拿大与前宗主国英国的关系,用格雷斯的苦难历程隐喻加拿大在英国
萧伯纳戏剧《真相毕露》以“政治狂想曲”为副标题,暗示了该剧与政治有难以分割的联系.在以虚伪和欺诈为生存基础的社会环境中,剧中不同人物面临各自的伦理选择与身份选择.人物之间关系的反转,进而引发了伦理身份的变化与混乱,新的伦理身份使其陷入了生活与精神的伦理困境,这是当时英国社会伦理道德标准混乱的真实写照.怀有政治理想诉求的萧伯纳巧妙地设计了一条旷野中的“路”,为精神荒原上的人们提供了变革社会的希望,同时也表达了他对重建战后西方社会伦理秩序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