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劳动节，一个“小不点”跟着朱德和康克清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活动，他憨厚的样子十分招人喜欢。听见游行的人群呼喊“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小家伙不解地问，人们为什么喊他，朱德、康克清和周围的人们都哈哈大笑。朱德说：“怎么是喊你万岁呢!和平是我们的美好愿望，不只是你的名字，当然，你的名字寄托了这种愿望。”
　　这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是朱德的次孙朱和平。“1952年10月我出生时，抗美援朝正在争取和平谈判，爷爷亲自给我起名叫‘和平’。我哥哥1951年生，得名‘援朝’。那时候很多人的名字都和当时的革命形势连在一起，我们也不例外。”多年后，朱和平如此解释自己名字的由来。
　　1953年夏，刚8个月大的朱和平便被爷爷朱德接入了中南海，从此，与哥哥朱援朝一起，在爷爷和康克清奶奶身边，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在中南海生活了多年，朱和平感受最深的是爷爷清廉的家风。“爷爷平时话不多，他注重的是言传身教，但当他得知我们做了错事，会马上提出严厉批评，严格处理。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他的子孙，更要模范地遵守纪律。”这一点，从朱和平的父亲朱琦开始，就深有体会。
　　朱琦年轻时曾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被机枪打伤了腿，行动有些不便。抗战期间，有一次朱德带朱琦去看戏。返回时，他发现原本无权乘坐公车的朱琦也在车上，于是立即命令朱琦下车。朱琦乖乖照办。可大家下车时，却看见了朱琦。原来，他是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回来的，朱德告诫朱琦：“这是警卫员的位置，你不应该自以为比别人特殊。”朱琦诚恳地承认了错误。
　　这个小故事作为朱家的“经典案例”，时时刻刻警醒着朱德的子孙辈。“解放后，爷爷有了专车，我们家人从来没有搞一点特殊化，想也没这么想。我去上学，都把公交车月票带上，从中南海西门出来，坐14路车到六部口，再换10路车到学校。”
　　朱和平说，平日里爷爷非常和蔼，但发起火来却让人害怕。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家一个孩子在家打电话给外地的女朋友。爷爷发现后火冒三丈，硬是罚他交了8元电话费。因为在我们眼里电话都是公家的。”朱和平回忆道。
　　1972年8月，朱德和康克清到北戴河避暑。当时，朱和平所在的部队正驻扎于此，部队的团领导想集体去看望朱德总司令。朱德一口答应下来，他专程安排时间接见了团里的领导，还特意叮嘱团首长，一定要对朱和平严格要求。
　　团首长回到部队，激动劲好不容易缓过来，才想起他们去得太匆忙，没带任何礼物表达心意，于是连忙派出一名给养员，给朱德送去一车部队自种的玉米、蔬菜等农副产品。总司令收下了这些农副产品，但执意要付钱。小战士说什么也不肯收，匆匆告辞而去。“爷爷后来交代我，要我把钱带回去还给部队，可把我给难住了。最后，还是爷爷的秘书出了个主意，用这些钱购置了一批学习书籍，赠送给我所在的连队，才算是了结此事。”朱和平说。
　　朱和平继承了爷爷谦虚谨慎、淡薄名利的作风和品德，不愿意多谈自己。他之所以成为一名军事技术专家，是自己的选择，更是爷爷对他的期望。
　　这位红色后代有着鲜明的“草根”本色。他不打官腔，言必有物，思考社会，关注民生。朱和平始终记得朱德告诫孙辈的一句话：“要接班，不要接官。”这里的“班”，指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朱和平说，自己一直在努力。
　　活动家容易摔跤
　　美国总统福特1975年访问奥地利，他乘坐的专机刚停稳，前来欢迎的奥地利高官们便走上前来。舱门打开，福特第一个走出飞机，正在他高举右手向人们致意的时候，脚下一滑，跌倒在舷梯上。
　　事也凑巧，就在当天，他又先后两次险些跌倒在丽希宫的阶梯上。
　　当时的媒体把此事当成一大新闻，大肆炒作。有的记者问福特是什么原因使他的身体屡屡失去平衡?福特说：“我是一个活动家，活动家比任何人都容易摔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