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去世后，孙中山感慨“后死何堪”
黎元洪下令做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在马上……前线将士们顿时士气大振
黄兴（1874-1916），湖南长沙人。1902年底，参与创办《游学译编》，继而组织“湖南编译社”。1903年，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5年，参与创立中国同盟会，任庶务。此后参与和领导了防城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多次革命活动。1911年11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12月任临时政府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1912年1月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8月任国民党理事，12月任川汉铁路督办。1913年7月，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916年10月31日，病故于上海。
黄兴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中国国民党元老，20世纪初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推翻封建统治，为中国实现民主、独立、富强鞠躬尽瘁，作出了不朽贡献。因此，世人将其与孙中山并称“孙黄”。
黄花岗起义中身先士卒，被击断两根手指
1906年春，黄兴派遣革命志士刘道一回湖南，策动萍浏醴起义，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作为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起义，意义深远。1907年，黄兴从日本来到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同策划了东南沿海多次起义，他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都遭失败，黄兴也因此被称为“常败将军”。
“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惟望公珍卫，成则速回，败亦谋后起。弟本不材，于此次预备多有未周，厥咎殊深。奈事皆决议而行，非一人所能专断，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笔上言。”这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夕，黄兴给孙中山写的一封“绝笔信”。成败，在此一举！
1911年4月27日，以黄兴为总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组织敢死队，臂缠白巾，直抵两广总督张鸣岐总督府，先杀死管带金振邦，又冲入内堂准备活捉张鸣岐，迫使他号令两广清军反正。
岂料，张鸣岐早已闻风而逃，藏在水师行台的茅厕中。越来越多的清军援兵阻止了起义军搜索的进度。就在黄兴即将攻入行台之际，一发子弹“嗖”地飞来，将黄兴持枪的手指击断两根，剧痛使得他身体趔趄，几近倒地。
随后赶来的徐宗汉（1877-1944，民国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儿童教育家，起义后不久与黄兴结婚）见状，来不及细想，一边扶着他躲避清军的追杀，一邊往城门口方向逃奔。行至城门口附近时，两人才猛然发现，守城护卫猛增，而且盘查严密。
危急关头，黄兴和徐宗汉只好躲在附近的草丛里等待时机。
这时，一个身背半边猪肉的屠夫朝城门走来，黄兴顿时心生一计，立刻跟徐宗汉耳语几句。徐宗汉绕出草丛来到屠夫身边，花重金买下那块猪肉及他的外衣。
黄兴换上屠夫的衣服，又把猪肉背到身上，俨然一个杀猪宰羊的屠夫。两人“心无旁骛”地走到了城门下。
一个清兵眼尖，立马看出了黄兴流血的断指，质疑地盘问。
黄兴和徐宗汉佯装害怕，说：“不小心被刀切了手。”然后趁人不备，偷偷塞了点儿碎银过去。
最终，他们得以虎口脱险。
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虽败犹荣，在国内民众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但被劝阻。
1911年7月31日，黄兴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经爆发了起义。
提到辛亥革命，很多人都会想起武昌首义，而关系革命成败的生死之战——武昌首义后的武汉保卫战，则少有人知。
武汉保卫战始于1911年10月18日，终于11月27日，持续40天，其激烈程度和对清军的重创，都比武昌起义更甚。在保卫战的前10天，先后由何锡藩、张景良、姜明经指挥，然而何锡藩开枪打伤自己，请求另派指挥官;张景良首鼠两端，和清方秘密勾结，被处决;姜明经擅离职守。正在这个前线无主帅，“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紧要关头，黄兴于10月28日到达武汉。
黄兴行装甫卸，立即前往都督府与黎元洪（1864-1928，武昌起义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相见。此时，黎元洪正苦于前线无人指挥，见黄兴到来，终于松了一口气，极力表示欢迎的同时，下令做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在马上，在武昌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占的地方跑了一圈。前线将士们得知黄兴到来，顿时士气大振。
11月2日，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受命于危难之间，被正式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每次大战时，黄兴都亲临前线。即使枪炮子弹擦身而过，他也镇静自若。
据当时陪伴黄兴左右的胡祖舜后来回忆，在汉阳保卫战的最后几天，“当两军之相持也，黄总司令逐日至前线，亲自指挥督战。余亦尝与俱，每见敌炮落在咫尺，黄少为之动，辄由随从人员强拽以避。其英勇之气，令人感佩不忘”。
在反攻汉口战役中，当黄兴退到花园时，“在花园阵地庭前潜入了一个敌方的便衣人员，拿着手枪对准黄兴的侧背。我用日本话喊了一声‘危险’！顿时黄兴拔刀把对方的头砍成两块了。”据日本友人、军事顾问萱野长知在《中华民国革命密笈》中记述，黄兴的英勇、冷静应变令人震惊。
黄兴对武汉保卫战的贡献，不止限于在武汉保卫战期间竭尽全力指挥战斗和防御，而且他以一个军事统帅的战略眼光，通盘筹划，为争取南方革命战争的胜利殚精竭虑。
袁世凯逼走黄兴之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危机重重。因为此时的南京，“倘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黄兴甚至自称：“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割腹以谢天下！”
2月，为顾全大局，根据“南北和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胁迫南方革命政权进行的和平谈判）的结果，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重组内阁，将一干革命党人排除在外。
起初，袁世凯不顾南方各省及众多团体“继续任黄兴为陆军总长”的要求，委以黄兴总参谋长的虚职，黄兴坚辞不受。随后，袁世凯又趁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北迁之际，下令黄兴留守南京，处理各省革命军的裁撤与遣散事宜。这一次，黄兴欣然接受了任命，因为“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也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
可这时，袁世凯又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他给了黄兴维持与整理革命军的权力，但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无奈之下，黄兴也只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共济时艰。这样说固然很容易，真做起来却是非常困难——在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前，谁会轻易放下手中的武装呢？
据黄兴的幕僚李书城回忆，4月11日，“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请广西军王芝祥所部弹压，到天晓才平定”。当时黄兴因有事不在南京，等他得知消息赶回时，兵变已被残酷镇压。黄兴对此感到十分内疚，他致电袁世凯：“南京局势危急万分，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法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袁世凯置若罔闻。可即便如此，黄兴仍然顶着巨大的压力，最终将驻扎在苏皖地区的北伐军队缩编成5个军，或遣返或解散。
1912年5月13日，已心力交瘁的黄兴致电袁世凯请辞。对此结果，袁世凯早已料到，此时他已达到了消磨革命党人斗志的目的，成功逼走了黄兴。但同年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任理事，加上迫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压力，袁世凯决定采取“怀柔策略”，拉拢黄兴等人。
黄兴一时受到袁世凯的蒙蔽，以为革命已经成功，遂出任川汉铁路督办一职。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可惜的是，由于政局的变化，他不得不投身于“二次革命”与“护国运动”中，以至于其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
黄兴与孙中山：“黄金搭档”为何反目
提黄兴，绕不开孙中山。在民主革命中，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大纲领导者统领全局，寻求多方支援，而黄兴则作为军事实战家多次策划与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可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1905年7月的一天，在日本东京，黄兴把孙中山领到一家中国餐馆，短暂寒暄之后，就转入革命话题的讨论。将近两个小时，孙中山与黄兴既不吃菜，又不饮酒，只推心置腹地谈话。最后，他们兴奋地举杯庆贺这次会晤。不久，“孙黄”共同主持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极力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获得通过。黄兴则当选为庶务。
黄兴具备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甘当配角，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1907年7月，同盟会内部发生了第一次“倒孙运动”，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不公一事发起攻击，逼当时代理庶务的刘揆一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黄兴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严正反对的态度，第一次“倒孙风波”得以平息。1909年秋，陶成章等发起第二次“倒孙运动”，要求开会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不仅拒绝召集会议讨论，还为孙中山力辩。他在一封写给孙中山的信中说道：“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
1911年5月4日，孙中山在美国接到胡汉民复电，得知黄花岗起义后黄兴安全脱险，已到达香港，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
同年底，武汉保卫战后期，全国已有多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南北和谈”被提上议程。不久，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于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因黎元洪反对，最后黄兴任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并解释：
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力，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权利，互相推让。
1912年1月1日，“孙黄”分别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陆军总长。当时有人说“孙是一面旗，黄是一把剑”。常人只道两人志同道合、珠联璧合，是一对“黄金搭档”，却甚少知道，“孙黄”也曾有过恩怨纠葛，甚至反目。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黄”就曾爆发过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要数发生于1907年2月的“国旗之争”，当时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几乎反目。最后，经人劝解，黄兴作了让步。
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杀，袁世凯嫌疑很大。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以法律解决，两人各执己见，互不退让。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黄兴等人流亡日本。
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教仁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對黄兴颇多责难。一次，黄兴去见孙中山，遭到痛骂，两人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他们又在国民党的改组问题上意见相反，争论激烈。据说，当时二人情绪激昂，“时声高惊四壁”，晚餐后又在一起激烈争论，“深夜未尽，不欢而散”。
1914年6月，孙中山劝黄兴“静养两年”，黄兴乘船赴美国考察，临行前在寓所宴请孙中山，席间两人“未谈国事”，孙中山赠以一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再共尝。”到美国后，黄兴接到一些人的来信，挑拨他和孙中山的关系，怂恿他另行组党。黄兴气愤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唯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又一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绝对领导权。此外，他还向美国华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并积极为革命募捐。
1916年初，第二次反袁的“护国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孙中山和蔡锷等许多护国将领都急盼黄兴早日回国。5月12日，黄兴发表《致全国各界讨袁通电》，不久回国，与孙中山“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孙黄”反目不成仇，最后握手言和，归根结底，是因为分歧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利益。
1916年10月31日，“护国运动”落幕不久，黄兴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奔波奋斗，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时年仅42岁。孙中山闻讯后，悲恸欲绝，单独署名发布通告，亲自主持丧务，并作祭文、写挽联：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黄兴逝世后，享国葬礼遇，并于1917年3月被葬于长沙岳麓山，市民参加送葬者达十余万之众。
黎元洪下令做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在马上……前线将士们顿时士气大振
黄兴（1874-1916），湖南长沙人。1902年底，参与创办《游学译编》，继而组织“湖南编译社”。1903年，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5年，参与创立中国同盟会，任庶务。此后参与和领导了防城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多次革命活动。1911年11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12月任临时政府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1912年1月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8月任国民党理事，12月任川汉铁路督办。1913年7月，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916年10月31日，病故于上海。
黄兴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中国国民党元老，20世纪初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推翻封建统治，为中国实现民主、独立、富强鞠躬尽瘁，作出了不朽贡献。因此，世人将其与孙中山并称“孙黄”。
黄花岗起义中身先士卒，被击断两根手指
1906年春，黄兴派遣革命志士刘道一回湖南，策动萍浏醴起义，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作为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起义，意义深远。1907年，黄兴从日本来到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同策划了东南沿海多次起义，他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都遭失败，黄兴也因此被称为“常败将军”。
“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惟望公珍卫，成则速回，败亦谋后起。弟本不材，于此次预备多有未周，厥咎殊深。奈事皆决议而行，非一人所能专断，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笔上言。”这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夕，黄兴给孙中山写的一封“绝笔信”。成败，在此一举！
1911年4月27日，以黄兴为总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组织敢死队，臂缠白巾，直抵两广总督张鸣岐总督府，先杀死管带金振邦，又冲入内堂准备活捉张鸣岐，迫使他号令两广清军反正。
岂料，张鸣岐早已闻风而逃，藏在水师行台的茅厕中。越来越多的清军援兵阻止了起义军搜索的进度。就在黄兴即将攻入行台之际，一发子弹“嗖”地飞来，将黄兴持枪的手指击断两根，剧痛使得他身体趔趄，几近倒地。
随后赶来的徐宗汉（1877-1944，民国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儿童教育家，起义后不久与黄兴结婚）见状，来不及细想，一边扶着他躲避清军的追杀，一邊往城门口方向逃奔。行至城门口附近时，两人才猛然发现，守城护卫猛增，而且盘查严密。
危急关头，黄兴和徐宗汉只好躲在附近的草丛里等待时机。
这时，一个身背半边猪肉的屠夫朝城门走来，黄兴顿时心生一计，立刻跟徐宗汉耳语几句。徐宗汉绕出草丛来到屠夫身边，花重金买下那块猪肉及他的外衣。
黄兴换上屠夫的衣服，又把猪肉背到身上，俨然一个杀猪宰羊的屠夫。两人“心无旁骛”地走到了城门下。
一个清兵眼尖，立马看出了黄兴流血的断指，质疑地盘问。
黄兴和徐宗汉佯装害怕，说：“不小心被刀切了手。”然后趁人不备，偷偷塞了点儿碎银过去。
最终，他们得以虎口脱险。
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虽败犹荣，在国内民众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但被劝阻。
1911年7月31日，黄兴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经爆发了起义。
提到辛亥革命，很多人都会想起武昌首义，而关系革命成败的生死之战——武昌首义后的武汉保卫战，则少有人知。
武汉保卫战始于1911年10月18日，终于11月27日，持续40天，其激烈程度和对清军的重创，都比武昌起义更甚。在保卫战的前10天，先后由何锡藩、张景良、姜明经指挥，然而何锡藩开枪打伤自己，请求另派指挥官;张景良首鼠两端，和清方秘密勾结，被处决;姜明经擅离职守。正在这个前线无主帅，“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紧要关头，黄兴于10月28日到达武汉。
黄兴行装甫卸，立即前往都督府与黎元洪（1864-1928，武昌起义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相见。此时，黎元洪正苦于前线无人指挥，见黄兴到来，终于松了一口气，极力表示欢迎的同时，下令做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在马上，在武昌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占的地方跑了一圈。前线将士们得知黄兴到来，顿时士气大振。
11月2日，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受命于危难之间，被正式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每次大战时，黄兴都亲临前线。即使枪炮子弹擦身而过，他也镇静自若。
据当时陪伴黄兴左右的胡祖舜后来回忆，在汉阳保卫战的最后几天，“当两军之相持也，黄总司令逐日至前线，亲自指挥督战。余亦尝与俱，每见敌炮落在咫尺，黄少为之动，辄由随从人员强拽以避。其英勇之气，令人感佩不忘”。
在反攻汉口战役中，当黄兴退到花园时，“在花园阵地庭前潜入了一个敌方的便衣人员，拿着手枪对准黄兴的侧背。我用日本话喊了一声‘危险’！顿时黄兴拔刀把对方的头砍成两块了。”据日本友人、军事顾问萱野长知在《中华民国革命密笈》中记述，黄兴的英勇、冷静应变令人震惊。
黄兴对武汉保卫战的贡献，不止限于在武汉保卫战期间竭尽全力指挥战斗和防御，而且他以一个军事统帅的战略眼光，通盘筹划，为争取南方革命战争的胜利殚精竭虑。
袁世凯逼走黄兴之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危机重重。因为此时的南京，“倘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黄兴甚至自称：“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割腹以谢天下！”
2月，为顾全大局，根据“南北和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胁迫南方革命政权进行的和平谈判）的结果，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重组内阁，将一干革命党人排除在外。
起初，袁世凯不顾南方各省及众多团体“继续任黄兴为陆军总长”的要求，委以黄兴总参谋长的虚职，黄兴坚辞不受。随后，袁世凯又趁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北迁之际，下令黄兴留守南京，处理各省革命军的裁撤与遣散事宜。这一次，黄兴欣然接受了任命，因为“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也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
可这时，袁世凯又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他给了黄兴维持与整理革命军的权力，但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无奈之下，黄兴也只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共济时艰。这样说固然很容易，真做起来却是非常困难——在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前，谁会轻易放下手中的武装呢？
据黄兴的幕僚李书城回忆，4月11日，“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请广西军王芝祥所部弹压，到天晓才平定”。当时黄兴因有事不在南京，等他得知消息赶回时，兵变已被残酷镇压。黄兴对此感到十分内疚，他致电袁世凯：“南京局势危急万分，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法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袁世凯置若罔闻。可即便如此，黄兴仍然顶着巨大的压力，最终将驻扎在苏皖地区的北伐军队缩编成5个军，或遣返或解散。
1912年5月13日，已心力交瘁的黄兴致电袁世凯请辞。对此结果，袁世凯早已料到，此时他已达到了消磨革命党人斗志的目的，成功逼走了黄兴。但同年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任理事，加上迫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压力，袁世凯决定采取“怀柔策略”，拉拢黄兴等人。
黄兴一时受到袁世凯的蒙蔽，以为革命已经成功，遂出任川汉铁路督办一职。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可惜的是，由于政局的变化，他不得不投身于“二次革命”与“护国运动”中，以至于其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
黄兴与孙中山：“黄金搭档”为何反目
提黄兴，绕不开孙中山。在民主革命中，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大纲领导者统领全局，寻求多方支援，而黄兴则作为军事实战家多次策划与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可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1905年7月的一天，在日本东京，黄兴把孙中山领到一家中国餐馆，短暂寒暄之后，就转入革命话题的讨论。将近两个小时，孙中山与黄兴既不吃菜，又不饮酒，只推心置腹地谈话。最后，他们兴奋地举杯庆贺这次会晤。不久，“孙黄”共同主持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极力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获得通过。黄兴则当选为庶务。
黄兴具备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甘当配角，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1907年7月，同盟会内部发生了第一次“倒孙运动”，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不公一事发起攻击，逼当时代理庶务的刘揆一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黄兴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严正反对的态度，第一次“倒孙风波”得以平息。1909年秋，陶成章等发起第二次“倒孙运动”，要求开会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不仅拒绝召集会议讨论，还为孙中山力辩。他在一封写给孙中山的信中说道：“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
1911年5月4日，孙中山在美国接到胡汉民复电，得知黄花岗起义后黄兴安全脱险，已到达香港，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
同年底，武汉保卫战后期，全国已有多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南北和谈”被提上议程。不久，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于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因黎元洪反对，最后黄兴任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并解释：
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力，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权利，互相推让。
1912年1月1日，“孙黄”分别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陆军总长。当时有人说“孙是一面旗，黄是一把剑”。常人只道两人志同道合、珠联璧合，是一对“黄金搭档”，却甚少知道，“孙黄”也曾有过恩怨纠葛，甚至反目。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黄”就曾爆发过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要数发生于1907年2月的“国旗之争”，当时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几乎反目。最后，经人劝解，黄兴作了让步。
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杀，袁世凯嫌疑很大。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以法律解决，两人各执己见，互不退让。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黄兴等人流亡日本。
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教仁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對黄兴颇多责难。一次，黄兴去见孙中山，遭到痛骂，两人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他们又在国民党的改组问题上意见相反，争论激烈。据说，当时二人情绪激昂，“时声高惊四壁”，晚餐后又在一起激烈争论，“深夜未尽，不欢而散”。
1914年6月，孙中山劝黄兴“静养两年”，黄兴乘船赴美国考察，临行前在寓所宴请孙中山，席间两人“未谈国事”，孙中山赠以一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再共尝。”到美国后，黄兴接到一些人的来信，挑拨他和孙中山的关系，怂恿他另行组党。黄兴气愤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唯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又一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绝对领导权。此外，他还向美国华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并积极为革命募捐。
1916年初，第二次反袁的“护国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孙中山和蔡锷等许多护国将领都急盼黄兴早日回国。5月12日，黄兴发表《致全国各界讨袁通电》，不久回国，与孙中山“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孙黄”反目不成仇，最后握手言和，归根结底，是因为分歧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利益。
1916年10月31日，“护国运动”落幕不久，黄兴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奔波奋斗，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时年仅42岁。孙中山闻讯后，悲恸欲绝，单独署名发布通告，亲自主持丧务，并作祭文、写挽联：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黄兴逝世后，享国葬礼遇，并于1917年3月被葬于长沙岳麓山，市民参加送葬者达十余万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