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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前进路上,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取得被称为“中国奇迹”的经济增长成就呢?从大处看,我们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今天人们常讲的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可能这样强劲有力。
一部未竟的改革史
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这是与前苏联的改革路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都是计划经济,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一个超级国家公司来办,权力高度集中,信息不灵,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活力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革,特别是要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靠价格、而不是靠行政官僚命令来配置资源。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苏联和中国的选择不同。
叶利钦似乎认为既然要搞市场经济,那就从西方市场经济里请个高明的专家设计出一个改革路线图,照单改就是了。于是就有“500天激进改革计划”之类的故事发生。
中国没有那样幼稚。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多少年多少代社会经济法律关系演化的结果,即便有专家知道当今市场经济是怎样一回事,也并不一定知道那套经济究竟是如何来的,更不知道怎样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哪里走不通了就东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个解决方案,再来回做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事后比较,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渐进策略优于前苏联的激进策略。
不过这也落下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更麻烦的地方,是因为易改的改了,经济上收到了成效,人们对还要不要再改草攻坚,就不容易达成共识。毕竟改革前无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渐进”就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诫如我在这本集子里梳理的,早期的改革开放都是逼出来的。譬如几亿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不改过不下去,所以要包产到户。现在因为改革成功,再也难有类似当年那种逼的形势,结果就说改革的多,实际改的少。如果说什么是最大的障碍,我以为还是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样拖来拖去,渐进改革也可能留下很多“半拉子改革工程”,妨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渐进改革的最大挑战
改革的过程中派生了腐败,腐败和改革赛跑的现象,是人情社会的侵蚀还是因为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7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或许可以说是渐进改革策略还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逻辑上,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党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由于运转不下去,才放权改革。可是在实践上,放权改革是渐进的:部分过于集中的权力放到了公民个人和普通企业手里,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权力,只是放到了较低级别的、还是党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部门政府或地方政府手里,而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府,又重新集中起一些权力。所有这些权力主体,一起在“市场”里竞争。由于具备了合法强制力的国家权力也“下了海”,凭权力设租寻租,就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台面上,人们看到很多中国的政府机构很像“公司”、而不少党政领导人很像“老板”,同样在那里争利逐利,但他们又拥有惟有“公家”才拥有的合法强制力。在台面之下,权力搅买卖的活动天天包围着那些看起来很像老板、其实还是官员的干部,腐败的发生就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转型中的系统性风险。
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即人情社会的传统使然。过去的中国文化里,也还有官家不得与民争利的传统呀。当然,公权私权的界分不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所谓“人情社会”对权力腐败见怪不怪,倒是提商了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减轻了问题的紧迫性。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当下的权力腐败作为超级国家公司转型中的问题来看待。目前国际国内都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试图在理论上把中国转型中的制度和组织模式化,似乎官商不分的现实正在构建出一个新文明,似乎超级国家公司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失败了,但变成碎块的小超级国家公司仅仅因为彼此之间展开着商业竞争就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对这些倾向持保留态度,我以为中国如果不直面自己成功的渐进改革中尚未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迄今为止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还是未定之数。
发展离不开实践理性
实践证明,邓小平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论点,并没有过时。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离不开合法强制力即政府的服务。问题在于,一个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合法强制力,本身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坏现象,公众议论纷纷、批评和抨击的,甚至激发群体事件的,差不多都围绕这个主题在展开。几年前我讲过一个观点:国家权力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上轨道。要国家权力及官员的行为上轨道,就离不开政治约束条件和机制,这就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形容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长远明晰的国家策略?从认知的角度看,实践理性永远比少数精英规划、设计的理性更为可靠。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可能把什么都想全了,然后规划一个理想社会让大家进去就获得现成的享受。这样看,“摸着石头过河”所表述的知行互动、多样化局部试验、给行得通的做法提供合法化的承认等等这一套,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依然有效。
当然,强调基于经验的实践理性,并不排斥理念——那些在长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里提炼出来、又经受经验检验过的抽象准则。譬如受保障的财产权利、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限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程序正义、民主与法治等等,就不能说只有西方社会才需要,中国就不需要。把这些抽象的普世价值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要真正实现这些抽象的准则,还是离不开实践理性。
一部未竟的改革史
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这是与前苏联的改革路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都是计划经济,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一个超级国家公司来办,权力高度集中,信息不灵,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活力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革,特别是要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靠价格、而不是靠行政官僚命令来配置资源。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苏联和中国的选择不同。
叶利钦似乎认为既然要搞市场经济,那就从西方市场经济里请个高明的专家设计出一个改革路线图,照单改就是了。于是就有“500天激进改革计划”之类的故事发生。
中国没有那样幼稚。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多少年多少代社会经济法律关系演化的结果,即便有专家知道当今市场经济是怎样一回事,也并不一定知道那套经济究竟是如何来的,更不知道怎样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哪里走不通了就东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个解决方案,再来回做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事后比较,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渐进策略优于前苏联的激进策略。
不过这也落下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更麻烦的地方,是因为易改的改了,经济上收到了成效,人们对还要不要再改草攻坚,就不容易达成共识。毕竟改革前无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渐进”就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诫如我在这本集子里梳理的,早期的改革开放都是逼出来的。譬如几亿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不改过不下去,所以要包产到户。现在因为改革成功,再也难有类似当年那种逼的形势,结果就说改革的多,实际改的少。如果说什么是最大的障碍,我以为还是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样拖来拖去,渐进改革也可能留下很多“半拉子改革工程”,妨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渐进改革的最大挑战
改革的过程中派生了腐败,腐败和改革赛跑的现象,是人情社会的侵蚀还是因为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7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或许可以说是渐进改革策略还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逻辑上,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党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由于运转不下去,才放权改革。可是在实践上,放权改革是渐进的:部分过于集中的权力放到了公民个人和普通企业手里,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权力,只是放到了较低级别的、还是党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部门政府或地方政府手里,而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府,又重新集中起一些权力。所有这些权力主体,一起在“市场”里竞争。由于具备了合法强制力的国家权力也“下了海”,凭权力设租寻租,就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台面上,人们看到很多中国的政府机构很像“公司”、而不少党政领导人很像“老板”,同样在那里争利逐利,但他们又拥有惟有“公家”才拥有的合法强制力。在台面之下,权力搅买卖的活动天天包围着那些看起来很像老板、其实还是官员的干部,腐败的发生就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转型中的系统性风险。
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即人情社会的传统使然。过去的中国文化里,也还有官家不得与民争利的传统呀。当然,公权私权的界分不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所谓“人情社会”对权力腐败见怪不怪,倒是提商了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减轻了问题的紧迫性。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当下的权力腐败作为超级国家公司转型中的问题来看待。目前国际国内都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试图在理论上把中国转型中的制度和组织模式化,似乎官商不分的现实正在构建出一个新文明,似乎超级国家公司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失败了,但变成碎块的小超级国家公司仅仅因为彼此之间展开着商业竞争就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对这些倾向持保留态度,我以为中国如果不直面自己成功的渐进改革中尚未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迄今为止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还是未定之数。
发展离不开实践理性
实践证明,邓小平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论点,并没有过时。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离不开合法强制力即政府的服务。问题在于,一个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合法强制力,本身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坏现象,公众议论纷纷、批评和抨击的,甚至激发群体事件的,差不多都围绕这个主题在展开。几年前我讲过一个观点:国家权力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上轨道。要国家权力及官员的行为上轨道,就离不开政治约束条件和机制,这就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形容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长远明晰的国家策略?从认知的角度看,实践理性永远比少数精英规划、设计的理性更为可靠。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可能把什么都想全了,然后规划一个理想社会让大家进去就获得现成的享受。这样看,“摸着石头过河”所表述的知行互动、多样化局部试验、给行得通的做法提供合法化的承认等等这一套,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依然有效。
当然,强调基于经验的实践理性,并不排斥理念——那些在长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里提炼出来、又经受经验检验过的抽象准则。譬如受保障的财产权利、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限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程序正义、民主与法治等等,就不能说只有西方社会才需要,中国就不需要。把这些抽象的普世价值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要真正实现这些抽象的准则,还是离不开实践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