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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日内瓦的罗纳河边，眺望着一团火红的朝阳，正悬挂在东方缓缓起伏的山峦上，它燃烧出的满天霞光，轻轻地洒落在多少楼宇的顶端，洒落在面前这条清澈的河水里。我披着阵阵耀眼的光芒，急急忙忙地往卢梭岛走去，得赶快找见他的那一尊铜像，仔仔细细地观看着，好将许久以来阅读他著作的过程中间，逐步得到解开的有些疑问，在他面前再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一番。
是将近六十年前的往事了，却还影影绰绰地在自己心里荡漾着。记得那一位很威严的国文老师，挺立在中学的课堂里，头头是道地串讲着《论语》里的章节，宣扬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伦理观念。班上的同学们都听得昏昏沉沉，惶惑不止，不是早已废除了帝王的统治，为什么还要毕恭毕敬地歌颂那古老得发霉的秩序呢?
好不容易下了课，赶紧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很偶然地找见了一本《民约论》，似懂非懂地浏览起来。卢梭在两百四十年前写成的这部论著里面，就诉说着“人是生而自南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还说是“如果没有平等，自由便不可能存在”，而如果“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类的权利”。
我被这几行似乎是闪烁着亮光的文字深深吸引住了，在心里反复地诵读着，觉得如果整个的人类，都能够这样自由地过活，平等地相待，那将会充满多么巨大的亲和力。只要厌弃与憎恶那种臣服帝王的说教，不再愿意磕头跪拜，温驯地去充当奴才，那就一定会憧憬此种自由与平等的境界。而如果真像是这样的话，整个熙熙攘攘的世间，肯定会无比的美丽起来。
卢梭的这些话语，真是道出了我一种朦胧的向往，还鼓励自己去消除满腹的疑惑和忧虑。于是这个多么辉煌的名字，就像从我头顶升起的太阳一般，永远在心里不住地闪耀。
我在后来毕生的读书生涯中间，就常常思考着卢梭的这些话语。如果在遵守公正的法律，和服膺高尚的道德这种前提底下，人人都有权利去自由地安排各自的生活，自由地发表各自的意见，肯定就能够熏陶成充满自由精神的习惯和心态，从而迸发出一种巨大的创造能力来，欢乐和豪迈地推动着自己生存的环境，始终都朝向前方迈进，让它变得更合理、更健康、更和谐、更美好。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长期肆虐的君皇统治，却拟定了根深蒂固的等级特权的制度，藉以牢固地控制和奴役千千万万的民众，正像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所说的，“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像这样“一级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在这种跟平等和自由迥然相异的社会氛围中间，当然就只好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被囚禁在严酷、愚昧、落后和野蛮的秩序底下。
只有高扬着平等和自由的理想，才能够鼓舞、召唤和敦促人们，英勇地去冲破专制帝王统治民众的牢笼。呼号着自由与平等的卢梭，真值得后人永远地感激和尊敬。不过为什么如此地钦佩和推崇他，自称是他学生的罗伯斯比尔，竟会在法国大革命的滚滚热潮中，推行起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来?谁只要持有不同的意见，就很可能被视为这场革命的敌人，经过他所把持的国民公会表决通过之后，立即处以绞刑了事。为什么声称怀抱着平等和自由的理想，却又丝毫都不能够容忍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要这样殘忍地大开杀戒，屠戮那些跟自己发生了意见分歧的盟友呢?我多么想迅速地赶到卢梭的铜像底下，再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长期困扰过自己的问题。
我又匆匆地往前走了几步，就瞧见那一座横跨着罗纳河的长桥，瞧见在卢梭岛的顶端，几棵高耸的枫杨树底下，一座方正的石礅顶部，这静坐在椅子上的铜像，正英气勃勃地挥起右手，是不是向赶来看望他的人们致意?当我走到浓密的树荫底下，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时，才清楚地看出来了，原来他是握着一枝细小的笔杆，还睁开明亮的眼睛，张望那捏在左边手掌里的纸张，正沉思冥想着要书写或者修改什么呢?
我又想起遥远的中学时代，多么神往地阅读着《民约论》的情景，然而我读得实在太潦草了，只不过是一目十行，飞快地翻过纸页，面对着有些深奥与艰涩的说理，竟懒得去进一步地梳理和把握，而对于有些容易激发自己兴趣的话语，就一唱三叹地背诵着，还生发出无穷无尽的感喟来，自己向往平等和自由的理想，不正是从这儿萌生的吗?
我还想起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期，也曾经反复地阅读着这本刚被更名为《社会契约论》的新译本，当时真是下定了决心，想要彻底地弄懂，究竟是罗伯斯比尔违背了卢梭的主张，抑或是卢梭在什么地方错误地引导了罗伯斯比尔?于是我花费了不小的功夫，在夜晚昏暗的灯光底下，一字一句地钻研起来，断断续续地琢磨这个始终困惑着自己的疑问。
直到在后来又经历了四十载艰辛的岁月中问，我也并没有放弃过对于这本典籍的思索，终于在逐渐深入到字里行间的过程中，开始明白了他在自己论述中间产生的失误。
原来卢梭把领导公民和国家的“主权者”理想化了，认为 “主权者既然是只能由各个人所构成”，因此 “不可能具有与他们的利益相反的任何利益”，“不可能想要损害共同体的全部成员”，这样的话当然就并不需要对大家“提供任何的保证”，而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一切主张付诸于行动。这实在是构想得太天真和幼稚了，难道那些领导者在掌握了庞大的权力之后，一点儿也不会滋生出霸道与贪婪的念头来?况且是在消解了任何有效的保证措施之后，难道就不会开始走上假公济私和为所欲为的邪路?不会这样一步步地膨胀和堕落下去，成为说一不二和肆意压制别人的独裁者?
卢梭在自己的《社会契约论》里面，多次提到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足见这位只比他年长二十余岁的启蒙主义大师，对于他具有多么深刻的影响。可是为什么在这部杰出的著作里，十分强调过的“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一真知灼见，竟没有很好地成为他论证和判断问题的出发点?
孟德斯鸠目光如炬地抓住了“滥用权力”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深刻地理解人性的本质弱点和历史的运转规律，才会提出必须建立一种平行的“权力”，以便去“约束权力”，这样才能够保证民主体制的正常运行。比起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显得很幼稚和迷茫的卢梭来，孟德斯鸠真是万分的清醒和睿智，他在这一方面所形成的系统的主张，为人类历史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他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感激的人。
卢梭在阐述自己这个形成了失误的问题时，比起早生于自己八十年的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洛克来，也可以说是远远地离开了谨严与科学的原则。洛克却正好是跟他相反，十分审慎和确切地强调，政府只是掌握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而每个公民则完全应该享受自由的权利，这在任何情况底下，都是绝对不能被转让和剥夺的。他在自己的《政府论》“下篇”里说道，“不能运用契约 或者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去奴役，或者置身于别人绝对和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而应该“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适当的范围之内”。卢梭如果能够做到像洛克那样，一开始就严格地区分开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界线，应该是会杜绝自己这个致命性的错误的。
正是基于自己这种天真和轻率的见解，卢梭竟匆忙地将自己所规定的“主权者”的一言一行，都错误地标榜成为一种“公意”，断然地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他多么豪情满怀地宣扬着自由与平等的崇高理想，却因为犯了思维方法上的错误，混淆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这两种不同事物的区别，才形成了对于“主权者”的行为，丝毫都不加以限制的错误观点，从而就影响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此种以公民的名义，残酷地迫害和屠戮公民的暴政。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深受他影响的罗伯斯比尔，就不仅被自己垄断权力的欲望所蛊惑，出于此种心理的驱使，欣喜若狂和顺理成章地推行着恐怖的统治，而且最终还使得自己和几位最亲密的战友，也在接踵而来的热月政变中间，同样是被充满着恐怖与血腥气味地处死了。
这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在一种壮烈与悲惨的气氛中间，苍凉和沉重地踯躅前行的。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十一年之前，卢梭就已经去世，自然是无法看到它种种的场景，也无法作出任何触动自己灵魂的判断和反思了。要不然的话，以他如此坦诚和真挚的情怀，如此严厉与沉痛地揭示自己过失的勇气，肯定会在那一部震撼过多少人心灵的《忏悔录》里面，淋漓盡致地陈述自己这一观点的缺失，和义正词严地谴责自己所造成的多么严重后果吧。
卢梭无法见到的法国大革命，却被柏克和贡斯当目睹了。比卢梭年轻十余岁的英国政治学家和美学家柏克，在他自己所撰写的《法国革命论》里面，针对当时那种很混乱的情景说道，“如果卢梭还活在人世，在他某个清醒的片刻，是会对自己学生们的实践的狂热，感到震惊的”。这位曾经跟卢梭有过交往的作者，对于他作出的此种估计，应该说是符合他异常诚恳的性格的，然而柏克又在《致国民议会一位成员的信》中，很轻蔑地嘲笑“十分雄辩”的卢梭，“肯定有很严重的智力障碍”，这是否说得太过分了?
比卢梭年轻五十多岁的法国政治家和小说家贡斯当，则在他自己撰写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里面，进一步阐述洛克《政府论》里的主张说，“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然是属于个人和独立的，它有权置身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主权只是一个有限和相对的存在”，如果“你确信主权不受到限制，就等于是随意进行创造，并且向人类社会抛去一种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在什么人手里，必定会构成一项罪恶”，接着就中肯地批评说，“卢梭忽视了这个真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所犯的错误，经常被用来作为自由的颂词，然而这些颂词却是对所有类型的专制政治最可怕的支持”。贡斯当多么清晰明了地指出卢梭这种错误的实质，比起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更侧重于情感的宣泄来，真是笼罩着一种说服力极强的理论色彩。
针对卢梭在理论上的这种失误，贡斯当还十分强调地指出，“由权力的本质所决定，只要可以不受惩罚地滥用，它就会受到更多的滥用”。他对于“权力的本质”，实在是了解得太透彻和深刻了，从而才会斩钉截铁地作出这种理论性的规定，“对于主权加以限制，这既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将使其得到更为严格的保障”。在这个十分具有逻辑力量的科学界说中间，可以多么明显地看出孟德斯鸠对于他的影响，正因为是如此，就使得他更容易判明卢梭在阐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弊端了。
而比卢梭晚生一百六十年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自己撰写的《西方哲学史》里面，也抨击他那种关于“公意”的说法，“使得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具有一种神秘的等同”，是“黑格尔替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以加以利用的”，同样都是贬抑得相当的厉害，却又不能不说是击中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卢梭一心一意想要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却由于存在着若干错误的观点，因此对于后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就产生过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消极影响。在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真是蕴涵着多么沉痛的悲剧意味啊!
卢梭自然是不可能见到和知悉法国大革命的实况了，也不可能有机会去阅读柏克、贡斯当和罗素的那些著作，认真地辨别和思考他们的批评意见了。这些对于历史的沉思，只好由后来的人们承担起来，真是责任重大啊!
我肃穆地站在卢梭的铜像面前，倾听着从远处吹拂过来的微风，把自己头顶纷纷扬扬飘摇着的树叶，摩擦和弹奏出了瑟瑟的声响，使我感到了些许的寒意，于是赶紧寻觅着穿过树叶的阳光，瞅见它丝丝缕缕地抖落在青草丛中的影纹，闪闪烁烁地反射在卢梭那俊秀的脸庞上。我默默地张望着正陷入沉思中的卢梭，深深地信任他这颗永远追求善良、反思自己和向往净化的心灵。
是将近六十年前的往事了，却还影影绰绰地在自己心里荡漾着。记得那一位很威严的国文老师，挺立在中学的课堂里，头头是道地串讲着《论语》里的章节，宣扬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伦理观念。班上的同学们都听得昏昏沉沉，惶惑不止，不是早已废除了帝王的统治，为什么还要毕恭毕敬地歌颂那古老得发霉的秩序呢?
好不容易下了课，赶紧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很偶然地找见了一本《民约论》，似懂非懂地浏览起来。卢梭在两百四十年前写成的这部论著里面，就诉说着“人是生而自南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还说是“如果没有平等，自由便不可能存在”，而如果“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类的权利”。
我被这几行似乎是闪烁着亮光的文字深深吸引住了，在心里反复地诵读着，觉得如果整个的人类，都能够这样自由地过活，平等地相待，那将会充满多么巨大的亲和力。只要厌弃与憎恶那种臣服帝王的说教，不再愿意磕头跪拜，温驯地去充当奴才，那就一定会憧憬此种自由与平等的境界。而如果真像是这样的话，整个熙熙攘攘的世间，肯定会无比的美丽起来。
卢梭的这些话语，真是道出了我一种朦胧的向往，还鼓励自己去消除满腹的疑惑和忧虑。于是这个多么辉煌的名字，就像从我头顶升起的太阳一般，永远在心里不住地闪耀。
我在后来毕生的读书生涯中间，就常常思考着卢梭的这些话语。如果在遵守公正的法律，和服膺高尚的道德这种前提底下，人人都有权利去自由地安排各自的生活，自由地发表各自的意见，肯定就能够熏陶成充满自由精神的习惯和心态，从而迸发出一种巨大的创造能力来，欢乐和豪迈地推动着自己生存的环境，始终都朝向前方迈进，让它变得更合理、更健康、更和谐、更美好。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长期肆虐的君皇统治，却拟定了根深蒂固的等级特权的制度，藉以牢固地控制和奴役千千万万的民众，正像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所说的，“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像这样“一级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在这种跟平等和自由迥然相异的社会氛围中间，当然就只好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被囚禁在严酷、愚昧、落后和野蛮的秩序底下。
只有高扬着平等和自由的理想，才能够鼓舞、召唤和敦促人们，英勇地去冲破专制帝王统治民众的牢笼。呼号着自由与平等的卢梭，真值得后人永远地感激和尊敬。不过为什么如此地钦佩和推崇他，自称是他学生的罗伯斯比尔，竟会在法国大革命的滚滚热潮中，推行起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来?谁只要持有不同的意见，就很可能被视为这场革命的敌人，经过他所把持的国民公会表决通过之后，立即处以绞刑了事。为什么声称怀抱着平等和自由的理想，却又丝毫都不能够容忍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要这样殘忍地大开杀戒，屠戮那些跟自己发生了意见分歧的盟友呢?我多么想迅速地赶到卢梭的铜像底下，再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长期困扰过自己的问题。
我又匆匆地往前走了几步，就瞧见那一座横跨着罗纳河的长桥，瞧见在卢梭岛的顶端，几棵高耸的枫杨树底下，一座方正的石礅顶部，这静坐在椅子上的铜像，正英气勃勃地挥起右手，是不是向赶来看望他的人们致意?当我走到浓密的树荫底下，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时，才清楚地看出来了，原来他是握着一枝细小的笔杆，还睁开明亮的眼睛，张望那捏在左边手掌里的纸张，正沉思冥想着要书写或者修改什么呢?
我又想起遥远的中学时代，多么神往地阅读着《民约论》的情景，然而我读得实在太潦草了，只不过是一目十行，飞快地翻过纸页，面对着有些深奥与艰涩的说理，竟懒得去进一步地梳理和把握，而对于有些容易激发自己兴趣的话语，就一唱三叹地背诵着，还生发出无穷无尽的感喟来，自己向往平等和自由的理想，不正是从这儿萌生的吗?
我还想起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期，也曾经反复地阅读着这本刚被更名为《社会契约论》的新译本，当时真是下定了决心，想要彻底地弄懂，究竟是罗伯斯比尔违背了卢梭的主张，抑或是卢梭在什么地方错误地引导了罗伯斯比尔?于是我花费了不小的功夫，在夜晚昏暗的灯光底下，一字一句地钻研起来，断断续续地琢磨这个始终困惑着自己的疑问。
直到在后来又经历了四十载艰辛的岁月中问，我也并没有放弃过对于这本典籍的思索，终于在逐渐深入到字里行间的过程中，开始明白了他在自己论述中间产生的失误。
原来卢梭把领导公民和国家的“主权者”理想化了，认为 “主权者既然是只能由各个人所构成”，因此 “不可能具有与他们的利益相反的任何利益”，“不可能想要损害共同体的全部成员”，这样的话当然就并不需要对大家“提供任何的保证”，而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一切主张付诸于行动。这实在是构想得太天真和幼稚了，难道那些领导者在掌握了庞大的权力之后，一点儿也不会滋生出霸道与贪婪的念头来?况且是在消解了任何有效的保证措施之后，难道就不会开始走上假公济私和为所欲为的邪路?不会这样一步步地膨胀和堕落下去，成为说一不二和肆意压制别人的独裁者?
卢梭在自己的《社会契约论》里面，多次提到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足见这位只比他年长二十余岁的启蒙主义大师，对于他具有多么深刻的影响。可是为什么在这部杰出的著作里，十分强调过的“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一真知灼见，竟没有很好地成为他论证和判断问题的出发点?
孟德斯鸠目光如炬地抓住了“滥用权力”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深刻地理解人性的本质弱点和历史的运转规律，才会提出必须建立一种平行的“权力”，以便去“约束权力”，这样才能够保证民主体制的正常运行。比起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显得很幼稚和迷茫的卢梭来，孟德斯鸠真是万分的清醒和睿智，他在这一方面所形成的系统的主张，为人类历史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他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感激的人。
卢梭在阐述自己这个形成了失误的问题时，比起早生于自己八十年的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洛克来，也可以说是远远地离开了谨严与科学的原则。洛克却正好是跟他相反，十分审慎和确切地强调，政府只是掌握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而每个公民则完全应该享受自由的权利，这在任何情况底下，都是绝对不能被转让和剥夺的。他在自己的《政府论》“下篇”里说道，“不能运用契约 或者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去奴役，或者置身于别人绝对和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而应该“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适当的范围之内”。卢梭如果能够做到像洛克那样，一开始就严格地区分开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界线，应该是会杜绝自己这个致命性的错误的。
正是基于自己这种天真和轻率的见解，卢梭竟匆忙地将自己所规定的“主权者”的一言一行，都错误地标榜成为一种“公意”，断然地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他多么豪情满怀地宣扬着自由与平等的崇高理想，却因为犯了思维方法上的错误，混淆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这两种不同事物的区别，才形成了对于“主权者”的行为，丝毫都不加以限制的错误观点，从而就影响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此种以公民的名义，残酷地迫害和屠戮公民的暴政。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深受他影响的罗伯斯比尔，就不仅被自己垄断权力的欲望所蛊惑，出于此种心理的驱使，欣喜若狂和顺理成章地推行着恐怖的统治，而且最终还使得自己和几位最亲密的战友，也在接踵而来的热月政变中间，同样是被充满着恐怖与血腥气味地处死了。
这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在一种壮烈与悲惨的气氛中间，苍凉和沉重地踯躅前行的。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十一年之前，卢梭就已经去世，自然是无法看到它种种的场景，也无法作出任何触动自己灵魂的判断和反思了。要不然的话，以他如此坦诚和真挚的情怀，如此严厉与沉痛地揭示自己过失的勇气，肯定会在那一部震撼过多少人心灵的《忏悔录》里面，淋漓盡致地陈述自己这一观点的缺失，和义正词严地谴责自己所造成的多么严重后果吧。
卢梭无法见到的法国大革命，却被柏克和贡斯当目睹了。比卢梭年轻十余岁的英国政治学家和美学家柏克，在他自己所撰写的《法国革命论》里面，针对当时那种很混乱的情景说道，“如果卢梭还活在人世，在他某个清醒的片刻，是会对自己学生们的实践的狂热，感到震惊的”。这位曾经跟卢梭有过交往的作者，对于他作出的此种估计，应该说是符合他异常诚恳的性格的，然而柏克又在《致国民议会一位成员的信》中，很轻蔑地嘲笑“十分雄辩”的卢梭，“肯定有很严重的智力障碍”，这是否说得太过分了?
比卢梭年轻五十多岁的法国政治家和小说家贡斯当，则在他自己撰写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里面，进一步阐述洛克《政府论》里的主张说，“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然是属于个人和独立的，它有权置身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主权只是一个有限和相对的存在”，如果“你确信主权不受到限制，就等于是随意进行创造，并且向人类社会抛去一种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在什么人手里，必定会构成一项罪恶”，接着就中肯地批评说，“卢梭忽视了这个真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所犯的错误，经常被用来作为自由的颂词，然而这些颂词却是对所有类型的专制政治最可怕的支持”。贡斯当多么清晰明了地指出卢梭这种错误的实质，比起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更侧重于情感的宣泄来，真是笼罩着一种说服力极强的理论色彩。
针对卢梭在理论上的这种失误，贡斯当还十分强调地指出，“由权力的本质所决定，只要可以不受惩罚地滥用，它就会受到更多的滥用”。他对于“权力的本质”，实在是了解得太透彻和深刻了，从而才会斩钉截铁地作出这种理论性的规定，“对于主权加以限制，这既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将使其得到更为严格的保障”。在这个十分具有逻辑力量的科学界说中间，可以多么明显地看出孟德斯鸠对于他的影响，正因为是如此，就使得他更容易判明卢梭在阐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弊端了。
而比卢梭晚生一百六十年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自己撰写的《西方哲学史》里面，也抨击他那种关于“公意”的说法，“使得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具有一种神秘的等同”，是“黑格尔替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以加以利用的”，同样都是贬抑得相当的厉害，却又不能不说是击中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卢梭一心一意想要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却由于存在着若干错误的观点，因此对于后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就产生过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消极影响。在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真是蕴涵着多么沉痛的悲剧意味啊!
卢梭自然是不可能见到和知悉法国大革命的实况了，也不可能有机会去阅读柏克、贡斯当和罗素的那些著作，认真地辨别和思考他们的批评意见了。这些对于历史的沉思，只好由后来的人们承担起来，真是责任重大啊!
我肃穆地站在卢梭的铜像面前，倾听着从远处吹拂过来的微风，把自己头顶纷纷扬扬飘摇着的树叶，摩擦和弹奏出了瑟瑟的声响，使我感到了些许的寒意，于是赶紧寻觅着穿过树叶的阳光，瞅见它丝丝缕缕地抖落在青草丛中的影纹，闪闪烁烁地反射在卢梭那俊秀的脸庞上。我默默地张望着正陷入沉思中的卢梭，深深地信任他这颗永远追求善良、反思自己和向往净化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