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搭飞机那天，我遇上大堵车。离机场还有不到10公里，但沿着土色的盘山公路码着一望无际的大巴，而我的航班预定1小时后起飞。
　　120公里，北京到天津的距离，我已在那辆破公交车里蜷缩了10小时。公交车龟速行驶，不断被嗖嗖而过的摩托甩在身后。驶近加德满都，空气开始富含尘土味，植被蒙着一层淡褐色。
　　我以为的“世纪大堵车”，其实只是他们周末进城的日常。戴着贝雷帽的警察站在岗亭里玩手机。我在车上看了3部印度电影，上了6趟厕所，吃了8包饼干，车队才从一个山头挪到另一个山头。“几点能到啊？”我大声嚷嚷。这句话被穿着纱丽的妇女一个接一个地传给了司机。“我怎么知道！”5分鐘后，司机吼回来。
　　我四处张望，寻找堵车的原因，突然发现这个国家竟然没有一盏红绿灯。电线杂乱地缠成鸟窝状。在这个有无线网络覆盖、书店里摆着《小王子》和村上春树的书、学校门口贴着成绩排名，有时候甚至让我感觉宾至如归的现代世界，却没有红绿灯。
　　尼泊尔2008年才废除帝制。截至2012年，尼泊尔总长23000公里的公路，铺了沥青的不到一半，而在这个以山地为主的国家里，出行只能公路、航空二选一。
　　尼泊尔是个神奇的国家，具有一种触手可及的魔幻色彩，其原因或许要追溯到人种。我浏览同车的乘客，看到几个人种特征不同的脸。尼泊尔的小学课本上写着“尼泊尔王国是一个由36个民族组成的花园”，这让尼泊尔的宗教和世俗生活混合得复杂有趣。
　　尼泊尔是佛教的发源地。在距离印度5公里的小村子蓝毗尼一个有玻璃遮挡的史前巨石上，我看到了据说是佛祖还是悉达多小王子时留下的脚印。然而在这个佛祖的故乡，佛教徒只占全国人口的约20%，印度教徒约占80%。
　　两种信仰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共处，比如，人们一起供奉并膜拜“活女神”库玛丽。库玛丽是个小女孩，准确地说，是个四五岁到十二三岁的月经来潮前的幼女，被视作守护国家的女神的化身。
　　站在库玛丽居住的神庙的天井里，我丧气地发现自己并没有资格进去一探究竟只有印度教徒才能进入庙内并得到赐福。神庙红砖黑木，天井里种着月季，墙上挂着一只钟，下午4点，“女神”会从窗口探出头，把祝福平均分配给我们这些看热闹的闲人。
　　“女神”出现了5分钟。她今年11岁，据说人们正在筛选她的下一任。神庙外的台阶上，一对尼泊尔中学生坐在那里喝可乐，腿上摊着作业本，男孩在给女孩讲题。
　　尽管生活在现代国家，尼泊尔人的生老病死仍与宗教紧密相连。在加德满都郊区一个印度教烧尸庙的门口，我看到一辆救护车，人们从里面抬出一个垂死的、戴着氧气罩的老人，将他径直抬进神庙。
　　尼泊尔人死后也会火化，不过这无关科学，只关乎信仰。死去的印度教徒被包在黄缎子里，在一番复杂的祈祷仪式后，被抬到河边烧化。河边连绵地筑着石砌焚烧台，遗体被放在木头码成的灵床上，底下点火，随即飘起滚滚浓烟，伴随着一股奇异的味道。
　　让一个印度教灵魂安详地升天，得要大半个小时。中间会有诸如司仪用一根棍子将逝者一只黑乎乎的脚拨进火堆、猴子大军冲到人们面前当众交配的尴尬场面。最后，肉身化成灰被人们撒进河里。恒河支流缓缓流，不相干的人们在对面草地上野餐，戴白帽的家属唱着歌，从山上的神庙传来一记一记的钟声。
　　这个国家似乎并不按现代文明的齿轮一丝不苟地运行，然而它有一种浑然一体的和谐，照自己的节奏慢吞吞地前进。满街乱窜的猴子、当街熟睡的野狗、半塌不塌的古庙下弹琴唱歌的流浪汉，总让我体会到一种秩序以外的美。这种感情相当复杂，甚至让我对一些“原则问题”变得很有耐心，包括时不时停电，包括总也修不好的公路，包括大堵车。
　　近处有低低的引擎轰鸣。前排的老太太转过来拍着我，指着天空，一脸宽慰和喜悦的表情———终于，机场到了。
　　我飞奔向办理乘机的柜台，没看到一个乘客。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一看表，已过了停止办理登机牌的时间10分钟。我的心里像突然被灌进了一股铅。
　　我曾听说尼泊尔的机场不规范到甚至会延迟起飞，等待迟到的乘客，于是我心存侥幸地走上前。
　　“飞昆明吗？”乘务员突然抬起头，“我们一直在等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