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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路成城
真正到了格尔木,我才知道有这么一这座城。
青藏公路铸就了这座城。青藏公路起自青海西宁,止于西藏拉萨,总长2100公里。后经改建,线路全长1937公里,其中格尔木至拉萨1165公里,号称四千里青藏线。四千里青藏线的修建,是格尔木这座城的起点。
1954年3月,周总理批准修建青藏公路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所拨经费30万元,自那时起,在时任西北运输总队政委慕生忠将军和副政委任启明的带领下,工人们利用青藏公路动工前的空余时间改造戈壁滩,种下了格尔木第一批树木,开垦了格尔木第一块田地,收获了白菜萝卜等第一批蔬菜,修建了格尔木第一代营房(地窝子)。1954年12月22日,公路修至拉萨,内地进藏时间由历史上的3-5个月,缩短到半个月左右。这条路通了,格尔木这座城慢慢也就有了。
青藏公路横穿柴达木盆地的沙漠戈壁,跨越日月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等15座大山,穿越无数雪峡冰川,通过546公里的永久冻土地带,行经沱沱河、通天河、那曲河等河流,海拔高程大于4000米的地段长达958公里,年平均气温零下6度,最低气温达零下40度,8级以上大风日年均120天,空气稀薄,大气中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50%。夏季,紫外线强,筑路人员露天作业容易灼伤皮肤,且常遭蚊灾;冬季,寒风呼啸,吹得人站不住脚,一天几次冰雹或大雪,帐篷像冰窟,睡觉是大难题。加上高原反应,筑路工人简直每天都是在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是那么一群人铸就了这条路。找到那群人,就是找到格尔木;倾听那群人,就是倾听格尔木;记录那群人,就是记录格尔木。
当年的筑路工多数已经故去了,我们没有机会听他们说说心里话,这是一大遗憾。但第一代养路工还有在的,虽然不多,却也值得庆幸了。那是一群曾经生活并奔波在路上,永远牵挂路的人。走在青藏公路上,就是走进他们的青春里,踏在他们的脊背上,奔跑在他们的皱纹里,穿行在他们的心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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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路者爱路
纳赤台公路段,成立于1955年8月。海拔3575米,现管养公路184.7公里。纳赤台,蒙古语意为有松树的地方。藏语,意为放过佛的地方。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从西路运送金身佛像的人到此发现清泉,放下佛像,痛饮泉水,故而得名。
坐在我旁边的老头儿,很瘦,局促地坐着,像正在被提问的小学生。
低头看了一眼格尔木西藏自治区青藏公路分局提供的职工花名册,我脱口问了第一个问题:“爷爷,您1989年就退休了?”他似乎被这个问题击中,本就端平的肩膀微微抖动了一下,而后很快回归平静,轻轻点头。他没有话。“您退休时,我还没出生呢!”我笑着说。他没有话。“您在青藏公路上待了32年哪!”我感慨。他依然没有话。
又过了几十秒,也可能是几分钟。老人家的身体稍稍往沙发上靠了靠,脸上的褶皱随着久远的思绪,时而扩散,时而汇聚。他挪开搭在右腿膝盖处的手,摸下蓝色布帽,露出白色的头发,那头发擎在沙发上空,如同杂在田野间的秋草。看着那张因哀伤而稍有些变形的脸,我屏住呼吸,等待声音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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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久久不落。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对坐中,我所知甚少。老爺爷名叫李充善,1938年生,甘肃民勤县人。家里兄弟5个,他排行老二。1957年,也就是青藏公路通车的第3年,迫于生计,离别新婚妻子,成为青藏公路第一代工人。
青藏公路分局的工种很多,种菜、做饭、养骆驼、抢修路等,而李爷爷的任务是去格尔木西藏基地西大滩露天矿挖煤。煤矿在昆仑山顶,海拔4772米,刚到那儿,就有几个工友病倒,连喝水都吐。其实那是高原反应,但没人知道。“生病”的几个人,改派到山下的纳赤台公路养护段上。
挖煤的酬劳,每月是40块8毛8。当时工友吃大锅饭,月底会结算伙食费,平摊下来,每月生活费是15块左右,剩下的钱都会存下,等纳赤台有人上来,就托人将攒下的钱寄回家去。这一干就是6年,6年里只在1960年回家探亲一次,假期是一个月,除去来回路上的日子,算下来在家只待了十几天。“大女儿就是那一年怀下的”,这是爷爷说的最急也最骄傲的一句话。问起工作时长,他挥着双手比画起来,“太阳一出来就上班,太阳一落下就休息”。高原上日照时间长,工作时间相应也长。爷爷只知道工时长,却不知道到底是多长,时间以日升日落的方式计算着,养路工都认这个。问起工作环境,他有些木然,不知道说什么。也就由着他沉默,由着他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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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某一天,煤挖光了。工人们分散到各个道班,爷爷成了真正的养路工。养路工的好处是,一年能休假一次,先后出生的老二老三是休假的甜蜜奖励。又过了几年,人调到纳赤台公路养护段上。等户口批下来,妻子携3个孩子来到公路上,一家人终于团聚,那已是1974年。20岁离乡的小伙子,如今已年近40岁。
1989这年,爷爷退休了,公路上苦干的32年,以上文字是全部概括。采访最后,他倏地站起身,似乎很着急。我也起身,预备同他一起出门,随口问退休后出去玩了没。爷爷连连摆手,说车票钱都是浪费。我又问,现在的生活好不好,他说好。我追问哪好,他说工资月月发,就是好。
朴素的回答,竟让我陷入沉思。纳赤台职工小区主干道上的窜天杨疯长,风一股一股地来,掀起树叶,发出沙沙声响。道路尽头处,立着一位白发老奶奶。爷爷驻足回头看向我,露出只有孩子才会有的那种笑,他用地道的甘肃话(后鼻音很重)说“那是我老婆”。我也笑了。担心等的人着急,老爷爷走得很快,看到妻子,也确定妻子看见了他,他才稍稍放缓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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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批招来的,有32个老乡,基本都不在了。”在距离老伴不足两米远的地方,爷爷小声说了这么一句。我知道这句话背后的含义。老奶奶是他的伴,最珍贵的伴。
李爷爷口中那32位同乡人,已经不在的,有一位叫石毓兆。在采访雁石坪公路段养路工石培福时,偶然得知其父亲是老一代养路工。突然问起老父亲的事,石师傅有些茫然,好像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每问一句,他都要想很久,很多关于时间、事件的细节,都模糊一片。“他从来没跟我讲过。”石师傅话不多,却时不时重复着这句。接下来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是推理。根据石师傅记忆的碎片以及之前采访对象提供的线索,我们终于拼凑出了一些信息。
石毓兆,1936年生,甘肃民勤县人,1957年被招过来,因为高原反应,被送到低海拔处的大甘沟道班做养路工人。大甘沟道班排序是第8道班。现在公路改线,那儿成了遗址。
“那时候是土路,父母大概是凌晨4点起床,套骆驼拉刮路机出发。”石师傅的记忆逐渐被打开,说话也多了一些。他说父母刮完路回到道班吃早饭时,天都亮了,那个时候他和妹妹才起床。早饭后,父亲骑自行车去养路,他和妹妹有时候就会坐上父亲的车后座和前杠。大人们修路,小孩子就在一旁玩石头。有时还会拿报废的架子车内胎,做弹弓打鸟,其实一只鸟也没打到过,那只是小孩子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
“小孩子也会无聊吧?”我问。“简单,没什么可以玩的。”石师傅说着,突然眼睛一亮,“那时候蚊子又大又多,我玩蚊子。”我不禁哑然。当时的蚊子又大又肥,三只能炒一盘菜。我不止一次听格尔木人说起蚊灾,顺着胳膊用手轻轻一掸,胳膊就湿漉漉的。而石师傅“年少无知”,等蚊子落在身上,观察蚊子吸血,等吸饱了,就将其拍死。大蚊子成为玩具,大概是出生在青藏公路上孩子的独家记忆吧。看着我不可思议的表情,石师傅露出羞涩而又朴实的笑,又主动谈起童年的快乐往事。“小孩最要紧的事,是坐等骆驼下班。骆驼工作完回道班,需要饮水。而最近处的水,也在3公里之外,小孩子会争抢着牵骆驼饮水,因为可以骑骆驼。”坐在两个“山峰”之间,那是童年里最开心的事情。
石师傅的童年是7岁之前,之后开始念书,要离开道班,到纳赤台。上学的记忆,也少得可怜,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说的事。我每次追問,他就习惯性用右手食指点着脑袋,眉头紧锁,努力回想。每每有一星半点,就短短地说一句,然后望着我。“冬天的时候,煤气中毒是常事”“我也不知道好好学习”“10岁的时候,带7岁的妹妹上学”“父亲有时候来看我,一房间有十几个小孩,看到煤炉的火墙坏了,会修补一下”,像挤牙膏样挤出这么几句,石师傅便沉默了。
石师傅东说一句,西道一点,它像珍珠,多天后,我回来整理录音,才慢慢将它串起来,成为相对连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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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纳赤台上学,需要在公路边上拦车搭载,冬天很冷,等一辆愿意停下来的车不是一件易事。为了让孩子暖和一点,父亲就在丘上凿洞,够孩子容身,让孩子待在里面,自己则冒风雪拦车。夏天时候,有哈萨克族游牧到道班附近,养路工会跟他们买羊,别人都会把羊皮丢掉,而父亲会熟羊皮,给儿女做羊皮袄,等到有露天电影放映时穿上,很暖和。道班上没电,晚上点煤油灯,为了让灯更亮一些,父亲想到了解决办法。将水果罐头瓶子淘洗干净,用烧红的铁丝圈烫瓶底,然后放入冷水,瓶底自动脱落。如此,水果罐头瓶子罩在灯芯上,灯就亮了许多。裹挟在那个伟大时代中,父亲是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进行着朴素的生活。
石师傅现已在格尔木西藏基地退休,在青藏公路上工作了32年。父母亲在青藏公路上献过青春献子孙,母亲名字叫曾金花,46岁肝癌晚期去世。“当时母亲总是疼得在床上打滚,一直嚷嚷胃疼,吃的药是胃舒平。现在想来,应该是肝疼。”聊到母亲,石师傅难掩自责与愧疚,但转念他又面露喜色,说:“从没有人问起过我母亲的名字,还有我父亲的。”说完低下头,似乎在酝酿更重要的话。我等着他。良久,他终于开口,“我父亲爱喝酒,我也喝,可我们从没在一起喝过。”终归是没有机会,父子再面对面小酌一杯了。 “我父亲是渴望交流的,但我们都不爱说话。”石师傅的愧疚更添了几分。不可避免地,今日的追问,提醒了他情感表达缺失受阻后的悲哀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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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跑我也不跑
五道梁公路养护段,成立于1956年8月。海拔4636米,现管养公路186公里。五道梁位于可可西里无人区地带,地高天寒,有说“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叫娘”,还有说“纳赤台得了病,五道梁要了命”。
五道梁非但没有要了他的命,还给了他一条活路。
我见他是在他家里。见面就问的是,他是否记得自己的老家在哪。老爷爷眼睛滴溜溜一转,似乎在说,小样,我是老了,不是傻了,怎么会不记得自己的老家?看着老爷爷的表情,我笑着用眼睛告诉他,既然记得,那你倒是说啊。老爷爷会意,说出“武威”俩字。因甘肃口音很重,在他儿媳妇的翻译下,我才明了。儿媳妇趁机解释,爷爷最近两年听力下降,更不敢说话了。我以为爷爷听力没下降之前爱说话,儿媳妇笑着摇头。
爷爷名叫薛登科,1933年生,甘肃武威人,今年88岁,1957年,来到格尔木西藏基地做养路工,地点是五道梁,工资是90块零几毛。1959年和1960年,工资降低,每月只拿51块。之后,工资慢慢涨,1962年,涨到12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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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这工资,爷爷养活5个孩子。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也是养路工。老大现已退休,在兰州,老二在8年前去世了,老三现在守着父亲过,老四(女)在西宁,老五上了大学。这些都是老三薛生树讲的,老爷爷听力不好,说话十分精简,一般只说两个字。比如问他在道班上住什么,他说“帐篷”;问他一个帐篷住多少人,他说“十四”;问他晚上睡觉冷了怎么办,他说“烧粪”。这些他能脱口答出的,就毫不犹豫大声喊出来,因担心我们听不见,他喊的很用力,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故意大声说话引大人注意那般。但有些问题,他意识到两个字无法概括时,就用微笑着的眼睛望着我,像是在说,我不说,你猜。我拿他没办法,慢慢也习惯了他的二字真言。
谈到娶老婆,我问:“结婚之前见过吗?”爷爷憋着笑,答:“木有。” “看过照片吗?”还是憋着笑,答:“木有。” “结婚那天,总见到了吧?”依旧憋着笑:“见了。” “好看吗?”我一本正经地问道。他终于笑开了,笑了很久,停了笑答:“一般。” “一般是什么意思?不喜欢吗?”大家都望着他,等着答案。爷爷强行憋住笑,答:“凑合。”所有人都笑炸了,不管问啥,爷爷保持两字答案,方寸不乱。见大家笑开了,他也笑,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线条柔和,大概回忆起的是青涩时光,他看上去像一个老奶奶,柔情万千。三儿子解释说,其实那个年代,不会直接说自己喜欢不喜欢,凑合就是能过日子,就是满意。
笑着笑着,爷爷彻底放松了,身子逐渐歪斜在沙发上。要给他拍照,他就又端坐起来,紧紧抿嘴,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没有牙齿)。我拍了拍爷爷的肩膀,露出严肃认真的表情,指导爷爷摆姿势。我说拍照要如何如何才好看。老爷爷信以为真,跟着我的动作,我坐直,他也学着坐直,我咧嘴,他学样,我露出牙齿笑,他跟着笑,可笑着笑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牙齿,就慌忙用手捂住嘴巴,只露出会笑的眼睛。看到爷爷慌张的小手,所有人又狂笑不止。三儿子薛生树大笑时,稀疏的牙齿露了出来,我只看了一眼,他就捉住我的目光,说“高原上作业,牙齿脱落早,人也显老,还容易有关节炎”。
笑声就这样止住了。1957年,爷爷出远门谋生时,父母健在,还有个弟弟。同行的老乡有1000多人,分成5个小队,散到不同养护段上。也有人受不了高寒气候,病的病,跑的跑。我问爷爷有没有想过跑,爷爺说:“留下来有吃的,谁跑我也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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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也就是工资降到51块那年,与家里的通信断了。直到同村的工友休假回到公路上,爷爷才知道父母都过世了。至亲过世,奔丧的机会都没有。爷爷谈起这段回忆,脸上异常平静,就像是在谈着书中的故事。“老爹老实!”薛生树补充道。
刚退休那会儿,爷爷爱跑步,总往将军楼公园跑,他见过慕生忠将军。修建将军楼公园时,青藏公路分局的职工都做了贡献,爷爷的工资卡上也划走了5块,说起那5块,爷爷脸上写满骄傲,好似那一整个公园都是他一人修下的。现在年纪大了,跑不了步,连下楼都困难,爷爷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不说话的时候,像一个被大人关起来的、向往自由却又委屈的孩子。
爷爷静默的时候,薛生树主动聊起父亲。当时姊妹5个,家里人多,粮食不足,每隔几天蒸一次馒头,父亲会拿出秤称面,按人头算,每人几两。当时称面的场景,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小的时候,跟着别的小伙伴,偷拿了公家的竹席、砖块,父亲会板着脸呵斥他送回原处,说丢人。小时候的薛生树觉得父亲太傻,别人都拿,没人觉得丢人,可偏就是父亲不开悟,孩子稍做了坏事,就要挨打。我问他,你觉得老实好不好呢?薛生树苦笑一下,说有好有不好。他拿自己举例,因父亲老实,自己是合同工。剩下的话,他吞了回去。
话题又转到爷爷的退休生活。薛哥说,大哥在兰州,老爹每两年去一次兰州,去年刚去过。我转而问爷爷话。“爷爷,去年去兰州了吗?” “去了!”爷爷笑着,像孩子一样喊。“今年还去不去?”我也喊开了。“不去!”又是喊。“明年去不去?”“进去了!”爷爷竟然说了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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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愣了。其他人也愣了。都不知道爷爷说的什么。爷爷却咯咯笑着,双手也舞动着,像是音乐家偶得了一段精妙的旋律,有着拍手称快的冲动。
“他的意思是,明年他就不在了,进去了。”薛生树笑罢,解释道。大家又是笑成一团。爷爷的回答,两字变三字,既押韵,也颇有哲学意味。正所谓,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生死以玩笑的方式说出,这是通透!
从二字到三字突破起,爷爷的句子逐渐长了起来。看见同行伙伴手腕上的表,爷爷伸手去摸,说“5个馒头换一个表。”同伴反问,5个馒头能不能换一个老婆。爷爷笑得乱颤,双手急急地拍着同伴的肩膀。他笑的很开心。看着他舞动的手,我发现了爷爷手腕上的几个蓝色点点。我以为那是纹身,好奇地指着他的胳膊。爷爷撸起袖子,露出排成三排的9个
蓝色点点。他解释说道,是15岁的时候,跟小伙伴比赛玩,拿钢笔扎的。
采访最后,我问他想不想念老家。“不想!”爷爷斩钉截铁地答道。可只过了几秒,他就改口了,说想。老家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屋舎,甚至连回忆都没剩下多少了,但他就是想,也只能想,越回不去越想。
一个放碗碗的地方
雁石坪公路养护段,成立于1956年8月。海拔4712米,现管养公路205公里。因该地岩石上有许多小眼形似一群小雁子而得名。
才仁加毛是家里的长子,1964年出生在公路上的帐篷里,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1985年,母亲退休,他顶缺成为正式养路工,每月的工资300多块钱。1988年,才仁加毛去西安出差,却突然收到格尔木发来的电报,内容是有急事速回单位。等他坐火车回到格尔木时,还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次日坐大车回到87道班上,才知道父亲走了,父子俩没见上最后一面。
才仁加毛父亲的老家是安多,1943年生,从小长在牧区,给人放羊,食不果腹是常态。1962年,看到通知,说是公路上招人,于是报名,最终分到雁石坪养路。父亲名叫卓布,卓布是朋友的意思,登记时,汉族工友将卓布翻译成赵保,父亲便以赵保之名在公路上奉献了26年。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5块钱,有了工作之后,他人很开心。这份工作对于赵保来说,最大的意义是“有一个放碗碗的地方了”。才仁加毛说,父亲把养路当成靠山,这条路是一家人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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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靠山,赵保也有了爱的激情,很快与雁石坪的女工相恋,结婚一年,便有了儿子才仁加毛。据才仁加毛回忆,老一代养路工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那个时候没车,全靠腿走路,一个养路段有几个工区,一个工区有3个道班,每个道班管养10公里,一天下来,走个来回都要20公里路,更别提全靠人力拉土修路了。他们吃的是糌粑,只有到了冬天稍稍闲下来,才会去打几只黄羊,吃几顿肉。睡觉的床是用汽油铁桶支起来的木板,或者是石头垫起来的。
道班上出生的孩子,实在难有什么童年趣事。对于几岁的才仁加毛来说,最大的事,也不过就是有强盗土匪来,道班上的工人会把孩子藏进地道里,那是他们偷偷挖出来的。才仁加毛5岁的时候进去过一次,但里边什么也没有,他甚至有些大失所望。9岁的时候,才仁加毛动了抽烟的念头,鬼使神差偷了父亲一包光荣烟,烟盒上印着五角星,实在令人兴奋不已。“我自己抽了两支,一开始感觉辣辣的,但慢慢的就很舒服”,才仁加毛回忆起往事时,还带有几分激动。后来东窗事发,才仁加毛被父亲揍了屁股,果断告饶,说以后再也不敢了。但他心里却很不服气,暗恨自己藏烟的技术太差,若是父亲找不到证物,自己又死不承认,这顿毒打自然就免了。
那顿打之后,才仁加毛再也没有动过偷烟的念头,但烟瘾却一日大过一日。“我烟瘾上来的时候,实在憋的难受,就沿着公路捡烟头抽,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是跟别的伙伴一起,运气好的话一天差不多能捡上五六根,每捡到一根,就围成小圈,大家你一口我一口。”
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在公路上连烟屁股都是稀缺物。这个时候,才仁加毛就会撕下来书本,卷上干牛粪抽几口。“牛粪很呛,抽一口就要咳嗽半天,一般两口,烟瘾就下来了。”
才仁加毛是捡烟屁股的老手,9岁开始,21岁才结束,长达12年的捡烟头经历,毫不夸张地说,他是青藏公路线上烟头灭霸。他讲完烟头的事,我心里的疑问便有了。我问,你不上学吗?他说,10岁时开始读书,但是上到小学4年级就辍学了。“那个时候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反正没好好读书”。我开玩笑说,别人10年寒窗读书苦,你12年路上捡烟头更苦,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才仁加毛恍然大悟,而后爽朗大笑。
他是14岁退学,当时道班上招临时工,他就去做了临时工,工资是100多块钱,父母领,一直领到他21岁成为正式员工。也就是在那一年,父母才准许他抽烟,每个月工资留下20块作为烟钱。
烟自由之后,婚姻大事提上台面。但才仁加毛从小就怕女人,按照他自己的讲法,一看见女人就害羞,一害羞就低頭跑掉。每次家里来了女客,自己一定会跑到外面去坐着,等女客走了再回去。有些时候实在躲不掉,被女客拉着问话,别人问一句,他就答一句。“按照我的经验,别人问话,一定要老老实实答,否则她们就看你”。我说看了你会怎样,他说“怕得很”。
怕女人的人,最后还是和女人结了婚,那是1987年。“有一天,姐夫叫我到他家里。我去了之后发现他家里坐了一个女人,也是雁石坪的女工。我刚进去,就被姐夫锁在里面。我和工友都扒在门上,嚷着要出去。可门外却说,你们两个合适,就聊一聊。”两个人一共被关了4、5个小时,最后没办法,终于憋出来一句话,“你喜不喜欢我?”女方一开始低头不语,后来说喜欢,然后两个人就这样结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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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父亲白天上了一天班,刚进家门,就晕倒在地。父亲所在是78道班,而最近的医务所是沱沱河,在88道班。其实距离很近,当时有手扶拖拉机,还有牧区私人买的解放车,工友把父亲拉过去,但人已经不行了。“父亲血压高,医生建议休息,他不听,个子小脾气大,总说路上忙,他不回去,活干不完。死在青藏线上,他如愿了。没想到我竟然也得了这样一个烂病,连到拉萨都有反应。”
才仁加毛已经被领导赶下公路了,因为他有高血脂、心脏病,多次在道班上病倒。现在,他在格尔木西藏基地雁石坪家属院管后勤,心里却还惦记公路。“离开那儿我不习惯,我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在那儿工作,青藏公路是我的心脏。”才仁加毛拍拍心脏的位置,我的目光落到他桌上一堆药瓶子上。
对于这家来说,青藏公路岂止是一个放碗碗的地方?
茶馆变身情报站
安多公路养护段,成立于1955年5月。海拔4703米,现管养公路186公里。当时称为安多麦玛养护段,管养路段中海拔最高处为5231米,被誉为“天下第一道班”的109工区就坐落于此。
路也是会救人的。
洛桑更嘎,1945年生,1961年成为安多养护段124道班养路工。工作那一年,他才16岁,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弟弟,穷到讨饭的地步。16岁之前,一直帮别人放羊,勉强混口吃的,日子多少年没有任何起色,也不知道会有什么起色。
没想到,最后改变这一切的竟然是一条路。没想到,青藏公路不仅解决了他的温饱,还给了他一个家,给了他一个勤劳的妻子和5个健康的孩子。后来,这5个孩子都与路结伴同行,老四读过书在那曲交通运输公司上班,其他人都是青藏公路的养路工。洛桑更嘎的大女儿扎培说,父亲一直教育他们,公路养育自己一家,家里这么多孩子,“没有公路,吃都是问题”。还有谁比他们更爱这条路呢?
洛桑更嘎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8块,干了3年之后工资涨到了51块5毛。“那年冬天发了一双鞋,是大头皮鞋,里边有羊毛,暖和。”洛桑更嘎比画着那双大皮鞋,眼里闪着光,好像那大皮鞋就在眼前一样。他还说,除了大头皮鞋,还发了一顶护耳的绿色军帽,一件皮大衣。看着洛桑更嘎兴奋的表情,我想,多年前发的那套冬日装备,一定暖到他心里去了,一定暖了他一生。
问起养路生活,洛桑更嘎几句话就概括了。“早上8点开始工作,1979年之前是土路,就是推架子车修路。1979年开始修公路,是工程五队和三队来修,水冲下来石头,我们要去捡石头,结冰时,我们就清理路面。”他说,就是那些活,每天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坐在父亲身边的扎培,时不时点头,对父亲所说表示赞同。按照扎培的补充,天不亮父母就起床,天黑了才回来。虽然一家人住一起,但是每天很少有相处时间。忙碌是道班工人家庭的共性。
即使住一起,父母却常是缺席的状态。在道班上出生的孩子,尤其是大一些的,多少承担了父母的角色。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老三带老四,如此,他们之间的兄妹感情更深。作为家里的老二,扎培自然忆起哥哥。哥哥1963年生,比扎培大3岁。1978年,母亲病休,15岁的大哥顶替职位,开始了养路工生涯。大哥工作的地方是唐古拉山养护段,109道班,即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道班”,海拔5000多米,是全线海拔最高养护段,距离父亲所在的106道班,有1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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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哥哥问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说衣服,哥哥就带我和妹妹去买衣服。到了地方,问了价钱,一套衣服就要15块。我们担心钱不够,就问哥哥有多少钱,哥哥说自己有98块,我们才放心,一人买了一套。”扎培笑着,有哥哥疼爱,她还是那个有人宠溺的妹妹。我问,哥哥给自己买了什么。扎培惊了一下。那个时候她沉浸在小女孩得新衣服的喜悦之中,如今才想起,哥哥并未给自己买什么,剩下的钱也都是交给了父母。“爸爸,哥哥是不是给了你钱?”扎培向身边的父亲求证确认。洛桑更嘎轻轻地点头,扎培却突然泪如泉涌。
我没敢问什么,只静静等扎培平复情绪。“老大2010年去世了。当时是工作,在唐古拉山口装路标,被一辆大货车撞上。人本来往拉萨送,可路太远,不到医院就死了。”扎培哽咽着,手不自觉
地挽着老父亲,老父亲的眼角也湿润了。在女儿面前,父亲表现得很坚强,他嘴角强挤一丝微笑,掩盖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疼。在父親的身边,扎培还是个孩子,她可以永远是孩子。
“我大哥很聪明的,他没有读过书,自学考了大专,最后当了安多养护段段长。”扎培抹干眼泪,夸奖大哥时,脸上挂着无与伦比的骄傲。大哥15岁到了道班,主动跟着过往解放军战士,开始学习认字,直至拿到大专文凭,这其中的辛酸与苦楚,也只有大哥自己知道了。
扎培是1978年开始工作的,那年要成立一个突击养护队,她就加入进去,工资是18块钱一个月,过了2年,因为自己表现优秀,就拿到每月30块。现在扎培已经退休,到拉萨跟父亲住在一起。老三老四已因病去世,扎培正等着老五退休,这样一家人就能团聚。
采访到最后,洛桑更嘎似乎在做总结发言,“本身家庭条件就差,我很能吃苦,进养路段之后,什么活都干。现在退休金1万多块,一般出去遇见讨饭的,就去帮助别人,有余力帮助别人,自己很满足。”听他的语气,我意识到老人家是有事要忙。问了扎培,她说爸爸退休之后,喜欢泡茶馆,这是到了泡茶馆的时间了。 扎培说着,帮父亲打点着出门的物件。“他是去打听路况,因为在路上待的久,知道哪里路况不好,哪里容易结冰,哪里经常被雨水冲垮,还有哪里容易堵车。他在茶馆里,容易碰见刚经过这条路的人。”扎培还没说完,老人家已经站起身,瞅了瞅时间,脸上是焦急的神情,就像要错过什么重大事件一样。
我看到了那焦虑,也识趣地停止采访。扎培笑了笑,说父亲现在眼睛不好,她怕危险,就每天陪着父亲一起泡泡茶馆。每次听父亲反复向司机们问路况,人家都说现在路修得好,让他放心,但父亲总也不放心。我告诉爷爷,说我们也刚跑过青藏线,路况确实好着呢。
爷爷笑了,露出两排牙齿,但两个门牙都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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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娃的春天
那曲公路养护段,成立于1956年8月。海拔4512米,现管养公路168公里。当时名为黑河养护段,那曲是藏北重镇。
昂清是个藏族,个子很小,尤其是站起来的时候,会显得他身边的人过于高大。等我们都坐下来时,他用那双大而漂亮的眼睛看着我,我也毫不客气地看着他。他穿着很讲究,蓝西服虽已褪色不少却十分笔挺,新帽戴得不深不浅,恰到好处,脚上的鞋也一尘不染,不难看出,他是精心收拾过的。
我们之间,先说话的是他,这真是意外之喜,终于遇上一个爱说话的养路工。
昂清是那曲人,1946年生,1963年参加工作,1997年退休。他说他的人生,分为7岁前和7岁后。7岁前,有父亲在,家里面还过得去,7岁后,爸爸去世,他成了半个孤儿,妈妈出门讨饭,留下年纪还小的他给别人放羊,从此饿肚子成了大问题,成了他无法解决,却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又过了几年,境况有所改变,家里分了5头牛,3只羊,他说那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有了自己的牛羊,妈妈不再出去要饭,他就在那曲公路段附近放牛羊,生活依然很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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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路边上放自己的牛羊,但天天跑到养路工那里凑热闹。我就是蹲在一边看看,聊聊天。”昂清说话的时候,喜欢打手势,肢体语言很丰富。我好奇他们用什么语言沟通,他笑了,说那时候的养路工大多数都是汉族,也有回族,但没有藏族,语言根本不通。他所谓的沟通,无非就是养路工在吃午饭时,分他半个馒头,或者有时候递给他一支烟,他回应的方式就是笑,或者随手递个工具。我怀疑他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表情,都是语言不通环境下的产物。
那个时候,昂清也不过17岁,个子又小,在养路工眼里,就是一个孩子。但昂清不把自己当孩子,他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靠仔细观察,慢慢认识了养路工具,并学会了养路的工作方法。久而久之,他也跟着汉族工人一起修路养路,学会简单的汉语,逐渐融入集体,俨然一个小小养路工。有一天,别人跟他隨口说,他也可以来当养路工,他竟然当真,跑去问区长。皆大欢喜,昂清成了一名正式养路工。
放牛娃的春天来了。
养路工的日子好,在他看来,比放牛更好,尽管他对做养路工的薪酬一无所知,也没跟任何人聊过,但他凭着某种直觉埋头干活。别人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那天,来了一辆大卡车,车上装满了东西。看着别人去卸货,他也忙不迭跑过去卸货,等货卸完,每个人都领了一部分东西,昂清面前也摆了一堆。区长给了他5块钱,并指着面前的东西,说都是给他的,昂清差点惊掉了下巴。“我就问区长,这是我的吗?区长说,是给我的。我说,我可以带回去跟妈妈一起吗?区长说可以可以。我后来背回去那些东西,妈妈都哭了。昂清比画着妈妈用袖子抹眼泪的样子,但脸上却开出灿烂的笑容。那一堆东西,昂清记得清清楚楚,青稞45斤,酥油2斤半,茶叶1斤,烟1条,烟盒子上还画了一匹马。“哎呀,干一个月就发这么多东西,天下有这样的好事。”昂清的手心来回地摩擦在膝盖上,一边重复着少年时期美好的困惑,一面歪着脑袋深思,好像这个问题,他至今也未曾想通。
“我有了吃的穿的,一心就想把路修好。晚上一下雨,我就睡不着,担心路跑了。”早上去看,路没跑,心里就开心。”1965年,也就是昂清做养路工的第2年,道班上的养路工基本上都换成藏族了。吃饭就变得更简单,一天三顿都是糌粑,只有到了冬天,每人才会分有3 斤肉。当时在的地方缺水,吃的水,都是专人从两公里外的地方挑过来。不管多热的天,流多少汗,也没有洗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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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般是6点钟起床,7点钟上班,一天工作至少11个小时。“我干活很勤快,早上都是第一个起来。”我难以掩饰我的疑惑,难道道班上就没有贪睡赖床的人吗?我话一出口,昂清就突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开始他的表演。他踢腿的样子、手势以及表情,都让我想起喜剧大师卓别林。他说有个别工友贪睡,段长就派早起的人,将那贪睡的人连床抬到外面。他一会儿模仿早起的人如何小心翼翼抬床,一会儿又模仿在室外被冻醒的工友的恐惧和无奈。我被他的表演折服了,也知道了高原上的寒风,如何在一瞬间吸走棉被里所有的热气。 他应该是一个被养路耽误的喜剧大师。表演完贪睡之后,昂清几乎都没有再好好坐下来过,一直沉浸在场景再现的喜悦之中。1972年左右,有个大会,杨段长说到50岁退休时,会有工资,还可以轮休。“退休是什么,就是不干活,照样领工资。”昂清一面解释着,一面模仿着几十人的大会现场。大家当时都高兴的不得了,彼此问身边人是否听清楚了。昂清是最后一个相信退休有工资的。当时,他一会儿拉着左边的工友问一问,一会儿又拉着右边的工友问一问,前后左右都被他问了个遍,他才放心地笑起来。
轮休真的可以兑现了,这让昂清相信退休真的可以领工资。
1986年,昂清40岁,正是不惑的年纪,可上天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玩笑。那年,轮休的福利是去辽宁疗养,去内地必须体检,所有人在那曲做了体检,大家都没事。可等到了辽宁,再一体检,昂清被查出有乙肝。医生给他开了一个单子,并安慰他说,回去不用工作了,工资还会发的。昂清知道自己得了大病,当时就哭了。“我到辽宁的当天,就坐火车返回北京,又从北京飞到成都,再从成都飞到拉萨,从拉萨坐汽车到了那曲,从那曲搭车又回到道班。”昂清站着比画自己带着噩耗归来的情景,一路辗转奔波,生无可恋。他在道班上无所事事,去找了一个民间藏医。他跟藏医如实汇报了情况,请藏医帮忙诊断一下。结果藏医却说:“内地那么大,条件那么好,人家都说你要死了,你肯定就是要死了。”藏医的话让昂清心如刀绞,最后一丝希望被彻底剪灭。
昂清模仿着藏医的口气和神情,也模仿着自己的无助与痛苦。最后,他说他接受了死亡。“我还是让藏医开了药,然后就回道班继续工作。按时吃饭,也按时干活。干活的时候,心里会好过一点。一般早上是最疼的,下午就会好很多。”就这样,他继续工作,工作了好几年,某一天才突然发现,肝不疼了。到底是哪一天不疼的,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昂清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静静地坐了下来。“我的区长是藏族人,他无儿无女,生的也是我这个病,我去照顾他,所以也得了这么一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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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父母,收入是生活,只有干了活,休息才是真的休息。”在昂清看来,是干活给了他生命。退休后,他自愿负责纳赤台家属小区到将军楼公园路上的垃圾桶,桶共有48个,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用抹布擦拭,一直会擦到中午1点多钟。下午的时候,他就擦拭小区里的健身器材。我说擦垃圾桶的路程差不多有5公里,他连连摆手摇头。“不要说那么多,少说一点,少说没事,多说不好,一定不要多写,就写3公里多一点。”他叮嘱我,就像一个慈父叮嘱女儿,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这是一种朴素的生活哲学,一种劳作者才有的谨小慎微。
采访结束,他邀请我们去他常去的甜茶馆子喝茶。我们去了,并悄悄买了单。爷爷脸上写满了没有做东机会的幽怨,并坚持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电话号码。他说,家里来客人时,会打电话叫我们去吃羊肉。后来,他真的叫我们去吃了羊肉,家里却没有来别的客人。他搬了大木椅,坐在我们三人对面,看着我们吃羊肉,他满足地笑着、说着、听着、看着。
那个赶骆驼来的人
当雄公路养护段,也是现在西藏当雄县政府所在地。成立于1955年8月。海拔4293米,现管养公路199.06公里。此地前身是羊八井养护段,是进出拉萨的门户。
杨万忠不知道他父亲是哪一年生人。
“父亲已经走10年了,他是1952年的。”杨万忠介绍父亲时,那语气坚定不容置疑。但我又问了一些细节,知道他哥哥是1966年出生的,悄悄一算,暗自一惊,“你父亲14岁就有儿子呀,好早。” 我感慨的话音未落,杨万忠脸色骤变,是一种震惊、困惑和羞愧的复杂表情。
“没有,我父亲18岁左右参加工作的,结婚是工作好几年以后的事。”“那你父亲是哪一年的呢?”杨万忠低头思考,脸红通通的,就像一片绿叶骤然被丢在了冬日凛冽的旷野之中。过了一会,他抬起头,露出可怜的神情,“虎,我父亲属虎!”按照这个线索,我们搬出了十二生肖,最后才知道老人家是1938年的,杨万忠轻轻叹息一阵,是喜悦和激动,就像考古学家终于确定了某件宝物的年份那般。
可1938年和1952年,差了14年,一个普通的养路工,儿子语焉不详父亲的生平,其他人又能知道几分呢?那个走了10年的工人,名叫杨露元,甘肅武威人,是赶骆驼来到格尔木的,后来骆驼没回去,他也没回去。好在,那个赶骆驼的是一个爱在酒后叨叨往事的人,好在,他儿子杨万忠在父亲叨叨的时候,耐心听了一些。
杨万忠熟悉的,是驼队出发之后的事,那之前,父亲说的少,他也不知道。当时,60个老乡,带着被子和棉衣,赶着差不多100峰骆驼,从甘肃武威县城出发,目的地是当雄。当雄到底在哪,很多人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远。到柳园时,所有的骆驼装上了物资。“当时物资的袋子很牢固,是用牛毛、羊毛织成的,缝合的很紧。父亲说,摸起来像盐巴或者粮食,但他们没打开看过,也不知道当时运的到底是啥。”从柳园到格尔木后,每个驮工都发有一件皮大衣,大衣面子是蓝色棉布,里面是带毛的羊皮,很长,大人穿起来到脚踝。“那个大衣,我父亲一直留着,他很爱惜。夏天的时候会拿出来晒晒,我15岁的时候偷偷穿过一次,当时个子不高,穿上后拖地,很重,走路有点困难。”
大衣拿到手后,驮工的任务就是将驮运物资的骆驼队,赶运到当雄。驮工是走到哪住到哪,夜宿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如果遇上河滩和山谷还好,会找一些相对背风的地方,人依偎骆驼身边取暖,和衣而睡。但是茫茫戈壁滩上,风呼呼地刮,加上高原气候,即使是夏天,人也冻得难以忍受,晚上休息时哆嗦声一片,根本无法入睡。“我父亲说,那个时候人就不睡了,拉着骆驼继续赶路。趁白天太阳出来时,再想办法眯一会。”为了保证物资的安全,领队的人带有步枪。有了这枪,一路上的肉是有保障的,因为可以打猎,用肉熬汤,泡馒头,但蔬菜和粮食是缺的。“他们还打到过熊,说熊掌没啥稀罕的,就是油多。” 路途很远,他们埋头赶了很久,但到底走了多少天,连当事人也回忆不起来。“半途中,有人生病,有人逃跑,我父亲说,他一直埋头赶路,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人只剩40多个了。”到了当雄之后,人被分成两拨,有一部分人留下修路,另一部分赶骆驼拉着物资继续走。杨露元是留下来,推架子車修路。他们是每3年休一次假,第二次回去休假时结婚,婚后带妻子到了当雄。妻子一开始没有工作,后来慢慢做了临时工,跟丈夫一起修路养路。
按照杨万忠的回忆,父亲下班回来很累,但他不是去睡觉,而是坐在院子里边看书边抽烟。书都是翻烂的,但其实父亲一天学没上过。父亲的书可能不止一本,他记得有一本是《水浒传》,还是繁体字。“他还有一本新华字典,哪一页有不认识的字,就用笔圈起来,有了别的闲暇时间,就会去查一下。”杨万忠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开始认字的,他很好奇,但总也没去问过。这个秘密被带走了,成了永远的秘密。
杨万忠是1969年出生在当雄,父亲是1970年被派去支援修建318国道,在墨竹工卡做架子车。木匠房里,杨万忠整天缠着父亲做木头手枪,最后磨的父亲没办法,才有了一把木制手枪。“那个时候不懂大人的忙和累,现在知道了。”对于养路工来说,大人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父亲无法满足儿子的需要,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杨万忠带着不解,赌气自己做玩具,他还发明了“火药枪”,火药是将火柴头上的磷刮下来,放在自行车链子中,利用撞击摩擦生热,让磷燃烧发出“砰”的声响。“一声响,差不多费三根火柴,火柴都是从大人那偷来,物资紧张,那时候没少因为火柴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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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忠最乐于谈的,还是他的青少年。他的左胳膊上有一个蓝色字母“Z”,那是文身,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见我盯着文身,他撸起袖子,露出另外一个字母“Y”。“什么意思呢?”“央宗,一个藏族女孩。”这是他17岁那年爱上的女孩,但后来调到纳赤台养路,很艰苦,因为通信不方便,慢慢就没了联系。“那你这文身?”“我老婆知道。我们聊过的。”杨万忠抢着解释。
我问起他养路工的生活细节,他一直强调,自己这一代苦是苦,但因为见过父亲那一辈更苦,所以就没什么了。“我不怕苦,就是想家,到现在都是。90年代,父母退休回去,而我还没有成家,到了中秋节这天,就很难熬。工友都是藏族,没有中秋团聚的习俗,我就一个人起火造饭。”说是做饭,其实他并不会,明明要做馒头,最后就只能做成面片。伙食上会比平时更差,因为没心思吃饭,只想越简单越好,然后好有一大把时间思念亲人。
养路是生活,除了生活,人还有理想。杨万忠从小读书不用功,但他却想做一名老师。按照他的说法,有一次他到过墨竹工卡的一个乡里玩,偶然发现一个学校,课桌是从学生家里搬来的,千奇百怪的,黑板是一片墙上涂一点点黑的,大小只有1平米方左右。他在简单的交流中知道,那里13岁的孩子,大多数不知道一加一等于几。家庭好的孩子只学藏文,家庭不好的学都不上,数学和汉语都是空白。“当时我就想留下来教书,虽然我的成绩不好,但至少能教他们一加一,能教他们认字。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去教书,后来内部招工就开始上班了。”
我想起一句话,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车轮流水的这样啊!那个赶骆驼的人,肯定没想过,自己的儿子是养路工,自己的孙子现在就职西藏天路集团公司,还是跟路打交道。不一样的是,孙子是工程师。
写在最后
路会在,人也会在。不同的是,路还是那条路,人是新的一批人。
他们曾在光秃秃的戈壁、山坡上挤窝棚、住帐篷,将裸露的木板搭建的临时床作为唯一的休憩点。他们要完成的养路工作太多了,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想着去考虑自己最终的落脚处。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其实缺乏现代化生活所必备的舒适用品和设备,而后条件逐渐改善。但在所有的采访中,他们可能没意识到,那些苦日子在他们心里依然是最美妙的时光,他们一不小心就度过了30多个春天。他们记得冰雪和冻结的泥团,记得帐篷的窄缝里呼啸而过的寒风,记得在冬夜或者清晨在火炉上面烤冻僵的手指。
毫无保留的劳作,是对生活的一种回答,任何东西都无法遏制他们对本职工作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让他们得到了一种年轻、活力、意志和踏实的感觉。他们还要把这种平凡工作中的勤奋,传给儿子、孙子,那是一个真正的劳作者基因里带有的坚守和固执。
路会在,人也会在。不同的是,路还是那条路,人是新的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