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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5-0001-08
作者简介：宗成峰（1977-），男，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基层党建、网络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创新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因此，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1]。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现代要素的融入，信息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16年4月，习近平总書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物联网、地理信息、智能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全面深度融合”。可见，信息技术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快速普及为乡村治理带来机遇。
一、“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主要内涵
“互联网+党建”，即应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党建融合“互联网+”的发展理念，通过资源整合，实现党建信息化、数字化，提高了服务群众的水平。“互联网+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新业态，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既能够实时开放共享信息资源，又能够融合推进基层工作开展，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模式探索提供了新路径。
乡村治理，即指治理主体为推动农村社会和谐发展而在农村这一空间区域内所实施的治理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在法规上由“一元”向“多元”转变，且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社会转型，治理环境显现出流动与分化的特征，乡村治理面临利益诉求多元化、矛盾纠纷扩大化等趋势。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变革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亟需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而“互联网+党建”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高效、快捷等优势，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创新了乡村治理模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19）指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工作是推动“互联网+党建”，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高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根据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来看，“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包括“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可见，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而根据2019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领导地位。因此，在互联网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逐渐融合的趋势下，强调“互联网+党建”的发展模式，将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
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强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功能，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发挥主导示范作用，助力乡村治理能力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不仅体现在“智慧党建”的推进及“智慧农村”的建设上，还突出表现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乡村治理理念的变革上。一方面，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农村社会，党组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以“智慧党建”为示范，助力乡村治理能力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并通过拓展其服务功能，搭建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智慧农村”;另一方面，依托互联网技术，创新治理思路，突破时空限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党务政务融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概括来讲，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是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互联网+”乡村治理、网络社会治理及“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的综合，是系统化的乡村治理机制内涵。当前，我国互联网技术应用得到快速发展，为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治理奠定基础。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8.2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9.6%。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2.22亿，占比为26.7%，已有地区应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社会治理，涌现出“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模式，搭建服务群众的公益平台，助力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以村党支部为核心建立了多个互联网公益服务平台和多个智慧社区平台，党员干部提供各种便民服务，村民们据此参与村级自治。该镇还有一些村，以农村为单位建设“为村微信公共服务平台”，将村民聚集在平台上，提供村务、商务、生活和运营四大类内容，改变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这表明，“互联网+党建”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同点都是借助网络和移动客户端，满足农村公共服务需要，有效地搭建起党委、政府与民众沟通互动的桥梁，连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引领了乡村治理创新。 二、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
创新基于“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信息时代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党建工作适应农村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系统地探索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践，总结其经验，将为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新时代“枫桥經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为“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深入学习、总结和提炼。
（一）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
“枫桥经验”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妥善处理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毛泽东同志批示向全国推广。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对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出指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从“四清运动”教育和为“四类分子”摘帽，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典型模式树立，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枫桥经验”始终把握基层治理的本质，探索与时代相适应的基层治理模式[3]，并不断丰富基层治理典范的内涵。历久弥新的发展，不仅使“枫桥经验”成为基层社会治安管理的一面旗帜，也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找到方向。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枫桥经验”，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在开展社会治理中实行“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的政治灵魂，坚持人民主体的核心价值，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主要路径，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的重要手段，坚持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4]，进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形成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现代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诸暨市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了“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法治建设、基层网络治理、社会组织培育、乡村道德重塑等多个平台、最多跑一次”等新经验，在基层治理各方面取得积极成效。2016年以来，诸暨市平安考核多次蝉联浙江省第一;2017年以测评总成绩同类城市居浙江省第一、全国第三，一举创成全国文明城市;枫桥镇实现全国综治先进集体“五连冠”。诸暨市提出了力争到2023年率先建成“全国基层治理示范区”的目标，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时代“枫桥经验”。
（二）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突破之处，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互联网+”社会治理、网络社会治理及“互联网+党建”创新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经验丰富，值得学习借鉴。
1.党建引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通过创新“党建+”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使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带头作用更加凸显。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头雁”，党建引领表现在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发展引领和服务引领的五个方面，贯穿于基层工作的方方面面。一方面，严格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村级选举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开展党员亮分、亮牌、亮业绩“三亮”活动，选优配强村级班子队伍。同时，开展“村村联盟”“村企联盟”“企企联盟”等区域化党建联盟建设，探索功能型党支部建设[5]。另一方面，提升党建引领基层自治能力，强化乡村治理全科网格建设，通过党员结对联户调解基层社会矛盾，积极推进党建引领基层“五星达标、三A争创”创建活动，即农村要争创“党建、富裕、美丽、和谐、文明”五颗星，并按照3A级景区标准打造3A级景区村的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深入实施“党建+阵地建设”“党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党建+治安管理”等工作，发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主心骨”地位，取得了积极效果。如枫桥镇在处理省重点工程永宁水库建设过程中的移民征地难题时，通过党员干部包干化解矛盾的办法，使这一重点工程得以顺利实施。
2.乡村治理智能化是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手段。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互联网+政务”的工作创新为“枫桥经验”增添了科技活力，本着“大数据多跑腿，老百姓少跑腿”的服务理念，基层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服务水平大大提升，透明化的工作机制也提高了民众的满意度。在“互联网+政务”乡村治理的实践中，枫桥镇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首先，浙江省构建了全省“一张网”的基层治理体系，形成“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机制，通过网格划分和网格员队伍建设，落实责任制，提升了工作效率。同时，依靠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整合了平安通APP、平安浙江APP、“掌上枫桥”微信公众号等八大类信息渠道，集中建设了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极大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及政务处理效率[6]。其次，枫桥镇积极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助推“雪亮工程”建设，通过重点区域公共视频监控，依托视联网技术，强化执法、监管工作。同时，动员全民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微信公众号“古镇枫桥”上实时呈现与民众切身相关的事务动态，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解决，做到信息透明公开，让民众体会到参与社会治理的乐趣。“互联网+”基层治理的多方面创新举措，不仅体现了“群众路线”的理念，也突出了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内容。
3.网络社会治理经验。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互联网+”应用模式快速推广的背景下，各个互联网平台本质上也构成一个个小的社会，乡村治理的范围也突破技术限制拓展到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动态的、多元的网络生态圈，需要构建一套科学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技术等手段，才能更好地服务现实需要。诸暨市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网络社会治理，创新互联网治理举措，不断丰富基层治理内涵。一方面建立网上岗亭、网上报警体系，加强网络监管，并且不定期的开展网络空间“清朗行动”;另一方面，建立网上议政平台，主动掌握网络社会的话语权，提高舆情引导与处置能力，并积极倡导健康的网上文化生活。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应用，有效地提高了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4.“智慧党建”引领“智慧政务”乡村治理的经验。“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模式是互联网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模式创新，以此促进乡村治理机制建设，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宝贵实践。枫源村是“枫桥经验”发源地，通过建立“党员群”“村两委群”和“村民群”等微信群，积极拓展村级事务处理渠道，在党建引领下开展更广泛的村级经济社会事务。另外，不断推进党建新形态，建立“互联网党群服务站”，运用“党建云平台”，创新“互联网+党建”人才培养模式。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协同化、智能化、科学化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实践证明，党建引领、互联网技术支撑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前提，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素。
三、“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
推进“互联网+党建”，依靠互联网平台及信息技术、互联网思维，创新党组织自身建设方式方法，提升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将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重大变革，另一方面，“互联网+党建”思维将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具体来讲，“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引领意义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化了乡村治理主体，增强了党建引领能力，有利于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当前，加快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农村地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农村信息化建设将加快推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等进程。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的领导核心，提高其信息化水平是引领农村各领域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农村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
首先，“互联网+党建”创新了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方式，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融合、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提高了党组织自身建设水平，促进了党建工作的信息化发展。其中，在党员教育方面，党员可以进行视频学习，在线互动，改变了传统书面材料和面授课程的接收渠道，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在党员管理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可以更好地掌握党员基本情况，实现精细化管理，避免因党员空间流动等带来的不便。在党员监督方面，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将使党员参与组织工作更加透明，党员的行为将受到党组织内部及群众的监督，增加了党员监督途径。其次，“互联网+党建”创新了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模式，并将引领农村各领域“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一方面，党组织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工作将带动广大农民，并促使他们了解互联网并学习运用互联网，通过QQ、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导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等;另一方面，“互联网+党建”也将带动“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旅游”等模式创新，促进农村地区的繁荣发展。
通过应用互联网技术增强农村党建引领能力，乡村治理主体即村党组织自身建设大大改善，使村党组织教育和管理水平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和能力增强，提高了党组织的服务水平。通过“互联网+”思维，创新党建工作，通过创建“在职党员APP系统”“微心愿”等公益服务平台，使在职党员参与到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中，乡村治理主体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改善。与此同时，党组织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开展“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支部+企业”等产业党建模式，强化了党组织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发挥了党组织在村级经济事务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拓展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新模式。
（二）提升了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党组织的工作效率
互联网技术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建立多级互联网信息化管理体系，促进了党员常态化的学习，推动了党组织的标准化建设，以及党建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具体来看，创新性地打造集党务、政务、村务信息公开、网上办事、公共服务、农村电商于一体的智能治理云平台，并通过设立信息公开、民意诉求、民主投票、政务服务、党建工作等七大功能模块，实现治理的精准化、智能化。同时，通过建设智慧党建平台，使党组织的宣传、学习等组织生活和工作内容更加丰富，考核得到量化，管理更加科学。可见，云平台推进了农村基层党务政务的智能化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
（三）有利于整合乡村治理资源，提升村集体组织化水平
当前，农村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村集体的组织力下降，尤其体现在村级公共事务不受关注上。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村集体事务对于农户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外出务工在空间上也使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降低。因此，农村社会的转型对乡村治理提出新要求。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整合了农村零散的行政资源，村民突破时空的限制，打开了沟通的渠道。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建立以“住枫桥”APP为核心的智慧社区和开放式移动互联网平台，搭建了网上信息交流的途径，满足了外出流动人口参与乡村治理的需要，提高了村集体的组织能力，激活了农村社会发展动力。
权力体系、利益诉求和空间结构的碎片化是当前我国社会基层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整体性治理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7]。“互联网+”的治理模式，本质上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可能。对于农村社会来讲，同样存在乡镇与村级的权利冲突、农民利益诉求多样化，以及人口空间流动带来的问题。借助互联网技术对乡村治理资源进行整合，能够破解农村社会权力、利益的碎片化问题，也就是村集体组织力弱化的问题。一方面，“互联网+党建”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在一些地区，已经通过开发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包括基础数据、服务办事和互动交流的综合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实现了一网协同、集中處理的治理办法。互联网技术通过其快捷、共享的特性，使农村社会产生的信息高度整合，并得到充分利用，提高了治理效果，实现了治理的精准化。另一方面，“互联网+党建”实现了人力资源的整合。即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农村社会各组织和农民联系起来，并突破空间限制，在技术上实现了村集体的组织化。同时，通过利益诉求的整合，将小而散的农户联系起来，真正实现村集体的组织化。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网络化治理又会产生新的碎片化问题，但这属于技术层面的约束，而通过提升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整合能力，依然可以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农村公共服务，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 （四）有利于构建农村“多元共治”模式，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融合了法治观念，提高了农村治理水平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这表明，乡村治理主体不仅仅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和村民自己，而应该将社会力量包括进来，即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治理体系。“互联网+党建”的治理模式，不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在发挥作用，而是依靠互联网技术，让各方力量参与进来，实现农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各方共治的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使农村党组织建设更加透明，也使乡村治理更加开放。另外，农村社会的“多元共治”不仅指主体的多元，也包括治理手段的多元。传统的乡村治理在法治建设方面比较滞后，而德治发挥着较大作用。但随着社会转型，农村的德治水平在弱化，而法治建设还没有提升，因此亟需构建德治为引领、法治为保障的治理途径。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将为法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强大的资源进行普法，让村民人人心中有法;另一方面，通过“天眼”“地网”进行监督，落实有法必究的严厉问责和惩戒机制，树立法治社会形象。“多元共治”的模式是各主体运用不同的治理手段，扮演不同的治理角色，实现农村社会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是对传统农村社会自治机制的健全发展。
由此可见，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在乡村治理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即借助互联网开放、互动、扁平化的特征，突破了当前约束“三治融合”的瓶颈。
四、“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思考
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乡村治理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运用新兴技术变革传统、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自2018年12月28日起施行）提出，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充分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的优势，顺应农村信息化发展趋势，建立起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一机制的推进过程中，需要坚持以下实践路径：
（一）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凝聚社会治理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应当始终放在农村各项工作的首位。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群众参与治理主体作用。”同时，从党的最新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乡村振兴规划纲要都可以看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引领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农村党建工作，凝聚社会治理力量，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
在推进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中，首先要构建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的体制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既有长远眼光的顶层设计，又有具体工作的落实开展。“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实实在在地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互联网应用能力，包括数据资源的整合、分析、应用等。因此，需要系统推进建设，成立专门的网络技术部门，培养一批精于互联网技术运用的管理人才。考虑到成本及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问题，可以以乡镇党委为核心组织共建。其次，要健全“互联网+”发展模式，使互联网技术真正服务于农村社会。通过对农民进行互联网技术培训，让农民享受到更多互联网技术运用的成果，并主动参与到农村公共事务中来，提高村集体的组织化水平。最后，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创新干群联系，打造村民利益共同体，承担起领导责任，坚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积极作为，增进向心力，团结村民。同时，探索多种办法，凝聚村办企业、农村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尤其要注重发挥全体党员的作用，调动其积极性，增强全体党员的党员意识和责任感，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8]。
（二）培养互联网思维，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互联网思维是指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背景下，随着“互联网+”与各行业的融合发展，政府部门、企业等相关主体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去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互联网思维的主要特征有联通一切、开放、去中心化、追求极致等[9]。更一般地讲，互联网思维包含用户思维、平台思维、数据思维和共享思维等。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党建”模式建立和应用的基础。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乡村治理各主体具备良好的互联网思维，具备较好的提升“互联网+”的融合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并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因此，乡村治理主体需要培养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的核心目的是共享共建，即以平台为依托，以数据为工具，围绕用户形成共享共建的服务目的。这就要求乡村治理主体对互联网技术的本质有一清晰认识，能够积极参与到农村互联网技术的建设中来，并在实践中通过反馈机制完善服务体系。需要认清的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都将极大地依靠互联网思维的培养和互联网技术服务的完善来提高。因此，乡村治理各主体，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转变传统社会治理思维，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并以发展的眼光、开放的姿态对待互联网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和应用。
（三）加快农村信息网络建设，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
农村信息网络设施建设是乡村治理信息化的物质前提，而互联网应用能力提升是确保乡村治理有效的技术支撑。推进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要求农村地区加快提升网络设施建设速度和互联网应用技能。
首先，信息网络建设是“互联网+党建”模式发展的基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要夯实乡村信息化基础”“实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这表明国家将加大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将有力地促进“互联网+”模式在农村地区的兴起。然而，在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首要问题是农民参与网络设施建设的积极性不高。这尤其体现在欠发达地区，农民对互联网应用的需求较低，且应用能力欠缺，加之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更使其建设并使用网络的意愿下降。因此，这就为农村地区信息网络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村集体民主决议网络建设模式，如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提供共享服务，但需要健全使用机制等。总的来讲，农村信息网络建设不是单纯从技术层面进行设施供应，而是需要真正供应给有需求的农民，并将政策惠及更广大的农民群体。其次，网络设施建设包括党务、政务等一体化建设，需要提高互联网党建的技术水平。虽然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但以党建为基础来拓展政务建设，并建立农村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是社会治理的最終目标之一。社会治理终将要突破权力体系的碎片化难题，则可以从互联网平台建设开始，整合乡村治理的各种资源。最后，要加快培养网络技术人才。这将是“互联网+党建”模式推广面临的又一挑战。据CNNIC发布的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是网络使用技能缺乏和文化程度限制。其中，因不懂电脑或网络技能导致非网民不上网的比例为54.0%。可见，对农民网络技能培训是增加农民互联网应用技能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村地区信息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可以在农村地区内部进行人才选拔与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进社会专业技能人才，尤其是党建人才。通过建立后备人才资源库，确保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有序推进，保障“互联网+党建”模式的应用。 （四）加强乡村网络社会治理，推进“三治融合”
网络社会治理是指在“互联网+党建”模式建立后，为确保高效的社会治理而需要做的工作，即运用互联网思维，坚守网络安全原则，进行网络生态环境建设。网络社会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时代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它突破了地域限制，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界线。伴随着农村地区网络设施建设，网络社会治理也应当加强，尤其是网络社会监管。首先，信息安全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首要内容。要注意区分信息安全级别，尤其是涉及到个人隐私及财产利益的信息应给予重视。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人们的个人信息安全意识并不强，不论身份证还是银行卡，在熟人社会里进行保护的必要似乎不高。但是，已有多次报道出现村干部利用村民身份证虚报和套取国家危房改造款、扶贫资金等事件，不仅给村民利益带来损害，也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可见，农民的信息安全意识在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其次，信息失真也是網络社会治理的棘手问题。尤其是农民对信息真伪的辨识能力不高，对于网上看到的消息容易上当受骗，进而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需要培养农民的信息鉴别能力。最后，网络社会治理的内容还有无序网络的参与问题，包括网络造谣传谣、网络群体事件和网络犯罪活动[10]，都将对“互联网+党建”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冲击。
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将助推社会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治理方式也将由“控制式”向“互动式”转变。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机制，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网络社会治理应该确定为系统工作，归属网络治理部门管辖。建立反馈平台，奖惩机制，并推进网络立法。同时，互联网平台也能成为德治的“主场”，对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给予表扬，倡导善治理念，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三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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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欣荣）
关键词：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5-0001-08
作者简介：宗成峰（1977-），男，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基层党建、网络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创新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因此，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1]。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现代要素的融入，信息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16年4月，习近平总書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物联网、地理信息、智能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全面深度融合”。可见，信息技术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快速普及为乡村治理带来机遇。
一、“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主要内涵
“互联网+党建”，即应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党建融合“互联网+”的发展理念，通过资源整合，实现党建信息化、数字化，提高了服务群众的水平。“互联网+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新业态，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既能够实时开放共享信息资源，又能够融合推进基层工作开展，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模式探索提供了新路径。
乡村治理，即指治理主体为推动农村社会和谐发展而在农村这一空间区域内所实施的治理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在法规上由“一元”向“多元”转变，且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社会转型，治理环境显现出流动与分化的特征，乡村治理面临利益诉求多元化、矛盾纠纷扩大化等趋势。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变革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亟需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而“互联网+党建”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高效、快捷等优势，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创新了乡村治理模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19）指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工作是推动“互联网+党建”，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高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根据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来看，“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包括“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可见，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而根据2019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领导地位。因此，在互联网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逐渐融合的趋势下，强调“互联网+党建”的发展模式，将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
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强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功能，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发挥主导示范作用，助力乡村治理能力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不仅体现在“智慧党建”的推进及“智慧农村”的建设上，还突出表现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乡村治理理念的变革上。一方面，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农村社会，党组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以“智慧党建”为示范，助力乡村治理能力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并通过拓展其服务功能，搭建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智慧农村”;另一方面，依托互联网技术，创新治理思路，突破时空限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党务政务融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概括来讲，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是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互联网+”乡村治理、网络社会治理及“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的综合，是系统化的乡村治理机制内涵。当前，我国互联网技术应用得到快速发展，为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治理奠定基础。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8.2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9.6%。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2.22亿，占比为26.7%，已有地区应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社会治理，涌现出“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模式，搭建服务群众的公益平台，助力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以村党支部为核心建立了多个互联网公益服务平台和多个智慧社区平台，党员干部提供各种便民服务，村民们据此参与村级自治。该镇还有一些村，以农村为单位建设“为村微信公共服务平台”，将村民聚集在平台上，提供村务、商务、生活和运营四大类内容，改变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这表明，“互联网+党建”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同点都是借助网络和移动客户端，满足农村公共服务需要，有效地搭建起党委、政府与民众沟通互动的桥梁，连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引领了乡村治理创新。 二、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
创新基于“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信息时代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党建工作适应农村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系统地探索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践，总结其经验，将为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新时代“枫桥經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为“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深入学习、总结和提炼。
（一）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
“枫桥经验”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妥善处理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毛泽东同志批示向全国推广。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对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出指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从“四清运动”教育和为“四类分子”摘帽，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典型模式树立，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枫桥经验”始终把握基层治理的本质，探索与时代相适应的基层治理模式[3]，并不断丰富基层治理典范的内涵。历久弥新的发展，不仅使“枫桥经验”成为基层社会治安管理的一面旗帜，也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找到方向。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枫桥经验”，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在开展社会治理中实行“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的政治灵魂，坚持人民主体的核心价值，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主要路径，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的重要手段，坚持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4]，进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形成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现代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诸暨市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了“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法治建设、基层网络治理、社会组织培育、乡村道德重塑等多个平台、最多跑一次”等新经验，在基层治理各方面取得积极成效。2016年以来，诸暨市平安考核多次蝉联浙江省第一;2017年以测评总成绩同类城市居浙江省第一、全国第三，一举创成全国文明城市;枫桥镇实现全国综治先进集体“五连冠”。诸暨市提出了力争到2023年率先建成“全国基层治理示范区”的目标，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时代“枫桥经验”。
（二）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突破之处，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互联网+”社会治理、网络社会治理及“互联网+党建”创新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经验丰富，值得学习借鉴。
1.党建引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通过创新“党建+”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使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带头作用更加凸显。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头雁”，党建引领表现在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发展引领和服务引领的五个方面，贯穿于基层工作的方方面面。一方面，严格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村级选举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开展党员亮分、亮牌、亮业绩“三亮”活动，选优配强村级班子队伍。同时，开展“村村联盟”“村企联盟”“企企联盟”等区域化党建联盟建设，探索功能型党支部建设[5]。另一方面，提升党建引领基层自治能力，强化乡村治理全科网格建设，通过党员结对联户调解基层社会矛盾，积极推进党建引领基层“五星达标、三A争创”创建活动，即农村要争创“党建、富裕、美丽、和谐、文明”五颗星，并按照3A级景区标准打造3A级景区村的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深入实施“党建+阵地建设”“党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党建+治安管理”等工作，发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主心骨”地位，取得了积极效果。如枫桥镇在处理省重点工程永宁水库建设过程中的移民征地难题时，通过党员干部包干化解矛盾的办法，使这一重点工程得以顺利实施。
2.乡村治理智能化是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手段。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互联网+政务”的工作创新为“枫桥经验”增添了科技活力，本着“大数据多跑腿，老百姓少跑腿”的服务理念，基层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服务水平大大提升，透明化的工作机制也提高了民众的满意度。在“互联网+政务”乡村治理的实践中，枫桥镇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首先，浙江省构建了全省“一张网”的基层治理体系，形成“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机制，通过网格划分和网格员队伍建设，落实责任制，提升了工作效率。同时，依靠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整合了平安通APP、平安浙江APP、“掌上枫桥”微信公众号等八大类信息渠道，集中建设了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极大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及政务处理效率[6]。其次，枫桥镇积极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助推“雪亮工程”建设，通过重点区域公共视频监控，依托视联网技术，强化执法、监管工作。同时，动员全民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微信公众号“古镇枫桥”上实时呈现与民众切身相关的事务动态，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解决，做到信息透明公开，让民众体会到参与社会治理的乐趣。“互联网+”基层治理的多方面创新举措，不仅体现了“群众路线”的理念，也突出了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内容。
3.网络社会治理经验。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互联网+”应用模式快速推广的背景下，各个互联网平台本质上也构成一个个小的社会，乡村治理的范围也突破技术限制拓展到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动态的、多元的网络生态圈，需要构建一套科学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技术等手段，才能更好地服务现实需要。诸暨市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网络社会治理，创新互联网治理举措，不断丰富基层治理内涵。一方面建立网上岗亭、网上报警体系，加强网络监管，并且不定期的开展网络空间“清朗行动”;另一方面，建立网上议政平台，主动掌握网络社会的话语权，提高舆情引导与处置能力，并积极倡导健康的网上文化生活。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应用，有效地提高了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4.“智慧党建”引领“智慧政务”乡村治理的经验。“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模式是互联网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模式创新，以此促进乡村治理机制建设，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宝贵实践。枫源村是“枫桥经验”发源地，通过建立“党员群”“村两委群”和“村民群”等微信群，积极拓展村级事务处理渠道，在党建引领下开展更广泛的村级经济社会事务。另外，不断推进党建新形态，建立“互联网党群服务站”，运用“党建云平台”，创新“互联网+党建”人才培养模式。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协同化、智能化、科学化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实践证明，党建引领、互联网技术支撑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前提，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素。
三、“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
推进“互联网+党建”，依靠互联网平台及信息技术、互联网思维，创新党组织自身建设方式方法，提升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将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重大变革，另一方面，“互联网+党建”思维将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具体来讲，“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引领意义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化了乡村治理主体，增强了党建引领能力，有利于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当前，加快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农村地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农村信息化建设将加快推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等进程。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的领导核心，提高其信息化水平是引领农村各领域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农村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
首先，“互联网+党建”创新了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方式，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融合、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提高了党组织自身建设水平，促进了党建工作的信息化发展。其中，在党员教育方面，党员可以进行视频学习，在线互动，改变了传统书面材料和面授课程的接收渠道，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在党员管理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可以更好地掌握党员基本情况，实现精细化管理，避免因党员空间流动等带来的不便。在党员监督方面，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将使党员参与组织工作更加透明，党员的行为将受到党组织内部及群众的监督，增加了党员监督途径。其次，“互联网+党建”创新了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模式，并将引领农村各领域“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一方面，党组织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工作将带动广大农民，并促使他们了解互联网并学习运用互联网，通过QQ、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导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等;另一方面，“互联网+党建”也将带动“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旅游”等模式创新，促进农村地区的繁荣发展。
通过应用互联网技术增强农村党建引领能力，乡村治理主体即村党组织自身建设大大改善，使村党组织教育和管理水平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和能力增强，提高了党组织的服务水平。通过“互联网+”思维，创新党建工作，通过创建“在职党员APP系统”“微心愿”等公益服务平台，使在职党员参与到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中，乡村治理主体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改善。与此同时，党组织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开展“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支部+企业”等产业党建模式，强化了党组织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发挥了党组织在村级经济事务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拓展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新模式。
（二）提升了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党组织的工作效率
互联网技术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建立多级互联网信息化管理体系，促进了党员常态化的学习，推动了党组织的标准化建设，以及党建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具体来看，创新性地打造集党务、政务、村务信息公开、网上办事、公共服务、农村电商于一体的智能治理云平台，并通过设立信息公开、民意诉求、民主投票、政务服务、党建工作等七大功能模块，实现治理的精准化、智能化。同时，通过建设智慧党建平台，使党组织的宣传、学习等组织生活和工作内容更加丰富，考核得到量化，管理更加科学。可见，云平台推进了农村基层党务政务的智能化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
（三）有利于整合乡村治理资源，提升村集体组织化水平
当前，农村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村集体的组织力下降，尤其体现在村级公共事务不受关注上。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村集体事务对于农户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外出务工在空间上也使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降低。因此，农村社会的转型对乡村治理提出新要求。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整合了农村零散的行政资源，村民突破时空的限制，打开了沟通的渠道。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建立以“住枫桥”APP为核心的智慧社区和开放式移动互联网平台，搭建了网上信息交流的途径，满足了外出流动人口参与乡村治理的需要，提高了村集体的组织能力，激活了农村社会发展动力。
权力体系、利益诉求和空间结构的碎片化是当前我国社会基层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整体性治理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7]。“互联网+”的治理模式，本质上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可能。对于农村社会来讲，同样存在乡镇与村级的权利冲突、农民利益诉求多样化，以及人口空间流动带来的问题。借助互联网技术对乡村治理资源进行整合，能够破解农村社会权力、利益的碎片化问题，也就是村集体组织力弱化的问题。一方面，“互联网+党建”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在一些地区，已经通过开发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包括基础数据、服务办事和互动交流的综合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实现了一网协同、集中處理的治理办法。互联网技术通过其快捷、共享的特性，使农村社会产生的信息高度整合，并得到充分利用，提高了治理效果，实现了治理的精准化。另一方面，“互联网+党建”实现了人力资源的整合。即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农村社会各组织和农民联系起来，并突破空间限制，在技术上实现了村集体的组织化。同时，通过利益诉求的整合，将小而散的农户联系起来，真正实现村集体的组织化。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网络化治理又会产生新的碎片化问题，但这属于技术层面的约束，而通过提升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整合能力，依然可以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农村公共服务，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 （四）有利于构建农村“多元共治”模式，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融合了法治观念，提高了农村治理水平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这表明，乡村治理主体不仅仅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和村民自己，而应该将社会力量包括进来，即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治理体系。“互联网+党建”的治理模式，不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在发挥作用，而是依靠互联网技术，让各方力量参与进来，实现农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各方共治的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使农村党组织建设更加透明，也使乡村治理更加开放。另外，农村社会的“多元共治”不仅指主体的多元，也包括治理手段的多元。传统的乡村治理在法治建设方面比较滞后，而德治发挥着较大作用。但随着社会转型，农村的德治水平在弱化，而法治建设还没有提升，因此亟需构建德治为引领、法治为保障的治理途径。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将为法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强大的资源进行普法，让村民人人心中有法;另一方面，通过“天眼”“地网”进行监督，落实有法必究的严厉问责和惩戒机制，树立法治社会形象。“多元共治”的模式是各主体运用不同的治理手段，扮演不同的治理角色，实现农村社会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是对传统农村社会自治机制的健全发展。
由此可见，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在乡村治理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即借助互联网开放、互动、扁平化的特征，突破了当前约束“三治融合”的瓶颈。
四、“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思考
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乡村治理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运用新兴技术变革传统、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自2018年12月28日起施行）提出，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充分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的优势，顺应农村信息化发展趋势，建立起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一机制的推进过程中，需要坚持以下实践路径：
（一）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凝聚社会治理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应当始终放在农村各项工作的首位。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群众参与治理主体作用。”同时，从党的最新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乡村振兴规划纲要都可以看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引领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农村党建工作，凝聚社会治理力量，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
在推进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中，首先要构建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的体制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既有长远眼光的顶层设计，又有具体工作的落实开展。“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实实在在地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互联网应用能力，包括数据资源的整合、分析、应用等。因此，需要系统推进建设，成立专门的网络技术部门，培养一批精于互联网技术运用的管理人才。考虑到成本及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问题，可以以乡镇党委为核心组织共建。其次，要健全“互联网+”发展模式，使互联网技术真正服务于农村社会。通过对农民进行互联网技术培训，让农民享受到更多互联网技术运用的成果，并主动参与到农村公共事务中来，提高村集体的组织化水平。最后，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创新干群联系，打造村民利益共同体，承担起领导责任，坚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积极作为，增进向心力，团结村民。同时，探索多种办法，凝聚村办企业、农村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尤其要注重发挥全体党员的作用，调动其积极性，增强全体党员的党员意识和责任感，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8]。
（二）培养互联网思维，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互联网思维是指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背景下，随着“互联网+”与各行业的融合发展，政府部门、企业等相关主体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去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互联网思维的主要特征有联通一切、开放、去中心化、追求极致等[9]。更一般地讲，互联网思维包含用户思维、平台思维、数据思维和共享思维等。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党建”模式建立和应用的基础。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乡村治理各主体具备良好的互联网思维，具备较好的提升“互联网+”的融合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并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因此，乡村治理主体需要培养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的核心目的是共享共建，即以平台为依托，以数据为工具，围绕用户形成共享共建的服务目的。这就要求乡村治理主体对互联网技术的本质有一清晰认识，能够积极参与到农村互联网技术的建设中来，并在实践中通过反馈机制完善服务体系。需要认清的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都将极大地依靠互联网思维的培养和互联网技术服务的完善来提高。因此，乡村治理各主体，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转变传统社会治理思维，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并以发展的眼光、开放的姿态对待互联网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和应用。
（三）加快农村信息网络建设，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
农村信息网络设施建设是乡村治理信息化的物质前提，而互联网应用能力提升是确保乡村治理有效的技术支撑。推进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要求农村地区加快提升网络设施建设速度和互联网应用技能。
首先，信息网络建设是“互联网+党建”模式发展的基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要夯实乡村信息化基础”“实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这表明国家将加大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将有力地促进“互联网+”模式在农村地区的兴起。然而，在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首要问题是农民参与网络设施建设的积极性不高。这尤其体现在欠发达地区，农民对互联网应用的需求较低，且应用能力欠缺，加之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更使其建设并使用网络的意愿下降。因此，这就为农村地区信息网络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村集体民主决议网络建设模式，如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提供共享服务，但需要健全使用机制等。总的来讲，农村信息网络建设不是单纯从技术层面进行设施供应，而是需要真正供应给有需求的农民，并将政策惠及更广大的农民群体。其次，网络设施建设包括党务、政务等一体化建设，需要提高互联网党建的技术水平。虽然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但以党建为基础来拓展政务建设，并建立农村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是社会治理的最終目标之一。社会治理终将要突破权力体系的碎片化难题，则可以从互联网平台建设开始，整合乡村治理的各种资源。最后，要加快培养网络技术人才。这将是“互联网+党建”模式推广面临的又一挑战。据CNNIC发布的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是网络使用技能缺乏和文化程度限制。其中，因不懂电脑或网络技能导致非网民不上网的比例为54.0%。可见，对农民网络技能培训是增加农民互联网应用技能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村地区信息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可以在农村地区内部进行人才选拔与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进社会专业技能人才，尤其是党建人才。通过建立后备人才资源库，确保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有序推进，保障“互联网+党建”模式的应用。 （四）加强乡村网络社会治理，推进“三治融合”
网络社会治理是指在“互联网+党建”模式建立后，为确保高效的社会治理而需要做的工作，即运用互联网思维，坚守网络安全原则，进行网络生态环境建设。网络社会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时代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它突破了地域限制，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界线。伴随着农村地区网络设施建设，网络社会治理也应当加强，尤其是网络社会监管。首先，信息安全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首要内容。要注意区分信息安全级别，尤其是涉及到个人隐私及财产利益的信息应给予重视。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人们的个人信息安全意识并不强，不论身份证还是银行卡，在熟人社会里进行保护的必要似乎不高。但是，已有多次报道出现村干部利用村民身份证虚报和套取国家危房改造款、扶贫资金等事件，不仅给村民利益带来损害，也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可见，农民的信息安全意识在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其次，信息失真也是網络社会治理的棘手问题。尤其是农民对信息真伪的辨识能力不高，对于网上看到的消息容易上当受骗，进而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需要培养农民的信息鉴别能力。最后，网络社会治理的内容还有无序网络的参与问题，包括网络造谣传谣、网络群体事件和网络犯罪活动[10]，都将对“互联网+党建”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冲击。
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将助推社会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治理方式也将由“控制式”向“互动式”转变。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机制，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网络社会治理应该确定为系统工作，归属网络治理部门管辖。建立反馈平台，奖惩机制，并推进网络立法。同时，互联网平台也能成为德治的“主场”，对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给予表扬，倡导善治理念，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三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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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