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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是学生领会语言大师的语言艺术、接受语言训练、提高语言能力的极佳范例。文中许多地方“以隐微见深意”，教师应当让学生经由“意义”去进一步发现和体悟这些“意味”的精妙。
然而，对于鲁迅文字的精微之处，学生一般总是进入不了、体味不了。即使有所探究，也表现得很不习惯、很不熟练。例如对于该文第8自然段中“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一句，当我运用比较法提出，如果把句中“居然”一词移至“说”字之前，表达上会有何变化时，大多数同学茫然以对，只有个别同学说：这样改语气没有原句顺畅。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作了提示：“居然”这个副词，在原句中是“说”的宾语成分，而在改句中“居然”成了“说”的状语，请大家体会，在这两句话中“居然”的“意外”语气的发出者相同吗？部分学生恍然大悟：“原句中‘（请愿群众）说卫队居然开枪’，表现的是请愿群众的意外之感，而改句‘居然说卫队开枪’，表现的则只是鲁迅先生的意外之感。”渐渐地，其他同学也明白了，脸上有了些豁然的快意。由此可见，在这篇文章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感受鲁迅刚正的性格、澎湃的激情、高度的正义感和嫉恶如仇的精神，接受鲁迅思想感情的熏陶，就必须对其中精微精美的语言进行反复品味和揣摩，真正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微言大义”。
语文教学过程是一个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去正确理解思想内容，又在这个基础上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的过程，简言之，即“形式—内容—形式”的过程。语文课堂要努力引导学生品味语言形式的妙处，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和运用能力（参见《语文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王松泉《论语文教育中的四大关系》）。在教学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对语言的感悟不够敏锐，很多时候他们习惯于粗粗地把握课文的内容就浅尝辄止，而没有去细细地琢磨、推敲作者用语的精微之处，只满足于对文字表面意义的把握，而不会潜心品赏文中蕴含的美妙丰韵的意味。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引导学生由“意义”进入“意味”呢？办法肯定很多，但一个切中肯綮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加强对课文中虚词特别是一些副词的体悟。这里不揣浅陋，试以《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为例举隅如下。
一.“着”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五次写到刘和珍君的“微笑”，有力地驳斥了段政府的“暴徒”论，激发了读者对反动派专事毁灭美好事物的极大愤慨。这五次“微笑”分别是：
“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三·2）
“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三·2）
“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四·1）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五·3）
“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六·2）
仔细阅读会发现，前三个“微笑”后面有一个“着”，而后两个则没有“着”，鲁迅为什么这样写呢？我们知道，“着”是表示动作持续进行的副词。前两句中的刘和珍君，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姑娘，当然还是能够“常常”、“始终”地“微笑着”；而后两句，鲁迅已确知刘和珍牺牲了，“微笑着”成了他痛苦的回忆，刘和珍君不可能再“微笑着”了，而只能是微笑“过”的了。鲁迅的用语的确是相当精到，而此中更妙的是鲁迅在第三句中用了“着”。当时，刘和珍实际上已经惨遭反动派的毒手，但“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的鲁迅也推测不到“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对于这一噩耗他是“颇为怀疑”的，是“不信”的，“府门喋血”更像是一本小说的书名。而实际上刘和珍已经牺牲了，这样就更突出了鲁迅的“意料之外”，也更突出了反动派的“下劣凶残”。
二.“的”
《记念刘和珍君》文中有“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一句，有些学生在朗读时往往把句中加点的两个“的”字漏掉，其实这两个“的”字的存在与否会造成意味上的细微差别，从而影响文章的表达效果。
我们不妨来作一个比较。在去掉前一个“的”字的“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中，“伟绩”的定语是主谓短语“中国军人屠戮妇婴”，主要强调了事；而原句“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一句，用一个“的”将“中国军人屠戮妇婴”隔开，不但强调了事，而且也突出了造恶之人——当时的“中国军人”。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对动词性的谓语更有感受力，而对名词则缺乏十足的敏感。鲁迅在这里不但要指出罪恶，而且更要指出这罪恶的制造者，要揭其名，他巧妙地用了一个“的”字便完美地达到了这一效果。
同时，由于这句话的前面几句都较长，尤其是“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一句更长，而这里将本来较长的定语用“的”分隔为两个，就使绵长的呼吸在这里得到了适当的缓冲。短句化的处理读起来更为短促有力，更能恰到好处地表达作者的愤慨，并使后面一句连续性较强的“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更加有力地喷射出来。
三.“必要”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开始处三次写到“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三句话分别是这样的：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我们注意到“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前面的时间副词的差异，前两个为“早”，后一个为“正”，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细读课文就会发现，第一个“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主要是针对痛斥敌人、痛悼同志来说的，这个“必要”在刘和珍牺牲后马上就产生了，处于“已有两星期”的“四月一日”，当然是“早”就有此“必要”了；第二个“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主要是写文章来唤醒庸人、推翻旧世界的“必要”，这个“必要”也在刘和珍牺牲后至更早就存在了，所以也用了“早”字；而第三个“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主要是针对“忘却”而言的，作者写文章的这一“必要”在于防止“忘却的救主”的降临。而“忘却”不可能在事件刚刚发生后的几天内出现，而在“两星期”后才有可能，所以当时写此文是正有防止“忘却”的效应。
以上这种对文字中蕴含的意味的发掘工作是艰苦的，但却是十分有益而有趣的。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要求学生对文字的理解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努力拓展语文学习空间，激发强烈的探求欲望，因而“意味”教学就显得极为重要。我认为，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一般是以引导学生理解文本文字意义为主要任务的“意义教学”，运用的主要方法是靠大脑“理解”；而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则决不能满足于此，它应该是一种在理解的基础上努力追求对文字韵味的把握的“意味教学”，运用的主要方法应是包括大脑在内的心灵“体味”和“感悟”。“意义”是指“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的内容”（《现代汉语词典》），理解意义的过程不过是一个把信号还原为意义的技术性的机械解码过程，它处于相对低级的阶段。而“意味”则有“意趣，情味”之意（《辞海》），“意味教学”强调的是对文字的弦外之音的艺术把握，它是阅读行为的高级形态，能带给读者以感悟的快意和满足。它可以把“学语文”升格为“品语文”和“玩语文”（当然是以严谨的态度），从而成为一种“快乐语文”。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教师和学生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不论怎样，“意味空间”应该成为高中语文教学努力开垦的园地，只有这样，才能使语文这门课程更大地有惠于学生。
王伟娟，语文教师，现居浙江绍兴。责任编校：秦晓燕
然而，对于鲁迅文字的精微之处，学生一般总是进入不了、体味不了。即使有所探究，也表现得很不习惯、很不熟练。例如对于该文第8自然段中“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一句，当我运用比较法提出，如果把句中“居然”一词移至“说”字之前，表达上会有何变化时，大多数同学茫然以对，只有个别同学说：这样改语气没有原句顺畅。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作了提示：“居然”这个副词，在原句中是“说”的宾语成分，而在改句中“居然”成了“说”的状语，请大家体会，在这两句话中“居然”的“意外”语气的发出者相同吗？部分学生恍然大悟：“原句中‘（请愿群众）说卫队居然开枪’，表现的是请愿群众的意外之感，而改句‘居然说卫队开枪’，表现的则只是鲁迅先生的意外之感。”渐渐地，其他同学也明白了，脸上有了些豁然的快意。由此可见，在这篇文章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感受鲁迅刚正的性格、澎湃的激情、高度的正义感和嫉恶如仇的精神，接受鲁迅思想感情的熏陶，就必须对其中精微精美的语言进行反复品味和揣摩，真正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微言大义”。
语文教学过程是一个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去正确理解思想内容，又在这个基础上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的过程，简言之，即“形式—内容—形式”的过程。语文课堂要努力引导学生品味语言形式的妙处，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和运用能力（参见《语文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王松泉《论语文教育中的四大关系》）。在教学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对语言的感悟不够敏锐，很多时候他们习惯于粗粗地把握课文的内容就浅尝辄止，而没有去细细地琢磨、推敲作者用语的精微之处，只满足于对文字表面意义的把握，而不会潜心品赏文中蕴含的美妙丰韵的意味。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引导学生由“意义”进入“意味”呢？办法肯定很多，但一个切中肯綮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加强对课文中虚词特别是一些副词的体悟。这里不揣浅陋，试以《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为例举隅如下。
一.“着”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五次写到刘和珍君的“微笑”，有力地驳斥了段政府的“暴徒”论，激发了读者对反动派专事毁灭美好事物的极大愤慨。这五次“微笑”分别是：
“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三·2）
“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三·2）
“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四·1）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五·3）
“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六·2）
仔细阅读会发现，前三个“微笑”后面有一个“着”，而后两个则没有“着”，鲁迅为什么这样写呢？我们知道，“着”是表示动作持续进行的副词。前两句中的刘和珍君，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姑娘，当然还是能够“常常”、“始终”地“微笑着”；而后两句，鲁迅已确知刘和珍牺牲了，“微笑着”成了他痛苦的回忆，刘和珍君不可能再“微笑着”了，而只能是微笑“过”的了。鲁迅的用语的确是相当精到，而此中更妙的是鲁迅在第三句中用了“着”。当时，刘和珍实际上已经惨遭反动派的毒手，但“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的鲁迅也推测不到“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对于这一噩耗他是“颇为怀疑”的，是“不信”的，“府门喋血”更像是一本小说的书名。而实际上刘和珍已经牺牲了，这样就更突出了鲁迅的“意料之外”，也更突出了反动派的“下劣凶残”。
二.“的”
《记念刘和珍君》文中有“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一句，有些学生在朗读时往往把句中加点的两个“的”字漏掉，其实这两个“的”字的存在与否会造成意味上的细微差别，从而影响文章的表达效果。
我们不妨来作一个比较。在去掉前一个“的”字的“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中，“伟绩”的定语是主谓短语“中国军人屠戮妇婴”，主要强调了事；而原句“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一句，用一个“的”将“中国军人屠戮妇婴”隔开，不但强调了事，而且也突出了造恶之人——当时的“中国军人”。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对动词性的谓语更有感受力，而对名词则缺乏十足的敏感。鲁迅在这里不但要指出罪恶，而且更要指出这罪恶的制造者，要揭其名，他巧妙地用了一个“的”字便完美地达到了这一效果。
同时，由于这句话的前面几句都较长，尤其是“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一句更长，而这里将本来较长的定语用“的”分隔为两个，就使绵长的呼吸在这里得到了适当的缓冲。短句化的处理读起来更为短促有力，更能恰到好处地表达作者的愤慨，并使后面一句连续性较强的“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更加有力地喷射出来。
三.“必要”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开始处三次写到“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三句话分别是这样的：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我们注意到“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前面的时间副词的差异，前两个为“早”，后一个为“正”，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细读课文就会发现，第一个“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主要是针对痛斥敌人、痛悼同志来说的，这个“必要”在刘和珍牺牲后马上就产生了，处于“已有两星期”的“四月一日”，当然是“早”就有此“必要”了；第二个“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主要是写文章来唤醒庸人、推翻旧世界的“必要”，这个“必要”也在刘和珍牺牲后至更早就存在了，所以也用了“早”字；而第三个“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主要是针对“忘却”而言的，作者写文章的这一“必要”在于防止“忘却的救主”的降临。而“忘却”不可能在事件刚刚发生后的几天内出现，而在“两星期”后才有可能，所以当时写此文是正有防止“忘却”的效应。
以上这种对文字中蕴含的意味的发掘工作是艰苦的，但却是十分有益而有趣的。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要求学生对文字的理解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努力拓展语文学习空间，激发强烈的探求欲望，因而“意味”教学就显得极为重要。我认为，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一般是以引导学生理解文本文字意义为主要任务的“意义教学”，运用的主要方法是靠大脑“理解”；而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则决不能满足于此，它应该是一种在理解的基础上努力追求对文字韵味的把握的“意味教学”，运用的主要方法应是包括大脑在内的心灵“体味”和“感悟”。“意义”是指“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的内容”（《现代汉语词典》），理解意义的过程不过是一个把信号还原为意义的技术性的机械解码过程，它处于相对低级的阶段。而“意味”则有“意趣，情味”之意（《辞海》），“意味教学”强调的是对文字的弦外之音的艺术把握，它是阅读行为的高级形态，能带给读者以感悟的快意和满足。它可以把“学语文”升格为“品语文”和“玩语文”（当然是以严谨的态度），从而成为一种“快乐语文”。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教师和学生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不论怎样，“意味空间”应该成为高中语文教学努力开垦的园地，只有这样，才能使语文这门课程更大地有惠于学生。
王伟娟，语文教师，现居浙江绍兴。责任编校：秦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