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河北省省会石家庄驱车东行50公里，就来到驰名天下的周家庄。
周家庄因农业合作化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因集体经济搞得好而多次受到中央和省、地、市领导的表彰；更因历经50余年风风雨雨，坚持集体经济不动摇而声名远播，被媒体称作是最后的“人民公社”。
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走在前面
周家庄属河北省晋县，是革命老区，建立党的组织较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周家庄的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随后，他们又遵照上级指示，积极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于1949年冬天成立了晋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互助组由三户农民组成，规模虽小，但增产效果明显。加上村党支部的积极扶持，农业互助合作发展迅速。到1950年底，全村建起了25个常年互助组，5个临时互助组，95户农民参加，占全村农户的23％。1951年11月，村里曹同义等３个互助组合并，同时吸收部分贫农户参加，建立了晋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曹同义社由20户农民组成，有耕地194.6亩。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了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村党支部还成立了互助合作委员会，及时总结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经验，探索合作社生产管理、计工分红的办法。经过一年的实践，曹同义社的农业生产取得全面丰收，社员收入普遍增加，集体经济吸引力大为增强，更多的农户要求入社，合作社规模扩大到102户，成为全县第一个超过百户的大社。与此同时，全村还成立了若干个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入社的农户也大多加入了互助组。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周家庄走在全县的前列。
1953年，党中央确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到1954年2月，以曹同义合作社为核心，周家庄村的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13个互助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425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7.8％。他们总结以往生产管理、计工分红的经验，摸索出一套“包工包产”和“按件计工”的办法，使合作社越办越好。1954年3月12日，《河北日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介绍周家庄合作社的生产管理经验。与此同时，河北省又在周家庄建起了拖拉机站，在农业机械等方面积极扶持合作社发展生产，合作社也利用自身优势开办农副产品加工业，进一步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增加了社员收入。
从1955年下半年起，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与周家庄毗邻的几个村也相继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2月，周家庄及毗邻的5个村的初级社先后转入高级社，同时按照县委指示，6个村合并成一个联村大社“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雷金河任社长兼合作社党总支书记。这个联村大社有1509个农户，6686人。全社实行统一生产经营，统一计工分配。借鉴初级社的“定额管理”法，他们积极探索对联村大社实行“劳动管理”的办法，在生产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至此，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与遵化县王国藩的“穷棒子社”、饶阳县耿长锁的五公村合作社齐名的河北省农业战线“三面红旗”之一，在全国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党总支书记雷金河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冀中一杰”。
坚持“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盛行。不少地方搞起了“一平二调”，穷社共了富社的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被并入超大规模的人民公社里。当时，大面积的生产瞎指挥风盛行，上级要求“白天红旗飘，晚上红灯照”。但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坚持按部就班地组织生产。为此，上级送给他们一面黑旗，他们就将黑旗挂在街中心的最高处。到后来，挂红旗的地方因为瞎指挥而纷纷减了产，遭了灾，而挂黑旗的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却获得了农业生产的好收成，亩产量全县第一。雷金河也因此博得了美名——“老坚决”。
由于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加上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为了摆脱困难，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政策。1961年6月，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年冬天，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农村经营管理会议，推广张家口地区郭二庄经验：核算规模以二三十户为佳，小队向小组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粮食分配采用按劳分配加照顾的方法。会议要求各地、县都要学习和采用郭二庄的方法。
此前，按照上级指示，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从那个超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中分离出来，名称仍叫周家庄人民公社，管辖区域与以前的联村大社相同。雷金河任公社党委书记。
别人都要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了，周家庄人民公社怎么办？各级党组织分别召集全体干部、社员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还是现行的方法，即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方法，符合周家庄实际。公社党委尊重群众意愿，将社员的意见反映给上级领导，结果是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有人坚持要对周家庄人民公社搞“一刀切”。
1962年初，雷金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陈述了周家庄人民公社继续实行“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理由，征求总理的意见与指示。彭真此时正在山西侯马等地搞调查研究，周恩来便要他顺路去周家庄实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周总理指示说，不论采用哪种方法，只要符合实际，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就应予以认可。
1962年2月7日，彭真来到石家庄。他原本是要到周家庄实地调查了解情况的，但因感冒发烧，便托人把雷金河等人请到他住的河北省委招待所进行座谈。同时参加座谈的还有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和专员张屏东。
彭真仔细询问了周家庄人民公社实行“三包一奖”的情况，雷金河谈了自己的看法后，表示对“一刀切”的做法想不通。他不服气地说：“就算判处死刑，能不能给个缓期执行？改正也得有个过程吧？”
彭真听后笑着说：“看来你们是成功的，就给你的‘死刑’缓期执行吧！”在座的人都笑了。
通过这次座谈，彭真感到雷金河有思想，有见识，他称赞说：“这个公社书记很有头脑！全国如果有三分之一这样的好书记，那‘五风’可就刮不起来了！”
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克服平均主义，保护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以求更适合农民的觉悟程度。会议同时指出，我国农村情况复杂，地区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允许少数规模较小的人民公社由公社直接领导生产队，成为两级所有制。在变革问题上也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要强求一律。在会上，彭真专门讲了周家庄的例子，称赞他们实行“三包一奖”是成功的，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支持他们继续实行自己摸索出来的经营管理办法。
闯过了“惊险的一跳”，周家庄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再次驶入快车道。1962年，因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周家庄人民公社荣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嘉奖，成为全国著名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
坚持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两级管理
“文革”10年，周家庄这个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也被说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雷金河也遭受群众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8年12月23日，中共晋县县委在周家庄召开大会，为雷金河平反昭雪，任命他担任周家庄人民公社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周家庄其他在“文革”中蒙冤受迫害的干部也陆续获得平反。以雷金河为首，新的公社领导班子很快组建起来，周家庄人民公社又有了自己的坚强领导。
新班子上任后，带领周家庄人民继承发扬自互助合作运动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恢复了“定额管理”、“三包一奖”的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们还抓住机遇，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当地优势作物棉花的种植面积。1979年，全公社种植棉花5735亩，平均亩产106.4斤，比1978年提高1.5倍。由于加强了财务管理、计划管理和成本核算，周家庄的棉花不仅产量高、质量好，而且每亩棉花的生产成本由上年的53.7元，下降到30.16元。也是在这一年，全社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131％，农工副业纯收入增长82％。再加上各项生产和非生产事业都降低了成本，社员普遍增加了收入，集体积累也厚实了，除了还清全部外债，还积累了70余万元的现金。1980年，周家庄人民公社再次被评为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受到国务院嘉奖。群众由衷地称赞：“还是咱老社长行！”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国农村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凭借其责任明确、方法简便、利益直接、易于推广等优势很快被各地农民群众接受，各级党委、政府都把落实中央精神，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自身工作的重中之重。
周家庄又一次来到了历史的转折点。是随波逐流，先分田，后分队，把耕地分割到户，把企业拍卖到人，把集体积累化整为零，还是坚持统一经营，继续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公社党委把问题提到全体社员大会上，还组织干部社员到实行了“大包干”的邻村考察参观。经过长时间的大讨论，干部、社员的意见渐渐统一了：中央的精神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反对搞“一刀切”。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有了较为雄厚的集体积累，社队工副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农业生产实现了方田化、机械化；有了一套完整的“定额管理”“三包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大锅饭”，这和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是一致的。有人形象地说：“小脚穿大鞋不好，大脚穿小鞋也不合适啊。”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集体经营、共同致富的体制不变。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对于周家庄的决定，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看法不一。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李尔重为此专门深入周家庄调查研究，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雷金河向他详细汇报了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和群众意愿，还向省委领导作出保证：不分田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田到户的农民。当时，他说了一句颇有份量的话：“给我们一年时间搞试验，如果搞得不如‘大包干’好，来年我们也把地分了。”
事后省领导拍板：尊重周家庄干部群众的意愿。于是，周家庄人民公社原有的集体生产体系保存下来了。1983年3月，按照上级要求，周家庄人民公社改为周家庄乡，成立了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乡农工商联合公司，不久，农工商联合公司又改称农工商合作社。名称虽然变了，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没有变，统一经营、两级管理、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没有变，实行“定额管理”、“三包一奖”的生产责任制没有变。用李尔重的话说，是“换汤不换药，保存了一个完整的集体所有制的周家庄。”
集体经济显示出巨大优势
周家庄乡党委和乡政府并没有用强制的办法把农民留在集体生产体制内。经过社员讨论决定，允许任何人脱离集体，分田单干。党委的意见是：坚持自愿，愿意留在集体内的则留下，愿意分田单干的就分田，有一户算一户，决不搞强迫。结果，还真有几户分田单干，但干了两三年，感觉不合算：费力多，收入却没有上去，而且不能利用集体的水利和机械，干什么都不如在生产队里顺手。后来，他们大多又回到了集体生产体系中。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国各行各业一步步地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这场巨大的历史转变中，周家庄的集体经济经受住了市场风浪的考验，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依靠集体经济的强大实力和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周家庄人不向国家贷一分钱的款，陆续建起了一批规模不等的社办工业企业，其中五金水暖厂、彩色胶印厂、纸箱厂、建筑公司等10多家企业发展迅速，带动全乡步入工业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五金水暖厂生产的阀门，1987年取得国家机电部颁发的工业产品许可证，1988年获得河北省优质产品证书。1994年，周家庄五金水暖厂与韩国光进阀门工业株式会社合资，改称阀门厂，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周家庄阀门厂不仅以优质产品占领了广大市场，而且凭借雄厚的实力参与制定市场“游戏规则”，大大提高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企业职工由1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产品品种由10来个增加到50多个系列450余种规格，年销售收入由300多万元增加到2亿多元。
在传统的种植业，集体经济同样显示出巨大优势。经过几十年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全乡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100多眼机电双配套机井，使土地的抗旱能力增强；全乡统一治理沙岗，改良土壤，平整耕地，规划田、水、林、路、电，适应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实现了园田化种植；实行“以工补农”，农业生产合作社利用工业企业注入的资金，购置了大量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收割机、播种机、旋耕机、秸秆还田机等农业机械，从春种、夏锄到秋收，从灌溉到脱粒，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改善了生产条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依靠雄厚的科技研发能力，各生产队对传统的间作、套种、复种、有机肥料施用等技术加以改进和提高，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科技推广、良种繁育、生态环境保护和经营管理等支撑体系，实行精耕细作，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近年来，他们又发挥土地规模经营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先后建成了4000亩无公害红地球葡萄、6000亩优质种子田、2000亩出口鸭梨和1000亩高档苗木等大型专业化生产基地。由于实行了专业分工，发挥了规模效益，产量上去了，质量提高了，经济效益成倍增加。
有人举了几个具体事例说明集体经营的规模效益几乎随处可见。
如今的小麦收割都在推行收割机联合作业。分散在一家一户的麦田，如果每亩收割成本要50元钱的话，周家庄的成片麦田，每亩收割成本还不到25元，成本降低50％。
给农作物喷药，剂量要求很严，喷少了不管用，喷多了不仅增加成本，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产品的农药残留量。而分田单干的农民不可能都是行家，剂量配制经常出问题。而且由于单干户的农田面积小，一瓶药水可能不够用，两瓶药水可能就多了。在周家庄，问题就简单了：有专业人员统一配药，剂量有保证。大面积喷施农药，既保证了剂量均匀，又节省了人力和药物。
周家庄种了很多葡萄，由于实行统一经营、专业承包，技术力量强，育种、栽培、保管都到位，葡萄长势好。周边村庄也有很多单干农户种葡萄，但产量就不如周家庄。到了收获季节，差距就更明显了。对于分散种植的单干户葡萄，商家收购不仅费力，而且耽误时间，而对葡萄来说，时间真的就是金钱。周家庄的情况就不同了，这里的葡萄成片种植，批量出售，商家省时省力，每斤葡萄比单干户种植的葡萄至少多卖5毛钱。周家庄人提醒说：“可不要小看这5毛钱：一亩地产4000多斤，一斤多卖5毛钱，4000亩葡萄多卖多少钱呀！”
集体经济在调节群众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周家庄，尽管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但在大田里种地的人与在工商企业上班的人相比，经济收入仍有明显的差距。去年，务农的社员人均分红1.3万多元，务工社员的人均分红1.5万多元，人均差了2000多元。为了协调工业和农业、务工社员与务农社员的利益关系，合作社在遵循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一套“以工补农”的措施：一是工业企业每年按规定向合作社交足固定资产折旧费、管理费和所有提留款；二是合理安排劳动力，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工业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相对均衡；三是农产品一律按市场价格向社员出售，收入归务农社员进行按劳分配。这就使全体社员收入达到大体平衡，为实现共同富裕扫除了障碍。
周家庄的“三件宝”
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更优越，这样的道理我们已经讲了几十年。但像周家庄这样，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真正充分发挥出来，而且坚持57年不动摇，在全国普遍实行分田到户的今天，为数实在不多。那么，周家庄是靠了什么才走到今天的呢？通过调查，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是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二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三是有一套好的管理方法。
周家庄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雷金河。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雷金河就是威震敌胆的民兵英雄。他从1944年入党后即任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引导本村、本乡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艰苦创业，逐步改变了周家庄的贫穷落后面貌。他不惟书，不惟上，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虚荣，不浮夸，踏踏实实地干事业；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一意地带领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文革”10年，雷金河受到迫害，被开除党籍，强制劳动改造，备受折磨。1978年12月组织上为他平反，他再次成为周家庄的当家人。这时，以前参与迫害他的人忐忑不安，而在逆境中帮助过他的人则兴高采烈。但雷金河不纠缠个人恩怨，他说：“我雷金河是为四化重返工作岗位的，不是为了报复来工作的。”有一位老会计，从办初级社时就跟雷金河一起工作。在“文革”中他被别人逼供，编造了一些诬陷雷金河的假材料。雷金河复出后，看到他承认了错误，就照样让他当粮食加工厂的会计，还让他负责一队的分配。他就是这样，起用了一个“冤家”，安抚了一大批忐忑不安的人心。而对于在“文革”中保护过自己的人，他同样严格要求，绝不搞特殊照顾。
在待遇面前，雷金河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早在解放初期，国家建设需要大批干部，上级动员他进城，县委组织部部长把他的行李运到县城，但他硬是把行李又搬回来。他说：“我是个农民，还是叫我在农村干吧！”此后，有过多次“吃皇粮”的机会，都被他放弃了。1979年5月，县委决定将他转为国家干部。那一年，他已经将近60岁了，谁都知道，这可能是他跳出“农门”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他仍不为所动。他对县委领导说：“俺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快60岁了，还转什么国家干部？还是让俺端泥饭碗吧！”就这样，他成为全县惟一的挣工分的乡镇主要领导人。
雷金河带领乡党委一班人，从抓干部队伍建设入手，强化服务观念，转变工作作风。乡党委先后制定了《干部约法三章》、《干部岗位职责规定》、《干部八项守则》、《党员干部十要十不要》等规章制度，并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雷金河更是率先垂范。按照规定，像他这样的“泥饭碗”领导人每月补贴20元的生活费，但他坚持不要；一般乡直干部每月有13元的补贴，但他只领10元；他是记工分的干部，乡干部每天最高记10分工，一般的记9分，但他只记8.4分，低于村支书。
一个好的带头人，带出了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在雷金河的带动下，全乡端“泥饭碗”的领导干部都坚持不领生活补贴费，自觉不记高工分。
在乡党委的各项规章制度中，《干部约法三章》出台最早，影响也最大。“约法三章”是：一、干部一律不准搞特殊；二、干部不准动用公款吃喝；三、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集体的一草一木。这项制度出台几十年来，一直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比如，经常有上级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到周家庄参观、访问、视察指导、调查研究，其中还有友好国家的高级官员，但不论谁来，一律到大食堂买饭吃。多年来，乡党委从没有动用一分钱的公款请客送礼。
为了使全乡干部牢固树立公仆意识，乡党委一直坚持干部上党校读书学习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在全乡25个支部办公室里，都放着几大本生活会记录，字里行间记载着党员、干部自我锤炼的过程。乡党委还规定，乡级干部每年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个月，完不成者扣发一个月补贴。各经济实体的干部，每年下地下车间劳动要不少于三个月，完不成的要扣罚三个月的报酬。
雷金河常说：“农村的许多难事，实际上难就难在干部身上。干部一带头，群众就认头。群众认了头，再难的事也就好办了。”事实果真如此。治理计划外生育、乱占宅基地、催粮派款、干部公款吃喝，是近年来一些农村的老大难问题，但在周家庄一件也不难。为什么？群众说：遇到难事、吃亏的事，干部总是自己揽起来、干起来，干部以身作则，老百姓还有什么说的？
周家庄的集体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以“定、包、奖”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周家庄的生产责任制，开始于初级社，成熟于高级社，公社化时期经历了考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日臻完善。
“定、包、奖”，就是对生产实行定额管理，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这种办法又被称为“定额管理”，“三包一奖”。它以劳动定额为基础，以“三包一奖”为核心，贯穿于劳动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等方方面面。这套办法包含着标准作业时间、标准作业方法和标准劳动定额等问题，包含了精确的计酬方法，也包含了较为完善的考核和监督制度。在具体实施中，对不同的工种都有明确详细的标准与要求。比如收割机收小麦，一平方尺掉小麦不许超过13粒，否则便被罚工分。抽查者要趴在地上，清除杂物，进行查验。
改革开放以后，周家庄向采取分田到户形式的兄弟乡镇学习和借鉴了不少东西。他们将承包制普遍应用于各类生产。在农业生产方面，大田粮棉种植，由10个生产队承包。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和超产奖励。生产队作为生产承包单位，又被划分成若干个粮棉作业组，作业组人员大体固定。对果园、菜园和畜牧等专业承包队组，采取确定收入基数、超收分成的办法。至于承包者怎样具体管理，则完全自主决策，并对经营效果负责。他们对工业企业实行集体全员承包，厂长负责制。厂长和其他领导成员都有具体分工，按负责部门完成任务情况领取报酬，工人则按件计工。建筑队采取谁干的活，写上谁的姓名，不仅交活时便于验收，而且交工后发生问题仍要承担责任。
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周家庄也重视家庭经营，发挥个人经营的积极性，支持有能力的人自找门路，增加收入。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可以同集体签订协议，履行一定义务后，同其他社员一样享受合作社的福利待遇，经营困难难以为继者允许重新回来参加集体劳动。有人称这个办法是：有前进之乐，无后顾之忧。
没有富豪，也没有穷人
“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家后退，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人受罪，团结互助劳动，共享幸福滋润。”写在周家庄合作史展览馆里的这段话，让许多前来参观的人动容。
走进周家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兴旺景象。村容整洁，绿树成荫，大街小巷的路面都经过了水泥硬化，有专人打扫卫生，清运生活垃圾。全乡统一设计、统一施工，为每户建起了250平方米的住宅楼。各家住房的内部结构也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家具、家电等陈设。
周家庄惟一成片的平房，是乡领导办公的机关大院。说是大院，不过是三排平房，共有40人在里面办公。这里既是乡党委，乡政府，还是乡农工商合作社，40个人相互交叉任职，是所谓“一套人马，三块牌子”。这40人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有28人；另一类是挣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有12人。目前，乡党委、乡政府及乡农工商合作社的领导成员全部由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担当，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大多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这种由农民身份的“泥腿子”执掌国家乡政权“印把子”的情况，在全国可能仅此一家。
周家庄全乡是一个农工商合作社，下设10个生产队，还有若干个工商企业等经济实体。全乡有6个自然村，其中周家庄村有4个生产队，北涅盘村有2个生产队，其余的是一村一队。自然村不设村委会，生产队的队委会大体发挥着村委会的作用，只是没有一般村委会的财权。在周家庄，财权都掌握在乡农工商合作社手里。这种情况在全国可能也是仅此一家。
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周家庄的公共福利已发展到11项：举其要者包括：对65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津贴；65岁以上、连续工作20年以上的农村干部实行退休制，按月发放退休金；对独生子女的老人，按月发放养老津贴；社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款由集体负担；社员享受合作社免费供应的自来水；社员重病产生经济困难，集体给予补助；对五保户实行全包，保证军烈属和残疾人的生活不低于全乡平均水平，等等。为了方便社员看病就诊，合作社投资更新了卫生院的医疗设备，加强了对医护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让社员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误诊。这些福利事业，具有浓厚的社会保障色彩。虽然保障标准还不高，但覆盖面广，惠及全乡。
依靠集体的力量，周家庄的教育、文化、体育事业也走在全县乃至全省的前面。从1982年起，这里就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全乡适龄儿童入学率、学生巩固率和初中普及率均达到100％。由于生产由集体统一安排，住宅、水电等基本生活设施由集体统一管理，人们的身心轻松了许多，劳动之余的社员们组织了自己的文学会、体育协会和科普协会，集体还出资兴建了文化中心站、灯光体育场、农民文化宫、图书阅览室、游艺室等群众文体设施，为开展多姿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提供了条件。这里党风正，社风清，民风淳，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学文化、用科学蔚然成风。改革开放以来，全乡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封建迷信、打架斗殴、聚众赌博等现象基本绝迹，多次被授予“群众性体育活动先进乡”、“精神文明先进乡镇”等荣誉称号。
周家庄80％以上的劳力在各个工商企业上班，大约1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还有5％左右的人从事个体经营。就全国范围而言，周家庄的人均1万多元的年收入不算很高，但由于集体生产，各家不用自己花钱购置农具、牲口、种子等生产资料，分红的钱基本上就是纯收入。加上合作社福利多，覆盖面广，许多事情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因而，人们的生活较之周围的村民还是要富裕不少。这里虽然没有富豪，但也没有穷人。大家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这是古代圣贤对“大同社会”乃至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期盼与理想。这些，在今天的周家庄正渐渐成为现实。
（责编郄智）
周家庄因农业合作化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因集体经济搞得好而多次受到中央和省、地、市领导的表彰；更因历经50余年风风雨雨，坚持集体经济不动摇而声名远播，被媒体称作是最后的“人民公社”。
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走在前面
周家庄属河北省晋县，是革命老区，建立党的组织较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周家庄的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随后，他们又遵照上级指示，积极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于1949年冬天成立了晋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互助组由三户农民组成，规模虽小，但增产效果明显。加上村党支部的积极扶持，农业互助合作发展迅速。到1950年底，全村建起了25个常年互助组，5个临时互助组，95户农民参加，占全村农户的23％。1951年11月，村里曹同义等３个互助组合并，同时吸收部分贫农户参加，建立了晋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曹同义社由20户农民组成，有耕地194.6亩。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了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村党支部还成立了互助合作委员会，及时总结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经验，探索合作社生产管理、计工分红的办法。经过一年的实践，曹同义社的农业生产取得全面丰收，社员收入普遍增加，集体经济吸引力大为增强，更多的农户要求入社，合作社规模扩大到102户，成为全县第一个超过百户的大社。与此同时，全村还成立了若干个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入社的农户也大多加入了互助组。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周家庄走在全县的前列。
1953年，党中央确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到1954年2月，以曹同义合作社为核心，周家庄村的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13个互助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425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7.8％。他们总结以往生产管理、计工分红的经验，摸索出一套“包工包产”和“按件计工”的办法，使合作社越办越好。1954年3月12日，《河北日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介绍周家庄合作社的生产管理经验。与此同时，河北省又在周家庄建起了拖拉机站，在农业机械等方面积极扶持合作社发展生产，合作社也利用自身优势开办农副产品加工业，进一步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增加了社员收入。
从1955年下半年起，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与周家庄毗邻的几个村也相继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2月，周家庄及毗邻的5个村的初级社先后转入高级社，同时按照县委指示，6个村合并成一个联村大社“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雷金河任社长兼合作社党总支书记。这个联村大社有1509个农户，6686人。全社实行统一生产经营，统一计工分配。借鉴初级社的“定额管理”法，他们积极探索对联村大社实行“劳动管理”的办法，在生产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至此，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与遵化县王国藩的“穷棒子社”、饶阳县耿长锁的五公村合作社齐名的河北省农业战线“三面红旗”之一，在全国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党总支书记雷金河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冀中一杰”。
坚持“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盛行。不少地方搞起了“一平二调”，穷社共了富社的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被并入超大规模的人民公社里。当时，大面积的生产瞎指挥风盛行，上级要求“白天红旗飘，晚上红灯照”。但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坚持按部就班地组织生产。为此，上级送给他们一面黑旗，他们就将黑旗挂在街中心的最高处。到后来，挂红旗的地方因为瞎指挥而纷纷减了产，遭了灾，而挂黑旗的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却获得了农业生产的好收成，亩产量全县第一。雷金河也因此博得了美名——“老坚决”。
由于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加上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为了摆脱困难，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政策。1961年6月，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年冬天，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农村经营管理会议，推广张家口地区郭二庄经验：核算规模以二三十户为佳，小队向小组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粮食分配采用按劳分配加照顾的方法。会议要求各地、县都要学习和采用郭二庄的方法。
此前，按照上级指示，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从那个超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中分离出来，名称仍叫周家庄人民公社，管辖区域与以前的联村大社相同。雷金河任公社党委书记。
别人都要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了，周家庄人民公社怎么办？各级党组织分别召集全体干部、社员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还是现行的方法，即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方法，符合周家庄实际。公社党委尊重群众意愿，将社员的意见反映给上级领导，结果是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有人坚持要对周家庄人民公社搞“一刀切”。
1962年初，雷金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陈述了周家庄人民公社继续实行“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理由，征求总理的意见与指示。彭真此时正在山西侯马等地搞调查研究，周恩来便要他顺路去周家庄实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周总理指示说，不论采用哪种方法，只要符合实际，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就应予以认可。
1962年2月7日，彭真来到石家庄。他原本是要到周家庄实地调查了解情况的，但因感冒发烧，便托人把雷金河等人请到他住的河北省委招待所进行座谈。同时参加座谈的还有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和专员张屏东。
彭真仔细询问了周家庄人民公社实行“三包一奖”的情况，雷金河谈了自己的看法后，表示对“一刀切”的做法想不通。他不服气地说：“就算判处死刑，能不能给个缓期执行？改正也得有个过程吧？”
彭真听后笑着说：“看来你们是成功的，就给你的‘死刑’缓期执行吧！”在座的人都笑了。
通过这次座谈，彭真感到雷金河有思想，有见识，他称赞说：“这个公社书记很有头脑！全国如果有三分之一这样的好书记，那‘五风’可就刮不起来了！”
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克服平均主义，保护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以求更适合农民的觉悟程度。会议同时指出，我国农村情况复杂，地区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允许少数规模较小的人民公社由公社直接领导生产队，成为两级所有制。在变革问题上也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要强求一律。在会上，彭真专门讲了周家庄的例子，称赞他们实行“三包一奖”是成功的，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支持他们继续实行自己摸索出来的经营管理办法。
闯过了“惊险的一跳”，周家庄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再次驶入快车道。1962年，因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周家庄人民公社荣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嘉奖，成为全国著名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
坚持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两级管理
“文革”10年，周家庄这个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也被说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雷金河也遭受群众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8年12月23日，中共晋县县委在周家庄召开大会，为雷金河平反昭雪，任命他担任周家庄人民公社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周家庄其他在“文革”中蒙冤受迫害的干部也陆续获得平反。以雷金河为首，新的公社领导班子很快组建起来，周家庄人民公社又有了自己的坚强领导。
新班子上任后，带领周家庄人民继承发扬自互助合作运动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恢复了“定额管理”、“三包一奖”的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们还抓住机遇，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当地优势作物棉花的种植面积。1979年，全公社种植棉花5735亩，平均亩产106.4斤，比1978年提高1.5倍。由于加强了财务管理、计划管理和成本核算，周家庄的棉花不仅产量高、质量好，而且每亩棉花的生产成本由上年的53.7元，下降到30.16元。也是在这一年，全社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131％，农工副业纯收入增长82％。再加上各项生产和非生产事业都降低了成本，社员普遍增加了收入，集体积累也厚实了，除了还清全部外债，还积累了70余万元的现金。1980年，周家庄人民公社再次被评为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受到国务院嘉奖。群众由衷地称赞：“还是咱老社长行！”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国农村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凭借其责任明确、方法简便、利益直接、易于推广等优势很快被各地农民群众接受，各级党委、政府都把落实中央精神，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自身工作的重中之重。
周家庄又一次来到了历史的转折点。是随波逐流，先分田，后分队，把耕地分割到户，把企业拍卖到人，把集体积累化整为零，还是坚持统一经营，继续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公社党委把问题提到全体社员大会上，还组织干部社员到实行了“大包干”的邻村考察参观。经过长时间的大讨论，干部、社员的意见渐渐统一了：中央的精神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反对搞“一刀切”。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有了较为雄厚的集体积累，社队工副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农业生产实现了方田化、机械化；有了一套完整的“定额管理”“三包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大锅饭”，这和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是一致的。有人形象地说：“小脚穿大鞋不好，大脚穿小鞋也不合适啊。”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集体经营、共同致富的体制不变。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对于周家庄的决定，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看法不一。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李尔重为此专门深入周家庄调查研究，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雷金河向他详细汇报了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和群众意愿，还向省委领导作出保证：不分田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田到户的农民。当时，他说了一句颇有份量的话：“给我们一年时间搞试验，如果搞得不如‘大包干’好，来年我们也把地分了。”
事后省领导拍板：尊重周家庄干部群众的意愿。于是，周家庄人民公社原有的集体生产体系保存下来了。1983年3月，按照上级要求，周家庄人民公社改为周家庄乡，成立了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乡农工商联合公司，不久，农工商联合公司又改称农工商合作社。名称虽然变了，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没有变，统一经营、两级管理、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没有变，实行“定额管理”、“三包一奖”的生产责任制没有变。用李尔重的话说，是“换汤不换药，保存了一个完整的集体所有制的周家庄。”
集体经济显示出巨大优势
周家庄乡党委和乡政府并没有用强制的办法把农民留在集体生产体制内。经过社员讨论决定，允许任何人脱离集体，分田单干。党委的意见是：坚持自愿，愿意留在集体内的则留下，愿意分田单干的就分田，有一户算一户，决不搞强迫。结果，还真有几户分田单干，但干了两三年，感觉不合算：费力多，收入却没有上去，而且不能利用集体的水利和机械，干什么都不如在生产队里顺手。后来，他们大多又回到了集体生产体系中。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国各行各业一步步地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这场巨大的历史转变中，周家庄的集体经济经受住了市场风浪的考验，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依靠集体经济的强大实力和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周家庄人不向国家贷一分钱的款，陆续建起了一批规模不等的社办工业企业，其中五金水暖厂、彩色胶印厂、纸箱厂、建筑公司等10多家企业发展迅速，带动全乡步入工业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五金水暖厂生产的阀门，1987年取得国家机电部颁发的工业产品许可证，1988年获得河北省优质产品证书。1994年，周家庄五金水暖厂与韩国光进阀门工业株式会社合资，改称阀门厂，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周家庄阀门厂不仅以优质产品占领了广大市场，而且凭借雄厚的实力参与制定市场“游戏规则”，大大提高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企业职工由1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产品品种由10来个增加到50多个系列450余种规格，年销售收入由300多万元增加到2亿多元。
在传统的种植业，集体经济同样显示出巨大优势。经过几十年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全乡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100多眼机电双配套机井，使土地的抗旱能力增强；全乡统一治理沙岗，改良土壤，平整耕地，规划田、水、林、路、电，适应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实现了园田化种植；实行“以工补农”，农业生产合作社利用工业企业注入的资金，购置了大量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收割机、播种机、旋耕机、秸秆还田机等农业机械，从春种、夏锄到秋收，从灌溉到脱粒，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改善了生产条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依靠雄厚的科技研发能力，各生产队对传统的间作、套种、复种、有机肥料施用等技术加以改进和提高，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科技推广、良种繁育、生态环境保护和经营管理等支撑体系，实行精耕细作，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近年来，他们又发挥土地规模经营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先后建成了4000亩无公害红地球葡萄、6000亩优质种子田、2000亩出口鸭梨和1000亩高档苗木等大型专业化生产基地。由于实行了专业分工，发挥了规模效益，产量上去了，质量提高了，经济效益成倍增加。
有人举了几个具体事例说明集体经营的规模效益几乎随处可见。
如今的小麦收割都在推行收割机联合作业。分散在一家一户的麦田，如果每亩收割成本要50元钱的话，周家庄的成片麦田，每亩收割成本还不到25元，成本降低50％。
给农作物喷药，剂量要求很严，喷少了不管用，喷多了不仅增加成本，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产品的农药残留量。而分田单干的农民不可能都是行家，剂量配制经常出问题。而且由于单干户的农田面积小，一瓶药水可能不够用，两瓶药水可能就多了。在周家庄，问题就简单了：有专业人员统一配药，剂量有保证。大面积喷施农药，既保证了剂量均匀，又节省了人力和药物。
周家庄种了很多葡萄，由于实行统一经营、专业承包，技术力量强，育种、栽培、保管都到位，葡萄长势好。周边村庄也有很多单干农户种葡萄，但产量就不如周家庄。到了收获季节，差距就更明显了。对于分散种植的单干户葡萄，商家收购不仅费力，而且耽误时间，而对葡萄来说，时间真的就是金钱。周家庄的情况就不同了，这里的葡萄成片种植，批量出售，商家省时省力，每斤葡萄比单干户种植的葡萄至少多卖5毛钱。周家庄人提醒说：“可不要小看这5毛钱：一亩地产4000多斤，一斤多卖5毛钱，4000亩葡萄多卖多少钱呀！”
集体经济在调节群众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周家庄，尽管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但在大田里种地的人与在工商企业上班的人相比，经济收入仍有明显的差距。去年，务农的社员人均分红1.3万多元，务工社员的人均分红1.5万多元，人均差了2000多元。为了协调工业和农业、务工社员与务农社员的利益关系，合作社在遵循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一套“以工补农”的措施：一是工业企业每年按规定向合作社交足固定资产折旧费、管理费和所有提留款；二是合理安排劳动力，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工业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相对均衡；三是农产品一律按市场价格向社员出售，收入归务农社员进行按劳分配。这就使全体社员收入达到大体平衡，为实现共同富裕扫除了障碍。
周家庄的“三件宝”
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更优越，这样的道理我们已经讲了几十年。但像周家庄这样，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真正充分发挥出来，而且坚持57年不动摇，在全国普遍实行分田到户的今天，为数实在不多。那么，周家庄是靠了什么才走到今天的呢？通过调查，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是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二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三是有一套好的管理方法。
周家庄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雷金河。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雷金河就是威震敌胆的民兵英雄。他从1944年入党后即任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引导本村、本乡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艰苦创业，逐步改变了周家庄的贫穷落后面貌。他不惟书，不惟上，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虚荣，不浮夸，踏踏实实地干事业；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一意地带领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文革”10年，雷金河受到迫害，被开除党籍，强制劳动改造，备受折磨。1978年12月组织上为他平反，他再次成为周家庄的当家人。这时，以前参与迫害他的人忐忑不安，而在逆境中帮助过他的人则兴高采烈。但雷金河不纠缠个人恩怨，他说：“我雷金河是为四化重返工作岗位的，不是为了报复来工作的。”有一位老会计，从办初级社时就跟雷金河一起工作。在“文革”中他被别人逼供，编造了一些诬陷雷金河的假材料。雷金河复出后，看到他承认了错误，就照样让他当粮食加工厂的会计，还让他负责一队的分配。他就是这样，起用了一个“冤家”，安抚了一大批忐忑不安的人心。而对于在“文革”中保护过自己的人，他同样严格要求，绝不搞特殊照顾。
在待遇面前，雷金河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早在解放初期，国家建设需要大批干部，上级动员他进城，县委组织部部长把他的行李运到县城，但他硬是把行李又搬回来。他说：“我是个农民，还是叫我在农村干吧！”此后，有过多次“吃皇粮”的机会，都被他放弃了。1979年5月，县委决定将他转为国家干部。那一年，他已经将近60岁了，谁都知道，这可能是他跳出“农门”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他仍不为所动。他对县委领导说：“俺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快60岁了，还转什么国家干部？还是让俺端泥饭碗吧！”就这样，他成为全县惟一的挣工分的乡镇主要领导人。
雷金河带领乡党委一班人，从抓干部队伍建设入手，强化服务观念，转变工作作风。乡党委先后制定了《干部约法三章》、《干部岗位职责规定》、《干部八项守则》、《党员干部十要十不要》等规章制度，并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雷金河更是率先垂范。按照规定，像他这样的“泥饭碗”领导人每月补贴20元的生活费，但他坚持不要；一般乡直干部每月有13元的补贴，但他只领10元；他是记工分的干部，乡干部每天最高记10分工，一般的记9分，但他只记8.4分，低于村支书。
一个好的带头人，带出了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在雷金河的带动下，全乡端“泥饭碗”的领导干部都坚持不领生活补贴费，自觉不记高工分。
在乡党委的各项规章制度中，《干部约法三章》出台最早，影响也最大。“约法三章”是：一、干部一律不准搞特殊；二、干部不准动用公款吃喝；三、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集体的一草一木。这项制度出台几十年来，一直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比如，经常有上级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到周家庄参观、访问、视察指导、调查研究，其中还有友好国家的高级官员，但不论谁来，一律到大食堂买饭吃。多年来，乡党委从没有动用一分钱的公款请客送礼。
为了使全乡干部牢固树立公仆意识，乡党委一直坚持干部上党校读书学习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在全乡25个支部办公室里，都放着几大本生活会记录，字里行间记载着党员、干部自我锤炼的过程。乡党委还规定，乡级干部每年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个月，完不成者扣发一个月补贴。各经济实体的干部，每年下地下车间劳动要不少于三个月，完不成的要扣罚三个月的报酬。
雷金河常说：“农村的许多难事，实际上难就难在干部身上。干部一带头，群众就认头。群众认了头，再难的事也就好办了。”事实果真如此。治理计划外生育、乱占宅基地、催粮派款、干部公款吃喝，是近年来一些农村的老大难问题，但在周家庄一件也不难。为什么？群众说：遇到难事、吃亏的事，干部总是自己揽起来、干起来，干部以身作则，老百姓还有什么说的？
周家庄的集体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以“定、包、奖”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周家庄的生产责任制，开始于初级社，成熟于高级社，公社化时期经历了考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日臻完善。
“定、包、奖”，就是对生产实行定额管理，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这种办法又被称为“定额管理”，“三包一奖”。它以劳动定额为基础，以“三包一奖”为核心，贯穿于劳动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等方方面面。这套办法包含着标准作业时间、标准作业方法和标准劳动定额等问题，包含了精确的计酬方法，也包含了较为完善的考核和监督制度。在具体实施中，对不同的工种都有明确详细的标准与要求。比如收割机收小麦，一平方尺掉小麦不许超过13粒，否则便被罚工分。抽查者要趴在地上，清除杂物，进行查验。
改革开放以后，周家庄向采取分田到户形式的兄弟乡镇学习和借鉴了不少东西。他们将承包制普遍应用于各类生产。在农业生产方面，大田粮棉种植，由10个生产队承包。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和超产奖励。生产队作为生产承包单位，又被划分成若干个粮棉作业组，作业组人员大体固定。对果园、菜园和畜牧等专业承包队组，采取确定收入基数、超收分成的办法。至于承包者怎样具体管理，则完全自主决策，并对经营效果负责。他们对工业企业实行集体全员承包，厂长负责制。厂长和其他领导成员都有具体分工，按负责部门完成任务情况领取报酬，工人则按件计工。建筑队采取谁干的活，写上谁的姓名，不仅交活时便于验收，而且交工后发生问题仍要承担责任。
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周家庄也重视家庭经营，发挥个人经营的积极性，支持有能力的人自找门路，增加收入。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可以同集体签订协议，履行一定义务后，同其他社员一样享受合作社的福利待遇，经营困难难以为继者允许重新回来参加集体劳动。有人称这个办法是：有前进之乐，无后顾之忧。
没有富豪，也没有穷人
“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家后退，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人受罪，团结互助劳动，共享幸福滋润。”写在周家庄合作史展览馆里的这段话，让许多前来参观的人动容。
走进周家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兴旺景象。村容整洁，绿树成荫，大街小巷的路面都经过了水泥硬化，有专人打扫卫生，清运生活垃圾。全乡统一设计、统一施工，为每户建起了250平方米的住宅楼。各家住房的内部结构也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家具、家电等陈设。
周家庄惟一成片的平房，是乡领导办公的机关大院。说是大院，不过是三排平房，共有40人在里面办公。这里既是乡党委，乡政府，还是乡农工商合作社，40个人相互交叉任职，是所谓“一套人马，三块牌子”。这40人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有28人；另一类是挣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有12人。目前，乡党委、乡政府及乡农工商合作社的领导成员全部由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担当，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大多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这种由农民身份的“泥腿子”执掌国家乡政权“印把子”的情况，在全国可能仅此一家。
周家庄全乡是一个农工商合作社，下设10个生产队，还有若干个工商企业等经济实体。全乡有6个自然村，其中周家庄村有4个生产队，北涅盘村有2个生产队，其余的是一村一队。自然村不设村委会，生产队的队委会大体发挥着村委会的作用，只是没有一般村委会的财权。在周家庄，财权都掌握在乡农工商合作社手里。这种情况在全国可能也是仅此一家。
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周家庄的公共福利已发展到11项：举其要者包括：对65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津贴；65岁以上、连续工作20年以上的农村干部实行退休制，按月发放退休金；对独生子女的老人，按月发放养老津贴；社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款由集体负担；社员享受合作社免费供应的自来水；社员重病产生经济困难，集体给予补助；对五保户实行全包，保证军烈属和残疾人的生活不低于全乡平均水平，等等。为了方便社员看病就诊，合作社投资更新了卫生院的医疗设备，加强了对医护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让社员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误诊。这些福利事业，具有浓厚的社会保障色彩。虽然保障标准还不高，但覆盖面广，惠及全乡。
依靠集体的力量，周家庄的教育、文化、体育事业也走在全县乃至全省的前面。从1982年起，这里就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全乡适龄儿童入学率、学生巩固率和初中普及率均达到100％。由于生产由集体统一安排，住宅、水电等基本生活设施由集体统一管理，人们的身心轻松了许多，劳动之余的社员们组织了自己的文学会、体育协会和科普协会，集体还出资兴建了文化中心站、灯光体育场、农民文化宫、图书阅览室、游艺室等群众文体设施，为开展多姿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提供了条件。这里党风正，社风清，民风淳，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学文化、用科学蔚然成风。改革开放以来，全乡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封建迷信、打架斗殴、聚众赌博等现象基本绝迹，多次被授予“群众性体育活动先进乡”、“精神文明先进乡镇”等荣誉称号。
周家庄80％以上的劳力在各个工商企业上班，大约1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还有5％左右的人从事个体经营。就全国范围而言，周家庄的人均1万多元的年收入不算很高，但由于集体生产，各家不用自己花钱购置农具、牲口、种子等生产资料，分红的钱基本上就是纯收入。加上合作社福利多，覆盖面广，许多事情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因而，人们的生活较之周围的村民还是要富裕不少。这里虽然没有富豪，但也没有穷人。大家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这是古代圣贤对“大同社会”乃至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期盼与理想。这些，在今天的周家庄正渐渐成为现实。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