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其中投资、出口、消费三项经济数据表现全部低于市场预期。再次表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刻不容缓。
　　审时度势，中国下一步可资突破发展瓶颈的主攻方向甚为明朗，其要诀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上月底召开的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峰会上指出：“服务业不仅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新方向，也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与优化升级的新引擎、新动力”，“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
　　把服务业选定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引擎，固然因其自身增值前景广阔，会对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价值提升产生连锁放大效应，同时，支撑这一战略选择的另一判断是：相比一路高歌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明显处于滞后状况，尚有很大潜力待开掘，具体表现在：
　　首先，中国的服务业产出对GDP的贡献率显著偏低。按照一般规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服务业增加值就会陡然呈现快速增长，而中国的情况却是，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5414美元，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3.1%，远远低于目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近70%比重水平 。
　　其次，中国的服务业产出不仅规模偏小，更糟糕的是，由于其效率偏低（有研究表明，中国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趋近于零），相对于高效率的制造业，非但未能表现出预想中的先进性，反而成为了“滞后部门”，而这，恰恰可解释近年来一个“奇特”的现象：越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比重反而越增长乏力，甚至不升反降。
　　第三，发展服务业的最重要目的之一，还在于它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但中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其无法适应快速变迁中的劳动力供给，两者间的抵牾主要在于，中国每年新增劳动人口中高校毕业生占比急剧提升，而中国的服务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仍然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传统低端服务领域，因此，其对于缓解时下就业问题中最突出的“大学生就业难”助益有限。
　　上述三种状况相互关联，甚至相互恶化。
　　服务业按其大类可分为生活服务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譬如金融、信息、创意、咨询等），后者更能代表服务业发展方向，但问题是，一方面，生产者服务业相比其他产业更为需要完善的市场环境与法律体系作保障；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发展国家，正面临体制方面诸多改革和挑战，再加上工业优势巨大而产生的依赖，从而怠于自身软实力提升。
　　这也正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再三强调，“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最大制约是体制机制障碍”。“短板”既已探明，下一步的改进概而言之，当然靠“改革”与“开放”双管齐下，惟其如此，方能为中国经济再造强劲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