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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还没走雨就下开了。天掉进了冰窟窿，到处是老人的咳嗽声，咳得我提心吊胆。
4月8日晚，电视说，撒切尔夫人走了。我心中一紧，想，这星期六一定要回老家看我妈，她的指甲该长长了。给我妈剪指甲是我的专利，我每两周给她修一次手指甲、脚趾甲，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我妈指甲一长，就会不停地努力抬起手掌，想我。
上周六回去，妈妈进食已经很困难了，喂一口咳一阵，再喂一口，再咳一阵，咳得满脸泪水。但我妈还是努力把手伸出来，要我修指甲。我剪的时候，手有点抖，吃不住劲，指甲刀几次咬住了她指尖的肉。我妈竟然没吭声，只是颤抖一下，又颤抖一下。
我想，是指甲刀的问题，剪了十几年，钝了。所以回到城里我到处逛超市，找指甲刀。找了五六家，终于找到一把满意的，韩国产的，刀口尖翘，闪着寒光。回到家，怕一忙给忘了，特意放在大门边的抽屉里，和门钥匙放在一起。
4月9日下午五点十五分，我连着上了四节课，终于下课了。前前后后都是学生，小麻雀一般地吵。我两腿软得像刚出锅的面条，正一颤一颤地沿着楼梯往下走，手机突然叫了。拔出来一看，是大哥：“妈妈可能坏版了，你快回来吧。”
我妈住在老家的县城，离我的住处有二十几公里。
跨上摩托车没头没脑地往前冲，冲，冲。往日稳重的形象都跟着风跑了。离我住处一百米的十字路口的红灯实在看不下去，把我拦住了。我眼睛盯着红灯，两手赶紧探入在挎包左左右右地摸，摸出手机叫出租车。回到家，丢下挎包顺手到抽屉里抓了一把塞进裤兜就走。
雨下得癫狂，不时有开放没两天的木棉花吃不住劲，喊叫着摔到地上来。我刚在小区门口的木棉树下站定，出租车就来了。快走快走。
车往漳华路拐。在漳华路和新华北路的交叉处，我看到了一座穿着绿纱网的大建筑，把天空遮住了。它的头顶尖尖的，一直往天上走--是北门新教堂。它的尖顶要去哪里？天堂。
天堂。我心沉了下去--我妈走了！走了！！
一路堵车，和谐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堵车。等我大踏步跨进县城的家门时，我妈已经再也不愿意理我了。大哥抓着我的手，把我牵到妈妈的面前，他紧紧地攥住我的右手。我伸出左手，轻轻推了推妈妈的肩膀。大哥说，不要打扰她，让她安心地走吧。
在妈妈的床前坐了一夜。
给我妈磕头时，裤兜里有一个小东西，硬硬的，不时地硌着我的腰。摸出来一看，不是钥匙，是指甲刀。
二
送妈妈走的是大姐。大姐是妈妈第一个接到世上的孩子，她跟着妈妈几乎把世上的苦都吃遍了。你跟我姐姐说黄连苦，她是不同意的。
4月9日下午恰好活少，姐姐赶忙跑去看妈妈，陪爸爸说说话。姐姐要当奶奶了，她说，当了奶奶，就不干重活了，他奶奶的，农民也该有权利退休啊，总不能活到老做到老啊，那太不人道了，农民也是人啊。
傍晚，妈妈面朝门口坐着，爸爸和姐姐一左一右，护在她的两边。外面的雨突然大起来，雨滴像子弹，哒哒哒，摔碎了，摔成一片水雾，对面的楼房一下模糊了。姐姐猛然发现，妈妈的眼睛不动了，妈妈的脸白苍苍，一看手脚，也褪色了，像白纸。姐姐一边叫：“妈！妈！”一边把妈妈从轮椅里抱出来，放到床上。不一会，妈妈的眼睛闭上了。妈妈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北门新教堂，北门新教堂的尖顶，正在努力地往天上走。
姐姐说，妈妈在她的怀里，很轻，很乖，像她的孩子。
三
第二天，妈妈的照片竖了起来，是她退休不久拍的，那年她56岁。她在相框里笑着，我在她的笑容里找到了我十四五岁时的样子。那时的我虽然碰到了一些人世间的龌龊，但还不知道一个正直的人一辈子要经历许多的意外和磨难。这才是我熟悉的妈妈。
我妈退休两年后帕金森综合症就发作了。这当然是那段特殊历史的馈赠。
我妈生于1936年12月。1951年春天，因为世事更迭，家里的日子陡然窘迫了，刚初中毕业的她就被学校推荐进了银行，当了国家干部。等到秋天学校办了高中时她已经不能回到教室里了。我长大后，因为怕我冻坏不让我报考黑龙江的某著名大学，她和我谈起自己没能上大学这件事，眼眶突然红了，眼泪像漫过堤坝的大水。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她流泪。
最让她开心的是，在那里，她看见了我爸爸，顺便喜欢上了他。18岁那年，她交给自己一块钱，拿出一张结婚证书，填上我爸爸和她自己的名字，盖上区公所的公章，把自己嫁给了我爸爸。那时她借调在区公所管人事。那时月季还是月季，玫瑰还是玫瑰，人还是人。
杞人忧天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天一不小心就会塌下来。因此我大姐刚满一周岁，我爸爸就被开除了公职，赶到乡下监督劳动，一去二十三年。理由很简单――我爸爸的爸爸是地主，而我爸爸是他爸爸的儿子，属于“阶级异己分子”，不是自己人。那年我爸还不到二十五周岁。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他在说这种话时肯定没想到自己按理也该是他爸爸的儿子吧。
因为我妈不肯听组织的话和我爸离婚，只好被赶到了乡下教训了二十年。在乡下，除了挨饿、担惊受怕，还得长期地为生产队搅拌农药。让某些人失望的是，二十年的苦难没能砸碎她，她活了下来，还和爸爸一起给我姐姐带来了四个弟弟，一大家子热热闹闹。这当然得感谢老天，感谢老天让不少乡民心存善念，記得我妈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聪明的女孩子，是他们的骄傲，于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总是及时把她护在了身后。
当年医生都以为她是心脏病，不想怎么治也治不好。走遍了漳州、厦门的大医院，也还是心脏病，还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后来在漳州市医院，当某著名医生还在喋喋不休地强调她心脏病的严重程度时，我实在忍不住了：“您不觉得她得的是帕金森吗？”“帕金森？什么帕金森？”“帕金森氏综合症啊，拳王阿里就是帕金森啊。”医生愣了一会，侧过脸来定定地看着我：“对啊！”
长期和农药纠缠很容易得帕金森。 帕金森实在太强大了，动不动就抖，抖得天都塌下来。我妈是个神经和撒切尔夫人一样大条的女性，她也受不了。她要求我，如果看到她实在扛不住，就送她走。在她心里，她这个儿子最像她，比较不像正常人，相当适合干这种事。
我怎么下得了手。
后来她做了两次手术，终于不抖了，也终于彻底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连话都不能讲了，只能嗯嗯啊啊。但上星期她还记得她爷爷从新加坡回来时带的小老婆是两位，不是三位--为了让我看明白，她的右手手指努力了半天。
她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女儿一苇还在她妈妈的肚子里，东一脚西一脚地踹着。所以一苇从没听明白她奶奶说的话，就像我妈当年一样，我妈也从没听明白她奶奶说的话--那件事比较复杂，我今天没心思说。
我妈终于从她那僵硬的身体里逃出来了。
我妈正在相框里开心地笑着。
一苇站在我妈的身边抹眼泪，我发现，她已经是全家族个子最高的女性了。
这时，我发现了一件极端重大的事--我再也没机会给我妈剪指甲了！
我妈如果不是活在这是非混淆的时代，她会干得比撒切尔夫人还精彩。
我用磕得斑斑驳驳却还功能健全的旧手机把我妈的笑容收了起来。
四
妈妈抬在手上，轻飘飘的。
到了火葬场，雨下得天漏了一般。我倒是希望，送走我妈时是艳阳天，就像她的笑容。
焚化炉呼呼呼地响。半小时后，妈妈出来了，是一小堆骨头，热烘烘的，除了做过手术的头盖骨有两个浅棕色斑点，每一块都德化陶瓷一般，白得像雪。我们排着队，一人夹一块，把我妈轻轻放进骨灰盒里。我看到了一块三角形的骨头，巴掌大，羊脂玉一般，略略透着光。我夹起它，一看，里面有网络――应该是骨盆的骨头，我出生前住的地方。这骨头轻得像空气，酥了。我不敢用力，怕把“母亲”这个词夹碎了。我把它放到鼻子前，嗅。二嫂伸手拍我：“你胡闹！”
其实，二嫂不知道，我这么严肃的一个人，如果不跟我妈胡闹，我妈会不习惯的。
她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二十年来一直困在那具残破的躯体里，太让人难过了。折磨，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得那么不堪，我无法接受。
我不能接受她只被人家当成一种负担。
她虽然面无表情，可是她还是和活动自如时一样好玩。有次我推着她在阳光里走，迎面来了一个瘦瘦的老太太，满头银丝：“这是你孙子吧？真孝顺！我要是像你一样福气就好了！”
我妈竟然缓缓地点了点头。她偏过脸瞅了我一眼，她的脸像木板一样，她身下的轮椅一阵阵地抖――她在笑！
因为在前面不远处的街角，刚刚有一个老太太在我们面前停下脚来，一脸的胖笑：“你是她的孙子吧？”我点点头：“是，大孙子，长孙。”我妈听了，眼睛斜过来，在我的脸上停了好一会，又抬起来，看了一下老太太，没发表任何意见。
大哥背起妈妈的照片和骨灰盒，妈妈笑得一脸灿烂。
五
我妈妈过世后的第八天，我大侄儿生了一个女儿，六斤八两五，顺产，我正式成了亲叔公。5月2日上午，接大姐电话，她大儿媳生了一个孩子，六斤六，剖腹，男的。
大笑。我正式成了舅公了。三舅公。
我的三舅公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因为本地政府追捕，逃到北方，当了国家军队的军医。淮海战役前夕接上级通知，上级说，要打战了，能逃多远逃多远。于是假装送妻子到上海，逃，结果逃到了台湾。后来在台北街上被人认出来，坐了六年牢，天天在牢里看报纸。他去台湾前回了趟老家，想用大儿子换我妈妈。我外婆不同意。他给我妈取了个小名叫“蜜桃”。他坐牢的时候，李政道想把他大儿子带到美国，结果，台湾政府不答应。我曾经问过他：“打仗好玩吗？”他的长寿眉一抖：“好玩？！子弹‘啾’的一声从耳边擦过，裤裆就湿了！”如今他也不在了。2011年11月，我在桃园大溪的慈湖，和妻子女儿站在蒋介石先生的灵柩前，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蒋先生在墙上的镜框里，微笑着，有点腼腆。
时间是长翅膀的，会飞！
昨天傍晚雷雨，气势磅礴。今天早上天空湛蓝，阳光大好，我正好手中抓着相机，于是调转枪口对准自己。嘁，相机轻轻叫了一声，颇不屑。
打开计算机存照片，突然发现明天是母亲节。我妈当年总说她爱吃鱼头，现在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也经常吃鱼头--这事要是让佛祖来说就夸张了：“我不下地獄谁下地狱！”所以我一贯厌恶和尚。
我明天一定率领一苇之妈和一苇回老爸的家，看看我妈那张大照片，看看我妈的笑容，和我老爸说说笑。
天黑了，坐在灯下给一苇之妈剪指甲，用买给我妈的指甲刀，眼前有点花。
当然不是为色所迷，是因为想起了我妈，想起了我妈的笑容，像花一样。我再也没机会给我妈剪指甲了。
不要紧，我可以剪我自己的，因为我身上到处都是她的痕迹。
4月8日晚，电视说，撒切尔夫人走了。我心中一紧，想，这星期六一定要回老家看我妈，她的指甲该长长了。给我妈剪指甲是我的专利，我每两周给她修一次手指甲、脚趾甲，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我妈指甲一长，就会不停地努力抬起手掌，想我。
上周六回去，妈妈进食已经很困难了，喂一口咳一阵，再喂一口，再咳一阵，咳得满脸泪水。但我妈还是努力把手伸出来，要我修指甲。我剪的时候，手有点抖，吃不住劲，指甲刀几次咬住了她指尖的肉。我妈竟然没吭声，只是颤抖一下，又颤抖一下。
我想，是指甲刀的问题，剪了十几年，钝了。所以回到城里我到处逛超市，找指甲刀。找了五六家，终于找到一把满意的，韩国产的，刀口尖翘，闪着寒光。回到家，怕一忙给忘了，特意放在大门边的抽屉里，和门钥匙放在一起。
4月9日下午五点十五分，我连着上了四节课，终于下课了。前前后后都是学生，小麻雀一般地吵。我两腿软得像刚出锅的面条，正一颤一颤地沿着楼梯往下走，手机突然叫了。拔出来一看，是大哥：“妈妈可能坏版了，你快回来吧。”
我妈住在老家的县城，离我的住处有二十几公里。
跨上摩托车没头没脑地往前冲，冲，冲。往日稳重的形象都跟着风跑了。离我住处一百米的十字路口的红灯实在看不下去，把我拦住了。我眼睛盯着红灯，两手赶紧探入在挎包左左右右地摸，摸出手机叫出租车。回到家，丢下挎包顺手到抽屉里抓了一把塞进裤兜就走。
雨下得癫狂，不时有开放没两天的木棉花吃不住劲，喊叫着摔到地上来。我刚在小区门口的木棉树下站定，出租车就来了。快走快走。
车往漳华路拐。在漳华路和新华北路的交叉处，我看到了一座穿着绿纱网的大建筑，把天空遮住了。它的头顶尖尖的，一直往天上走--是北门新教堂。它的尖顶要去哪里？天堂。
天堂。我心沉了下去--我妈走了！走了！！
一路堵车，和谐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堵车。等我大踏步跨进县城的家门时，我妈已经再也不愿意理我了。大哥抓着我的手，把我牵到妈妈的面前，他紧紧地攥住我的右手。我伸出左手，轻轻推了推妈妈的肩膀。大哥说，不要打扰她，让她安心地走吧。
在妈妈的床前坐了一夜。
给我妈磕头时，裤兜里有一个小东西，硬硬的，不时地硌着我的腰。摸出来一看，不是钥匙，是指甲刀。
二
送妈妈走的是大姐。大姐是妈妈第一个接到世上的孩子，她跟着妈妈几乎把世上的苦都吃遍了。你跟我姐姐说黄连苦，她是不同意的。
4月9日下午恰好活少，姐姐赶忙跑去看妈妈，陪爸爸说说话。姐姐要当奶奶了，她说，当了奶奶，就不干重活了，他奶奶的，农民也该有权利退休啊，总不能活到老做到老啊，那太不人道了，农民也是人啊。
傍晚，妈妈面朝门口坐着，爸爸和姐姐一左一右，护在她的两边。外面的雨突然大起来，雨滴像子弹，哒哒哒，摔碎了，摔成一片水雾，对面的楼房一下模糊了。姐姐猛然发现，妈妈的眼睛不动了，妈妈的脸白苍苍，一看手脚，也褪色了，像白纸。姐姐一边叫：“妈！妈！”一边把妈妈从轮椅里抱出来，放到床上。不一会，妈妈的眼睛闭上了。妈妈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北门新教堂，北门新教堂的尖顶，正在努力地往天上走。
姐姐说，妈妈在她的怀里，很轻，很乖，像她的孩子。
三
第二天，妈妈的照片竖了起来，是她退休不久拍的，那年她56岁。她在相框里笑着，我在她的笑容里找到了我十四五岁时的样子。那时的我虽然碰到了一些人世间的龌龊，但还不知道一个正直的人一辈子要经历许多的意外和磨难。这才是我熟悉的妈妈。
我妈退休两年后帕金森综合症就发作了。这当然是那段特殊历史的馈赠。
我妈生于1936年12月。1951年春天，因为世事更迭，家里的日子陡然窘迫了，刚初中毕业的她就被学校推荐进了银行，当了国家干部。等到秋天学校办了高中时她已经不能回到教室里了。我长大后，因为怕我冻坏不让我报考黑龙江的某著名大学，她和我谈起自己没能上大学这件事，眼眶突然红了，眼泪像漫过堤坝的大水。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她流泪。
最让她开心的是，在那里，她看见了我爸爸，顺便喜欢上了他。18岁那年，她交给自己一块钱，拿出一张结婚证书，填上我爸爸和她自己的名字，盖上区公所的公章，把自己嫁给了我爸爸。那时她借调在区公所管人事。那时月季还是月季，玫瑰还是玫瑰，人还是人。
杞人忧天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天一不小心就会塌下来。因此我大姐刚满一周岁，我爸爸就被开除了公职，赶到乡下监督劳动，一去二十三年。理由很简单――我爸爸的爸爸是地主，而我爸爸是他爸爸的儿子，属于“阶级异己分子”，不是自己人。那年我爸还不到二十五周岁。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他在说这种话时肯定没想到自己按理也该是他爸爸的儿子吧。
因为我妈不肯听组织的话和我爸离婚，只好被赶到了乡下教训了二十年。在乡下，除了挨饿、担惊受怕，还得长期地为生产队搅拌农药。让某些人失望的是，二十年的苦难没能砸碎她，她活了下来，还和爸爸一起给我姐姐带来了四个弟弟，一大家子热热闹闹。这当然得感谢老天，感谢老天让不少乡民心存善念，記得我妈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聪明的女孩子，是他们的骄傲，于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总是及时把她护在了身后。
当年医生都以为她是心脏病，不想怎么治也治不好。走遍了漳州、厦门的大医院，也还是心脏病，还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后来在漳州市医院，当某著名医生还在喋喋不休地强调她心脏病的严重程度时，我实在忍不住了：“您不觉得她得的是帕金森吗？”“帕金森？什么帕金森？”“帕金森氏综合症啊，拳王阿里就是帕金森啊。”医生愣了一会，侧过脸来定定地看着我：“对啊！”
长期和农药纠缠很容易得帕金森。 帕金森实在太强大了，动不动就抖，抖得天都塌下来。我妈是个神经和撒切尔夫人一样大条的女性，她也受不了。她要求我，如果看到她实在扛不住，就送她走。在她心里，她这个儿子最像她，比较不像正常人，相当适合干这种事。
我怎么下得了手。
后来她做了两次手术，终于不抖了，也终于彻底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连话都不能讲了，只能嗯嗯啊啊。但上星期她还记得她爷爷从新加坡回来时带的小老婆是两位，不是三位--为了让我看明白，她的右手手指努力了半天。
她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女儿一苇还在她妈妈的肚子里，东一脚西一脚地踹着。所以一苇从没听明白她奶奶说的话，就像我妈当年一样，我妈也从没听明白她奶奶说的话--那件事比较复杂，我今天没心思说。
我妈终于从她那僵硬的身体里逃出来了。
我妈正在相框里开心地笑着。
一苇站在我妈的身边抹眼泪，我发现，她已经是全家族个子最高的女性了。
这时，我发现了一件极端重大的事--我再也没机会给我妈剪指甲了！
我妈如果不是活在这是非混淆的时代，她会干得比撒切尔夫人还精彩。
我用磕得斑斑驳驳却还功能健全的旧手机把我妈的笑容收了起来。
四
妈妈抬在手上，轻飘飘的。
到了火葬场，雨下得天漏了一般。我倒是希望，送走我妈时是艳阳天，就像她的笑容。
焚化炉呼呼呼地响。半小时后，妈妈出来了，是一小堆骨头，热烘烘的，除了做过手术的头盖骨有两个浅棕色斑点，每一块都德化陶瓷一般，白得像雪。我们排着队，一人夹一块，把我妈轻轻放进骨灰盒里。我看到了一块三角形的骨头，巴掌大，羊脂玉一般，略略透着光。我夹起它，一看，里面有网络――应该是骨盆的骨头，我出生前住的地方。这骨头轻得像空气，酥了。我不敢用力，怕把“母亲”这个词夹碎了。我把它放到鼻子前，嗅。二嫂伸手拍我：“你胡闹！”
其实，二嫂不知道，我这么严肃的一个人，如果不跟我妈胡闹，我妈会不习惯的。
她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二十年来一直困在那具残破的躯体里，太让人难过了。折磨，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得那么不堪，我无法接受。
我不能接受她只被人家当成一种负担。
她虽然面无表情，可是她还是和活动自如时一样好玩。有次我推着她在阳光里走，迎面来了一个瘦瘦的老太太，满头银丝：“这是你孙子吧？真孝顺！我要是像你一样福气就好了！”
我妈竟然缓缓地点了点头。她偏过脸瞅了我一眼，她的脸像木板一样，她身下的轮椅一阵阵地抖――她在笑！
因为在前面不远处的街角，刚刚有一个老太太在我们面前停下脚来，一脸的胖笑：“你是她的孙子吧？”我点点头：“是，大孙子，长孙。”我妈听了，眼睛斜过来，在我的脸上停了好一会，又抬起来，看了一下老太太，没发表任何意见。
大哥背起妈妈的照片和骨灰盒，妈妈笑得一脸灿烂。
五
我妈妈过世后的第八天，我大侄儿生了一个女儿，六斤八两五，顺产，我正式成了亲叔公。5月2日上午，接大姐电话，她大儿媳生了一个孩子，六斤六，剖腹，男的。
大笑。我正式成了舅公了。三舅公。
我的三舅公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因为本地政府追捕，逃到北方，当了国家军队的军医。淮海战役前夕接上级通知，上级说，要打战了，能逃多远逃多远。于是假装送妻子到上海，逃，结果逃到了台湾。后来在台北街上被人认出来，坐了六年牢，天天在牢里看报纸。他去台湾前回了趟老家，想用大儿子换我妈妈。我外婆不同意。他给我妈取了个小名叫“蜜桃”。他坐牢的时候，李政道想把他大儿子带到美国，结果，台湾政府不答应。我曾经问过他：“打仗好玩吗？”他的长寿眉一抖：“好玩？！子弹‘啾’的一声从耳边擦过，裤裆就湿了！”如今他也不在了。2011年11月，我在桃园大溪的慈湖，和妻子女儿站在蒋介石先生的灵柩前，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蒋先生在墙上的镜框里，微笑着，有点腼腆。
时间是长翅膀的，会飞！
昨天傍晚雷雨，气势磅礴。今天早上天空湛蓝，阳光大好，我正好手中抓着相机，于是调转枪口对准自己。嘁，相机轻轻叫了一声，颇不屑。
打开计算机存照片，突然发现明天是母亲节。我妈当年总说她爱吃鱼头，现在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也经常吃鱼头--这事要是让佛祖来说就夸张了：“我不下地獄谁下地狱！”所以我一贯厌恶和尚。
我明天一定率领一苇之妈和一苇回老爸的家，看看我妈那张大照片，看看我妈的笑容，和我老爸说说笑。
天黑了，坐在灯下给一苇之妈剪指甲，用买给我妈的指甲刀，眼前有点花。
当然不是为色所迷，是因为想起了我妈，想起了我妈的笑容，像花一样。我再也没机会给我妈剪指甲了。
不要紧，我可以剪我自己的，因为我身上到处都是她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