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称呼这位先生呢?作家?出版商?记者?亦或是个旅者?这些职业晏格文都作过，那可不仅仅是玩票，而是一心一意地作过。晏格文先生现任《新华财经》总编，新华财经通讯社的常务董事。他有着多重的身份背景，曾作为新闻工作者在北京担任《伦敦日报》北京分社总编，及英国路透社亚洲总编。其还著有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一本中国游记和一本2004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英文译本。闲暇时候，晏格文也会尝试自己作词作曲并将它们演绎出来，说实话效果不错，因为他已成功发行了两张自己创作的唱片。普通话和广东话无懈可击的他自1995年以来长期居住在上海，现在也能说起上海话了。在晏格文看来，网络和中国将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引导力，而他自己则正站在交点处快乐的见证着这一切。
　　说起“晏格文”这个名字，那也是大有来头。“晏”来自他在香港时的粤语启蒙老师的姓，而“格文”是查良镛(金庸)给他起的。两人相识于1979年，至今仍然保持着联系。其实当年，晏格文作为一名外国小记者，为路透社工作来到中国的时候，外交部也曾替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厄恩肖。“恩肖”和他姓(Earnshaw)的发音正相似，本来就已经很符合音译的思维了，可是他本人并不满意“厄”这个姓，于是便
　　当谈到初到中国时的印象时，晏格文还记忆犹新，“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那个时候的中国街边几平看不到什么餐厅，到了晚上一片漆黑，连街灯都没有。行人的着装除了蓝色的工作服就是墨绿色的军装，这使得一条街几乎没有其它颜色。所有的经济活动似乎都来自国营单位，没有私人企业。而这一切在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可以说是目睹了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变化，这让我对中国的未来非常乐观，也愿意以此为家。”可见这30多年中，晏格文与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感情。
　　晏格文于1995年来到上海，并在此创办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主要从事媒体服务工作。在1997年的时候又投资开了Park 97俱乐部，后来出售了自己的股份并在2000年加入了《新华财经》。“我喜欢唱歌，90年代末的时候在上海的很多家酒吧演唱，大多数都是爵士风格的，不过现在这些场地几乎都变了样，但至今我还是为我曾经将西方音乐带进这个城市感到骄傲。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是北京最好的摇滚乐团的成员，我还拒绝过崔健，他当时邀请我加入他的乐队，但是我那会儿觉得他不够好，看来我真是眼光还不够，哈哈。”总能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还拥有自己着迷的爱好并能有所斩获，晏格文的经历让我羡慕。想想我与身边的许多人，似乎连自己的爱好都已忘却了，是不是活得太过单调?
　　如前文所说，晏格文兼有数个身份，然而要在这些角色中合理分配时间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当你在一个角色中做得很深时，必将会牺牲掉一个甚至多个别的角色。如晏格文本人所说：“我个人觉得，把一件事情做得更深入、更透彻要比做很多事情但都只是‘三脚猫’要来得更有意义。我们要去积极驾驭生活，而不仅仅是被动地等待。”
　　所以，即便每一种工作都让晏格文很享受，他也不得不在近期放下了玩音乐，翻译的工作也停了下来，因为它太耗时。这倒也很符合经济学中“比较成本”的原理。“我尽可能让自己的时间变得更有效率，当你集中精力并且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能够做的事情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多，为了最大程度上支配好时间，我从来不看电视，无聊的片子和插播的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晏格文的这句话能帮助那些正孤注一掷想要做成一件事的年轻人找到正确的态度。
　　抛开生意与金钱的标尺，在我眼中，晏格文与中国更为深层的联系在于他的“西游记”。这是晏先生于2008年起由上海出发，徒步前往西藏的旅行。当然，这不是一次完成的，晏先生每到达一个地方后便返回工作，等到闲暇时则会接着前一次的脚步继续前行。大别山、三峡、四川盆地……他历经了那里的人与事，也促使他开展了“晏格文睿智工程”，号召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资助这些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另有一点我与晏先生可谓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遗失实为可惜。晏先生在西行途中遇见了一些在现代城市中早已被冷落甚至忘却的中国传统的精神或物质财富，诸如书法、《千字文》以及谦虚友善。作为一位外国人，尚且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播的现状有所反应，何况我们自己呢?各路传播媒介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多少还是要肩负起媒体责任感——本国文化的强大才能带来真正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塑造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国形象。
　　正如晏格文本人所说，他已然成为了一名中国的传媒人，并时常用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并不能要求一位外国友人必须热爱我们的祖国，但多少还是可以借鉴一下，在消耗并享受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带着责任感去回馈并爱护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