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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人 自 己 当 老 板
顾益康首先以温州的农民举例说，据说温州人在国外被誉为可以打败犹太人的群体。温州人素以能走四方闯市场出名，主要原因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温州农村的土地等农业资源过少，人多地少导致农民人均只有3分地，吃不饱肚子只好凭着各种手艺去走四方求活路，比如说理发、弹棉花、做油漆等等。
就是这样，温州农民无形中就冲破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观念，由简单的农业劳动者一举转变为市场创业的主体。他们敢于出去做生意，而不甘于打工，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后，就要做自己的老板，由做手艺活到开商铺再到开工厂，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转换身份为商人、工厂老板、专业大户等角色，并最终成为创造、拥有、积累、使用财富的主体。
浙 江 农 民 靠 资 本 赚 钱
顾益康分析目前浙江的农民，其收入的结构主要有3种：农副收入、工资、资本收入。而作为企业、工商经营户、专业大户等股东的资本收入则是其他省市的农民所无法与之媲美的。
他简单计算了一下：目前浙江有108万家乡镇企业，以每家3个股东计算；150万个体工商户，以每户2名股东计算；另外还有50万个专业大户和6000家龙头企业，总共计算下来，能够从资本收入中获利的至少就有六七百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他又举例说，浙江义乌从当年3万人的小县城，发展到现在有80万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共有4万个摊位、1万个企业，还有5000家企业因为没有土地而在排队等候注册。他曾见到一个仅有10余平方米的摊位经营主，只是在卖小小的牙签，就一下子拿出2000万元投资建设了一个牙签工厂。因为资本造就了财富的高速增长，使浙江积累了极其雄厚的民间资本。
积 极 推 进 产 权 改 革
如何用市场的魅力来促进农民创业?对这个问题，顾益康谈了浙江的经验。
他认为，首先是要实现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联动。以前，浙江很多农民转为从事工商等产业。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现象，就是很多接受过系统教育和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新型农民和企业，开始回过头来投资农业，致力于搞农业产业化，现在该省已经拥有了50万个从事农副产业的专业大户。其次，就是实现城乡之间的联动。在城镇化进程中，浙江现在已经造就了20多个县级城市和100多个中心镇，让农民成为产业农民、市民，并且已经实现产业化、专业细分化、组织化，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往分散的小农经济格局。就农副产品或养殖业来说，浙江农村已经通过行业协会将专业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供销组织和专业大户整合在一起，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结构，极大地整合了全行业的力量。
还有就是实现以民营企业为主力军的多种所有制的联动。顾益康谈到，浙江最大的体会就是做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在1992、1993年时，当时全国纷纷在探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优劣之分，当时浙江省内也分成两种情况，在浙北杭州、嘉兴、湖州等区域，主要实行以村办、乡办的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而在温州、台州、金华等地主要是实行以个私、家庭工业、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当时由于个私、家庭工业经济的蓬勃兴起，对乡镇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当时浙江省政府并没有停留于讨论阶段，而代之以实干，因势利导推动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虽然产权改制了，但仍然对当地经济以及农民就业、地方税收等贡献非常大，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顾益康说，当时经过改制，有一大批村干部从村办企业负责人摇身变为私营企业主，并促进数量更大的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的崛起。当时有一个村里的一个村办企业不行了，但是随后就兴起了100多家民营企业。从而，他们形成了现在所谓“多元化的民营经济”的格局，并促使当时浙江的经济总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创造了“苏南模式”的江苏省。
政 府 力 助 企 业 发 展
被经济学家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温州苍南县龙港镇，80年代中期还是只有6000多人的5个小渔村，而到了2001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8．8亿元。顾益康说，被称为“国内尝试把国有土地有偿交付农民使用第一人”的龙港镇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至今都被镇里的人深深怀念。因为是他的创举，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
在能人辈出的经济英雄时代，人们似乎更多地提到了企业家的作用，而对于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定位自身的角色和如何管理服务，谈得更少一些。顾益康认为，造就民营经济英雄产生的宽松环境，正是应该由政府考虑的事情。
顾益康介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的环境无法公开提倡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因此当时的浙江政府更多的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以此让民营经济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市场环境出现了许多变化，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温州的假冒伪劣商品潮。此时，政府就应该因势利导，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温州才出现了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的柳市镇，并拥有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生产工艺。
顾益康首先以温州的农民举例说，据说温州人在国外被誉为可以打败犹太人的群体。温州人素以能走四方闯市场出名，主要原因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温州农村的土地等农业资源过少，人多地少导致农民人均只有3分地，吃不饱肚子只好凭着各种手艺去走四方求活路，比如说理发、弹棉花、做油漆等等。
就是这样，温州农民无形中就冲破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观念，由简单的农业劳动者一举转变为市场创业的主体。他们敢于出去做生意，而不甘于打工，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后，就要做自己的老板，由做手艺活到开商铺再到开工厂，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转换身份为商人、工厂老板、专业大户等角色，并最终成为创造、拥有、积累、使用财富的主体。
浙 江 农 民 靠 资 本 赚 钱
顾益康分析目前浙江的农民，其收入的结构主要有3种：农副收入、工资、资本收入。而作为企业、工商经营户、专业大户等股东的资本收入则是其他省市的农民所无法与之媲美的。
他简单计算了一下：目前浙江有108万家乡镇企业，以每家3个股东计算；150万个体工商户，以每户2名股东计算；另外还有50万个专业大户和6000家龙头企业，总共计算下来，能够从资本收入中获利的至少就有六七百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他又举例说，浙江义乌从当年3万人的小县城，发展到现在有80万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共有4万个摊位、1万个企业，还有5000家企业因为没有土地而在排队等候注册。他曾见到一个仅有10余平方米的摊位经营主，只是在卖小小的牙签，就一下子拿出2000万元投资建设了一个牙签工厂。因为资本造就了财富的高速增长，使浙江积累了极其雄厚的民间资本。
积 极 推 进 产 权 改 革
如何用市场的魅力来促进农民创业?对这个问题，顾益康谈了浙江的经验。
他认为，首先是要实现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联动。以前，浙江很多农民转为从事工商等产业。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现象，就是很多接受过系统教育和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新型农民和企业，开始回过头来投资农业，致力于搞农业产业化，现在该省已经拥有了50万个从事农副产业的专业大户。其次，就是实现城乡之间的联动。在城镇化进程中，浙江现在已经造就了20多个县级城市和100多个中心镇，让农民成为产业农民、市民，并且已经实现产业化、专业细分化、组织化，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往分散的小农经济格局。就农副产品或养殖业来说，浙江农村已经通过行业协会将专业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供销组织和专业大户整合在一起，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结构，极大地整合了全行业的力量。
还有就是实现以民营企业为主力军的多种所有制的联动。顾益康谈到，浙江最大的体会就是做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在1992、1993年时，当时全国纷纷在探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优劣之分，当时浙江省内也分成两种情况，在浙北杭州、嘉兴、湖州等区域，主要实行以村办、乡办的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而在温州、台州、金华等地主要是实行以个私、家庭工业、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当时由于个私、家庭工业经济的蓬勃兴起，对乡镇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当时浙江省政府并没有停留于讨论阶段，而代之以实干，因势利导推动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虽然产权改制了，但仍然对当地经济以及农民就业、地方税收等贡献非常大，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顾益康说，当时经过改制，有一大批村干部从村办企业负责人摇身变为私营企业主，并促进数量更大的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的崛起。当时有一个村里的一个村办企业不行了，但是随后就兴起了100多家民营企业。从而，他们形成了现在所谓“多元化的民营经济”的格局，并促使当时浙江的经济总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创造了“苏南模式”的江苏省。
政 府 力 助 企 业 发 展
被经济学家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温州苍南县龙港镇，80年代中期还是只有6000多人的5个小渔村，而到了2001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8．8亿元。顾益康说，被称为“国内尝试把国有土地有偿交付农民使用第一人”的龙港镇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至今都被镇里的人深深怀念。因为是他的创举，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
在能人辈出的经济英雄时代，人们似乎更多地提到了企业家的作用，而对于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定位自身的角色和如何管理服务，谈得更少一些。顾益康认为，造就民营经济英雄产生的宽松环境，正是应该由政府考虑的事情。
顾益康介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的环境无法公开提倡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因此当时的浙江政府更多的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以此让民营经济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市场环境出现了许多变化，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温州的假冒伪劣商品潮。此时，政府就应该因势利导，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温州才出现了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的柳市镇，并拥有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生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