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壮族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壮族对开发、建设、保卫祖国的美丽南疆，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壮族文化以及长期聚居在岭南的瑶、苗、侗、土家等各民族文化，是伟大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本人到广西桂林高校工作已56年，深感广西山川秀美，民族和谐，人杰地灵。现在广西各族人民，正在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题词的鼓舞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取得日新月异的成绩。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位我所熟悉的，已去世近40年的我国壮族第一位教授黄现璠先生（1899-1982），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谈谈他的学术和人品。
　　黄现璠先生与我的交往
　　我是江苏苏州人，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1965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即按高教部的分配，到桂林广西师范学院任教。在“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我已闻黄现璠先生之名，但没有很多接触。
　　我国壮族第一位教授和著名学者黄现璠先生是广西扶绥人，出身在壮族的贫苦家庭。上世纪30年代初，他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公费去日本东京留学。回国后，在广西桂林、南宁等地从事教学活动。他曾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领导组织了一批壮族学者，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壮族和广西历史，出了不少著作。他工作积极，经常向领导反映各种改进意见，后来被错划为“右派”。1977年，经改正，黄现璠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组织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任副会长，参加和推进各项学术活动。1982年初，因感受风寒，劳累过度，黄现璠先生因病去世，终年83岁。
　　在1977-1982年的五年中，黄现璠先生几次主动来找我，我们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我年纪比他小了38岁，是他的后辈而且也不是广西人。他非常重视我，经过几次深谈，结成了很好的关系。这真的可以说“忘年之交”了。我到桂林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大）工作后，宿舍换了五次，1973-1988年住在王城校区后门外凤北路上一幢宿舍楼的上层，开窗口就可望见凤北路的行人。黄老每次到凤北路来，看到我开着窗，便在楼下喊我名字，我闻讯下楼。他拿着拐杖，我扶他上楼，坐定后我们就谈开来，每次都谈得很投机，每次都取得满意的结果。现举四例：
　　第一，要我担任漓江业余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他对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为他恢复名誉，并选他为全国政协委员，十分感激，表示要为广西、为壮族继续做出积极贡献。他说，作为壮族的全国政协委员，他正在南宁、桂林等地活动，组织一些学者，建立漓江业余大学，校址正在选定，目的是尽量多为国家培养人才。他说：“我年青时在北京读过大学，而你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优秀生，在大学学了九年，主动来广西工作，我请你担任漓江业余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兼任上课老师。”我对黄老的推荐表示感谢。不久后，黄老去世了。他精心筹备的漓江业余大学于1981年开始招生，共办学8年，先后培养了语文、中医、法律等专业辅导班学生千余人。
　　第二，要我写文章来批评他的学术观点。黄老以壮族历史为例，论证中国历史上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力主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历史阶段的学者，黄老是其中之一。他写了篇文章，给我看了，说将要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发表。他说：你不管同意不同意我文章的观点，你都写篇文章，和我商榷，放在一起发表。我说：我年龄比您小了这么多，我怎么好和您争鸣呢？他说：百家争鸣，是毛主席周总理提倡的，我坚决拥护，你一定要写篇文章和我一起发表。在黄老的坚持下，我写了篇文章。他的文章登在1979年第1期和第2期，我的放在1979年第3期。我的论文题目是《略论我国古代的农村公社和奴隶制度》，我的观点没有明确我国商周时代是否为奴隶社会，只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农村公社理论的角度作了探讨，并表示：商周时代以及壮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还可以深入研究。他看了我的文章很高兴。一位壮族前辈学者，如此平易近人，谦虚好学，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尊重青年人的见解，令我感动！
　　第三，要带礼品去慰问新同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每年都招收新生。有一年9月，他找到我，要我陪同他去看望新生。原来他买了很多月饼，托人带来了，要送给同学吃，象征着中秋团圆，家家欢喜，他托人带来的月饼很多，好像是每个学生宿舍送一盒。学生从此也认识了这位年近八十的可亲可爱的老教授。他说，希望年轻人后来居上。
　　第四，要我写介绍信让他去北京找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我的恩师童书业先生是顾颉刚的弟子和学术助手，所以我在山东大学读研究生时就认识了顾颉刚先生，顾老还指导我写文章发表。由于恩师童书业先生1968年受“文革”迫害而逝世，所以顾老在1979年5月写了封信给我，鼓励我在广西努力工作，搞好历史地理研究。顾老抗战时期到过广西研究历史地理。黄现璠先生知道我和顾老的关系，因此他去北京开会前特来找我，一定要我写封介绍信，让他去拜访顾颉刚先生，和顾老商讨推动广西历史地理研究的办法。我说，顾老生于1893年，比我年长44岁，是我的爷爷一辈，由我来写介绍信不合适吧？由于黄老坚持，我只得写了。黄老拿了我的信，到北京找到了顾颉刚在北京三里河的新居，两老畅谈了2个小时。黄老回桂林后对我说，他和顾老谈到了象郡位置问题、兴安灵渠问题，对广西历史地理研究很有意义。
　　“八桂学派”与“无奴学派”的创立者
　　由于黄老逝世近40年及其他一些原因，今天广西学术界似对黄老的学术研究介绍得不多。我非广西人，对广西地方史和壮族史也无过深的研究，但毕竟在广西工作了56年，有些情况也很熟悉。黄现璠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广西壮族史学大师，他的学术成果是多方面的。我想从他对广西土司制度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奴隶社会的学术研究，对壮族通史的学术研究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上世纪50年代，黄老以著名壮族学者、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领导一批广西学者，对清代至解放前广西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于1957年2月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组编写的《广西省大新县壮族调查资料》（内部印刷）。此书是黄现璠先生领导组织，由粟冠昌、李干芬等12人参加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系列书中最早的一本。参加调查者多为壮族，粟冠昌、李干芬是比黄老小二十多岁的壮族学者，也是黄老的学生。大新县是广西壮族聚居区，位于广西西南部，紧靠越南，山清水秀。黄老等12人从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走遍了大新县，调查了安平土司、太平土司、万承土司、恩城土司、全茗土司、下雷土司以及养利州。调查资料既有文献记载，更多的是当地老人的回忆实录和碑文记载。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调查的基础上，他对土司宗族内的宗主和族长的关系、土司对土民的剥削形式以及对土官统治下的社会等级都做了独到的论述，表达了很多新的观点。
　　第二，提出中国历史和壮族历史上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历史论断。上世纪50年代开展百家争鸣时，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之说，到了70年代改革开放后，就我所知力主此说的有：北京大学世界史教授胡钟达先生、青海师大原校长张广志先生，还有年长于胡、张的黄现璠老先生。黄老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熟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上过这方面的政治课。他在1979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具体的史料说明中国历史上和壮族历史上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欧洲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得出来的。马、恩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不放在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内。我觉得，黄老作为上世纪70年代后期力主中国历史和广西历史上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一说，既有理论勇气，也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今天继续研究。
　　第三，提出对壮族历史的不少新看法。黄老从四五十年代开始即潜心于钻研壮族历史。他勤奋刻苦，身体力行，常在晚上埋头灯下，阅读古书，抄写资料。由于后来他被错划为右派，时间长达近20年，失去助手的协助和其他工作条件，但他还是坚持不懈。改革开放后，他在他的弟子黄增庆、张一民的协助下，继续编写壮族历史，并继续外出调查。黄增庆、张一民是壮族史学专家，比黄老小了二十多岁。后来黄老又在何英德、周作明这两位比他小了50多岁的青年教师的协助下，外出调查写作。可惜，由于劳累过度，黄老于1982年1月18日去世。他毕生从事写作的《壮族通史》，他生前没有见到，于他去世之后终于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在这部书中，黄老对壮族历史上不少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如西瓯、骆越的形成和壮族的起源;壮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唐代上林兩碑反映了当时壮族地区的庄园制度;宋代侬智高起兵反宋是起义而不是叛乱;明清时期的土司土官制度的剥削形态及对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国家统一的意义;旧桂系领袖、壮族杰出人物陆荣廷对反帝反封、再造共和、领导广西走向近代化的功绩等等。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广西儒学学会名誉会长、广西历史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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