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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杭州下沙地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从村民的感知角度考察村民自治，了解村民自治的现实状况，运用spss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从村民感知的角度看，一方面村民自治在形式上得到了推广和落实，另一方面因为村庄治理权由乡镇政府或者村庄内少数人把持，村民自治权的公共本性异变为与村民利益对立的私权力，村民自治成为事实上的"村民他治"，村民自治的预期效果并未完全实现。
关键词：村民自治 村民感知 村庄治理满意度 村庄治理
一、引言
自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村民自治已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功探索。学界对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在国家大力推动下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甘信奎（甘信奎，2008）通过研究村民自治形成条件、过程、内容，全面客观地评价了村民自治的地位作用。党秀云，马晓东（党秀云，马晓东，2006）的研究认为臣民意识的存在以及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村民的公民性。张晓山（张晓山，2005）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角度认为乡/镇与村的治理要由统治型转向服务型，由行政管理型转为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自治型，由全能型转向有限职能型，要创立乡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并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段文阁，袁和静（段文阁，袁和静2009）从伦理学的角度的研究认为村民自治当依据自治的原则和规范，形成其自身的伦理规范与约束机制，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最终达到维系乡村伦理秩序和谐之目的。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村民自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探索，但其研究成果大多基于"村民自治已经实现"这一大前提，人们把村民自治当作既成事实，理所当然的以之为基点来探讨农村问题，很少有人对自治实现与否提出疑问，这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白。
二、理论推导
从逻辑上说，对于村民自治的探讨必须首先确定一个前提--村民自治首先得是一种"自治"--是建立在对村民的自主权充分尊重基础上的村庄集体治理，进而才能研究诸如村民自治绩效、村民自治的流程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了"自治"这个基础，建立其上的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美］米勒等著，邓正来等译，1992）中对"自治"的解释："指个人或集体处理自身事务，并且独自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态度。可见"现代意义上，自治是相对"他治"而言的，即"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受他人管理或干涉（安建增，2012）。"
科恩（Carl Cohen） （［美］科恩，聂崇信等译，2005）对自治和他治（ heteronomy） 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区分： 一是支配他治的法律来源于别人而非成员自己；二是自治由成员自理目标，他治是一种命令关系，成员必须承认本身的从属地位和命令的权威性；三是自治成员的人格独立、自主，他治则"不能公正地对待这种尊严"；四是自治成员具有充分的理性和自主性，他治成员却对理性和自主性的"发展而感到不安"。
由此考察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情况关键在于辨别现行的治理是"自治"还是"他治"，即村庄治理是由村民自主完成还是依靠外力注入实现的。
张敏（张敏，2011）认为我国的村民自治虽然源自于农民的自我创造，却是由国家政权来确立和推广的。换言之就是我国村民自治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因此自然要蕴涵国家意志的表达。国家一方面希望如彭真（彭真，1982）所言"有了村民委员会，农民群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直接民主，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都由群众自己依法决定，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另一方面又通过在法律上確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等方式，把村民自治纳入并控制在国家基本路线范围之内，村民自治实际上是国家控制之下的自治。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一种自治与控制、权利与权力的结构关系。
国家的这种作为内含了一种矛盾关系，具体到乡镇一级政权，其控制动机除了履行国家的政治功能外，更附加了资源汲取之目的，即借"指导、支持和帮助"之名，行干预和汲取之实。村庄与基层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仍是"行政-命令"模式。"为完成繁多的的行政任务，地方党政机关必然要控制'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的主导权。为此目的地方党政采取各种行政措施控制村民委员会，将其行政化为地方党政的一条腿，村干部成为'准行政干部'，身份由村民变为'村官'（徐勇，2005）。
谭维佳，张文彬（谭维佳，张文彬，2006）通过构建双重代理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等宏观因素扭曲了村民自治，表现为"在政府行政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两者冲突的情况下，其共同的代理人--村民委员会受托目标发生偏差--村民委员会将更多的力量用于完成乡镇政府的委托。"由于"传统治理体制和方式对乡村治理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即权力高度集中，管理者习惯了一个人说了算、少数人拍板、垂直命令、强制执行（卢福营，2009）。在此情况下作为村民自治机构的村委会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乡镇政府的"传声筒"，村庄治理转化为乡镇政府利用村委会进行的行政化的间接治理。
在村庄内部，村委会、村党委及其组成人员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村民自治机构，是村庄管理者。村庄治理实际上是由少数村庄精英完成的，权力很容易团块化，村民自治权为少数人把持变为私权力。卢福营（卢福营，2004）曾把村庄治理分为"干部支配型"、"能人主导型"与"群众自治型"三类，他提到的"能人"除村干部外还包括村中的"头面人物"，这里的"头面人物"也是前述的的村庄精英的一部分。这些村庄精英能够影响村庄管理权的运行，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把持村庄管理权，以实现本集团的目标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不可避免的会侵害某些或者大多数村民的权益，村民自治"不过是应付上级检查、糊弄专家学者、糊弄老百姓的花花草草（冯仁，2011）"，村民自治最终走向"他治"。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推论：由于自治权从村民手中剥离，村民自治并未真正的实现，现行村庄治理仍然是一种"他治"模式。 三、研究设计
1、研究视角选择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把村民委员会定义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选举出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供给村级公共物品，村民是公共品消费者和出资人，村委会则是该公共品的供给者（钟裕民，刘克纾，2008），二者之间形成实际上的服务关系，因此借用服务业的研究方法是适宜的。
"感知"这一分析工具有明显的认知内涵，又涵盖了情绪和情感体验的因素（秦洁，2011）。目前学术界认同的"感知"概念源于英文perception，是指以"感"为主并统摄感觉、知觉和表象的知（史忠植，2008）。"感知"强调形象思维，但它是通过感知形式来表达融感性和理性为一体的认知的一种方式（秦洁，2010）。以中国农民对村民自治的体验为例，他们对熟悉的传统乡村社会的语言表述往往比较感性直观，即使是非常理性的认知，他们也是通过极其感性、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这虽然有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熟人社会"所养成的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感知"的视角尤其适用于对受到深受乡土社会濡染的农民的研究，本文将从村民感知的视角探讨村民自治的实现问题。
2、样本与数据
本文样本确定为浙江省杭州市外来人口密集的下沙地区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原因在于：①杭州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思想开放，风气领先，长期工作生活于该地的农民对于村民自治以及人权法理等的理解较为深入；②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深受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双重冲击，对村民自治有更深切的体验。
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问卷中设置了"a、您是否参加了本村每一届的村委会选举"、"b、对于本村事务的您是否有较为充分的了解"、"c、您是否对本村和周围村庄的管理方式有一定的了解"、"d、您是否对所在城市的社区管理也有一定的了解"四个问题（如果受访者选择"是"，证明其对该问题涉及的相关领域具有相应的了解）来对该人群认知可靠性进行判断。统计结果表明，了解以上方面问题的比例分别达到91%、80%、66%、53%，对于a、b、c均了解的有56%，说明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对于农村问题有较深刻的了解。数据还显示至少有35%的受访者对于农村和城市社区的治理均有了解。由此笔者判断通过该样本获得的调研数据基本上是可靠的。
问卷主要涉及性别、年龄和学历三个人口学变量。从统计结果看男性占59%，女性41%，男女比例较协调，其中21至40岁的人员占65%，说明外出务工的大部分为青壮年，符合当前国家的现实情况，样本具有代表性。文化程度方面，初中以上高中以下的人员占64%，说明样本人群具备对村民自治状况进行基本判断和认知的能力，数据的可靠性得到了保障。
四、假设验证
通过SPSS19.0建立数据库，进行KMO和Barelett球形检验，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顾客满意度指数的标准公式计算村民自治实现程度和村庄治理满意度。
1、信度分析
通过SPSS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的Cronbach €%Z系数为0.884，分半信度分析得到分半系数为0.851，问卷前后两部分的相关系数为0.756，说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可靠性非常好。
2、探索性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前提是观测变量之间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数据统计之前我们先采巴特利球体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和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两个检验值对各变量进行检验。通球体检验得知巴特利球体检验的sig值为0.000，小于0.05，同时KMO值在0.8和0.9之间适合做因子分析。
通過主成分法得出初始公共因子，并计算出因子的特征值及贡献率，并根据特征值大于1且累积贡献率大于70%的标准确定因子个数为4个。为了给予公共因子更好的解释，采用正交方差最大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旋转后的特征值及贡献率见表一。因子旋转成份矩阵见表四。从表四中可以看出因子x9、x10、x12、x14、x16、x17、x18在f1上有较高载荷，可定义为干部作风因子。因子x 6、x7、x8、x13、x15在f2上有较高载荷，定义为管理规范性因子。因子x19、x20、x21在f3上有较高载荷，可定义为干群关系因子。因子x5、x11在f4上有较高载荷，定义为制度规范性因子。
表一：公共因子方差和贡献率
3、村庄治理满意度指数分析
（1）村庄治理满意度指数的计算公式
如前所述，村民和村民自治机构之间是事实上的服务关系，作为顾客的村民对于村庄治理的满意度可以借助经济领域的顾客满意度的计算公式获得，本文参考了李志峰，张茂聪在《义务教育质量感知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一文中载入的的顾客满意度测量公式（李志峰，张茂聪，2012），得到村庄治理满意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rixi是村庄治理感知因子满意度；E[€%`]是村庄治理感知因子满意度的期望得分；Min[€%`]是村庄治理感知因子满意度得分的最低值；Max[€%`]为村庄治理感知因子满意度的最高得分。最低得分，最高得分和期望的分的计算公式为：
Xi是村庄治理感知满意度的测量显变量；€%ri是各个显变量对应的因子载荷量； k 是满意度显变量的个数。在实际计算中，各国满意度指数一般都采用调查表中的最大值代替各显变量的最大值，采用调查表中的最小值代替各显变量的最小值。
（2）村庄治理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指数计算公式：
以因子旋转后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见表三）占4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数计算各因子满意度的加权平均数，得出综合因子满意度： S =0.59€%`1 + 0.196€%`2 + 0.124€%`3 + 0.09€%`4
綜合因子满意度指数标准计算公式：
S 为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 E［S］为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的期望得分； Min［S］为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的最低得分； Max［S］为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最高得分。
最低得分、最高得分和期望得分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Min[S]=0.59Min{€%`1}+0.196Min{€%`2}+0.124Min{€%`3}+0.09Min{€%`4}
Max[S]=0.59Max{€%`1}+0.{196Max€%`2}+0.124Max{€%`3}+0.09Max{€%`4}
E[S]=0.59E{€%`1}+0.196{€%`2}+0.124E{€%`3}+0.09E{€%`4}
实证分析结果：
村庄治理满意度指数为：1.11分，此可知村庄治理满意度和村民自治实现程度指数均很低（1分为非常不满意，5分为非常满意）。
五、结论
1、村民自治并未真正实现
实证分析表明从村民感知的角度看，村民自治并未实现，村民自治的状况泾渭分明地分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形式上的村民自治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和落实；另一方面是村民自治权被实质上从村民手中剥离。
（1）形式上的民主全面推广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1945： 66）曾大力称赞美国市镇公民社会，他认为这种发轫于市镇生活的地方自治和民主是民主的精髓与基石。中国的村民自治某种程度上和这种制度设计是契合的。村民自治后村庄形式上具备了某种程度的"自治"权力已经不再是依附于国家政权的下级行政组织。同时以村民选举为基础的的村庄民主建设，使村民具备了对其利益的执行者进行选择、监督的条件，并形式上把村干部的角色转变为社区利益的代言人。
调查显示90%以上的村庄都具备较健全的村民自治机构，超过95%的村民表示村庄定期选举（5%的村民不确定），同时表示村庄设置了村务公开栏的有80%，这些都表明，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的建设已经完成，程序化的村民自治活动已经走上正轨，村民已经具备了参与村务管理的条件。同时调查也表明村干部受到了村民的监督，在被问及"村干部是否受到监督和村务公开是否真实有效时"表示赞同的达到了75%以上，说明村民也具备了监督村干部以保证其代表自身利益的条件。
（2）村民自治权力从村民手中剥离
与形式上民主相对应的是村民自治实际运行中自治的权力并不掌握在村民手中，村干部、村庄精英和乡镇政府采用各种手段从村民手中夺取了村庄治理的权力，把村民自治变成了村民他治。在调研中认为乡镇政府干预选举的超过了80%，而很多村民甚至表示村干部候选人都是乡镇政府预先指定的，这部分人的比例在60%以上，同时村庄精英和村干部操纵选举的现象更是得到了78%的受访村民的肯定，村干部不愿意接受村民监督，村庄的财务政务公开的实质内容也远远低于村民预期，而作为村民自治权力机构的村民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60%的村民认为村民代表大会没有发挥作用）。这些数据表明，村庄治理的权力并没有掌握在村民手中。一方面乡镇政府对农村干预过多，越俎代庖，另一方面村干部也试图剥夺村民自治权，而在这场权力的争夺中，村民一直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无法真正地行使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最终导致村民"自治"走向"他治"。
正如张敏（张敏，2011）所述：村民的自治权利失去了其自治性质成为了"他治"的"权利"，村民自治变为"村民他治"。村庄治理权由乡镇政府或者村庄内少数人把持，村民自治权的公共本性异变为与村民利益对立的私权力，村民自治成为事实上的"村民他治"。因此，今后村民自治的工作应重点放在村民自治权力的落实和保障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2、村干部作风问题是村民对村庄治理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在主成分分析中第一主成分干部作风公共因子权重最高为59%，由此推知干部作风问题是导致村民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调查中，只有25%的村民感知到村干部吸收群众参与决策，而45%的人认为村干部不愿接受监督，41%的人表示冷漠。
村干部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组织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村干部的作风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要对干部作风问题特别关注。
参考文献：
[1] 甘信奎，村民自治的历史成因及作用评价，《前沿》，2008年第12期
[2] 党秀云，马晓东，公民性：村民自治的基石，《行政论坛》，2006年第6期（总第78期）
[3] 张晓山，简析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管理世界》，2005年08期
[4] 段文阁，袁和静，村民自治伦理价值追求的困境与超越，《伦理学研究》 ，2009年5 月 第3期（总第4l期）
[5]（美）米勒等著，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1992
[6]安建增，中国村民自治的评估指标体系探析，《宜春学院学报》，2012年3月34卷第3期）
[7]（美）科恩，聂崇信等译，《论民主》，商务印书馆（北京），2005
[8]张敏，自治还是他治：村民自治权异变及其治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6 期）。
[9] 彭真，《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
[10] 徐勇，《论21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载黄卫平、汪永成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1]谭维佳，张文彬，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商品供给：冲突与化解--一个简单的双重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兰州学刊》 ，2006 年第3 期（总第150 期）
[12] 卢福营，村民自治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9 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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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冯仁，村民自治走进了死胡同，《理论与改革》，2011年1月
[15] 钟裕民，刘克纾，新农村建设中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激励与监控--基于对村委会和村民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考察，《求实》2008年3月
[16] 秦洁，都市感知：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月第28卷第1期）
[17]史忠植，认知科学[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北京），2008
[18]秦洁，"下力"的身体经验：重庆"棒棒"身份意识的形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19]李志峰，张茂聪，义务教育质量感知满意度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省12 市地义务教育质量的调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57 卷第1 期（ 总第240 期）
[20]Tocqueville， Charles Alexis. 1945. Dem ocracy in Am erica， Vol. 1.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Tsai， L ily. 2002. "Cadres， Temp le and L ineage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8 （July）
[21]张敏，自治还是他治：村民自治权异变及其治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6 期）
作者简介：马成明，浙江财经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
关键词：村民自治 村民感知 村庄治理满意度 村庄治理
一、引言
自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村民自治已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功探索。学界对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在国家大力推动下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甘信奎（甘信奎，2008）通过研究村民自治形成条件、过程、内容，全面客观地评价了村民自治的地位作用。党秀云，马晓东（党秀云，马晓东，2006）的研究认为臣民意识的存在以及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村民的公民性。张晓山（张晓山，2005）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角度认为乡/镇与村的治理要由统治型转向服务型，由行政管理型转为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自治型，由全能型转向有限职能型，要创立乡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并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段文阁，袁和静（段文阁，袁和静2009）从伦理学的角度的研究认为村民自治当依据自治的原则和规范，形成其自身的伦理规范与约束机制，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最终达到维系乡村伦理秩序和谐之目的。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村民自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探索，但其研究成果大多基于"村民自治已经实现"这一大前提，人们把村民自治当作既成事实，理所当然的以之为基点来探讨农村问题，很少有人对自治实现与否提出疑问，这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白。
二、理论推导
从逻辑上说，对于村民自治的探讨必须首先确定一个前提--村民自治首先得是一种"自治"--是建立在对村民的自主权充分尊重基础上的村庄集体治理，进而才能研究诸如村民自治绩效、村民自治的流程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了"自治"这个基础，建立其上的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美］米勒等著，邓正来等译，1992）中对"自治"的解释："指个人或集体处理自身事务，并且独自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态度。可见"现代意义上，自治是相对"他治"而言的，即"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受他人管理或干涉（安建增，2012）。"
科恩（Carl Cohen） （［美］科恩，聂崇信等译，2005）对自治和他治（ heteronomy） 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区分： 一是支配他治的法律来源于别人而非成员自己；二是自治由成员自理目标，他治是一种命令关系，成员必须承认本身的从属地位和命令的权威性；三是自治成员的人格独立、自主，他治则"不能公正地对待这种尊严"；四是自治成员具有充分的理性和自主性，他治成员却对理性和自主性的"发展而感到不安"。
由此考察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情况关键在于辨别现行的治理是"自治"还是"他治"，即村庄治理是由村民自主完成还是依靠外力注入实现的。
张敏（张敏，2011）认为我国的村民自治虽然源自于农民的自我创造，却是由国家政权来确立和推广的。换言之就是我国村民自治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因此自然要蕴涵国家意志的表达。国家一方面希望如彭真（彭真，1982）所言"有了村民委员会，农民群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直接民主，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都由群众自己依法决定，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另一方面又通过在法律上確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等方式，把村民自治纳入并控制在国家基本路线范围之内，村民自治实际上是国家控制之下的自治。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一种自治与控制、权利与权力的结构关系。
国家的这种作为内含了一种矛盾关系，具体到乡镇一级政权，其控制动机除了履行国家的政治功能外，更附加了资源汲取之目的，即借"指导、支持和帮助"之名，行干预和汲取之实。村庄与基层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仍是"行政-命令"模式。"为完成繁多的的行政任务，地方党政机关必然要控制'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的主导权。为此目的地方党政采取各种行政措施控制村民委员会，将其行政化为地方党政的一条腿，村干部成为'准行政干部'，身份由村民变为'村官'（徐勇，2005）。
谭维佳，张文彬（谭维佳，张文彬，2006）通过构建双重代理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等宏观因素扭曲了村民自治，表现为"在政府行政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两者冲突的情况下，其共同的代理人--村民委员会受托目标发生偏差--村民委员会将更多的力量用于完成乡镇政府的委托。"由于"传统治理体制和方式对乡村治理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即权力高度集中，管理者习惯了一个人说了算、少数人拍板、垂直命令、强制执行（卢福营，2009）。在此情况下作为村民自治机构的村委会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乡镇政府的"传声筒"，村庄治理转化为乡镇政府利用村委会进行的行政化的间接治理。
在村庄内部，村委会、村党委及其组成人员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村民自治机构，是村庄管理者。村庄治理实际上是由少数村庄精英完成的，权力很容易团块化，村民自治权为少数人把持变为私权力。卢福营（卢福营，2004）曾把村庄治理分为"干部支配型"、"能人主导型"与"群众自治型"三类，他提到的"能人"除村干部外还包括村中的"头面人物"，这里的"头面人物"也是前述的的村庄精英的一部分。这些村庄精英能够影响村庄管理权的运行，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把持村庄管理权，以实现本集团的目标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不可避免的会侵害某些或者大多数村民的权益，村民自治"不过是应付上级检查、糊弄专家学者、糊弄老百姓的花花草草（冯仁，2011）"，村民自治最终走向"他治"。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推论：由于自治权从村民手中剥离，村民自治并未真正的实现，现行村庄治理仍然是一种"他治"模式。 三、研究设计
1、研究视角选择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把村民委员会定义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选举出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供给村级公共物品，村民是公共品消费者和出资人，村委会则是该公共品的供给者（钟裕民，刘克纾，2008），二者之间形成实际上的服务关系，因此借用服务业的研究方法是适宜的。
"感知"这一分析工具有明显的认知内涵，又涵盖了情绪和情感体验的因素（秦洁，2011）。目前学术界认同的"感知"概念源于英文perception，是指以"感"为主并统摄感觉、知觉和表象的知（史忠植，2008）。"感知"强调形象思维，但它是通过感知形式来表达融感性和理性为一体的认知的一种方式（秦洁，2010）。以中国农民对村民自治的体验为例，他们对熟悉的传统乡村社会的语言表述往往比较感性直观，即使是非常理性的认知，他们也是通过极其感性、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这虽然有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熟人社会"所养成的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感知"的视角尤其适用于对受到深受乡土社会濡染的农民的研究，本文将从村民感知的视角探讨村民自治的实现问题。
2、样本与数据
本文样本确定为浙江省杭州市外来人口密集的下沙地区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原因在于：①杭州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思想开放，风气领先，长期工作生活于该地的农民对于村民自治以及人权法理等的理解较为深入；②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深受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双重冲击，对村民自治有更深切的体验。
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问卷中设置了"a、您是否参加了本村每一届的村委会选举"、"b、对于本村事务的您是否有较为充分的了解"、"c、您是否对本村和周围村庄的管理方式有一定的了解"、"d、您是否对所在城市的社区管理也有一定的了解"四个问题（如果受访者选择"是"，证明其对该问题涉及的相关领域具有相应的了解）来对该人群认知可靠性进行判断。统计结果表明，了解以上方面问题的比例分别达到91%、80%、66%、53%，对于a、b、c均了解的有56%，说明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对于农村问题有较深刻的了解。数据还显示至少有35%的受访者对于农村和城市社区的治理均有了解。由此笔者判断通过该样本获得的调研数据基本上是可靠的。
问卷主要涉及性别、年龄和学历三个人口学变量。从统计结果看男性占59%，女性41%，男女比例较协调，其中21至40岁的人员占65%，说明外出务工的大部分为青壮年，符合当前国家的现实情况，样本具有代表性。文化程度方面，初中以上高中以下的人员占64%，说明样本人群具备对村民自治状况进行基本判断和认知的能力，数据的可靠性得到了保障。
四、假设验证
通过SPSS19.0建立数据库，进行KMO和Barelett球形检验，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顾客满意度指数的标准公式计算村民自治实现程度和村庄治理满意度。
1、信度分析
通过SPSS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的Cronbach €%Z系数为0.884，分半信度分析得到分半系数为0.851，问卷前后两部分的相关系数为0.756，说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可靠性非常好。
2、探索性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前提是观测变量之间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数据统计之前我们先采巴特利球体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和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两个检验值对各变量进行检验。通球体检验得知巴特利球体检验的sig值为0.000，小于0.05，同时KMO值在0.8和0.9之间适合做因子分析。
通過主成分法得出初始公共因子，并计算出因子的特征值及贡献率，并根据特征值大于1且累积贡献率大于70%的标准确定因子个数为4个。为了给予公共因子更好的解释，采用正交方差最大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旋转后的特征值及贡献率见表一。因子旋转成份矩阵见表四。从表四中可以看出因子x9、x10、x12、x14、x16、x17、x18在f1上有较高载荷，可定义为干部作风因子。因子x 6、x7、x8、x13、x15在f2上有较高载荷，定义为管理规范性因子。因子x19、x20、x21在f3上有较高载荷，可定义为干群关系因子。因子x5、x11在f4上有较高载荷，定义为制度规范性因子。
表一：公共因子方差和贡献率
3、村庄治理满意度指数分析
（1）村庄治理满意度指数的计算公式
如前所述，村民和村民自治机构之间是事实上的服务关系，作为顾客的村民对于村庄治理的满意度可以借助经济领域的顾客满意度的计算公式获得，本文参考了李志峰，张茂聪在《义务教育质量感知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一文中载入的的顾客满意度测量公式（李志峰，张茂聪，2012），得到村庄治理满意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rixi是村庄治理感知因子满意度；E[€%`]是村庄治理感知因子满意度的期望得分；Min[€%`]是村庄治理感知因子满意度得分的最低值；Max[€%`]为村庄治理感知因子满意度的最高得分。最低得分，最高得分和期望的分的计算公式为：
Xi是村庄治理感知满意度的测量显变量；€%ri是各个显变量对应的因子载荷量； k 是满意度显变量的个数。在实际计算中，各国满意度指数一般都采用调查表中的最大值代替各显变量的最大值，采用调查表中的最小值代替各显变量的最小值。
（2）村庄治理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指数计算公式：
以因子旋转后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见表三）占4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数计算各因子满意度的加权平均数，得出综合因子满意度： S =0.59€%`1 + 0.196€%`2 + 0.124€%`3 + 0.09€%`4
綜合因子满意度指数标准计算公式：
S 为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 E［S］为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的期望得分； Min［S］为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的最低得分； Max［S］为质量感知综合因子满意度最高得分。
最低得分、最高得分和期望得分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Min[S]=0.59Min{€%`1}+0.196Min{€%`2}+0.124Min{€%`3}+0.09Min{€%`4}
Max[S]=0.59Max{€%`1}+0.{196Max€%`2}+0.124Max{€%`3}+0.09Max{€%`4}
E[S]=0.59E{€%`1}+0.196{€%`2}+0.124E{€%`3}+0.09E{€%`4}
实证分析结果：
村庄治理满意度指数为：1.11分，此可知村庄治理满意度和村民自治实现程度指数均很低（1分为非常不满意，5分为非常满意）。
五、结论
1、村民自治并未真正实现
实证分析表明从村民感知的角度看，村民自治并未实现，村民自治的状况泾渭分明地分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形式上的村民自治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和落实；另一方面是村民自治权被实质上从村民手中剥离。
（1）形式上的民主全面推广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1945： 66）曾大力称赞美国市镇公民社会，他认为这种发轫于市镇生活的地方自治和民主是民主的精髓与基石。中国的村民自治某种程度上和这种制度设计是契合的。村民自治后村庄形式上具备了某种程度的"自治"权力已经不再是依附于国家政权的下级行政组织。同时以村民选举为基础的的村庄民主建设，使村民具备了对其利益的执行者进行选择、监督的条件，并形式上把村干部的角色转变为社区利益的代言人。
调查显示90%以上的村庄都具备较健全的村民自治机构，超过95%的村民表示村庄定期选举（5%的村民不确定），同时表示村庄设置了村务公开栏的有80%，这些都表明，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的建设已经完成，程序化的村民自治活动已经走上正轨，村民已经具备了参与村务管理的条件。同时调查也表明村干部受到了村民的监督，在被问及"村干部是否受到监督和村务公开是否真实有效时"表示赞同的达到了75%以上，说明村民也具备了监督村干部以保证其代表自身利益的条件。
（2）村民自治权力从村民手中剥离
与形式上民主相对应的是村民自治实际运行中自治的权力并不掌握在村民手中，村干部、村庄精英和乡镇政府采用各种手段从村民手中夺取了村庄治理的权力，把村民自治变成了村民他治。在调研中认为乡镇政府干预选举的超过了80%，而很多村民甚至表示村干部候选人都是乡镇政府预先指定的，这部分人的比例在60%以上，同时村庄精英和村干部操纵选举的现象更是得到了78%的受访村民的肯定，村干部不愿意接受村民监督，村庄的财务政务公开的实质内容也远远低于村民预期，而作为村民自治权力机构的村民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60%的村民认为村民代表大会没有发挥作用）。这些数据表明，村庄治理的权力并没有掌握在村民手中。一方面乡镇政府对农村干预过多，越俎代庖，另一方面村干部也试图剥夺村民自治权，而在这场权力的争夺中，村民一直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无法真正地行使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最终导致村民"自治"走向"他治"。
正如张敏（张敏，2011）所述：村民的自治权利失去了其自治性质成为了"他治"的"权利"，村民自治变为"村民他治"。村庄治理权由乡镇政府或者村庄内少数人把持，村民自治权的公共本性异变为与村民利益对立的私权力，村民自治成为事实上的"村民他治"。因此，今后村民自治的工作应重点放在村民自治权力的落实和保障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2、村干部作风问题是村民对村庄治理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在主成分分析中第一主成分干部作风公共因子权重最高为59%，由此推知干部作风问题是导致村民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调查中，只有25%的村民感知到村干部吸收群众参与决策，而45%的人认为村干部不愿接受监督，41%的人表示冷漠。
村干部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组织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村干部的作风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要对干部作风问题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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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成明，浙江财经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