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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智库如果只知道一味地附和政府和领导的意见，可能在短期内会使领导高兴，但从长期来看，对政府和领导人都是有害的。我认识这么多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他们希望听到最好的意见和最真实的声音，因为这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库恩基金会主席。1989年起，在重组、并购、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科技、媒体、文化、中美关系、外交事务和国际传播等方面为中国政府担任义务顾问。
曾编辑和撰写了《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英文版,2009)(How China’s Leaders Think)等25部著作，讲述并撰写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高层领导人思想与政策的文章，是第一位对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进行专题讲演的外国人。
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致力于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2009年11月，于北京东方君悦酒店接受本刊专访。
中国报道：您如何理解智库这个概念?库恩基金会在中国有哪些项目?
库恩：智库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最早从军队发源，一开始做一些政策支持的工作。随着国家安全这个概念逐渐增强，智库的内涵不断扩大，并逐渐开始研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
库恩基金会的项目遍布全球，主要侧重三个方向：一是促进对科学的了解和讨论，例如前沿科学的意义和运用；二是进行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古典音乐方面，曾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过很多项目；三是集中于对中国的研究。
库恩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首先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交流。我曾经组织了中美媒体高层论坛，邀请中美重要媒体高层面对面进行交流。第二是和中国社科院进行合作。2007年，我协助中国社科院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金融蓝皮书》，第一次把中国的金融业和银行业介绍给西方。第三是加强科技方面的合作。库恩基金会曾与美国的科学促进会、中国科协联合主办了一个关于科学道德和责任的论坛，探讨科学领域如何防止欺骗和伪造数据、抄袭等问题，以促使中国清除这些阻礙科学发展的因素。
此外，基金会还通过慈善来帮助和促进中国慈善和人道事业的发展。我的妻子朵拉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我们在中国举办了多场演奏会，把所得收入全部捐给中国的慈善总会。
中国报道：今年7月，中国主办了首届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布鲁金斯学会等全球知名的智库参加。您怎么看待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和下一步中国智库发展的方向?
库恩：毫无疑问，智库可以帮助中国发展。传统上，中国政府不让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过程，因为担心失去控制。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政府自信心的不断增强，以及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增强，中国政府也希望有非政府组织来参与决策，因为独立的调查和思考对政府执政有非常好的补充作用。所以，发展智库的趋势应继续得到加强，同时也应允许有不同研究方向和政见的智库发展。正是在彼此互相讨论和辩论中，政府才能看到哪种政策最适合中国发展。
中国报道：美国智库的运作方式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库恩：首先，美国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智库，大多集中于研究政治和经济问题，研究方向分为左翼和右翼。左翼主要研究一些政府项目，右翼则主要研究私营和私人项目。但二者都能吸引不同的学者参与。互相讨论和辩论的方法也能促进最好的观点产生，而这最终将服务于美国政府。中国智库也应进行多元化发展。
第二，美国智库和政府的人员是双向流动的，不少智库人员会从政，然后从政府出来，再回到智库。这在保持政府活力的同时，可以给政府带来不同的声音和理念。相比于政府工作人员，智库专家不受当前政策约束，思想更加自由。这种双向流动机制对于政府和智库都是有好处的。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政府换届后，原来的部分政府官员会失业，他们回到智库，然后又可以从智库回来。中国则是一党执政体制，政府人员流动相对不自由。但中国还是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促使政府和智库的人员流动更加自由，一些学者型的官员适时也可以进入智库做研究。
第三，专业化发展非常重要，需要有不同的智库对特定的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在美国，主要的智库都是研究经济政策，但也有研究医疗卫生、能源等其他方面的专业领域。中国也应鼓励智库在不同领域进行研究，尤其是在司法和法律领域，这对于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将会非常有帮助。
中国报道：在促进智库人员和政府人员的流动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库恩：曾培炎副总理退休后，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原来很多领导人在退休以后就完全消失了，一点都不活跃，现在逐渐有了变化。曾培炎成立了这样一个智库，而江泽民则和一些学者一起工作，并撰写了能源和IT方面的两本著作。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在退休后会进入智库，或者持续做研究。此外，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鼓励学术背景深厚的学者型官员，在职业生涯中期，就从政府出来进入智库。
中国报道：中国目前有两大类智库：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对此社会普遍的评价是：官方智库在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问题上，前瞻性研究并不能令人满意；民间智库的很多独立学者，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因资金等各种因素限制，发展状况堪忧。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库恩：中国智库的发展还需要时间，但已经看到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过去，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智库和研究机构，所有官方智库不允许提出新的观点，政府强加给他们很多观点，他们再进行合理的解释，比如说社科院。但现在，社科院可以提出一些原创性的观点，进行原创性的研究。
所以，可以把中国智库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允许官方智库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独立研究；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个人财富不断累积，希望中国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社会团体资助独立智库在多领域进行研究。
其实，中国的智库如果只知道一味地附和政府和领导人的意见，可能在短期内会使领导人高兴，但从长期来看，对政府和领导人都是有害的。从我认识的这么多高层领导人来看，他们非常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也希望听到最好的意见和声音，因为这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
中国报道：像社科院这样的官方智库，从附和领导到能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这种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库恩：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领导人需要更多的智慧帮助。
中国报道：您是否接触过中国的民间智库?
库恩：目前还没有。我个人接触最多的就是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科协。我希望未来能和更多的民间智库进行交流。在中国调研时，我并不在意合作方是政府智库还是民间智库，只要研究水平足够高，我就愿意和他们交流。
中国报道：如果有中国的民间智库愿意和库恩基金合作，或希望从中寻求资金与项目上的帮助和支持，您会如何选择?您最看重民间智库的哪些素质，比如规模，研究成果影响，还是其他?
库恩：库恩基金会属于我个人的基金会，和很多国外的大型智库机构有所不同，基金会的目的不在于全球拓展和合作。但并不排除未来和民间智库合作的可能。至于合作条件，首先对方的研究课题要吸引我，研究人员的素质要达到领域内最高的水平。
中国报道：您有很多身份，包括科学家、投资人，还有基金会的董事长。库恩基金会强调“永远中立”，而商人和投资者则天然具有趋利性。这些身份会不会有冲突?您如何保持中立?
库恩：美国有个谚语：利益冲突是毒药，但是完全公开就能解毒。在中国，我既是库恩基金会的主席，还是作家，同时也是投资人，人们可能会觉得有利益冲突，我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让公众自己进行判断。
非常欣赏你们的勇气，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在当前中国的发展中，利益冲突也是重要的话题，这涉及到一个制衡的问题。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党派之间互相制衡，利益冲突的风险相对较低。而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有更高的责任、需要更多的机制来防止利益冲突。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的领导人在提倡党内民主和透明化，这样能防止利益冲突。同时，当共产党内部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媒体也应该指出来，媒体的监督非常重要。
中国报道：您采访过中国的很多高官，因此了解到中国很多重要决策的制定过程。在您看来，当前的中国智库，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多大?除去官员个人的智慧和才能，谁在影响中国的决策?
库恩：我在中国20年，对中国领导人的执政方式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也看到他们的执政方式在20年中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决策过程都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和中国下一代领导人，也就是十八大将要选举出的领导人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他们非常乐于见到智库和独立学者提出自己的创见，也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他们与智库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甚至会达到美国或西方智库的水平。我期待有更多中国的媒体关注智库话题。
(感谢曹磊先生的协助。)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库恩基金会主席。1989年起，在重组、并购、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科技、媒体、文化、中美关系、外交事务和国际传播等方面为中国政府担任义务顾问。
曾编辑和撰写了《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英文版,2009)(How China’s Leaders Think)等25部著作，讲述并撰写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高层领导人思想与政策的文章，是第一位对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进行专题讲演的外国人。
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致力于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2009年11月，于北京东方君悦酒店接受本刊专访。
中国报道：您如何理解智库这个概念?库恩基金会在中国有哪些项目?
库恩：智库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最早从军队发源，一开始做一些政策支持的工作。随着国家安全这个概念逐渐增强，智库的内涵不断扩大，并逐渐开始研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
库恩基金会的项目遍布全球，主要侧重三个方向：一是促进对科学的了解和讨论，例如前沿科学的意义和运用；二是进行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古典音乐方面，曾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过很多项目；三是集中于对中国的研究。
库恩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首先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交流。我曾经组织了中美媒体高层论坛，邀请中美重要媒体高层面对面进行交流。第二是和中国社科院进行合作。2007年，我协助中国社科院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金融蓝皮书》，第一次把中国的金融业和银行业介绍给西方。第三是加强科技方面的合作。库恩基金会曾与美国的科学促进会、中国科协联合主办了一个关于科学道德和责任的论坛，探讨科学领域如何防止欺骗和伪造数据、抄袭等问题，以促使中国清除这些阻礙科学发展的因素。
此外，基金会还通过慈善来帮助和促进中国慈善和人道事业的发展。我的妻子朵拉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我们在中国举办了多场演奏会，把所得收入全部捐给中国的慈善总会。
中国报道：今年7月，中国主办了首届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布鲁金斯学会等全球知名的智库参加。您怎么看待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和下一步中国智库发展的方向?
库恩：毫无疑问，智库可以帮助中国发展。传统上，中国政府不让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过程，因为担心失去控制。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政府自信心的不断增强，以及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增强，中国政府也希望有非政府组织来参与决策，因为独立的调查和思考对政府执政有非常好的补充作用。所以，发展智库的趋势应继续得到加强，同时也应允许有不同研究方向和政见的智库发展。正是在彼此互相讨论和辩论中，政府才能看到哪种政策最适合中国发展。
中国报道：美国智库的运作方式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库恩：首先，美国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智库，大多集中于研究政治和经济问题，研究方向分为左翼和右翼。左翼主要研究一些政府项目，右翼则主要研究私营和私人项目。但二者都能吸引不同的学者参与。互相讨论和辩论的方法也能促进最好的观点产生，而这最终将服务于美国政府。中国智库也应进行多元化发展。
第二，美国智库和政府的人员是双向流动的，不少智库人员会从政，然后从政府出来，再回到智库。这在保持政府活力的同时，可以给政府带来不同的声音和理念。相比于政府工作人员，智库专家不受当前政策约束，思想更加自由。这种双向流动机制对于政府和智库都是有好处的。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政府换届后，原来的部分政府官员会失业，他们回到智库，然后又可以从智库回来。中国则是一党执政体制，政府人员流动相对不自由。但中国还是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促使政府和智库的人员流动更加自由，一些学者型的官员适时也可以进入智库做研究。
第三，专业化发展非常重要，需要有不同的智库对特定的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在美国，主要的智库都是研究经济政策，但也有研究医疗卫生、能源等其他方面的专业领域。中国也应鼓励智库在不同领域进行研究，尤其是在司法和法律领域，这对于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将会非常有帮助。
中国报道：在促进智库人员和政府人员的流动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库恩：曾培炎副总理退休后，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原来很多领导人在退休以后就完全消失了，一点都不活跃，现在逐渐有了变化。曾培炎成立了这样一个智库，而江泽民则和一些学者一起工作，并撰写了能源和IT方面的两本著作。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在退休后会进入智库，或者持续做研究。此外，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鼓励学术背景深厚的学者型官员，在职业生涯中期，就从政府出来进入智库。
中国报道：中国目前有两大类智库：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对此社会普遍的评价是：官方智库在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问题上，前瞻性研究并不能令人满意；民间智库的很多独立学者，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因资金等各种因素限制，发展状况堪忧。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库恩：中国智库的发展还需要时间，但已经看到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过去，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智库和研究机构，所有官方智库不允许提出新的观点，政府强加给他们很多观点，他们再进行合理的解释，比如说社科院。但现在，社科院可以提出一些原创性的观点，进行原创性的研究。
所以，可以把中国智库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允许官方智库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独立研究；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个人财富不断累积，希望中国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社会团体资助独立智库在多领域进行研究。
其实，中国的智库如果只知道一味地附和政府和领导人的意见，可能在短期内会使领导人高兴，但从长期来看，对政府和领导人都是有害的。从我认识的这么多高层领导人来看，他们非常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也希望听到最好的意见和声音，因为这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
中国报道：像社科院这样的官方智库，从附和领导到能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这种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库恩：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领导人需要更多的智慧帮助。
中国报道：您是否接触过中国的民间智库?
库恩：目前还没有。我个人接触最多的就是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科协。我希望未来能和更多的民间智库进行交流。在中国调研时，我并不在意合作方是政府智库还是民间智库，只要研究水平足够高，我就愿意和他们交流。
中国报道：如果有中国的民间智库愿意和库恩基金合作，或希望从中寻求资金与项目上的帮助和支持，您会如何选择?您最看重民间智库的哪些素质，比如规模，研究成果影响，还是其他?
库恩：库恩基金会属于我个人的基金会，和很多国外的大型智库机构有所不同，基金会的目的不在于全球拓展和合作。但并不排除未来和民间智库合作的可能。至于合作条件，首先对方的研究课题要吸引我，研究人员的素质要达到领域内最高的水平。
中国报道：您有很多身份，包括科学家、投资人，还有基金会的董事长。库恩基金会强调“永远中立”，而商人和投资者则天然具有趋利性。这些身份会不会有冲突?您如何保持中立?
库恩：美国有个谚语：利益冲突是毒药，但是完全公开就能解毒。在中国，我既是库恩基金会的主席，还是作家，同时也是投资人，人们可能会觉得有利益冲突，我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让公众自己进行判断。
非常欣赏你们的勇气，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在当前中国的发展中，利益冲突也是重要的话题，这涉及到一个制衡的问题。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党派之间互相制衡，利益冲突的风险相对较低。而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有更高的责任、需要更多的机制来防止利益冲突。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的领导人在提倡党内民主和透明化，这样能防止利益冲突。同时，当共产党内部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媒体也应该指出来，媒体的监督非常重要。
中国报道：您采访过中国的很多高官，因此了解到中国很多重要决策的制定过程。在您看来，当前的中国智库，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多大?除去官员个人的智慧和才能，谁在影响中国的决策?
库恩：我在中国20年，对中国领导人的执政方式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也看到他们的执政方式在20年中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决策过程都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和中国下一代领导人，也就是十八大将要选举出的领导人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他们非常乐于见到智库和独立学者提出自己的创见，也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他们与智库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甚至会达到美国或西方智库的水平。我期待有更多中国的媒体关注智库话题。
(感谢曹磊先生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