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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上午，《投资者报》记者接通原中德证券CEO王仲何的电话时，远在香港的他对于在中德证券的任职，有点怅然若失。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曾经身为合资券商典范的中德证券为何遭遇高层动荡，他不置可否，“已经离开了，在忙于新事业，不好评论。”
但末了，就要挂上电话时，他发出了如此感慨：“对于个人，这是一笔好的经验财富。对于公司来说，要选好自己的路，最重要的是股东怎么想，怎么才能有益于未来发展。”
王仲何的只言片语透露出，合资券商双方股东的矛盾终究没有调和。
今年6月份，在中德证券股东双方争斗中，本土股东占了上风，王仲何、费翔等外方股东派来的高层则不得不出走。中德证券的高层变动，导致人心浮动。今年以来，中德证券仅有一单IPO，而去年的IPO项目高达7个，被认为是当年市场中的“黑马”。
事实上，类似中德证券这样中外文化的冲突，在各家合资券商或多或少都存在。
正因为存在各种矛盾，相比国内券商，大部分合资券商不得不惨淡经营。
人事动荡频现
中德的故事在第一创摩根大通证券公司（下称“一创摩根”）也在上演。
今年9月30日才获得承销资格的一创摩根，正在面临人员流失的困扰。
10月13日，北玻股份发布更换保荐人公告，原第一创业的保荐人艾民、陈作为，没有随第一创业团队平移至新合资公司一创摩根，已于9月30日选择离职。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信息，两人目前已经到世纪证券任职。
艾民早在2003年就进入第一创业，曾经保荐上市过碧水源、新旺达、荣盛发展、北玻股份，是第一创业老资格的保荐人，离职前担任过投行、收购兼并部的董事总经理、总经理。陈作为在第一创业的级别低一级，为投行、收购兼并总部的董事总经理。
早在两人之前，7月份，还有一位保荐人姜杰选择了离开，新东家是湘财证券。
另有知情人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已经进入合资公司的原第一创业证券副总裁周俊也打算离职。不过周俊本人向记者否认了离职传闻，称仍在合资公司任职。证券业协会的人员信息也显示，周俊为一创摩根员工。
上述知情人士还告诉记者，除了周俊，公司内还有一些人有离职的打算，但没有传闻中多达四五十人那么夸张。
该人士还表示，目前离职仅是个人问题，不关乎中外股东经营，一创摩根自签署备忘录到正式获得投行资格，两方股东早已经过长时间的磨合。
“保荐人离职是正常的现象，我每个星期还会接到猎头五六通电话。”一创摩根的一位保荐人告诉记者。一创摩根保荐人团队多达22人，几个保荐人离职对公司业务来说不会动摇根本，但不得不承认，离职风还是会给公司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相比之下，财富里昂证券的变动更为剧烈。
今年6月初，公司的保代人数为11人，而到11月仅剩6人，半数人员离职。
离职的保荐人有江岚、成曦、郁浩、高俊和李丹。他们的去向分别是国金证券、国泰君安、江海证券、国金证券和西部证券。
人员纷纷流失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合资券商在大力挖角。
典型的是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原华鑫证券投行业务落后，在77家证券公司排名36位，能直接上手的保荐人数量较少，只能寄望于挖角。
公司目前有7位保荐人：周文昊、杨虎进、陈鹏宇、于竑、韩志科、周磊、贺新，其中后3位保荐人就是从外部券商招聘而来。
其他合资券商保荐人队伍比较稳定。瑞银证券、高盛高华、瑞信方正、海际大和、华英证券等5家券商保荐人，今年都没有离职的例子发生。
5家合资券商无IPO
和上述人事变动相一致的是，多数券商在经营上没有多少出色的地方。
截至11月22日，高盛高华、瑞信方正、财富里昂，再加上刚加盟合资券商队伍的大摩华鑫和一创摩根，5家券商今年以来在IPO项目上颗粒无收。
华英证券在6月份开业后不久就宣布完成首单IPO业务，此后就没有新项目上马。其承销的龙力生物金额为10亿元，获得保荐费用6511万元。
中金公司、中德证券、海际大和也仅有一单业务。中金公司则同瑞银证券共同承销新华保险，目前正在进行路演，如果没有年底的新华证券，今年中金公司在IPO项目上，可能也颗粒无收。中德证券和海际大和的保荐费用则为6149万元、4150万元。
其中，中德证券是最“昙花一现”的券商。
2010年，7个IPO项目成功上市，使中德证券成为当年最耀眼的合资券商，而进入今年，则成了另一番样子，仅获得了华锐风电的主承销业务。
瑞银证券保荐的项目最多，有三家，分别是比亚迪、庞大集团，还有即将发行的新华保险，由于筹集资金巨大，两单业务的收入就有2.7亿元的承销保荐费用。
不过这两家公司在上市后首份半年报中却上演“大变脸”，使得瑞银证券的保荐能力受到市场的质疑。两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88.62%和36.19%，在今年上半年上市的中小板和主板公司中，净利润降幅分别位列第一名和第三名。
由于一些外资股东在债券市场有强势地位，因此某些券商的债券承销成为合资券商突围的一个亮点。譬如瑞银证券承销了14单债券业务，发行规模为255.5亿元，收入大致有3亿元。中金公司也同样承销了14只债券，发行规模为672.5亿元，收入估算大概有8.7亿元。中德证券的债券承销实力也不差，7单发行规模达到212亿元，承销费用大约能拿到2.7亿元。
瑞信方正和高盛高华债券承销的数量分别为6只、3只，其他合资券商则没有能力承销债券。即使加上债券收入，和日进斗金的国内券商相比，多数合资券商发展相对缓慢，经营仍然惨淡。
股东分歧是主因
近两年新成立的合资券商，都在开业之初信誓旦旦地说，不走老路，但又好似有某种魔力般，纷纷被扯入曾经走过的历史年轮：中外股东文化冲突最终难以调和。
“从第一创业到一创摩根，很容易感受到两类券商的差异。”上述保荐人如此告诉记者。
譬如，合资券商和国内券商的运营体制不一样。合资券商一般是按照传统的国际惯例——“大一统”方式来管理项目，而国内券商主要采用以项目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在他看来，两种项目运行体制各有利弊，项目制能够激发各项目组成员的积极性，实现更多的盈利。合资券商，一般来说不缺项目，实行“大一统”的方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
“对于有资历、有资源的保荐人来说，项目制的诱惑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资格的保荐人会选择离职。”上述保荐人说，在新成立的三家合资券商中，华英证券、一创摩根两家券商的团队主要是从原有单位平移过来，因此外方股东如果将外资文化强加进来，会不可避免地让原有团队感到不适。
他还提到国内并不是所有券商都实行项目制，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就是采用“大一统”的方式。国内投行多实行项目制，由于这两年主要是做中小企业项目，采用项目制，推进比较快一点。
中外股东的分歧，还表现在争夺主动权上。按照出资比例来说，中外股东2：1，理应中资股东占主导，但是在合作中，外方股东普遍比较强势，这也是他们挑选的合作方多是实力不强的中小型券商的原因。
中德证券双方股东山西证券和德意志银行“蜜月期”结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证券认为公司上市的项目多是其过去存储的项目，理应由山西证券掌权，获得更多公司权益。但是德意志银行方面则认为，如果没有外资股东的品牌形象，中德证券投行业务不会发展那么迅速，理应外方占主导。
两方斗争的结果是，外方股东派驻的管理层出走，由山西证券推荐的姜培兴担任新CEO。
中外股东还存在一个分歧，对于盈利的追求不同，外资股东更注重平台建设、外部形象，这需要长时间可能才有回报；而中方股东更注重短期利益，希望合资几年就有回报，因此在某些措施方面就产生了矛盾。
“这些矛盾，是双方不同体制、制度、背景的产物，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怎么去克服它，而不是仅停留在战略层面上。”华英证券中方股东国联证券董事长雷建辉曾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双方只有相互尊重，抱有共同的目标，很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但是他也承认：“双方股东克服矛盾、分歧，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曾经身为合资券商典范的中德证券为何遭遇高层动荡，他不置可否，“已经离开了，在忙于新事业，不好评论。”
但末了，就要挂上电话时，他发出了如此感慨：“对于个人，这是一笔好的经验财富。对于公司来说，要选好自己的路，最重要的是股东怎么想，怎么才能有益于未来发展。”
王仲何的只言片语透露出，合资券商双方股东的矛盾终究没有调和。
今年6月份，在中德证券股东双方争斗中，本土股东占了上风，王仲何、费翔等外方股东派来的高层则不得不出走。中德证券的高层变动，导致人心浮动。今年以来，中德证券仅有一单IPO，而去年的IPO项目高达7个，被认为是当年市场中的“黑马”。
事实上，类似中德证券这样中外文化的冲突，在各家合资券商或多或少都存在。
正因为存在各种矛盾，相比国内券商，大部分合资券商不得不惨淡经营。
人事动荡频现
中德的故事在第一创摩根大通证券公司（下称“一创摩根”）也在上演。
今年9月30日才获得承销资格的一创摩根，正在面临人员流失的困扰。
10月13日，北玻股份发布更换保荐人公告，原第一创业的保荐人艾民、陈作为，没有随第一创业团队平移至新合资公司一创摩根，已于9月30日选择离职。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信息，两人目前已经到世纪证券任职。
艾民早在2003年就进入第一创业，曾经保荐上市过碧水源、新旺达、荣盛发展、北玻股份，是第一创业老资格的保荐人，离职前担任过投行、收购兼并部的董事总经理、总经理。陈作为在第一创业的级别低一级，为投行、收购兼并总部的董事总经理。
早在两人之前，7月份，还有一位保荐人姜杰选择了离开，新东家是湘财证券。
另有知情人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已经进入合资公司的原第一创业证券副总裁周俊也打算离职。不过周俊本人向记者否认了离职传闻，称仍在合资公司任职。证券业协会的人员信息也显示，周俊为一创摩根员工。
上述知情人士还告诉记者，除了周俊，公司内还有一些人有离职的打算，但没有传闻中多达四五十人那么夸张。
该人士还表示，目前离职仅是个人问题，不关乎中外股东经营，一创摩根自签署备忘录到正式获得投行资格，两方股东早已经过长时间的磨合。
“保荐人离职是正常的现象，我每个星期还会接到猎头五六通电话。”一创摩根的一位保荐人告诉记者。一创摩根保荐人团队多达22人，几个保荐人离职对公司业务来说不会动摇根本，但不得不承认，离职风还是会给公司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相比之下，财富里昂证券的变动更为剧烈。
今年6月初，公司的保代人数为11人，而到11月仅剩6人，半数人员离职。
离职的保荐人有江岚、成曦、郁浩、高俊和李丹。他们的去向分别是国金证券、国泰君安、江海证券、国金证券和西部证券。
人员纷纷流失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合资券商在大力挖角。
典型的是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原华鑫证券投行业务落后，在77家证券公司排名36位，能直接上手的保荐人数量较少，只能寄望于挖角。
公司目前有7位保荐人：周文昊、杨虎进、陈鹏宇、于竑、韩志科、周磊、贺新，其中后3位保荐人就是从外部券商招聘而来。
其他合资券商保荐人队伍比较稳定。瑞银证券、高盛高华、瑞信方正、海际大和、华英证券等5家券商保荐人，今年都没有离职的例子发生。
5家合资券商无IPO
和上述人事变动相一致的是，多数券商在经营上没有多少出色的地方。
截至11月22日，高盛高华、瑞信方正、财富里昂，再加上刚加盟合资券商队伍的大摩华鑫和一创摩根，5家券商今年以来在IPO项目上颗粒无收。
华英证券在6月份开业后不久就宣布完成首单IPO业务，此后就没有新项目上马。其承销的龙力生物金额为10亿元，获得保荐费用6511万元。
中金公司、中德证券、海际大和也仅有一单业务。中金公司则同瑞银证券共同承销新华保险，目前正在进行路演，如果没有年底的新华证券，今年中金公司在IPO项目上，可能也颗粒无收。中德证券和海际大和的保荐费用则为6149万元、4150万元。
其中，中德证券是最“昙花一现”的券商。
2010年，7个IPO项目成功上市，使中德证券成为当年最耀眼的合资券商，而进入今年，则成了另一番样子，仅获得了华锐风电的主承销业务。
瑞银证券保荐的项目最多，有三家，分别是比亚迪、庞大集团，还有即将发行的新华保险，由于筹集资金巨大，两单业务的收入就有2.7亿元的承销保荐费用。
不过这两家公司在上市后首份半年报中却上演“大变脸”，使得瑞银证券的保荐能力受到市场的质疑。两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88.62%和36.19%，在今年上半年上市的中小板和主板公司中，净利润降幅分别位列第一名和第三名。
由于一些外资股东在债券市场有强势地位，因此某些券商的债券承销成为合资券商突围的一个亮点。譬如瑞银证券承销了14单债券业务，发行规模为255.5亿元，收入大致有3亿元。中金公司也同样承销了14只债券，发行规模为672.5亿元，收入估算大概有8.7亿元。中德证券的债券承销实力也不差，7单发行规模达到212亿元，承销费用大约能拿到2.7亿元。
瑞信方正和高盛高华债券承销的数量分别为6只、3只，其他合资券商则没有能力承销债券。即使加上债券收入，和日进斗金的国内券商相比，多数合资券商发展相对缓慢，经营仍然惨淡。
股东分歧是主因
近两年新成立的合资券商，都在开业之初信誓旦旦地说，不走老路，但又好似有某种魔力般，纷纷被扯入曾经走过的历史年轮：中外股东文化冲突最终难以调和。
“从第一创业到一创摩根，很容易感受到两类券商的差异。”上述保荐人如此告诉记者。
譬如，合资券商和国内券商的运营体制不一样。合资券商一般是按照传统的国际惯例——“大一统”方式来管理项目，而国内券商主要采用以项目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在他看来，两种项目运行体制各有利弊，项目制能够激发各项目组成员的积极性，实现更多的盈利。合资券商，一般来说不缺项目，实行“大一统”的方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
“对于有资历、有资源的保荐人来说，项目制的诱惑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资格的保荐人会选择离职。”上述保荐人说，在新成立的三家合资券商中，华英证券、一创摩根两家券商的团队主要是从原有单位平移过来，因此外方股东如果将外资文化强加进来，会不可避免地让原有团队感到不适。
他还提到国内并不是所有券商都实行项目制，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就是采用“大一统”的方式。国内投行多实行项目制，由于这两年主要是做中小企业项目，采用项目制，推进比较快一点。
中外股东的分歧，还表现在争夺主动权上。按照出资比例来说，中外股东2：1，理应中资股东占主导，但是在合作中，外方股东普遍比较强势，这也是他们挑选的合作方多是实力不强的中小型券商的原因。
中德证券双方股东山西证券和德意志银行“蜜月期”结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证券认为公司上市的项目多是其过去存储的项目，理应由山西证券掌权，获得更多公司权益。但是德意志银行方面则认为，如果没有外资股东的品牌形象，中德证券投行业务不会发展那么迅速，理应外方占主导。
两方斗争的结果是，外方股东派驻的管理层出走，由山西证券推荐的姜培兴担任新CEO。
中外股东还存在一个分歧，对于盈利的追求不同，外资股东更注重平台建设、外部形象，这需要长时间可能才有回报；而中方股东更注重短期利益，希望合资几年就有回报，因此在某些措施方面就产生了矛盾。
“这些矛盾，是双方不同体制、制度、背景的产物，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怎么去克服它，而不是仅停留在战略层面上。”华英证券中方股东国联证券董事长雷建辉曾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双方只有相互尊重，抱有共同的目标，很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但是他也承认：“双方股东克服矛盾、分歧，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